9

老拉夫列茨基很久不能原谅儿子的结婚；假如过上半年，伊万·彼得罗维奇能低头认罪，跑来跪在他的脚下，老头儿也许会宽恕他，先把他痛骂一顿，用拐杖揍他几下来吓唬吓唬他，可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在国外逍遥自在，显然是根本不来理会这回事。“住嘴！你敢再提！”只要妻子露出一点儿口风要为儿子求情，彼得·安德烈伊奇就喝道，“他这个狗崽子，我没有诅咒他，他就该一辈子为我祷告上帝才是，要是碰在我死去的爹手里，他不亲手揍死这个混蛋才怪，而且揍得让人心里痛快。”安娜·帕夫洛夫娜听了这样吓人的话，只能暗暗地画十字。至于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妻子，彼得·安德烈伊奇起初连听都不要听；佩斯托夫在给他的信中提到他的儿媳，他在复信中竟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儿媳，还说，他认为有义务提出警告，法律严禁收留逃走的女奴；后来，当他知道添了个孙子，他的心软了，叫人顺便向产妇问好，还给她送去一点儿钱，不过装做并不是他送的。费佳不满周岁，安娜·帕夫洛夫娜得了不治之症。在临终前几天，她已经不能起床，她的黯淡无光的眼睛里胆怯地含着泪水，当着接受她忏悔的牧师的面对丈夫说，她希望和儿媳见上一面，和她告别，并且为小孙儿祝福。伤心的老人安慰了她，立刻派了他自己的马车去接儿媳，第一次称她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带着儿子和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一同来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怕她受人欺侮，说什么也不肯让她只身前来。吓得半死的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走进彼得·安德烈伊奇的书房。奶娘抱着小费佳跟在后面。彼得·安德烈伊奇默默地看了她一眼；她走上前去拿起他的手，她的颤抖的嘴唇在他手上好不容易无声地吻了一下。

“好啊，平步登天的贵族少奶奶，”他终于说，“你好，我们去看看太太吧。”

他站起身来，弯下腰看看费佳，小家伙笑了，把苍白的小手朝他伸过来。老人的心软了。

“啊，”他喃喃地说，“没爹的孩子！你来替你爹向我求情了；我不会不管你的，我的小鸟儿。”

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一走进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房间，就在门边跪下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招手叫她到床前去，拥抱了她，并且为她的儿子祝福，然后，把被残酷的病魔折磨得只剩皮包骨头的脸转向丈夫，想说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什么请求，”彼得·安德烈伊奇说，“你别难受：她要留在我们这儿，为了她的缘故，我也饶恕了万卡。”

安娜·帕夫洛夫娜使劲抓住丈夫的手，把嘴唇贴在上面。当天晚上，她就溘然长逝了。

彼得·安德烈伊奇遵守自己的诺言。他通知儿子，看在他母亲弥留时遗愿的分上，看在小家伙费奥多尔的分上，他恢复他给他的祝福，并且把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留在家里。拨了阁楼上的两个房间给她，让她会见他最尊敬的客人——独眼的斯库列亨旅长和他的妻子；给她两个婢女和一个小僮供她使唤。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辞别了她走了：她讨厌透了格拉菲拉，一天之中就跟她吵了三次。

