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克兄弟公司的牛仔

晚餐后，爸爸说：“想去看看湖还在不在吗？”我们把妈妈留在餐厅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她在给我缝制开学穿的衣裳。为此，她拆了自己的一套旧衣服和一条旧格子羊毛裙。她得匠心独运地剪裁和拼接，还让我站着没完没了地转身、试穿。我汗流浃背，被热烘烘的羊毛料子弄得浑身刺痒，不愿领她的情。弟弟留在前廊尽头处那条装有纱窗的小过道里睡觉。有时他会跪在床上，脸抵住纱窗，可怜地叫着：“给我买个冰激凌蛋筒吧！”我却答道：“等我们回来你就睡着了。”说话时，我甚至头也不回。

随后，我和爸爸缓步走过一条破败的长街。街上的店铺都小小的，亮着灯，西尔弗伍兹冰激凌的广告牌竖立在店铺外的人行道上。这里是塔珀镇，休伦湖畔的一座古老城镇，曾经的运粮港口。街上的某些地方枫树成荫，树根把人行道撑裂、拱开，如同成群的鳄鱼探入光秃秃的庭院。人们坐在户外，男人穿着汗衫和背心，女人系着围裙——我们不认识这些人，可如果有谁看起来想朝我们点个头，说上一句“今晚挺暖和的”，我爸爸也会点头，说些类似的话。孩子们还在嬉闹。我也不认得他们，因为妈妈不让我和弟弟走出自家的庭院，说弟弟年纪还小，不能出门；我则要照看他。看着他们做晚间游戏，我并没有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游戏本身就规则混乱，很难玩下去。孩子们按照各自的意愿拉开距离，在密密丛丛的树下分隔成两人或一人的岛屿，同我终日所做一样，以这种孤独的方式让自己有事可干，将卵石种在土里或用棍子在地上涂涂写写。

我们很快便将这些院落和房屋抛在了身后。接着我们经过一家窗户被栅木板封住的工厂和一家木门高耸、入夜后便会锁上的贮木场。城镇的痕迹随即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破落凌乱的棚屋和堆成小簇的废弃垃圾，人行道消失了，我们眼下走在一条沙土道上，周围满是牛蒡、车前草和无名野草。我们步入一片空地，实际上是一个形同公园的场所，因为这儿没有垃圾，而是有一张缺了一条背板的长椅，供人端坐观赏湖景。湖水在夜里总是灰蒙蒙的，天色微微阴沉的时候，人们望不见日落，也看不清地平线。湖水冲刷着滨岸的岩石，发出平和宁静的声响。向着市镇主要区域继续往前，便是一片沙地，一架水滑梯，围绕着游泳安全区域上下浮动的浮标和一张摇摇欲坠的救生员高空“宝座”。还有一座被人们称作“凉亭”的暗绿色长形建筑，如同一条安有遮顶的游廊。每逢星期日，农夫和他们的妻子便穿上挺括的好衣服，在凉亭里齐聚。我们居住在邓甘嫩时就知道塔珀镇的这个地区，每到夏日前往湖岸时，总有那么三四次会来到这里。我们去湖岸和码头看运粮的船只，年代久远的船只锈迹斑斑，在湖水中颠簸摇曳，我们对于它们如何驶过防波堤感到好奇，更不用说如何前往威廉古堡了。

流浪汉们在码头游荡。在这样的夜晚，他们偶尔会在被暮汐淹没的浅滩上徘徊，抓着干枯的灌木，沿着男孩们踩出的歪歪扭扭、不稳固的小道攀爬上来，跟我爸爸说些什么。因为害怕流浪汉，我慌张到连他们说的话也听不明白。爸爸说自己也手头吃紧。“如果你用得上的话，我给你卷支烟吧。”他说完随即将烟丝小心翼翼地抖落在一张薄如蝉翼的纸上，用舌头轻轻一舔，将它封好，递给流浪汉，那流浪汉接过烟便走开了。爸爸也给自己卷了支烟，点上抽了起来。

