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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坐在富勒顿太太家后门的台阶上跟富勒顿太太讲话——实际上是听富勒顿太太讲话。富勒顿太太卖鸡蛋。玛丽来付鸡蛋的钱，她正要去参加伊迪丝家戴比的生日派对。富勒顿太太不去别人家，也不邀请别人去她家，不过，一旦有了生意往来做托词，她也喜欢说说闲话。玛丽意识到自己在刺探邻居的生活，就像当年刺探奶奶外婆姑妈姨妈们的生活一样——假装自己知之甚少，要她们讲述自己已经听过的故事；于是，记忆中的事件每次都呈现出细微的差别：每次的内容、意义、情趣都略为不同，却都有一种不折不扣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常附着在至少部分已成为传奇的事物上。她几乎已经忘了有些人的生活能被如此看待。她不再跟很多老人交谈。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过着跟她一样的生活，过去尚未被条分缕析，也无法确定现下该不该郑重对待这件事或那件事。富勒顿太太就没有这类疑虑或问题。比方说，某个夏日，当富勒顿先生那宽厚的无忧无虑的背影消失在了路上，一去不返，这让人怎么能不认真对待呢？
“我不知道这回事，”玛丽说，“我一直以为富勒顿先生去世了。”
“跟我比起来，他离死还远着呢。”富勒顿太太说道，身子坐得笔直。一只普利茅斯洛克鸡无畏地从最底层的台阶前走过，玛丽的小儿子，丹尼，起身小心地追了上去。“他只不过踏上了自己的旅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去了北边，也许去了美国，我不清楚。可是他没死。我有感觉。他也不老，你知道的，没我这么老。他是我的第二任丈夫，更年轻些。我从没隐瞒过这一点。在富勒顿先生出现之前，我买下这个地方，养育我的孩子，埋葬了我的第一任丈夫。哦，有一次去邮局，我们一起站在窗口前，我走过去把一封信投进邮筒，钱包落在了身后，富勒顿先生跟着我转身离开，小姑娘喊住他，她说，嗨，你妈妈忘了她的钱包！”
玛丽微笑，以此回应富勒顿太太那让人觉得不可靠的尖声大笑。富勒顿太太老了，如她自己所说——比你以为的更老，尽管她的头发依然蓬松乌黑，她的穿着邋遢里带着喜庆，廉价商店买来的胸针别在她散了线的毛衣上。是她的眼睛出卖了她的年龄。她的眼眸黑如李子，透出一股毫无生气的柔光，万事万物沉陷其中，而那双眼睛永远不变。她脸上的生机集中在鼻子和嘴巴上，这两个器官总是抽搐着，扑棱着，把她的脸颊往下拉扯出深刻而痛苦的线条。每星期五，她四处兜售鸡蛋时，会把头发做成卷，用一束木棉花扎起上衣，在嘴上抹口红，一抹细长而突兀的红；不让新邻居在她身上看到任何可悲的属于老妇人的凌乱。
“以为我是他妈，”她说，“我不介意。我痛快地大笑了一通。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她说，“夏日里的一天，他下班了。他架起梯子，爬上我的黑樱桃树帮我摘樱桃。我出来晾衣服，看见一个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的男人，他从我丈夫手里接下装樱桃的桶。他还毫不客气、毫不犹豫地坐下来从我的桶里拿樱桃吃。那是谁，我问我丈夫。他说，只是个路人。我说，如果他是你的朋友，我欢迎他留下来吃晚饭。他说，你说什么呢，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于是我也没再说什么。富勒顿先生过去跟他讲话，吃着我本打算做馅饼的樱桃，但那个家伙跟谁都会攀谈，无论对方是流浪汉还是信仰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徒，不管是谁——不必有何意义。”
