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酷吏政治的逻辑

用恐怖手段维护统治，不仅仅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普遍存在。酷吏政治是对人性的操弄，上疑而下惧，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大多数时候，酷吏的权力来源是君主。他们只不过是君主的白手套，通过合理伤害权打击政敌。所谓合理伤害权，就是表面上看来酷吏所为都有法、有规则可依，但是大众都清楚他们是在刻意打击政敌。仔细分析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有相当比例的人精于律法，善用条文整人。

告密是对人伦最大的破坏。虽然中国古代一直有“首告”和“连坐”制度，但是也提倡“亲亲相隐”，目的就是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告密成为一条隐形的国家制度，成为部分人向上爬的手段。这是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酷吏也就招致了广泛的反感甚至仇恨——这也就注定了他们最终悲惨的结局——当其使用价值耗尽，副作用凸显时，很可能会被君主抛出来作为安抚人心的替罪羊。

垂拱二年（686）三月，徐敬业的叛乱刚刚被镇压。武则天心不自安，时刻感到危机。就下令：

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

武则天在朝堂上设置铜 匦 guǐ （一种铜铸的大匣子），分别接收歌颂君主、进谏、申冤、报告天象等各方面的奏疏，并且由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形成制度。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意见箱”。

设计铜匦的是一个叫鱼保家的人——姓鱼，且善于制造各种器械，可能是个粟特人。他是武则天信任的酷吏、侍御史鱼承晔之子。徐敬业造反的时候，鱼保家曾经帮他制作刀车和弩，不过事情没有暴露。当武则天希望收集天下人的意见时，鱼保家上书提出，“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 ，武则天很高兴。但讽刺的是，很快有人向铜匦投书，举报鱼保家为叛军制作兵器，给朝廷军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武则天就把他给杀了。鱼保家成了铜匦的第一批牺牲者，制作断头台的人最终死于断头台。

司马光认为，告密之风兴起，最早可追溯到光宅元年（684）。那一年，中宗被废之后不久，有飞骑十余人在酒馆喝酒，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 ——我们参加了这次政变，也没得到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中宗。他们中的一人起身去北门（即玄武门，羽林军驻兵于此）告发，酒还没喝完，剩下的人就被捕入狱。扬言造反的人被斩首，知反不告的人被处以绞刑，告发者被授予了五品官。告密之风自此兴起。此后，告密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常规动作。史载：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告密者有真凭实据，会被授予官职，如果不属实也不追究。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告密成风，人人自危。

武则天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受到武则天鼓励，酷吏纷纷出头，蔚为风潮，从垂拱二年（686）到天授二年（691）大约五年中，告密、冤狱、迫害成为一道残酷的风景。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提意见：“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 李嗣真说武则天任用一帮小人来操弄刑罚，他们审案不走正规途径，是对制度的破坏，是对权威的破坏，是对政局的破坏。但武则天不听——她正是要破坏现行政治秩序，“打鬼借钟馗”，依靠酷吏消灭反对势力，如此才能维护自己定于一尊的权威。这一时期有名的酷吏包括来俊臣、索元礼，合称“来索”（“来索命了”）。其他有名的还有周兴、侯思止、王弘义等。

索元礼可能是粟特人，或者来自中亚伊朗。他为人十分机灵，懂得武则天的心思。武则天把他擢升为游击将军，让他主管专门成立的专案组，来迫害李唐的大臣。索元礼是武则天信任的第一批酷吏，为人残忍，审讯一人动辄牵连成百上千人。武则天对他特别赏识，经常召见、赏赐他，以伸张他的权势。周兴、来俊臣这些人纷纷效仿，后来周兴做到秋官（刑部）侍郎，来俊臣升迁至御史中丞。武则天基本上把政治性的案件都交给这帮人来处理。他们养了很多眼线，专门以告密为事；想要诬陷一个人，便安排数名眼线同时告发，所告内容全都一致。为了指导办案，来俊臣跟万国俊甚至一起编了一本叫《罗织经》的书。这是本数千字的小册子，专门教大家怎么罗织罪名。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酷刑，比如“死猪愁”“求破家”等，抓到犯人，先给他们展示各种刑具，犯人吓得自己诬陷自己。武则天认为他们很忠诚，愈发宠信。天下人则以虎狼视之。

