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如果我们穿越回唐朝，站在长安的天街上，会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个文明呢？直观的感受恐怕会与我们作为后人用倒放电影式的概括不同。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唐朝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甚至被描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精于用历史周期做投资决策，在他看来，唐朝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而之后的宋文明，虽然精致，却是一个长长的B浪反弹，酝酿着更大规模的下跌。

那么我们如何来概括唐朝呢？我想用下面五个词来描述：

第一个词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最常用来描述唐朝的概念。比如《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早在1973年出版的《唐代概观》（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中就用“世界主义”来概括唐代的中国文明，而日本著名的唐代史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也以“绚烂的世界帝国”来描述唐朝。这种世界主义的特质是浑厚、包容，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再造了中国文明，进而带来了宗教、文化、制度、知识的璀璨和辉煌。唐代尤其是盛唐之前，华夷之辨并不占据主流。唐太宗认为四海之内不论华夷，都是自己的子民。彼时盛行的佛教强调众生平等，部分化解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以及华夷之间的壁垒。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粟特人（Sogdian）。这些被称为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的族群，“利所在无不至”，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他们不但连通了中国和域外的商业网络，还充当了大唐的使节、将士、音乐人、画家等，给大唐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比如随着龟兹等地的中亚音乐的传入，宫、商、角、徵、羽中土五音音律的固有缺陷被不断挑战，“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以琴瑟、钟磬为乐器的时代过去了，音乐进入了新的时期。又如武则天时期，一个叫安金藏的粟特人，本是太常乐人，为了保护当时的皇储李旦，剖腹以证皇储不曾谋反，被称为“烈士”。安史之乱后中国文明逐渐走向民族主义，而粟特人却逐渐融入汉人之中，这或许是中国人善于做生意的部分基因来源。

第二个词是“佛教帝国”。如果我们把隋唐和其他朝代相比较，就会发现那是一个佛教繁荣的时代，唐朝可谓是一个“佛教帝国”。上至政治宣传、意识形态，下到日常生活、节日习俗，都能看到佛教的影响。大唐的长安和洛阳的天际线被佛塔所装点，人们的心灵被笼罩在佛光下。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带来了宗教信仰的传入与传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也带来了几乎全面的知识和观念的革新：地理知识、宇宙观、生命轮回、语言系统、新的艺术形式、风俗习惯、城市景观等。这种文化融合和再造，不只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更是高度发达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的磨合。仅仅从政治史的层面讲，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在数百年中，对当时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政治术语、帝国仪式、君主头衔、礼仪革新、建筑空间等方面。武则天正是在佛教繁荣的背景下，才能以佛教转轮王的身份登上皇位。又比如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看，佛教兴起之前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分为“官”“民”两种空间，像用于国家祭祀的礼仪空间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佛教的出现，在官——民的结构之外，提供了双方都可以去的近乎公共空间的场域；城市空间在世俗空间之外，也出现了宗教（神圣）空间。从《两京新记》中，我们可以生动地读出这种变化带来的城市活力。如果我们对比汉朝的长安和唐朝的长安，就会发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唐朝的长安是一座佛教都市。

唐代的中国，在宗教信仰上处于文化优势地位，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思想世界最为复杂繁密的一部分，唐朝也已经成为当时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正如近代以来欧洲传教士到东方传教，唐代时中国佛教强势对外传教，比如日本把佛教引入本国，各大宗派都视长安的某个寺院为自己的祖庭。佛教对日本文明的再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是日本人重要的心灵家园。佛教的传入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主题，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除了佛教，还有三夷教（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摩尼教、祆教或者琐罗亚斯德教）也传入中国，让大唐文明呈现出浑厚璀璨的景象。

第三个词是“贵族政治”。你如果穿越回唐朝，可能会发现出身很重要。所以我们在隋朝和唐代前期，看到了大量权势熏天的皇子政治集团：隋朝的晋王杨广夺取了太子杨勇的储位；唐朝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兄长和弟弟，夺取了皇位；唐太宗的几个儿子也跃跃欲试，觊觎着最高权力。各大家族各自下注，甚至两边下注，希望能延续自己的政治地位。甚至外姓的武则天夺取了李唐皇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前期，几乎没有一个太子能够顺利继承皇位，最终真正继承大统的往往是残酷宫廷斗争的胜利者。初唐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催生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政治人物，中晚唐的政治史同样很精彩。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认为，皇权与贵族权的斗争使得皇权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比如，中晚唐时宦官的崛起，他们的权力来自皇帝，是皇权的延伸；又如僧侣，中世纪欧洲的教士识文断字，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恪守独身的原则，切断了跟大家族的联系，而在中国，佛教僧侣在特定情况下也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持者。