“那个家伙离开半个小时后，”她说，“富勒顿先生穿着他的褐色夹克、戴着帽子也出门了。我得去市中心会一个人，他说。你要去多久，我问。哦，不久。就这样，他走上那条路，走向旧有轨电车前往的方向——那时我们都住在灌木丛里——不知为何，我凝望着他的背影。他穿着那件外套一定很热，我对自己说。就在那时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话说回来，我无法提前预见这件事，因为他喜欢这儿。他一直说要在后院养栗鼠。即使你跟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也永远无法了解他的心思。”
“很久以前的事吗？”玛丽问。
“十二年前。我儿子想要我卖掉这儿，住到公寓里去。可我不同意。那时我还养了一群母鸡和一头母山羊。多少算是宠物吧。我还养过一阵子浣熊当宠物，过去常喂它口香糖吃。可是我说，丈夫可能来了又去，你生活了五十年的地方可是另一码事。我拿这个跟家里人开玩笑。还有，我想着，如果富勒顿先生要回来，他肯定会回到这儿，不然还能去哪儿。当然，他多半不知道去哪儿找我，现在什么都变了。不过，我总是想他也许是失忆了，也许哪天又能想起来。这种事发生过。
“我不是在抱怨。有时在我看来，一个男人是走是留都一样理所当然。我也不介意改变，那对我的鸡蛋生意有益。但当保姆是另一回事。总有人来问我做不做保姆。我告诉他们我有自己的房子住，我养活我自己的孩子们。”
玛丽想起生日派对的事，站起来呼唤她的小儿子。“我想明年夏天我可以把黑樱桃拿出来卖了，”富勒顿太太说，“你自己来摘，五十分一盒。我这把老骨头可不能再冒险爬梯子了。”
“那可太好了，”玛丽微笑着说，“比超市里便宜。”富勒顿太太因为鸡蛋价格走低已经恨死了超市。玛丽抖出最后一支香烟，给了富勒顿太太，说自己皮包里还有一包。富勒顿太太喜欢香烟，不过，除非你出其不意地给她，否则她不会接受。当保姆的收入倒是会够她买烟抽的，玛丽心想。同时，她也相当高兴富勒顿太太如此不肯通融。玛丽走出这块地方时，总感觉像是穿越着重重障碍。房子及其周围的一切都完全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菜园和花圃，苹果树和樱桃树，用电线围起来的养鸡场，浆果地和木质走道，木柴堆，许多胡乱搭建起来养母鸡、兔子或山羊用的小黑棚，布局复杂却似乎一成不变。这儿没有一目了然又简单直白的规划，没有外人看得明白的秩序；然而，时过境迁，正是这种杂乱无章最终主宰了一切。这个地方已经固定成形，坚不可摧，所有积攒下来的东西都不可或缺，就连堆在后门廊上的洗衣盆、拖把、沙发弹簧和成摞的旧警察杂志都是如此。
玛丽和丹尼沿路走着，这条路在富勒顿太太的年代叫威克斯路，不过目前在该区地图上被标注为石南快车道。这个区叫花园区，街道都是以花命名。这条路两边的地都荒着，沟壑中的水快积满了。曝露在外的沟壑上铺着厚木板，直达最近建成的房屋门口。这些崭新闪亮的白房子破土而出，在土地的伤口上并排成一长溜。她总是把它们看成白房子，尽管它们当然不是全白的。房子有粉饰灰泥和墙板，只有灰泥是白色的，墙板被漆成了一块一块蓝、粉、绿、黄，都是鲜明生动的色彩。去年的这个时候，三月里，推土机开过来将山林里大大小小的树木和灌木一扫而光；没过多久，房屋便在这块土地的巨石、七零八落的大树桩和不可思议的小丘间拔地而起。这些房子起初摇摇欲坠，木头搭起来的屋架耸立于春寒料峭的暮色中。不过，人们慢慢盖起了黑绿相间或蓝红相隔的屋顶，接下来又粉刷灰泥，装饰墙板；然后装窗户，贴上各种标志牌：默里玻璃、弗伦奇硬木地板；这下看得出房子是确凿存在的了。星期日，打算住进房子的人们现了身，在泥地上四处走动。