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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仙太子碑:流动的政治风景

从武则天的神都洛阳往东南方行约 35 公里,就到达缑山(又名缑氏山)。此山海拔 308 米,景色清秀。其地东邻中岳嵩山,西傍龙门伊阙,在武则天和中宗统治时期,成为都城洛阳政治、礼仪和宗教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在缑山山顶建立的升仙太子碑,是当时跌宕起伏的政治局势的见证者。

升仙太子碑高 6.7 米,宽 1.55 米,厚 0.55 米,盘龙首龟座高 1.3米。正面碑文 33 行,每行 66 字,主要描述了武周政权取得的各种功业和成就,并攀附升仙太子王子晋,将武则天的周朝和历史上的周朝相连接。《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非常复杂,包含武周朝诸臣和李旦及相王府诸僚佐两股势力的题名,生动地反映了从武则天到中宗朝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情势的变迁。

想要看清石碑背后的政治风景,首先要清除障碍。先把武则天和中宗朝以后因为个人行为而补加的题记择取出来。包括:

(1)“京兆韦庇”题记。位于碑阴下段中侧。

(2)宋代西京留守邓洵武题记,位于碑阴下段左侧。题记云:“政和元年(1111)一月廿九日,西京留守邓洵武率僚属恭谒王子乔祠,男雍侍行。”

(3)清代钟国士于康熙二十年(1681)冬日题诗两首,位于碑阴下段右侧。其一名《登缑山》,云:“地以人称自古然,缑山指大列中天。不因王乔修道后,谁讥孤峰海内传。”其二名《缑山社集》,云:“子晋飞升处,古今人尽传。群峰拱四壁,一岭主中天。笙鹤仙踪杳,诗书静习偏。得闻如我辈,日上弄云烟。”

(4)清末民初韩人金秉万题诗,位于碑阴上段左侧,刻于一片凿痕上,诗云:“黄河嵩岳抱萦回,中有缑山远客来。王子不还笙鹤断,夕阳呵笔下荒台。”署名“韩人正三品通政大夫内阁前秘书监丞金秉万”。

余下的题记分为三组,分别用A、B、C来标识:

A组——圣历二年(699)题记

A1:

1.春官尚书检校内史监修国史上柱圀(国)梁□(王) (臣)三思

2. 光禄大夫行内史上柱国邢圀(国)公 (臣)王及善

3. 中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圀(国) (臣)苏味道

4. 朝散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臣)魏元忠

5. 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圀(国)汝阳县开圀(国)男 (臣)狄仁杰

6. 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圀(国)谯县开圀(国)子 (臣)娄师德

7. 银青光禄大夫行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圀(国)郑县开圀(国)子 (臣)杨再思

8.朝请大夫守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左控鹤内供奉 (臣)吉顼

(以上位于碑阴上段右侧)

A2:

9. □□□□□□□□□□□□(整一行被凿去)

10. 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 (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 (臣)□□(名字被凿去,当为“昌宗”)

(以上位于碑阴上部中段偏右)

A3:

11. 题御制及建辰并梁□(王)三思以下名 (臣)薛稷书

12. 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 (臣)□(王)晙

13. 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 (臣)钟绍京书

(以上位于碑阴中段左侧)

A4:

14. 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 (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

15. 宣议郎直司礼寺 (臣)李元□勒御书

16. (臣)卓□□□直营缮监直司韩神威刻御字

17. 洛州永昌县 (臣)朱罗门刻御字

18. 麟台楷书令史 (臣)□□□勒字

(以上位于碑阴下段左侧)

B组——碑阴额首部分的题记

碑阴额首为武则天御制杂言诗《游仙篇》,“奉辰大夫 (臣)薛曜书”。其诗云:

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旌自凌霞。碧落晨飘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周旋宇宙殊非远,写望蓬壶停翠幰。千龄一 (日)未言赊,亿岁婴孩谁谓晚。逶迤凤舞时相向,变啭莺歌引清唱。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驻回游 (天)宇,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仙储本性谅难求, (圣)迹奇术秘玄猷。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C组——神龙二年(706)安国相王李旦等题记

