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变身侦探的狄仁杰

在西方探案小说里，狄仁杰（Judge Dee）是跟福尔摩斯一样高明的神探。西方拍摄过多部以狄仁杰为主角的电影，比如 1974年美国拍摄的《狄仁杰之朝云观》（ Judge Dee and the Monastery Murders ）。很多明星比如Michael Goodlife、Khigh Dhiegh都扮演过狄仁杰。有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阅读过关于狄仁杰探案的故事。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一般认为他出生于贞观四年（630）。狄仁杰出身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狄孝绪当过唐太宗的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做过夔州长史。狄仁杰幼年好学，“以明经举，授汴州判佐” 。在汴州为官时，狄仁杰被同僚诬告。当时阎立本担任工部尚书、河南道黜陟使，不但替他摆平了麻烦，还推荐他担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后来狄仁杰到中央担任大理寺丞，从事的工作仍然跟司法有关，虽然职务不高，但属于很关键的位置。他特别称职，一年就处理了一万七千个裁判久拖不决的犯人，无人诉冤。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的柏树，狄仁杰上奏权善才罪当免职，而高宗认为应该立刻诛杀。狄仁杰坚持认为罪不当死，高宗不高兴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 旁边的大臣一直跟狄仁杰使眼色让他退出去，但狄仁杰坚持自己的看法，又用前人张释之、辛毗谏诤的例子加以劝说，高宗怒意稍解，最后听从了他的建议。过了几天，高宗就提拔狄仁杰担任侍御史。

后来狄仁杰转任宁州（今甘肃庆阳宁县）刺史，治理得不错，老百姓立碑颂德。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在所到之处考查、弹劾了很多地方官。进入宁州境内，一路上都有当地年长的士绅歌颂刺史的美德。郭翰将狄仁杰举荐到朝廷，狄仁杰被征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正四品下，主要负责国家农田、工程事项），充江南巡抚使——代皇帝巡视江南，稍后又转任文昌右丞（即尚书右丞，从二品），出为豫州刺史（接替越王李贞）。这时候赶上越王李贞反叛，牵连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狄仁杰可怜他们被连累，为了宽缓刑罚，密奏朝廷，请求饶恕这些人的性命。武则天便特别宽大处理，改为配流丰州。这些流放的人途经宁州，当地百姓告诉他们：“我狄使君活汝辈耶！”相携哭于碑下，宁州百姓又为他们提供了三日斋饭。这些流放的人到达丰州，也在当地立碑歌颂狄仁杰的美德。

狄仁杰在越王叛乱的善后问题上跟当时的军事主官宰相张光辅发生了冲突。当时将士自恃有功，希望能多抢掠一些东西，狄仁杰不答应。张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耶？”狄仁杰很强硬，认为不能纵邀功之人，杀归降之众，甚至说了狠话，“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 。张光辅回去奏狄仁杰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刺史（辖今湖北仙桃、天门一带），后又被召入洛阳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当皇帝之后，狄仁杰的升迁进入快车道。天授二年（691）九月，转地官（户部）侍郎、判尚书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六十二岁做到宰相。与此同时，狄仁杰一生当中最大的凶险来临。那就是酷吏政治。

狄仁杰被来俊臣诬陷造反。当时有制度“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所以来俊臣一审问，狄仁杰就承认造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狄仁杰既然已承认谋反，相关官员等着行刑，对他也不再严加防范，狄仁杰便趁机要来笔墨，拆了被头的帛布写了一份陈冤状塞在棉衣里，借口天气炎热送回家中。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书信，就上呈武则天。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信，就询问来俊臣。来俊臣伪造了狄仁杰的谢死表，也就是承认自己谋反的上表，结果武则天召见狄仁杰，一对质就全露馅了。武则天根本就不相信狄仁杰这些人会造反，她只是用来俊臣这些酷吏清除政治对手——虽然狄仁杰是冤枉的，还是被贬为彭泽县令。

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武则天想起来狄仁杰，任命他为魏州刺史，不久转任幽州都督，抵御契丹。神功元年（697），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又当了宰相。圣历初年，突厥侵掠赵、定等州，狄仁杰担任河北道元帅。突厥尽杀所掠男女万余人后撤兵，狄仁杰追赶不及，便转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圣历三年（700），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伐契丹残余势力，取得胜利，献俘于含枢殿。武则天特赐李楷固姓武氏。李楷固与骆务整之前都是契丹首领李尽忠的手下，多次与唐军作战，后兵败投降，本来要受到严惩，狄仁杰认为他们都是骁将，奏请授其官爵，加以任用。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等到李楷固他们凯旋，武则天还召狄仁杰参加宴会，亲自给狄仁杰敬酒 。

从史料中看，武则天跟狄仁杰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圣历三年（700），武则天巡幸三阳宫，王公百僚之中，只有狄仁杰特赐住宅一区，恩宠无比。武则天一直非常信任狄仁杰，群臣莫及。武则天虽然年纪比狄仁杰大，但是总称他为“国老”而不直接叫名字。有一次狄仁杰跟随武则天游幸，一阵风把狄仁杰的头巾吹落，狄仁杰所骑的马因此受到惊吓失控，武则天赶紧让太子李显追上去，抓住马笼头，把马拴好。狄仁杰多次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都被武则天拒绝。武则天不让他下拜，说看到狄仁杰下拜“朕亦身痛”；也不让他值班，告诉狄仁杰的同僚：“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久视元年（700）秋，狄仁杰去世，举国哀悼，武则天废朝三日，追赠其为文昌右相，赐谥号文惠。

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狄仁杰是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是山西文水人，文水是太原的属县，两人是老乡。私人关系有时候在建立政治信任时会发挥重要作用，据史料记载，武则天和狄仁杰谈论过双陆游戏，两人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家乡记忆。