这些房屋正适合玛丽和她的丈夫孩子，他们没有很多钱，却憧憬着更多。花园区在那些了解地段的人心里已经扎下根来，这个地方没有派恩希尔斯那么繁华，但是比惠灵顿公园更有吸引力。浴室装有三折镜，铺了瓷砖，用的是彩色水管，使得浴室很漂亮。厨房的碗柜是浅色的桦木或桃花心木，这里和侧房的餐室里装的都是铜制照明设备。跟壁炉配套的砖砌花架将客厅与门厅分隔开来。房间全都宽敞又明亮，地下室也一点都不潮湿。房屋的牢固性及其优点都清晰而骄傲地展示于外——那些简单相似的房屋沿街排列下去，冷静地相互观望。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所有男人都在自家房屋外劳作。他们在挖排水沟，造假山，清理和焚烧枯枝败叶。他们比赛似的干着活儿，看谁更拼命更用力，这些对他们而言也是新鲜事物，他们不是靠干体力活吃饭的男人。星期六和星期日整整两天里都这么劳作的话，用不了一两年这里便会出现绿意盎然的大露台、石墙、美观的花圃和观赏灌木。地面现在一定很难挖；昨晚和今早一直在下雨。不过天色渐亮；天空破云而出，露出又长又细的一块三角形，蓝得依旧冷峻、精致，是属于冬天的颜色。房屋的后面，路的一侧种的是松树，它们体态笨重却匀称，不受寒风所动。这些树随时都可能被砍倒，以便为一家购物中心腾出地方，当初出售这些房屋时就许诺要建一个中心。
在这个新区的结构布局中，还能看到一些别的东西——老城区，坐落于山侧的荒芜老城。必须称之为“城”，因为有轨电车的轨道在那儿深入丛林，房子都有门牌号，一座城市该有的公共建筑屹立其中，直至水畔。然而像富勒顿太太这样的房子都被尚未砍伐的森林、野生黑莓和悬钩子丛分隔开来。这些幸存下来的房子的烟囱里冒着浓烟，墙面裸露，修葺之处显示出不同的年代，日渐阴暗。破烂的小棚、木头垛、肥料堆、灰色的木栅栏环绕着这一切。这些房子经常出现在含羞草路、金盏花路和石南快车道上那些又大又新的房子中间，它们阴暗而与世隔绝，用凌乱、陡峭且格格不入的屋顶和披屋表达着某种荒蛮。街道上不可能存在的荒蛮在那儿存在着。
“他们在聊什么？”伊迪丝说着又煮上一些咖啡。她在自家厨房里被生日派对的一片狼藉所包围——蛋糕、模制果冻和动物脸形状的饼干。一个气球在脚边滚动。孩子们都已经吃饱了，在闪光相机前摆了姿势，熬过了生日游戏；现在他们都在后面的卧室和地下室里玩，父母们则在喝咖啡。“他们在那边聊什么？”伊迪丝问。
“我没听。”玛丽说，手里拿着空奶油罐。她走向水槽前的窗户。云间的裂缝被撕开，太阳光芒四射。房子里似乎太热了。
“是富勒顿太太的房子。”伊迪丝说着，急匆匆地回到客厅。玛丽知道他们在聊什么。邻居们的对话本可以不那么恼人，却随时都会岔到这个话题上，在一轮又一轮相似的抱怨中汹涌地打转，逼得她绝望地看向窗外或低头盯住自己的膝盖，想方设法找出几句得体的解释来中断这个话题。她没有成功。她还得回去，他们在等奶油。
十来个邻家妇人围坐在客厅里，心不在焉地拽着孩子们递过来的气球。因为这条街上的孩子都太小，也因为住在这条街上的人们认为聚在一起有益身心，所以大部分生日派对妈妈都和孩子一起参加。这些每天碰面的女人今天戴着耳环，蹬着尼龙袜，穿着裙子，做了头发，还化了妆。有些男人也在场——伊迪丝的先生史蒂夫以及受他邀请前来喝啤酒的其他男人，他们都穿着工作服。刚提及的是为数不多的男女都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跟你们讲，我要是住她隔壁，我会怎么办，”史蒂夫表情愉快而温和，期待着人们发出的笑声，“我会让孩子们带上火柴去她那儿玩。”
“哦，有趣，”伊迪丝说，“这玩笑过时了。你只会说笑，我可试着做了点事情。我甚至给市政厅打了电话。”
“他们怎么说？”玛丽·卢·罗斯问。
“噢， 我 说，他们能不能让她刷刷墙，至少把那些棚屋扒掉一些，他们说不行，他们做不到。我说对这类人肯定有相应的条例吧，他们说他们明白我的 感受 ，他们非常 抱歉 ——”