起初，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处境是痛苦而难堪的；可是，渐渐地她学会了忍气吞声，对公公也习惯了。他也习惯了她，甚至有些喜欢她，虽然他几乎从来不跟她说话，即使在对她和颜悦色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蔑视的神情。最给她气受的是她的大姑子。母亲在世的时候，格拉菲拉就逐步逐步地把全家的大权独揽在手里；全家，从父亲起，个个都得听她的；不得到她的准许，连一块方糖都不能拿；她宁愿死也不愿意让另一个主妇来分她的权力——何况还是这样的主妇！弟弟的婚事，使她比彼得·安德烈伊奇更为恼怒：对这个爬上高枝的女人，她一定要叫她知道厉害，于是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从第一个钟头起就成了她的奴隶。一向腼腆、担惊害怕、温顺而又体弱的她，哪里是那个专横跋扈的格拉菲拉的对手呢？格拉菲拉没有一天不向她提起她往昔的身份，没有一天不夸她没有忘本。不管这些提醒和夸奖是多么令人痛苦，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倒也愿意咽下这口气……但是，他们夺走了她的费佳，这就使她的心碎了。他们借口她管不了孩子的教育，几乎不让她接近他。孩子的教育由格拉菲拉来管，孩子就完全由她支配了。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十分伤心，在给伊万·彼得罗维奇的信中开始恳求他快些回来；彼得·安德烈伊奇也想和儿子见面，但是他在复信中只是一味敷衍，说他感激父亲收留了他的妻子，感谢父亲寄给他的钱，答应不久就回来——结果却不见踪影。一八一二年终于把他召唤回国了。六年的暌离之后初次见面，父子二人拥抱了，对于过去的龃龉甚至绝口不提，而且那时候也顾不上这些：俄罗斯举国上下奋起对敌，他们俩都感到，俄罗斯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彼得·安德烈伊奇给一个后备军团捐献了被服。但是战争结束了，危险过去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又感到无聊起来，他所习惯的、在那里感到如鱼得水的那个遥远的世界又召唤着他。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留不住他：她对他是太无足轻重了。甚至她的希望都未能实现：她的丈夫也认为，把教育费佳的担子委托给格拉菲拉更为相宜。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可怜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也经不住这第二次的别离，几天之后，她就抱恨死去。在她的整整一生中，她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同疾病她也没有作斗争。她已经不能说话，坟墓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她脸上，可是她的面貌仍然表现出忍耐的困惑和一贯的温顺。这时，她眼睛里含着同样默默的柔顺望着格拉菲拉，也像安娜·帕夫洛夫娜临终前在病榻上亲吻彼得·安德烈伊奇的手那样，她把嘴唇贴在格拉菲拉的手上，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托付给格拉菲拉。这个温文善良的人儿就这样结束了她的尘世生涯，就像一棵幼树不知为什么被人从养育它的土壤里拔了出来，立刻被扔在一旁，根部曝晒在太阳下面；它枯萎了，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儿痕印，也没有人为它伤心。为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惋惜的只有她的婢女，此外还有彼得·安德烈伊奇。老人再也看不到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儿，感到惘然若失。“原谅我——永别了，我的温顺的人儿！”在教堂里他最后一次给她行礼的时候，低声说。他流着眼泪把一撮土扔到她的坟上。

他自己也没有比她多活很久——不过五年。他带着格拉菲拉和孙儿去莫斯科，一八一九年冬天在那里静静地死去，遗言嘱咐把他葬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和“马拉莎” 旁边。当时，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巴黎寻欢作乐。他在一八一五年之后不久就退职了。得知父亲的死讯后，他决定回到俄国。需要考虑一下产业的管理，还有费佳，据格拉菲拉的信中说，他已经过了十二岁，是认真抓紧他的教育的时候了。

10

伊万·彼得罗维奇回到俄国来，完全像一个英国人。他那剪短的头发，浆硬的高领，有着多层活领的、豆绿色长裾礼服，一脸不满的神气，生硬而又冷漠的态度，从牙缝里发出的声音，没有表情的、突然发出的笑声，板着的面孔，专谈政治和政治经济问题的谈话，对半生不熟的煎牛排和葡萄酒的嗜好——他身上的一切都散发着大不列颠的味道，似乎全身都充满大不列颠的精神。但是——说来真怪！伊万·彼得罗维奇虽然成了个英国迷，但同时又成了一个爱国者，至少，他自称是爱国者，虽然他对俄国极不了解，他没有一点儿俄国的习惯，讲起俄语来也是怪腔怪调：在日常谈话中，他那没精打采的笨拙的言语里夹杂着法文用语，但是谈话只要涉及重要的话题，他就满口都是诸如“对自我努力予以新的尝试”、“这不符合事情的本质”之类的话。伊万·彼得罗维奇带回来几份有关国家制度与改进的手稿；他对于看到的一切都极为不满——缺乏制度尤其使他大为恼火。和姐姐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她宣称，他打算来个根本的改革，今后，他的一切都要按照新的制度办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只是咬紧牙齿心里想：“这下子，叫我到哪里去呢？”可是当她陪同弟弟和侄儿回到乡下之后，她马上放心了。家中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那批食客和寄生虫立刻被赶了出去；其中苦了两个老婆子——一个瞎子，一个瘫痪，还有一个是攻克奥恰科夫时期的衰老的少校，因为他实在贪吃得惊人，只给他吃黑面包和扁豆。还下了命令，不得接待以前的客人：代替他们的是一个远邻，一位病弱的金发男爵，此人受过极好的教育，却其笨无比。从莫斯科运来了新家具；使用起痰盂，唤人用的小铃、盥洗小桌；早餐时上菜也与以前不同，外国酒代替了伏特加和家酿甜酒，仆人穿上了新号衣，家族纹章上加了一条题词：“ 守法即美德。” 实际上，格拉菲拉的大权丝毫没有削弱：一切的支出和采购照旧由她做主；从国外带来的一个阿尔萨斯的侍仆试图和她较量一下——结果却丢掉了位置，尽管主人袒护他。至于家务和庄园的管理（这些事情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也要插手），尽管伊万·彼得罗维奇一再表示自己的意愿：要给这一团混乱里注入新的生命，——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只是有的赋税反而增加了，劳役加重了，而且农民们有事也不准直接来见伊万·彼得罗维奇：这位爱国者实在太瞧不起自己的同胞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那套制度只有在费佳身上才得到充分的应用：费佳的教育受到“根本的改革”：做父亲的专心致志地来管教他。

