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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沈阳，这个城市里没有像样的山。最早对于山的感觉是看了无数遍的老电影《南征北战》，两军对垒，快速夺取山头便决定了战斗的胜利。能把红旗亲自插到顶峰，便成了少年时代的白日梦。
插队下乡时曾放羊半年，穿山越野的寒风中，幻想着革命领袖一把油纸伞走遍崇山峻岭的画面。既有改造乡村的兴奋，也有生不逢时的惆怅。
上大学时看到外国电影《茜茜公主》，体会着老贵族们在美丽的欧罗巴山林中陶冶气质和追求高雅宁静生活的一面，也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爬了辽宁千山、山东泰山、安徽黄山、河南嵩山等名山。
从战争、革命到休闲，这样一些复杂的情感始终使我把握机会去攀爬各种名山野山，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过，真正把自己看作山友，将爬山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是2000年之后的事。
2003年10月，北京万通集团冯仑约我参加红塔集团的一个登山活动。云南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名为“山高人为峰”。这是深圳万科集团王石牵头的企业家活动，我必须加入。当年得知王石登山的消息，不以为然，认为是商业炒作。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我很不敬地嘲讽他装神弄鬼。结果，他在2003年居然登上了珠峰。我祝贺他时内心很有歉意，他大度地笑着邀请我与他爬一次雪山。
几十个企业界朋友浩浩荡荡地冲到云南，全套行头，颇为新鲜。首次经受了高原反应的折磨，但也第一次自己踏上了人迹罕至的高山雪线，可惜因为不懂冰爪与鞋的搭配，带错了，结果爬到了5000米便被向导强制拦下。尽管没有登顶，但这次冒险行动还是让我受益良多。
2004年5月，我再次加入王石带队的四姑娘二峰队，一鼓作气登顶。在海拔5454米的雪顶，与王石一起为当地报纸的记者刘健与女友证婚。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博客《四姑娘山的远足》，被广泛转发，还被两三本杂志刊登，让我欣然自得。
2004年夏天，我参加国家登山队，远赴俄罗斯攀登欧洲最高峰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山（Mount Elbrus），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时向俄罗斯职业登山教练夫妇学习技巧，受益匪浅。我与王石、汪建等被选为强队的第一组出发。凌晨2:00启程，直到10:00才喝上水和吃上路餐，一路风雪交加，非常辛苦。在几个国家队相继放弃后，我们终于在13:00登顶。能在异国他乡亮了一次国旗，还是挺自豪的。
2004年10月，我与几位同伴去青海玉珠峰，海拔6178米。我们连续登上两座高山，内心颇为自满意得，结果没有适应过程，从西宁直接到了4800米的大本营，高原反应严重。再加上遇到大风雪，在海拔5600米的高山营地过了一夜后，不得不下撤。
2005年1月，我牵头组织了去海拔5985米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M. Kilimanjaro）的一次自助游，全队12人，9人登顶。同期，国家队教练们组织的同一个山峰的商业登山，收费是我们的三倍，登顶的却寥寥无几，这更是让我们颇为自信，从此脱离“组织”了。
2005年5月，我们去西藏启孜峰，海拔6206米。尽管我作为第一组队员成功登顶，但第二组队员老庄却意外去世。山友们在拉萨、北京和上海连续组织和参加了三次悼念和追思会后，心境大变，一时对高海拔的登山意兴阑珊。这可以在后文《2005年西藏启孜：老庄之道，源远流长》中体会。
2007年12月，我与其他四位山友去阿根廷登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山（Cerro Aconcagua）。天不作美，我们在大本营等了许多天一直下大雪，勉强冲到了2号营地，被向导劝下。我和山友老孙再作努力尝试冲顶。但营地医生认为老孙脸色有变，次日清晨老孙被强行押进直升机飞下山去，我只好放弃。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为避开热闹，我8月9日启程独自去新疆的慕士塔格登山。可惜季节偏晚，我成了当年最后一位进山的队员。勉强到了2号营地，大雪不停。两个柯尔克孜族向导居然也称病溜掉一个，只好铩羽而归，落寞回京。
2009年年底，我与两位山友再返阿根廷，终于成功登顶阿空加瓜山，海拔6959米。
2010年7月，再接再厉，我重返新疆，最终登顶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成为当年第一个登顶的队员。在队中，我年龄最大，而且在大本营犯了痔疮，实在不易。
2012年5月，去云南哈巴再次冲顶，到了5000米处，阴差阳错地在几位队员的劝退下放弃了，哈巴真是克星啊！
原本计划在2010年登珠峰的，因为筹备天津金融博物馆6月的开业工作而放弃了，之后同样原因又推迟了两年。2013年是人类登顶珠穆朗玛峰60周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和长期登山的伙伴方泉决定尝试一次。
方泉原来曾与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共事过一段时间。他是个诗人兼记者，送我两本诗集，半路出家做股票投资，很有成就。“非典”之后，他在北京组织了一支山友队伍，每月两次固定在北京附近的大小海坨、黄草梁、五座楼、阳台山、玉皇顶和小五台山等地爬山，一年四季不停，偶尔还去外地爬5000米以上的雪山。
女登山家王静多次向我们推荐新西兰著名登山领队罗塞尔，他带队20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是珠峰南坡两个最好的领队之一。看了关于他的许多实拍电视，也熟悉了他的风格。他来北京与探路者公司讨论合作时，我们一起聚餐并讨论。针对我们的情况，他提出了许多建议，让我们非常受用。我们立即决定报名，放弃北坡，改从南坡上。
于是，2013年4月1日，我们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