来俊臣是长安万年县人，人很聪明，从小不事生产，是武则天的重要爪牙。每次审讯的时候他根本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逮着人，或往犯人鼻子里灌醋，或不给人饭吃，有的人饿得受不了，把自己衣服里的棉絮扯出来吃。每次大赦，他先把那些重犯全部杀光，之后才拿出大赦敕书。

长安醴泉人侯思止，原来是个卖饼的，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恒州刺史裴贞杖责了一个判司，判司指使侯思止诬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最后李元名被流放，裴贞被灭族，侯思止被拔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者授五品官，侯思止不满意，想当御史，武则天就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思止脑袋挺灵光，反驳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头上长有一角，能分辨善恶，会用角撞奸邪之人）武则天就让他当朝散大夫、侍御史。有一天，武则天要把罚没别人家的房子赏给侯思止，侯思止为了表示自己很忠心，说：“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 又获得了武则天的欣赏。

另外还有衡水人王弘义，外号“白兔御史”。他有一次到地方上去，看到老百姓种的瓜，非要问人家要，瓜农不愿意给。他怀恨在心，跟当地的县令说，我在瓜田里看见了白兔。白兔在唐朝的时候是祥瑞，按照制度要上报，这是地方官的职责。县令就派了一帮人去抓白兔，一顿乱踩，瓜田里的苗全都被踩坏了。内史李昭德说：“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 （“苍鹰狱吏”指汉朝酷吏郅都）王弘义利用制度来害人，瓜农有苦说不出，这就是合理伤害权。有乡间父老做宗教仪式，王弘义诬告他们聚众谋反，杀了两百多人。后来王弘义被授予游击将军，又升任殿中侍御史。有人告发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武则天让王弘义去逮捕他。王安仁不服，王弘义直接砍了王安仁的脑袋，又把王安仁的儿子斩首。他路过汾州，汾州司马毛公正跟他一起吃着饭，他突然就砍了毛公的脑袋，用长枪顶着人头，浩浩荡荡回到洛阳，见到的人无不惊恐。在这种情况下，朝臣都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每次上朝之前都要跟家人诀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告密这些事，武则天也知道很多都是捕风捉影。就像陈子昂说的那样：“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 武则天只是用这个手段铲除政敌。高宗后期的宰相郝处俊曾反对武则天监国，等到武则天大权在握时，郝处俊已死，他的孙子郝象贤被仆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就让酷吏周兴审问，定罪灭族。他的家人到朝堂讼冤，监察御史任玄殖一看卷宗，认为并没有证据能证明郝象贤谋反。结果任玄殖直接被武则天免官。郝象贤临刑前大骂武则天，揭发了很多宫中隐秘的丑事，还夺走市井百姓的木柴击打行刑者，最后被金吾卫打死。武则天非常生气，下令将郝象贤的尸体肢解，把他的父亲、祖父的棺材全都刨出来，毁棺焚尸；而且定了个制度，以后再处决犯人，都要先用圆木塞子塞住嘴，以防他们说话。

在这种氛围里，很多人会因为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过错被牵连，甚至丢掉性命。宰相范履冰因为推荐过谋逆的人，下狱死。酷吏诛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正常的政治秩序已经被破坏，趁机报复、浑水摸鱼的人也不少。比如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一向与殿中侍御史周矩关系不好，认为周矩办事能力不行。这时正好有人罗织罪名告发骞味道，周矩负责审查。周矩对骞味道说：“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 骞味道和他儿子都被杀了。