他向我讲述五大湖区形成的经过。他说如今休伦湖所在的地方曾是一片平坦的陆地，一片广阔的平原。随后，冰川由北面挨近，压入低浅地区的深处。像这样 ——他用手给我比画，岔开的五指按压着我们身下坚硬如石的地面。他的手指几乎没有在地面上留下丝毫痕迹，于是他说：“当然，远古冰帽背后的力道可比我的手有劲多了。”之后，冰川渐渐退缩回它的来处北极，却将它的“冰手指”留在了钻凿而成的深底之处，冰融成湖，便成了如今的模样。时光流逝，湖水却历久弥新。我努力在面前想象出那片平原的样貌，想象着恐龙在这里出没的景象，可我却连塔珀镇出现之前印第安人安居湖岸的样子都想象不出。我们的生命所跨居的时间竟如此短暂，这让我感到惊骇，而对此我爸爸却仿佛泰然处之。尽管有时在我看来，爸爸好像自世界形成以来便一直活得自在，可是同宇宙出现生命以来的时间长度相比，爸爸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的时间也不过就比我长了一点。他跟我一样，对汽车和电灯未被发明前的时代并不了解。本世纪起始时，他还没出生。而当本世纪结束时，我也只能勉强活着了，变得很老很老。我不愿去想这件事。我希望休伦湖永远只是一片湖，永远漂浮着安全游泳区的浮标，永远矗立着防波堤，永远摇曳着塔珀镇的灯火。

爸爸有份工作，为沃克兄弟公司做推销。这家公司几乎完全以农村为销售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桑夏恩、博伊尔布里奇和特恩朗德——爸爸的地盘就这么多。我们以前居住的邓甘嫩不包括其中，邓甘嫩离城镇太近，妈妈对此感激不尽。爸爸销售咳嗽药、补铁药、鸡眼膏、通便剂、妇女调经丸、漱口水、洗发香波、护理油、软膏、做提神饮料用的浓缩柠檬汁、橙汁和覆盆子汁、香草精、食品着色剂、红茶、绿茶、姜、丁香和其他香料，还有老鼠药。他为自己推销的货品编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两句：

还有各种膏膏油油，

鸡眼疮疖包治好……

依妈妈看，这首歌毫无意趣可言。这是一首小商贩的歌，而爸爸本就是一个商贩，一个在边远地区敲着厨房门卖货的小商贩。直到去年冬天，我们家还有自己的营生，一座养狐场。爸爸豢养银狐，把毛皮卖给他人制成斗篷、大衣和手笼。皮价下跌，爸爸坚持维系经营，指望着下一年价格回涨。可皮价持续下跌，他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后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我们欠了饲料公司一屁股的债。我听妈妈跟奥利芬特太太三番五次提起此事，奥利芬特太太是妈妈在邻居当中唯一的交流对象。（奥利芬特太太也是个落魄的人，她身为教师，却嫁给了一个门卫。）妈妈说为了养狐，我们投入了全部的家当，到头来却是一场空。这年月里，许多人都能道出相似的遭遇，可我妈妈没有忧国忧民的工夫，她只关心自家的灾难。命运让我们和穷人同街毗邻（我们曾经的贫困不值一提，与眼下的窘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妈妈认为接受这一境况的唯一方式是保有尊严、保持痛苦、绝不妥协。配备爪足浴缸和抽水马桶的浴室、自来水、门口的人行道和瓶装牛奶无法给她安慰，甚至连两家电影院、维纳斯饭店和奇妙的伍尔沃斯超市也无能为力。伍尔沃斯超市的角落里，鲜活的鸟儿在风扇的吹送中高歌，微如指盖、明如皓月的鱼儿在碧绿的水缸中畅快游弋。我妈妈对这些东西并不在意。

下午，她常去西蒙食品杂货铺，带着我去帮忙拎东西。她身着一件连衣裙，海军蓝的面料印着小花，质地轻薄，里面穿一条海军蓝的衬裙。脑袋一侧歪斜地戴着一顶白色夏日草帽，脚蹬一双我刚在后门台阶上用报纸擦拭干净的白色皮鞋。临出门时，她把我的头发做成湿答答的长卷，所幸干燥的风很快就会把发卷吹得蓬松起来，她还在我的头顶上系了一个硬挺的大蝴蝶结。晚餐后跟爸爸的出门之行则与此完全不同。和妈妈一起出门的时候，还没走过两户人家，我就觉得我们已经成了全宇宙的笑柄。连人行道上粉笔写的脏话都在嘲笑我们，妈妈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平静地从那些家庭主妇身旁走过，主妇们穿着肥大的、毫无腰身可言的连身裙，裙子腋下磨得破烂，而我妈妈却优雅得像一位购物的贵妇人，一位购物的贵妇人。作为她的精心之作，我陪同着她，顶着难堪的发卷和招摇的蝴蝶结，膝盖搓洗得白净光嫩，搭配白色短袜——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她在大庭广众下唤我的名字时，语调高昂、骄傲又尖厉，存心跟街上其他妈妈的声音区别开来，让我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名字。