这组题记出现在碑阴中段,从右往左书写。其题记云:

大唐神龙贰年岁次景午水捌月/壬申金朔贰拾柒日戊戌木开府/仪同三司右千牛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王)旦奉制刊碑刻石为记

1.从官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芮国公豆卢钦望

2. 从官大中大夫行安国相□(王)府司马护军皇甫忠

3. 朝散大夫守安国相□(王)府咨议上柱国邢国公□(王)温

4. 朝议大夫行安国相□(王)府记室参军事丘悦

5. 朝议郎行安国相□(王)府文学韦利器

6. 朝议大夫行安国相□(王)府仓曹参军辛道瑜

7. 行安国相□(王)府属韦慎惑

8.行安国相□府(王)掾丘知几

9. 行安国相□(王)府典军丘琬、行安国相□(王)府典军卫日新

图11 《升仙太子碑》碑阳拓片。(本图源自洛阳师范学院、偃师市文物旅游局编:《武则天升仙太子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8 页)

图12 《升仙太子碑》碑阴拓片。(本图源自洛阳师范学院、偃师市文物旅游局编:《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第 138 页)

10. 从安国相□(王)品官行内侍省奚官局令引叁自

11. 安国相□(王)品官行内侍省掖庭局令戴思恭

上述三组题记,从行文逻辑很容易区分。A组及B组跟C组最明显的区别,是前两者都使用了武周新字,比如“圀(国)”“ (臣)”“ (人)”“ (日)”“ (天)”“ (圣)”等;但是C组题记中,“国”就写作“国”,而不作“圀”。考虑到C组题记是中宗神龙二年所刻,武周新字已经停止使用,这一区别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如果说武周新字就代表着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革新意涵,那么恢复旧的字体或许可以理解为李唐皇室的复辟。

A1 组题记中,八位大臣的名字位于碑阴上段右侧,与之相对的左侧已经被凿成一片凿痕,凿痕之上是韩人金秉万 20 世纪初的题诗,此处本应是“诸王芳名”。A2 组题记应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题名。张氏兄弟的名字出现在在诸大臣题名和诸王题名之间,正在碑阴上段居中位置,似乎暗示他们是整个立碑活动的主持者,也是武则天权力的延伸,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所以他们的名字超然于诸大臣和诸王名字之外。此外,张氏兄弟的题名本身也很值得玩味。非宗室(包括武氏)诸大臣题名都是写上全名,比如“臣狄仁杰”“臣魏元忠”;只有武三思这样的宗室亲王,才作“臣三思”。但是根据残留下来的痕迹推断,张昌宗题名应为“臣昌宗”,而非“臣张昌宗”。这样的表达或许正说明在武则天晚年中央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张氏兄弟跟武则天确实关系密切,获得了公认的类似宗室的地位。

将升仙太子碑的建立和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连在一起,可能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就已经非常流行。比如当时人张 所撰的《朝野佥载》就记载道:

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按:当为张昌宗)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 [1]

缑氏山是王子晋驭鹤升仙的地方,在这里立庙也是符合逻辑的做法。武三思也曾“赠昌宗诗,盛称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后身,仍令朝士递相属和” 。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说,《旧唐书》将武三思等附会张昌宗为升仙太子王子晋这一情节,置于久视元年(700)后,而武则天建立升仙太子碑则在圣历二年(699)。与其说是因为张昌宗的关系才在缑山修建王子晋庙,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是:在武则天君臣热衷于王子晋信仰的氛围里,张昌宗被附会为王子晋的后身。

早在天册万岁元年(696),武则天完成在中岳嵩山的封禅后,即以“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武则天在碑文中写道:

我国家先天纂业,辟地裁基,正八柱于乾纲,纽四维于坤载。山鸣 ,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图书,式兆兴王之运。廓提封于百亿,声教洽于无垠;被正朔于三千,文轨同于有截。