“但是不行？”
“但是不行。”
“但是，那些鸡怎么办，我以为——”
“哦，他们不会让你我养鸡，但她在这件事上也获得了某种特殊许可，我记不得是怎么回事了。”
“我以后再也不买她的鸡蛋了，”贾妮·英格说，“超市卖得更便宜，再说谁在乎新鲜不新鲜？还有，天哪，那个味道。我跟卡尔说，我知道我们住到了乡下，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隔壁就是畜棚场。”
“街对面的状况可比隔壁更糟糕。我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地弄一扇落地窗，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来客人，我都想把窗帘拉起来，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家对面是什么样。”
“行了，行了，”在这些女人的说话声中，史蒂夫突然插嘴，“我和卡尔想告诉你们，要是我们能把修路的事办妥，她就不得不走。简单又合法。这就是妙处所在。”
“什么修路的事？”
“我们正要说呢。我和卡尔为此偷偷准备好几个星期了，不过我们不想提，怕万一办不成。你说吧，卡尔。”
“嗯，她正处于允许修路的地段，就是这样。”卡尔说。他是一位房地产销售员，矮壮结实，热情认真，事业有成。“我想到也许事实真是如此，所以我就去市政厅查了查。”
“这是什么意思，亲爱的？”贾妮随意地问道，一副贤惠妻子的模样。
“是这样的，”卡尔说，“我们有修路的许可，一直都有，一个地方建好了必然要通路。可他们从来没想过真的要修路，大家只是依照自己的喜好择地盖房。她房屋的一部分和五六处棚屋正好坐落于道路的必经之地。因此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让市政厅通路。反正我们需要一条路。如此一来她不得不搬走。这就是法律。”
“这就是法律，”史蒂夫流露出赞许，“多聪明的家伙。这些房地产经纪人都是些聪明人。”
“她能得到点什么吗？”玛丽·卢问。“我看见那栋房子就恶心，可我也不想看到什么人住进收容院。”
“哦，会付钱给她的。比实际价值更高。听着，这是为她好。她为此得到了补偿，她本来既不能卖掉这栋房子，又无法出手。”
玛丽开口前先放下了咖啡杯，希望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得体，既不带有情绪，也不流露出畏意。“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她在这里住了很久，”她说，“我们大多数人出生之前她就住在这儿了。”她拼命地寻找一些其他的措辞，比目前这些更明智更通情达理；她不能在这群意志坚定的人面前流露出丝毫迹象，让他们认为她浅薄、不切实际，否则她就会毁了自己的论调。不过，她没有再争辩什么。她就是花一个晚上也找不到话来反驳他们，这些她无法战胜的说法正从四面八方向她袭来： 棚屋、眼中钉、肮脏、地产、价格 。
“你真的认为任由自己的宅邸沦落至此的人还有权要求我们考虑这考虑那吗？”贾妮反问，觉得丈夫的计划受到了攻击。
“她在这里住了四十年，现在我们来了，”卡尔说，“事情就是这样。而且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反正单单耸立着这么一栋房子就压低了这条街上每一栋房子的转售价格。我是做这一行的，我了解。”
另外一些声音也参与了进来。只要声音里充满了主见与愤怒，说了些什么并不重要。这是他们的力量，他们成年的证明，自我的证明，严肃的证明。愤怒的情绪在他们中间升腾，让他们年轻的声音愈发响亮，席卷他们，如同裹上狂热的洪流。在这项新行动中，他们作为房主彼此赞美，就像赞美对方喝得迷醉时一样。