妈妈有时候会带回家一大块发白的那不勒斯三色冰激凌，改善一下生活；因为家里没有冰箱，所以我们会叫醒弟弟，马上在餐厅里吃。餐厅的光线被邻家的墙壁遮掩，总是昏暗。我小口舀着吃，把巧克力口味留到最后，希望在弟弟吃光之后，我还能剩下几口。随后，妈妈便试图重现我们过去在邓甘嫩时谈话的情景，回到弟弟出生前、我们最初也最闲适的时光。那时，她会给我一杯跟她一样多奶少茶的混兑饮品。我们坐在门外的台阶上，面对着抽水机、丁香树和远处圈狐的栅栏。妈妈总是不由自主地提起那些往昔岁月。“还记得那次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让梅杰拉你吗？”（梅杰是我们家的狗，迁居时不得不留给了邻居。）“还记得厨房窗外你的沙盒吗？”我假装记不住这么多事情，以防陷入悲悯或其他不想被人触发的情绪。

妈妈有头痛的毛病，常常需要躺下。她躺在弟弟的窄床上，就在那个装有纱窗的被浓密树枝遮掩的小过道里。“抬头看见那棵树时，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家里。”妈妈说。

爸爸告诉她：“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到乡下去兜一圈。”他的意思是让妈妈陪他一起，沿着为沃克兄弟公司贩售货品的路线走上一趟。

这可不是我妈妈心目中对于去乡下兜风的诠释。

“我可以去吗？”

“你妈妈或许要让你试穿衣服呢。”

“今天下午我做不了针线活了。”妈妈说。

“那我就带她去。把他们俩都带去，让你休息一下。”

我们俩哪里让人劳神费力了？管他呢。我满心欢喜地去找弟弟，叫他上好厕所，随后一同爬上汽车，膝盖没被搓洗，头发也没上卷。爸爸从屋里拎出他那两只沉甸甸的装满了瓶瓶罐罐的棕色箱子，放在车后座。爸爸身上的白衬衫在阳光下耀眼夺目，他系着领带，下身穿一条浅色裤子，那是他的夏季西装裤（他的另一套西装是黑色的，葬礼时才穿，曾属于我过世的伯父），还有一顶乳白色的草帽。这是他的全套推销员行头，衬衫口袋里还夹着铅笔。他又回屋里去了一趟，大概是跟妈妈道别，问问她是否真的不想前往，只听妈妈说：“不，谢谢你，我不去了。我最好还是闭上眼在这里躺上一会儿。”接着，我们将车倒出车道，对探险旅程的期盼之情开始同步滋长，那零星的期盼引领着我们越过凸起的地面，拐上主街。炎热的空气开始游走化作微风，我们沿着爸爸认识的出城捷径向前行驶，两旁的房屋变得愈发陌生。可是整整一个下午，除了在酷暑中到遭了灾的农家院落里待上几个小时，有可能的话造访一家乡村小店，一人吃一支冰激凌蛋筒或喝一瓶汽水，听爸爸哼唱歌曲外，等待着我们的还会有什么呢？爸爸为自己编了一首歌，歌名叫“沃克兄弟公司的牛仔”，头两句如下：

老内德·菲尔兹如今已亡故，

我来接替走其路……

谁是内德·菲尔兹？肯定是爸爸顶替的那个人。如果爸爸唱的内容是真的，那么那个人的确已经过世了。然而，爸爸的声音悲伤中却透着欢快，让内德的死如同一场无稽之谈，一场可笑的灾难。“愿我回到里奥格兰德，穿过幽暗的沙滩。”爸爸开车时，大半时间都在唱歌。即便是眼下，当我们驾车出城，过桥后急转驶上公路时，爸爸也在哼唱着什么，用压低的嗓音对自己唱着。这只是在润嗓子，为即兴的演唱做准备，当我们沿着公路途经浸礼会教友营地和《圣经》假日营地时，他放开了嗓子：