狄仁杰能长期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并非易事。从史料看，狄仁杰谋国先谋身，从不触动武则天的核心利益，不反对武则天的大政方针。他善于把握大局，抓大放小。比如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武则天批准了。狄仁杰却说：

臣闻君人者，唯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彼学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

狄仁杰认为，君王只有生杀大权不能交给别人，其余的事务都应放归相关部门，学生请假的事则应交由国子监丞和主簿负责。如果天子为这点小事都要发布敕令，那天下之事要多少敕令才能处理完？这是让武则天放权，事必躬亲并不是君主所为。

狄仁杰为人厚道、孝友绝人。在并州当官时，同府法曹郑崇质被派到边远的地方去当使节，而他的母亲年纪大了且体弱多病。狄仁杰就去找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去。当时蔺仁基与司马李孝廉关系不好，看到狄仁杰如此对待同僚，就对李孝廉说，我们难道不该惭愧吗？于是两人相待如初。狄仁杰在汝南当官时多有善政，但也有进谗言告发他的人。武则天问他，你想知道是谁说你的坏话吗？狄仁杰回答道：“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 可见狄仁杰宽厚的一面。

狄仁杰被诬陷时，判官王德寿诱供说，如果你把尚书杨执柔咬出来，就可以免掉死罪，我也可能获得升迁，如何？狄仁杰问，如何牵连杨执柔。王德寿说，当年您任职礼部的时候，杨执柔担任礼部员外郎，如此牵连就可以了。狄仁杰说：“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然后以头触柱，流血满面，王德寿害怕了，赶紧道歉 。不过话说回来，杨执柔是武则天母亲杨氏家族的子弟，牵连到武则天母家也不是理智的行为。

狄仁杰的大度在对待霍献可的态度上更加清晰。他曾被贬官，路过开封，想停留半天治病。当时的开封县令霍献可坚决拒绝，逼狄仁杰当天就离开开封。后来狄仁杰恢复了宰相职务，此时霍献可在中央担任郎中（六部的中层）。武则天让大臣们推荐御史中丞（职权比郎中大很多）的人选，狄仁杰推荐霍献可担任。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狄仁杰担得起这样的描述。有意思的是，《太平广记》对此事的描述完全不同。《太平广记》卷 146 记载，狄仁杰对霍献可怀恨于心，但武则天让他推荐人选时，仓惶间他的脑海中想不出其他人的名字，只好提名霍献可。

狄仁杰政治能力很强，更能洞悉人性，比如劝谏武则天还政李唐时，其他人都从政治大局、大义谈，他却从母子关系谈。当时像吉顼、李昭德都直言进谏还政中宗，均无法说服武则天，“则天无复辟意”。只有狄仁杰每次都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劝说，武则天渐渐想明白了，最后把中宗从房陵召回，树为储君 。狄仁杰没有拿大义去劝说武则天立自己的儿子，都是以母子间的亲情去说动她。他对武则天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这就抓住了要害：母子比姑侄感情深，立儿子为太子，武则天死后还能配食太庙，可从没有配食太庙的姑姑。

毁誉相连，当时也有人对狄仁杰服务武则天有抱怨。比如唐人李濬在《松窗杂录》中把狄仁杰描述成一个甘愿侍奉女主的小人。当狄仁杰想提拔堂姨卢氏的儿子时，遭到了堂姨的严词拒绝：“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武则天下台后，狄仁杰的政治定位是匡复唐室的功臣，因为很多参与推翻武则天政变的大臣和将领都由他推荐。狄仁杰一生注意提拔人才，常以举贤为意，他拔擢的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中，做到公卿的就有数十人。尤其是张柬之，不过是区区荆州长史，被狄仁杰提拔为洛州司马，进拜宰相，后来领头兴复中宗。唐朝诗人高适作《三君咏·狄梁公》称赞狄仁杰：“梁公乃贞固，勋烈垂竹帛。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褚人获的《隋唐演义》把狄仁杰塑造成受命于唐太宗，维护李唐江山的形象——这就是文学性的想象了。狄仁杰死在武则天去世前五年，他大概不能预见五年后的神龙政变。

狄仁杰更预见不到的是，他在后世变成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侦探，名字传遍西方世界。这跟一个叫高罗佩（1910—1967）的荷兰人有关。

高罗佩从小便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少年时代就聘请了一位在鹿特丹留学的中国学生教他中文。后来他在莱顿大学系统学习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又进入乌特勒支大学学习东方语言。高罗佩很有语言天赋，精通汉语、日语、梵文、藏文等。二战中，作为荷兰流亡政府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他来到重庆，并且娶了张之洞的外孙女为妻。他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司法等，近乎痴迷。他写过不少学术著作，比如《琴道》《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甚至还写了一部《长臂猿考》，但是所有这些著作都比不上他创作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系列有名。

1940 年代，欧美兴起侦探小说热潮。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神探形象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罗佩也以狄仁杰的断案故事为线索，创作了轰动世界的《大唐狄公案》系列。他先把清末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为英文，接着以狄仁杰为原型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 The Murders of Chinese Bell ，此书本来想使用中文创作，先在中国出版，但是中国的出版社没意识到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一出版就在西方引起轰动。出版商一再催促，高罗佩一鼓作气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断指案》等，最终构成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一共 16 个中长篇，8 个短篇，多达130 万字，各篇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这部巨著在西方不但屡屡再版，翻译为各种文字，还被搬上荧幕，使狄仁杰（Judge Dee）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在高罗佩笔下，狄仁杰是一个儒、侠互融的人，这可能也是高罗佩的理想人格。 j3X+cet7wOVqTkryYN4629BG2FzFmYiSTbLYvSuUK9KZyGl8iRU5j33vl27rY7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