徐敬业弟弟徐敬真被流放到绣州，又逃了回来，准备逃去突厥。徐敬真路过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给了他一些盘缠，结果三人在定州被官吏捕获，弓嗣业上吊身亡。张嗣明、徐敬真被抓后供出很多认识的人，说他们图谋不轨，以求免死，朝野上下受到牵连被处死的人非常多。张嗣明诬陷内史张光辅，说他“征豫州日，私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 ，即指控张光辅在征讨越王李贞时，私下讨论帝王受命的预言和天象，对朝廷和叛乱者两头下注。张光辅与徐敬真、张嗣明等都被抄家斩首。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也被牵连进去，被徐敬真诬告曾参与徐敬业谋反。临刑前，武则天还是决定网开一面，让凤阁舍人王隐客骑马赶去宣读赦令。郭正一、元万顷等最后被流放岭南。

酷吏政治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就军队来说，由于王方翼、程务挺这些有传承的将领都被铲除，唐朝军队的指挥系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得很厉害。右武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常之是百济人，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因被周兴等诬告而自缢身亡。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将领出现断层，有时候率军出征的只不过是中郎将这样的卑官。689 年到 694 年甚至是由和尚薛怀义带领唐朝军队，主持对突厥的战争。高宗对军队的指挥权是垄断性的，武则天跟军队没有渊源，她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提拔了薛仁贵的儿子薛讷。

武则天并非昏庸，其实她对人性的洞察强于常人。武则天信佛，一度禁止天下屠杀牲畜以及捕鱼虾。右拾遗张德因家中生了儿子，偷偷杀羊宴请同僚。其中一个同僚补阙杜肃偷偷藏了一块，宴会结束后竟上表告发。第二天，武则天把张德找来，对他说：“闻卿生男，甚喜。”张德拜谢。武则天说：“何从得肉？”张德叩头服罪。武则天又说：“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然后拿出杜肃的奏章给张德看。杜肃非常惭愧，满朝官员都看不起他。

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已经建立两年，逐渐稳固，而酷吏的边际效用递减，成为统治秩序的包袱，武则天需要恢复正常的秩序。这一年，丘神 与周兴被告通谋，被杀。同年，索元礼被处死。长寿元年（692），整个舆论氛围开始发生变化，万年主簿徐坚直接上书说应该把酷吏赶出司法队伍：“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 当时告密者不可胜数，武则天感到很厌烦，让监察御史严善思去办理，一次性惩办了虚假告密者八百五十多人。自此之后，“罗织之党为之不振” ，酷吏政治走到了尽头。长寿二年（693），侯思止被李昭德在朝堂上杖杀。王弘义被流放琼州又逃了回来，也被杖杀。来俊臣则因试图网罗武氏子弟和太平公主的罪名而被反告，在 697 年被处死，因为作恶太多，死后在街头被众人割肉分尸。酷吏的横行让大臣们寝食难安，也跟不少家族和派系结下血海深仇。武则天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几个酷吏身上，把他们作为替罪羊，安抚人心，可以说榨干了他们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没有人是完美的，哪怕是圣人也难免会有缺点甚至秘密。告密破坏了人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是对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的破坏。在政治领域，鼓动告密是破坏现有政治秩序和权力结构的有效手段。告密者得到短期的丰厚回报，但是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反噬。《旧唐书》曰：

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 、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酷之为用，斯害也已。

开元十三年（725），御史大夫程行谌上奏：

周朝酷吏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张知默、李敬仁、唐奉一、来俊臣、周兴、丘神 、索元礼、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二十三人，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与官。陈嘉言、鱼承晔、皇甫文备、傅游艺四人，情状稍轻，子孙不许近任。

这些酷吏遭到了进一步追杀——他们的子孙后代，世代不得为官。 KNz3O3PHxHJ3H5gU9b2I9JThrN2ecSJvkcGIQAQUBWLHPaxjUofBGhfbGoCqiX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