浸礼会教友在哪里，浸礼会教友在哪里，

浸礼会教友如今都在哪里？

他们沉在湖水里，在休伦湖的湖水里，

让湖水把他们的罪恶洗涤涮净。

弟弟以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实话，从座位上跪起来，朝湖里看。“我没有看见浸礼会教友。”他埋怨道。“我也没有看见，儿子，”爸爸回答，“我说过了，他们沉在湖水里。”

下了公路后是没有铺砌过的路面。尘土飞扬，我们不得不摇上车窗。田野平坦、干焦，空旷无物。农场后方一丛丛的灌木投下阴影，乌黑的松柏树荫如同一片无人能接近的湖泊。我们沿着一条狭长的小路颠簸而上。有什么能比小路尽处的情景更令人感到心寒和荒凉的呢？那是一所高大的、未经漆刷的农舍，不曾修剪的野草挨长到了前门，绿色的百叶窗紧紧关闭，楼上有一处门扉敞开，门前却空空如也。许多房子都有这样的门，可我从不明白它们为何存在。我问爸爸。他说这种门是梦游时用的。什么？哦，你梦游的时候如果恰好想出去走走的话。因为太迟才反应过来爸爸在开玩笑，我跟往常一样感到被冒犯了。弟弟却固执地说：“要是他们走那扇门，会摔断脖子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我看来，这样的农舍，这样的午后，如同爸爸的帽子、光鲜闪耀的领带和我们家那辆带有宽脚踏板的汽车（一辆老掉牙的埃塞克斯汽车）一样，是这一年代特有的事物。停放在农田里的汽车和我们家的车类似，很多都更为老旧，但没有哪一辆比我们的车灰尘更多。有些车已经报废，门被卸了下来，车座也被卸除下来，摆到门廊供人使用。我们见不到多少活物，没有鸡或牛。只有狗。它们随便找一个背阴的地方，卧在那儿做着梦，瘦骨嶙峋的两肋急速起伏着。爸爸打开车门时，它们都站了起来，爸爸不得不对它们说：“好小子，这才乖，好小子。”它们这才安静下来，回到阴凉地里。爸爸知道如何安抚动物，他曾经对付过拼命挣扎的狐狸，用钳子卡住它们的脖子。爸爸对狗说话时，语调温和，叫门的声音却激奋欢快。“您好，太太。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员工，您今天有什么需要吗？”门打开了，他消失于门内。他不让我们跟着他，甚至连汽车都不让下。我们只得在等待中琢磨他在说些什么。在家里，有时为了逗妈妈笑，爸爸会假装自己身处一间农家厨房，摆出他的货样。“那么，现在请太太告诉我，您是否为寄生虫而烦恼？我指的是您孩子的头皮。提起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小东西总让我们觉得有失体面，不过就连最好的人家，头皮上也难免会出现这种小东西。光用肥皂可不行，煤油又不是香水，气味可不好闻。可是我这儿有……”要不，他会说：“信我的话没错，我这样成天坐着开车的人最能体会这种了不起的药片的效力。润肠通便。老年人活动比过去少了，也常犯这毛病——您呢，老婆婆？”他会假装拿着一盒药片，在妈妈的鼻子底下来回晃悠，妈妈终于勉为其难地笑了起来。“他卖东西时不会真这么说吧，是吗？”我问。妈妈告诉我，爸爸当然不这么说，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