11

在伊万·彼得罗维奇归国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费佳一直由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照管。母亲死的时候，他还不满八岁。他不能每天和她见面，却非常爱她：对于她的记忆，她那平静苍白的脸，忧郁的眼神和那怯生生的爱抚，都永久铭记在他心头；但是他也模糊地懂得她在家中的地位；他感觉到在他和她之间有着一道她所不敢也不能冲破的樊篱。他怕见父亲，父亲也从不爱抚他。祖父偶尔还摸摸他的小脑袋，让他吻自己的手，然而叫他小怪物，当他是一个小傻瓜。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一死，姑姑就完全掌握了他。费佳怕她，怕她那双目光锐利的、发亮的眼睛和她那刺耳的声音；在她面前他不敢吭声，往往他在椅子上只要稍微动一下，她马上就厉声喝道：“往哪儿去？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每星期天，做完午祷，准许他去玩一会儿，那就是，给他一本厚厚的、内容深奥的书，是一位马克西莫维奇·安博季克的著作，书名《象征与图谱》。书里大约有上千幅图画，大部分都非常费解，五种文字的说明也是同样地费解。这些图画里面，多数是肥胖的裸体爱神。其中一幅题名《番红花与彩虹》，说明是：《影响最大》；对着它的那一幅上画着《衔着紫罗兰的飞鹭》，说明是：《它的要点你知道》，另一幅《爱神与舐幼子的母熊》，说明是：《慢慢来》。费佳把这些画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对于它们的详情细节，都快背得出了。其中有几幅——总是同样的那几幅——引起他的沉思，刺激他的想象；此外他就没有任何娱乐。到了他应该学习语文和音乐的时候，格拉菲拉就花很少的钱给他雇用了一个生着兔子眼睛的瑞典老处女，她法语和德语都讲得很糟，勉强会弹弹钢琴，可是，腌起黄瓜来却是拿手。费佳跟着这位女教师、姑姑和老女仆瓦西里耶夫娜在一起，度过了整整四个年头。他常常捧着他的那本《图谱》坐在角落里——坐着……坐着，低矮的屋子里散发着天竺葵的气味。一支油脂蜡烛黯淡地燃点着，一只蟋蟀好像感到寂寞似的单调地叫着，墙上的小挂钟匆匆地嘀嗒嘀嗒地响着，一只耗子在糊墙纸后面悄悄地刨着，咬啮着；而三位老处女，就像三位命运女神一样，默默地、迅速地拨动着织针，她们的手的影子在半明半暗之中时而闪过，时而奇怪地抖动；一些奇怪的、同样阴暗的思想也纷纷麇集在孩子的头脑里。没有人会叫费佳是个漂亮的孩子：他的面色相当苍白，然而很胖，四肢不匀称，笨手笨脚——照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说法，——是个地道的乡巴佬；其实，如果让他常到外面去多见见阳光，他脸上的苍白很快就会消失。他学习得相当不错，不过常常要偷懒；他从来不哭，可是有时他那古怪的牛脾气要是发作起来，那时谁也拿他没有办法。周围的人，他一个也不爱……一颗从小就不知道爱的滋味的心，是痛苦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儿子就是这个样子。他抓紧时间，立即对儿子实行他的制度。“首先，我要把他教育成一个人，人，”他对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说，“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斯巴达人。”伊万·彼得罗维奇实行自己的意图，第一步是让儿子穿上苏格兰服装，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就裸露着小腿，舒适的帽子上插一根翎毛，一位熟谙体操的年轻瑞士人代替了瑞典老处女；音乐不是男子汉该学的玩意儿，这门功课干脆永远取消；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木工（是按照卢梭的主张）；还有纹章学，是为了培养骑士的尚武思想感情，——这些就是这个未来的“人”必须学习的课程；清晨四点钟他就被叫起来，马上用冷水冲一冲身子，就被逼着拉住一根绑在高柱上的绳子，围绕着柱子奔跑；他每天只能吃一餐，只有一道菜，他得骑马射箭，一有适当的机会，就要依照父亲的榜样，锻炼坚强的意志；每天晚上要在一本专用的本子上记下一天所做的事和他的体会；至于伊万·彼得罗维奇呢，他用法语给儿子写下训言，在训言中称他为我儿和您。费佳虽然用俄语称呼父亲：“你”，但是在他面前却不敢坐下。“制度”把孩子弄糊涂了，脑子里一团混乱，精神受到压抑；然而，新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健康却起了良好的效果：刚开始他生了一场热病，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父亲颇为得意，用自己的奇怪的语言称他：“自然之子，我的杰作。”费佳年满十六岁时，伊万·彼得罗维奇认为有义务及早给他激起对女性的蔑视——结果，这位年轻的、心里还怀着胆怯的斯巴达人，嘴上刚长出茸毛，浑身充满精力和热情，却已经竭力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冷漠而粗暴的样子。