”是象征大周兴起的祥瑞,《国语·周语上》云:“周之兴也, 鸣于岐山。” 武则天修建的明堂顶上也装饰着鸑 ——“盖为 ,黄金饰之,势若飞翥。” 武则天在《升仙太子碑》里希望能够把自己建立的周朝和历史上的周朝联系起来,毕竟她自认周文王为始祖,而升仙太子也是姬姓子孙。这种想法也完全符合她的政治理念。比如她早在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就颁布《改元载初赦文》,舍弃李唐的夏正(以正月寅月为岁首,自汉武帝改用夏正后,历代沿用),改用周正(以十一月子月为岁首),通过改正朔表达了武周革命的基本内涵。

碑阴额首刻有武则天御制杂言诗《游仙篇》,题记为“奉辰大夫 (臣)薛曜书”,是增刻上去的。薛曜是张易之的党羽。这首游仙诗的主旨就是希望神仙能够“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让武则天可以长久地统治大周。“久视”出自《老子》第五十九章,意为“长生”。当年五月,武则天吃了进献的长生药,身体有所好转,于是改元“久视”。

图13 唐王子乔吹笙引凤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动脉影 摄)

这时已经七十多岁的武则天无可奈何地面临着老去的现实。老年君主在专制体制下,为维护权力的延续而追求延年之法,在中古时期非常普遍。不可否认的是,张氏兄弟在武则天追求长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论是为武则天炼制丹药,或者是推崇驭鹤成仙的王子晋信仰,背后都包含着武则天对长生的渴望,也是武则天这段时期追求长生运动中的部分环节。此时武则天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开始有向道教倾斜的趋势。正是在久视元年,她把自己头衔中的“金轮”去掉了。“金轮”象征着武则天佛教君主的身份,将这一头衔去掉,反映了武则天政治倾向的某些微妙变化。而史料中有关武则天崇道和追求长生的内容多了起来。比如武则天将寝殿改名为“长生院”,或许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作用。

这一年,武则天也改了正朔,回到了李唐夏正,这其实已经承认将来无论如何都会回到之前的政治传统了,或者说,继承人无论如何都是李唐子弟而不可能是武家子弟了。这样强烈的政治信号肯定会被当时具有政治敏感度的大臣们捕捉到。

武则天倒台后,中宗并未立即回到长安,此时洛阳仍是权力的中心。根据《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神龙二年(706),相王李旦率自己的僚属来“刊碑刻石”——也就是来“修正”此碑。

李旦明显凿去了两部分内容:张氏兄弟的名字和“诸王芳名”。可以想见,圣历二年跟随武则天上缑山树立升仙太子碑的,必然不是李唐皇室的诸王——他们很多还在外地流放或者处于蛰伏状态,当时能够跟武则天上缑山的,估计只有李旦自己。那个时候他的名字不是李旦,而是屈辱的“武轮” 。因此这里的“诸王”应是武氏诸王,或者说是以武氏诸王为主的贵族们。《旧唐书》卷 183《武承嗣传》记载,中宗即位后,有人建议“武氏诸王宜削其王爵”,获得批准。这可能是李旦将武氏诸王题名凿去的依据。

代替“诸王芳名”和张氏兄弟的题名,在碑阴增刻上去的,是李旦相王集团成员的名字——这些人在后来推翻中宗系的政变中跟相王保持一致。通过对这一“政治景观”的修正,这块“纪念碑”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最初立碑是为了鼓吹武周政权的合法性,那么之后李旦的修正则是李唐复辟后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如果考虑到数年后李旦集团政变的史实,这些跟随李旦在升仙太子碑上刻上名字的僚佐们,无疑通过这样一个宣誓性的仪式,向自己的府主呈上了投名状。

[1] (唐) 张 :《朝野佥载》,第 125 页;刘《隋唐嘉话》云:“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诗至今犹传。”(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9 页) s3CF4XluGJ7uKDp1rANj2cXBoeRZOC6dmspRzqMnFwcvmqnxPFRW3FWI2i8KPK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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