于是我们一个院子接一个院子拜访下去，到处都是破旧的汽车、抽水机、狗、灰色的谷仓、摇摇欲坠的板棚和再也转不起来的风车。即便男人们在田里干活，也肯定不在我们能看到的田里。孩子们正在很远的地方沿着干涸的河床玩耍或寻找黑莓，不然就躲在家里，从百叶窗的缝隙间窥探我们。车座已经被我们的汗水弄得滑溜溜的。我挑唆弟弟去按喇叭，其实是自己想按，但又不想挨骂。弟弟可不上这个当。我们玩起了“我看见” 的游戏，可是很难找到那么多颜色。灰色可以是谷仓、板棚、厕所和房屋；棕色是院子和田野；黑色或棕色则是狗。我尽力想从汽车那一块块色彩斑驳的锈迹中找出紫色或绿色；我还盯着门看，想从剥落的油漆中找到褐色或黄色。因为弟弟太小，不会拼字，我们没法玩更好玩的字母游戏。无论如何我们都玩不下去。弟弟硬说我选的颜色不公平，非要自己再来几轮不可。

有一户人家的门户尽数关闭，尽管有车停在院子里。爸爸又是敲门又是吹口哨，喊着：“喂！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上门啦！”可压根儿一点回应也没有。这所房子没有门廊，门前只有一块光秃秃的倾斜的水泥板，爸爸正站在上面。他转过身搜寻起谷仓前的场院，谷仓里肯定没有任何干草，因为可以透过谷仓看见天空，最后他弯下身去拎起箱子。就在这时，楼上的一扇窗户开了，窗台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罐子，罐身一倾，里面的东西沿外墙泼了下来。窗户在爸爸头顶上方稍偏一些的地方，所以他身上只溅到一点。他从容不迫地拎起箱子走回汽车，但已经不吹口哨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对弟弟说。“是尿。”弟弟大笑不止。

爸爸发动汽车之前卷了一支烟点上。楼上的窗户已砰的一声关上，百叶窗也拉上了。我们始终连一张脸或一只手都没看见。“尿！尿！”弟弟欣喜若狂地唱着。“有人往下倒尿！”“这件事别告诉你妈妈，”爸爸说，“她可开不起这种玩笑。”“你的歌里有这件事吗？”弟弟想知道。爸爸说没有，不过他会看看能不能把它编进去。

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我们已经不再往小道上拐了，可也没在回家的路上。“这是去桑夏恩的路吗？”我问爸爸。他答道：“不，女士，不是。”“我们还在你的地盘里吗？”他摇了摇头。弟弟赞许地说：“我们开得可快了。”事实上，我们正在干涸的水坑中颠簸前行，弄得箱子里的瓶瓶罐罐全都碰撞在一起，发出充满希望的汩汩声。

另一条小道，另一栋房子，未经漆刷的房子被太阳晒成了银白色。

“我觉得我们已经出了你的地盘了。”

“没错。”

“那我们上这儿来做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房前一个矮小、健壮的女人正收起摊在草地上漂白晾干的衣物。我们的车停下来时，她死死地盯着车看了一会儿，又弯腰拾起几条毛巾，塞到腋下抱着的衣物堆里，然后朝我们走来，问：“你们是迷路了吗？”她的语调平淡，既不表示欢迎，也不含有敌意。

爸爸不慌不忙地下了车。他回话说：“我想没迷路吧，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

“来我们这儿的沃克兄弟公司推销员是乔治·戈雷，”那个女人说，“离他上回来这儿还不到一个星期。哟，上帝！”她尖声叫道，“是你呀！”

“是我，和我上次照镜子的时候一个样。”爸爸说。那个女人把所有的毛巾都揽到身前紧紧抱住，像是肚子疼似的使劲往肚子上压。“我怎么都想不到会见到你。还跟我说你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

“你要是盼着见到乔治·戈雷的话，我很抱歉。”爸爸谦卑地说。

“你瞧我这身打扮，我正打算去收拾鸡窝呢。你大概以为这是借口，不过这是实话。我可不是每天都这副样子的。”她头戴一顶农夫草帽，阳光穿透草帽筛在她的脸上，身上是一件宽松、肮脏的印花罩衫，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车上是谁呀，本？不是你的孩子吧？”

“我希望他们是，我想他们也确实是。”爸爸说，并把我们的名字和岁数告诉了她。“来吧，你们可以下车了。这是诺拉·克罗宁小姐。诺拉，你最好告诉我还该不该称你为小姐，还是你已经在柴棚里藏了个丈夫了？”