这时候，光阴流逝。一年之中，伊万·彼得罗维奇多半时间在他祖传的主要庄园拉夫里基度过，冬天就只身去莫斯科，住在小饭店里，频繁地去俱乐部，在人家的客厅里高谈阔论，阐说自己的种种计划，举止之间表现出比任何时候都像一个英国派，像一个牢骚满腹的政治家。可是一八二五年到来了，随着带来了重重苦难。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熟人和友好都受到严峻的考验。伊万·彼得罗维奇赶紧避往乡间，闭门不出。又过了一年，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身体不行了，他突然消瘦，变得虚弱起来，一蹶不振了。这个自由思想者——竟开始去教堂，还请牧师来做祈祷；这个欧化的人——竟然洗起蒸汽浴，两点钟吃午饭，九点钟上床，让一个老家人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常来给他催眠；这位政治家——竟把自己全部的计划和来往信件都付之一炬，在省长面前战战兢兢，见了县警察局长都要巴结奉承；这个意志坚强的人——竟会因为长了脓疮而啜泣，因为给他端来的汤不热而诉苦。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重又掌握起全家的大权；管家们、村长们、普通的庄稼人，又开始从后门进来见“老泼妇”（仆人们给她起的外号）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变化使儿子大为震惊；他已经十九岁了，他开始思考问题，要从压制着他的巨掌下摆脱出来。他原先已经发现父亲的言行不一，嘴里奢谈着自由主义的理论，行动上却是冷酷狭隘的专制主义，但是他绝没有料到会来这样一个突变。冥顽不灵的利己主义者竟突然原形毕露了。年轻的拉夫列茨基正准备去莫斯科进大学，可是一个新的灾难竟像晴天霹雳似的临到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头上：在一天之内，他双目失明了，无可挽救地失明了。

他不相信俄国医生的医道，想方设法申请出国就医。他的请求被驳回了。于是，他就带着儿子整整三年走遍了整个俄国，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到处求医。他既没有胆量，又没有耐性，把医生们、他的儿子和仆人都弄得束手无策。回到拉夫里基，他完全成了一个废物，成了一个好哭任性的孩子。痛苦的日子来了，全家都为他受罪。伊万·彼得罗维奇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才能安静，他从来没有这么馋，吃得这么多过；剩下的时间，他自己既不得安宁，也不让别人安宁。他祈祷，怨天尤人，骂自己，骂政治，骂政治制度，骂他从前吹嘘和夸耀过的一切，骂他从前逼着儿子奉为典范的一切；他一再说他什么都不相信，说完又祷告起来；他连片刻的孤独都不能忍受，要求家人们不分昼夜地陪着他坐在他的圈椅旁边，给他讲故事，可是他又不时打岔，喊着：“你们都是撒谎——简直是胡扯！”

最受罪的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他少了她简直不行——她也始终满足病人的种种任性的要求，虽然她有时不能立即回答他问的话，免得自己的语调里会流露出她的满腔怨恨。就这样，他又拖了两年，终于在五月初死去。那一天，他被抬到阳台上晒太阳。“格拉莎，格拉什卡！我要清汤，我要清汤，你这个老傻……”他的僵硬的舌头嘟嘟哝哝地说，最后一个字没有说完，他就永远地沉默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刚从仆人手里接过一碗清汤，这时她望了望弟弟的脸，愣住了，慢慢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默默地走开。当时在场的儿子也是一言不发，倚着阳台的栏杆，久久地凝视着花园。花园里芳香扑鼻，满目青翠，在春天金色的阳光下绚烂夺目。他已经二十三岁了。这二十三个年头是多么可怕、多么迅速地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现在，生活在他面前展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