“现在最好把大家都聚起来，”史蒂夫说，“这样就用不着一家一家跑了。”
晚餐时间到了，天色渐暗。大家都在准备回家，妈妈们在帮孩子扣外套扣子，孩子们不大高兴，手里拽着气球、口哨和装满软糖的纸篮。他们已经停止打闹，几乎不再注意对方了。派对已经解散。大人也已经冷静下来，感到疲惫了。
“伊迪丝！伊迪丝，你有钢笔吗？”
伊迪丝拿来一支钢笔，大伙一边清理掉黏着冰激凌干结污迹的纸盘子，一边将卡尔起草的道路申请书在餐厅桌子上铺展开来。人们开始机械地签名，同时告着别。史蒂夫依然面带愠色；卡尔一手按着纸站着，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不过看起来很是自豪。玛丽跪在地板上，跟丹尼的拉链做着斗争。她站起身，穿上外套，抚平头发，戴上手套，又摘了下来。她再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于是走向餐桌，那是通往大门的必经之路。卡尔把笔递给她。
“我不能签。”她说。她的脸唰地红了，声音颤抖着。史蒂夫碰了碰她的肩膀。
“怎么啦，亲爱的？”
“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玛丽，你不在乎这里的环境吗？你也住在这里啊。”
“不，我——我不在乎。”哦，这不奇怪吗，在你的想象中，当你拥护某件事的时候，你觉得你一开口人们就会感到羞愧；可在现实生活里，他们都笑得别有意味，你明白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下一次派对喝咖啡时的笑料。
“别担心，玛丽，她在银行里有钱，”贾妮说，“她肯定有。我有一次请她帮忙照顾孩子，她直接就啐到我脸上了。她确实不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你知道的。”
“我知道她不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玛丽说。
史蒂夫的手还搁在她的肩膀上。“嗨，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啊，一帮吃人的妖怪？”
“没有谁是为了好玩想赶她走，”卡尔说，“这很不幸。我们都明白。可我们得为社区着想。”
“没错。”玛丽说。但是她的双手塞进了外套的口袋里，她转身对伊迪丝道谢，谢谢你的生日派对。她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对的，为了他们自己，不论目的为何，他们非做不可。富勒顿太太老了，她的目光死气沉沉，任何事物都无法触动她。玛丽走出屋子，跟丹尼一起在街上走着。她看见一间间客厅的窗帘都拉上了，重重叠叠的花朵和树叶以及丰富的几何图案将这些房间与黑夜隔开。户外已然十分昏暗，白色的房子变得影影绰绰，云彩层层分离，炊烟从富勒顿太太家的烟囱里升起。花园区的格局，在白天时如此明确自信，而到了夜间似乎收缩成了原始的黑色山坡。
客厅里的各种声音已烟消云散，玛丽想着。也许这些声音会烟消云散，也许他们的计划会被抛诸脑后，也许这件事可以不必完成。可这些人都是成功人士，都是好人。他们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家，碰到困难时他们互相帮助，他们计划成立一个社区——一说起这个词，他们就仿佛在其中发现了某种现代且恰如其分的魔力，丝毫没有犯错的可能性。
此刻，除了把手插进口袋，葆有不随波逐流的信念之外，你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