“就算我有丈夫也不会把他藏在那儿的，本。”说着他们俩都大笑起来。她笑得突然，有点像是生气了。“你会觉得我穿得像个流浪汉，还不懂礼数，”她说，“快别在太阳底下晒着了。屋里凉快。”

我们穿过院子（“对不起，让你们从这个门进去，可是自爸爸下葬后前门就没开过，门一开，铰链恐怕就会掉下来”），上了台阶，走进厨房。这里果真凉快，屋顶高高的，百叶窗当然也拉着，这是一个干净、简朴、老旧的房间。屋里铺着的油毡破破烂烂的，打了蜡，有天竺葵盆栽、饮水桶和长柄勺，圆桌上铺着擦洗过的油布。尽管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各处都打扫、擦抹过，但还是隐约有一股淡淡的酸味——也许是抹布、锡勺或油布的味儿，也许是老太太身上的味儿，因为钟架下的安乐椅上确实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朝我们这边微微偏过头来，问道：“诺拉？有客人来了吗？”

“瞎了，”诺拉赶紧跟爸爸解释，接着又说，“你猜不出是谁来了，妈妈。听听他的声音。”

爸爸走到她的椅子跟前，弯下腰，满怀期待地说：“下午好，克罗宁太太。”

“本·乔丹，”老太太一点也不惊讶地说，“你可真有些日子没来看我们了。你是不是出国了？”

爸爸和诺拉相互看了看。

“他结婚了，妈妈，”诺拉说话时愉悦欢快又咄咄逼人，“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了，就在这儿。”她把我们拽上前，让我们分别碰了碰老人那干燥、冰冷的手，同时依次向她告知了我们的名字。她瞎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一个盲人。她的双眼闭着，眼皮凹陷，见不到眼球的轮廓，只有空洞的眼窝。其中一侧眼窝中流下一滴银色的液体，是药水，或是奇迹般的眼泪。

“我去换件像样的衣服，”诺拉说，“你跟妈妈说会儿话吧。这对她是难得的高兴事。我们这儿很少有客人来，是不是，妈妈？”

“没有多少人认得这条路了，”老太太心平气和地说，“过去住在这儿的人，我们的老邻居，有的已经搬走了。”

“各处都一样。”爸爸说。

“你妻子在哪儿呢？”

“在家。她不太喜欢这么热的天，觉得不舒服。”

“哦。”这是乡下人、老年人的习惯。“哦”的意思是“是这样吗”，带着点格外客气和关心的口气。

诺拉穿着古巴跟的鞋子再次现身，咯噔咯噔地重步走下楼梯，来到厅里。她的裙子比妈妈所有的裙子都花哨，它是用一种轻飘飘的透明绉纱做的，棕色底子上有黄绿相间的花，袖口露出两臂。她的胳膊粗壮，曝晒在外的皮肤长满了黑色的小斑，像麻疹一样。她的一头鬈发短短的，又糙又黑，牙齿洁白结实。“我还头一回知道有绿色的罂粟花。”爸爸看着她的裙子说。

“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诺拉说，她一动就散发出浓烈的古龙香水味，说话的语调也随着服装一同变了，更随和更年轻了。“再说这也不是罂粟花，就是花儿。你去给我抽点清凉的水来，我给孩子们弄点东西喝。”她从碗架上取下一瓶沃克兄弟公司卖的橙子糖浆。

“你刚告诉我你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

“这是实话，诺拉。要是不信，你可以去看看汽车里我那两箱货样。我负责紧挨着你们南边的那片地区。”

“沃克兄弟公司？是真的吗？你给沃克兄弟公司卖货？”

“没错，太太。”

“我们一直听说你在邓甘嫩那边养狐狸。”

“过去是养狐狸，可是我干那行似乎运数已尽。”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干了多长时间的推销员了？”

“我们搬到了塔珀镇。我干这行，嗯，有那么两三个月了。这样还能糊口，不过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

诺拉笑了。“我想能有这么份工作算你走运。伊莎贝尔的丈夫在布兰特福特，不知失业多长时间了。我看如果他最近还找不到什么工作，我就得把他们接到这儿来生活了。不瞒你说，我不怎么盼望他们来。我只能凑合着养活自己和妈妈。”

“伊莎贝尔嫁人了，”爸爸说，“缪丽尔也结婚了吗？”