第四个词是“律令制社会”。唐朝是一个律令社会，非常讲究律法和制度。从制度创新上说，它进一步发展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对周边文明都有影响。我们以前对科举制度有非常多的批评，甚至认为它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这种批评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看，科举制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明，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非常大的贡献。说到底，科举制度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近代英国开始进行文官考试制度的时候，考试的内容还不如我们的科举制度——英国考《圣经》。所以问题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其具体的社会功用以及政治功用。考试的内容是大家诟病的地方，但制度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唐代的科举制度在最初并没有改变贵族社会的本质，相比寒门子弟，士族子弟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准备考试，让科举变成有利于自己的新的游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在唐朝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崛起，取代了以前依靠家族出身决定政治前途的贵族阶层。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的四百余年中，法制领域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且逐浪高涨地强调法典作用和地位的历史运动。法典作用和地位的持续上升，至唐永徽二年（651）及开元二十五年（737）臻于顶点。安史之乱以后制定法运动迅速跌落：法典修订长期停滞，《律》《令》成为具文，形形色色的敕例反而成为司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依据。历晚唐五代及于宋初而再度向近乎秦汉旧式《律》《令》体制发展的轨道复归。简单地说，初唐的律法具有一定权威，甚至能平衡皇权，唐太宗非常强调法律的严肃性，抑制“朕即法律”的冲动，这是大唐盛世法律基础；但是之后皇帝的“王言”又压倒了律法，成为最权威的法律来源。

第五个词是“神文时代”。从汉代到隋唐，虽然学术与思想几经变革，但是就政治论述而言，总归不脱神文主义的总体架构。纬学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许多其他知识体系，比如天文、气象、音律、历法、祥瑞灾异、阴阳五行，乃至许多信仰体系如佛教、道教，无不与其紧密相关。这些知识和信仰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古时代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在中古时代弥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中，人类世界是天命秩序的反映，晚至唐代，这种宇宙观依然在学术和思想上占据显著的位置。我们会看到唐代政治操作中频繁出现天象、祥瑞、灾异等讨论，一点都没有自欺欺人的意思。包装皇权、打击政敌，往往会引入天文星占和祥瑞灾异。唐代的这些知识传入日本，结合日本本土信仰，发展成平安时代的阴阳道传统。

唐代禁谶不禁纬，纬书仍被视为六经的重要补充，而且谶纬之书并非神文思想唯一的载体，中古时代大多数的知识体系都带有神学的色彩。例如《五经正义》中就屡引纬书，因而遭到清儒皮锡瑞等激烈批评。更不要说庾季才、吕才、李淳风等掌握“术数”知识的群体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说，真正对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天命说提出挑战的，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宋代新的儒学潮流兴起，将佛、道、谶纬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怪力乱神都排挤出正统学术体系。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南宋魏了翁作《九经要义》删去谶纬之说，谶纬才最终衰绝。反映到其他知识领域，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取消自汉朝以来诸史相沿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专记天象而不载事应；《新唐书》虽有《五行志》也仅仅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从政治思想方面说，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以后，在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的论说中，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符号都走向了末路，神秘论在儒学当中逐渐被摈弃。从神文到人文，从天命说到王者仁政说，这是唐宋之际思想变革的一大面相。

以上是我总结的大唐的五大特点。不过，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可能还是大唐的国力强盛。唐高宗时期，经过八十多年的战争，唐朝破灭了地区强国高句丽，奠定了东亚长期的政治格局。在这场战争当中，朝鲜半岛在新罗的旗帜下统一，日本干预大陆事务的企图遭到了挫败，之后的将近一千年，日本都没有入侵大陆的计划。唐朝在对内亚的游牧民族战争中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后攻灭东、西突厥，把中国的影响力拓展到中亚腹地，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

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发生在唐朝。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从中亚退出。从思想上说，安史之乱引起了唐朝思想界的转向。唐中期以后，要求回到中国古典文明的呼声日高，佛教也被视为外来文明因素，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带有文艺复兴性质的文学、思想运动，以及唐武宗以行政暴力迫害佛教，将佛教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学术体系中清除出去。唐朝在走向民族主义的同时，自动放弃成为佛教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思想世界的变迁，改变了唐朝士人的价值观，连带文学格调、社会观念也发生重要变化。

总体而言，隋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帝国时期。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帝国是秦汉，经过三百年的分裂、战乱以及种族和信仰的冲击融合，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明，中华文明又实现了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明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就开放性而言，中国文明展开双臂拥抱外来文化元素，将其变成自身传统的一部分，比如佛教；就创造性而言，隋唐时代呈现得非常明显，三省六部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文官考试制度等，均为周边民族和国家效仿；中国博大开放的文明更吸引了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高僧、士人、贵族子弟。

本书共分三册，上册讨论到武则天统治时期，这段时期的典型特征是贵族政治的繁荣、唐朝对外开拓的辉煌胜利、典章制度的逐渐完备；中册从后武则天时期跨越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这段时期唐朝盛极而衰，隐藏其中的盛衰痕迹值得探索；下册从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唐朝试图中兴和藩镇割据、党派之争、宦官专权交织在一起。

本书的内容，笔者在多个场合讲过，听取了很多朋友的建议。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生朱小巧，她完整看完了书稿，不但做了一些校改工作，还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并增补了大量注释。也感谢喜马拉雅音频平台的各位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本书成型的关键。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的演进脉络，也对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起伏有更深刻的理解，达到知古鉴今、增广智慧的目的。大家读了我的书，如果有所感悟，那是你自己的思想升华，我会非常高兴你能分享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