“没有，她在西部教书，有五年没回家了。我想她假期里有比回家更有意思的事要做。我要是她也会这么干。”她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些照片展示给爸爸看。“这是伊莎贝尔的大小子，刚上学。这是小的，还坐在婴儿车里。这是伊莎贝尔和她的丈夫。这是缪丽尔。这是她和她室友一起照的。这是她以前交往的一个家伙和他的汽车。他在那边一家银行里工作。这是她的学校，有八个班。她教五年级。”爸爸摇了摇头：“我想象不出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但我记得她上学那会儿很腼腆，我来看你的时候，半路让她搭过车，她一句话也不肯说，连天气很好都不肯说。”

“她早就不腼腆了。”

“你们在说谁？”老太太问。

“缪丽尔。我说她已经不腼腆了。”

“她去年夏天回来过。”

“不，妈妈，来的是伊莎贝尔。伊莎贝尔一家子去年夏天来的这儿。缪丽尔在西部。”

“我说的就是伊莎贝尔。”

过了不一会儿老太太睡着了，头歪在一边，嘴巴张着。“请原谅她这么失礼。”诺拉说。“年纪大了。”她给她妈妈盖上一条针织毛毯，然后说我们可以到前屋去，在那儿说话不会打扰老太太。

爸爸说：“你们俩想不想到外头去玩玩？”

怎么玩呢？无论如何我宁可待在这儿。前屋比厨房有意思，虽然更空荡。屋里有一台留声机、一架风琴，墙上挂着一张圣母马利亚的画像，是用鲜艳的蓝色和粉色画的，她头上有一圈穗状的光环。马利亚是耶稣的妈妈，这点我起码还知道。我知道只有罗马天主教徒的家里才有这样的画，所以诺拉一定是天主教徒。我们认识的罗马天主教徒里没有一个熟人，没有熟到可以串门的程度。我想起以前在邓甘嫩，奶奶和特娜姑妈讲到谁是天主教徒时常说的话：某某人不是咱一派的。她们总是这么说。她不是咱一派的，她们也会这么说诺拉的。

诺拉从风琴的顶上取出一个半满的瓶子，在她刚才和爸爸喝过橙子水的空杯子里倒了一些瓶子里的东西。

“你存这个是防着生病吧？”爸爸问。

“才不是呢，”诺拉说，“我从来不生病。这东西我存着就是存着。不过一瓶能顶好长时间，因为我不喜欢一个人喝。算你走运！”她和爸爸喝着那东西，我知道他们喝的是什么，是威士忌。和妈妈聊天时，她告诉我爸爸从来不喝威士忌。可是现在我明明看见他在喝。他喝着威士忌，还谈到一些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我熟悉的一件事上。他讲起尿盆从窗外倒下来的事。“你想象一下，”他说，“我正尽情扯开嗓门喊。喂，太太，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上门来了，有人在家吗？”他装出喊叫的样子，还怪模怪样地咧嘴笑着，等待着，高兴而期待地仰着头，然后——哎哟，他躲闪开，用胳膊抱着头，像是在求饶的模样（其实他刚才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时我一直看着）。诺拉大笑起来，几乎跟我弟弟当时笑得一样凶。

“这不是真的！没一句是真的！”

“千真万确，小姐。沃克兄弟公司里也有英雄排名。我很高兴你觉得好笑。”爸爸认真地说。

我怯生生地请求他：“唱那首歌吧。”

“什么歌？难道你除了干这些事之外还成了歌唱家？”

爸爸有点窘迫，说道：“哦，就是我开车各处转时编的一首歌。编点顺口溜，好让我有点事干。”

但在几番请求下，爸爸真的唱了起来。他看着诺拉，一副既滑稽又抱歉的表情。诺拉笑得前仰后合，有时爸爸不得不停下来，等她笑过后再接着唱，因为她惹得爸爸也笑了起来。然后他又表演了几段推销员的各式套话。诺拉笑的时候，环抱的双臂紧紧挤压着她丰满的胸脯。“你是个疯子，”她说，“你就是个疯子。”她看见弟弟正探头往留声机里看，就跳起身走过去。“我们坐在这儿自顾自享受，却忘了管你，是不是很糟糕？”她说。“你想让我给你放张唱片，是不是？想不想听一张好听的唱片？会跳舞吗？我敢打赌你姐姐会，是不是？”

我说不会。“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长得这么漂亮，竟然还不会跳舞！”诺拉说。“该学跳舞了。我敢打赌你跳舞的样子会很可爱。来，我放上一张以前我跳舞用的唱片。当年你爸爸跳舞的时候，也跟着这个曲子跳过。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爸爸会跳舞吧？他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你们的爸爸！”

她放下留声机盖，出其不意地搂住我的腰，抓起我的另一只手，开始让我往后退。“就这样，人们就是这么跳舞的。跟着我。这只脚，看！一，一二。一，一二。很好，好极了，别看自己的脚！跟着我，这就对了，瞧，这多容易！你会跳得很好的！一，一二。一，一二。本，瞧你女儿在跳舞呢。” 在你紧紧搂着我的时候低声细语，在没人听得见我的地方低声细语 ……

我们在油毡地面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我专心致志，又扬扬得意。诺拉哈哈地笑着，动作轻快，把我卷进她那莫名的狂喜之中，卷进她那混合着威士忌、古龙香水和汗水的体味之中。她腋下的衣服已经湿了，上唇边也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挂在嘴角柔软的黑色汗毛上。她把我当作有悟性的学生，可我压根儿不是。她在爸爸跟前搂着我转圈，让我磕绊了一下。接着她放开了我，此时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本，你来跟我跳。”

“这世上没人比我跳得更糟了，诺拉，你是知道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你现在会的。”

她站在爸爸面前，双臂松垂于身体两侧，期待着。她方才那令我感到窘迫又温暖的丰满胸脯，这会儿在宽松的花裙下一起一伏，肢体的运动和心情的喜悦令她容光焕发。

“本。”

爸爸低下头平静地说：“我不行，诺拉。”

于是她只好走过去取下唱片。“我可以一个人喝酒，可是我没法一个人跳舞，”她说，“除非我比自己以为的还要疯狂。”

“诺拉，”爸爸微笑着说，“你不疯狂。”

“留下来吃晚饭吧。”

“哦，不了。不能这么麻烦你。”

“不麻烦。我会很高兴的。”

“再说他们的妈妈会担心的，她会以为我们翻到沟里去了。”

“哦，好吧。”

“我们打扰了你好长时间了。”

“时间，”诺拉辛酸地说，“你还会再来吗？”

“能来我会来的。”爸爸说。

“带着孩子们，带着你的妻子一起来。”

“我会来的，”爸爸说，“能来我会来的。”

她送我们上车时爸爸说：“你也来看看我们，诺拉。我们就住在格罗夫街。往城里方向走的左手边，也就是北边，也就是贝克街往东，第二个门。”

诺拉没有重复这个地址。她穿着那件柔软而鲜艳的裙子站在车旁。她摸了摸挡泥板，在灰尘上留下一个无法被辨识的印记。

回家的路上爸爸没买冰激凌，也没买汽水，不过他在一家乡村小店里买了一袋甘草糖，跟我们分着吃了。她不是咱一派的，我想着，这句话给了我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悲凉之感，它阴暗、反常。爸爸没有嘱咐我回家不要提及此事，可当我看到他递给我们甘草糖时那若有所思、欲言又止的神情，我就知道有些事是不能提的。威士忌，也许还有跳舞。不过不用担心弟弟，他注意不到什么，可能最多只记得瞎眼的老太太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

“唱歌吧。”弟弟向爸爸要求道。但爸爸嗓音粗哑地说：“不知为什么，我好像没有能唱的歌了。你看着路，如果看见兔子的话就告诉我。”

于是爸爸开车，弟弟盯着路面寻找兔子，而在这傍晚最后的时光，我感觉爸爸的生命从此时的汽车里溯流回到了往昔。天色渐暗，变得陌生起来，犹如一片被施了魔法的风景，你看向它时，它显得亲切、平凡、熟悉，而你一旦转过身去，它便化作了你永远也无法了解的东西，里面有万千种变幻的天气，和你想象不出的各种遥远。

我们快到塔珀镇时，天像往常一样有点阴沉。在休伦湖畔，夏天的晚上几乎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