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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融博物馆顺利开业，卸任之后需要调节一下，给自己放个假。正巧方泉刚从四姑娘的三峰登顶下来，兴致盎然，动员我陪他去慕士塔格峰。两年前，为避奥运的热闹，我临时起意，独自一人在参加奥运开幕式后飞到新疆登山。时值冬季，在我之后还有一个德国滑雪团就封山了。雪大风烈，爬到第二营地后便放弃了。尽管不以登顶为目的，毕竟还是很遗憾。
我便将当年安排我登山的杨建军的电话给了方泉，他最终落实我们俩临时加入乔戈里登山队，补办了所有手续。本来说好悄悄动身，回来与山友们通报，但方泉把登山弄得地动山摇，居然大办酒席，邀请几位美女助兴。我临行前给长江商学院讲课，没有参加。
我们早上飞了四个小时到乌鲁木齐，转机到达喀什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杨建军来接站，立即去办边防证。每人10元，态度凶悍。两年前来喀什时，正在喀什的“8·4事件”不久，十几个战士被暴徒杀害。街上一片恐怖之意，连加油站的女工都手持狼牙棒，令我印象深刻。今次来访，街上一片歌舞升平，熙熙攘攘，显然一个新兴城市。据说房价一年上涨30%。我们来时，正赶上喀什的国际交易会，上海市市长带队在喀什待了三天，还真是深入考察。晚上，我们就在街头吃小吃喝酒，十分惬意。回到酒店，我们一起看了荷兰大胜巴西的一场球，很是遗憾。
早9:00出发，驱车四个小时到达喀湖吃午饭。这是慕士塔格山下的一个大湖，非常漂亮，旅游的人很多。看到一个82岁的日本老人，身体非常好，已经在新疆转了两个月。午饭后，开车20分钟，到了所谓的204营地，距喀什204公里处，海拔3400米。去年在此住了一夜调整，但今次为赶上A组的日程，我们直接步行了三个半小时到大本营，海拔4300米。行李被骆驼带上，我们只是空手上行，不过这个速度也让大本营的人惊讶。
晚餐非常丰盛，每人一顶帐篷，这在登山圈还是十分舒适的。手机信号不好，索性就彻底关机了。晚上看世界杯，正是德国战阿根廷。但收不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只能通过央视一套的所谓激情世界杯节目来看。结果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演员自我推销，根本不能看到全貌。上半场德国胜了一球，实在受不了这种插播，去帐篷躺下。似乎一夜无眠，高原反应吧。
A组的人有15个，已经来了五天了，刚从一号营地适应下来，休整两天。很多人下到县城洗澡休息。B组的人刚刚上来，也有20多人，大本营里很是热闹。我和方泉介于两组之间，争取跟上A组的行程，按日程应当是16日攻顶，节省了六天。除了一位60岁的山友外，我是最高龄的了，多数人在30岁左右。深圳、上海、河南的居多。
我与方泉在慕士塔格
我的电子书《辞海》出了问题，无法正常显示，也是高原反应。只能看带来的两本书：日本人写的哲学家《波普》和钱穆写的《宋明理学概述》，实在无趣。看了别的山友带的一本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也没有意思。方泉倒是兴致很高，有个上海从事证券业的山友认出他来，是他博客的粉丝。顿时，方泉将集体大帐篷转成了他的访谈间。
上午11:00，我和方泉两人在一个柯尔克孜向导带领下上高一（C1）营地（5400米）适应训练。巧的是，这个向导也是两年前带我的向导之一。一天垂直上升1100米，用时四个半小时，之后返回大本营，一共用了七个小时。我的体力和速度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被称为彪悍，也让我自己很吃惊。正常的往返时间是九个小时。雪线在4800米左右，我们在5000米处换上高山靴和雪板，行走起来十分费力。方泉早上吃得太多，一起步就不太适应。爬到5200米处就放弃了，等我们下来接应。他一路下来感觉都很疲惫，晚上也不想吃饭，让人担心。他的高原反应始终是个问题。
在大本营休息一天。上午，我们约邯郸的李军和北京的老高一起去冰川转转，上攀了200多米，拍了一些照片。下午，学会了斗地主这个游戏，我、方泉和邯郸来的李军一起，都是刚刚学会，兴致很高，输了就喝水，也是为降低高原反应。不久换上了两次登珠峰的罗丽丽小姐，一会儿，方泉就输了500元，罗赢大头，我也赢了150元。方泉老毛病又犯了，见美女就心不在焉了。我当年也是在爬四姑娘山时，向华大基因登山队的陈芳学习打牌的，双扣（80分），她2010年登顶珠峰了。下午，又读了一本斯蒂芬·金的小说《死亡地带》。
下午一点多，与A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再上C1营地，整体到达用了六个多小时。我和方泉两人一个帐篷，比其他人要好些。我头疼得厉害，不太舒服。方泉倒是不错，他负责烧水冲方便面，对于这个动手能力差的人，这真是大工程了。我们还拉来北京的老高在帐篷里玩了一会儿斗地主，充分证明了智商在高原反应上的错位，方泉赢了。我服用了散利痛一片，便昏昏睡去。
早上起来，我们再煮了两包方便面。11:00就继续上攀C2（二号）营地，目标6200米，也是我当年曾到达的营地。一路天气晴朗，风景优美。中间一段有些陡峭，需要结绳保护。由于我们国内登山多是关注登顶，并不教授技术细节，大家都不了解步法和横切节奏，甚至根本不会使用手杖，结果，走起来战战兢兢，让人担心。我当年在登厄尔布鲁士（俄罗斯境内）时，被俄罗斯专业教练认真指导了一周，颇有心得，所以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到营地后，我的感觉好些了，胃口虽然不佳，但从帐篷口俯瞰远处雪山起伏和落日的余晖，还是非常快活的。
一夜几乎无眠，与方泉聊起博物馆和金融与传媒圈的逸事。早上起来，我们分食了一罐八宝粥，下山回到大本营。下山用了四个小时，轻轻松松。领队侍总准备了冰凉的西瓜迎接大家。考虑到有两三天的等待，我们可以到山下去洗澡和上网，便匆匆准备了一下搭乘吉普车下山。每人50元的费用，六个人挤在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里，跌跌撞撞地从山上冲下来，还是很危险的。到204营地后，又转乘一辆皮卡去塔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每人再付60元。接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中间又在边检站检查身份证。塔县很小，我们不同路径下来的十几个山友不约而同地在一家陕西酒馆聚上了，吃了些炒青菜和大碗面。回来冲了热水澡，便睡去了。我努力上网两个小时，网速非常慢，收到100多封邮件，只能看标题，毕竟还是处理了几件事。
上午我们去石头城参观，这是有一千多年的古城遗址，清朝时叫蒲犁，很美的名字。逛了逛城中心和农贸市场，多是日用百货，看上去还不是旅游城市。塔吉克人很善良，女人的打扮都很时尚，尤其花色搭配得非常优雅。我们吃了一些小吃和水果，在唯一的新华书店里买了一些文史书，希望更多了解塔吉克民族。网上比较热闹的是唐骏学历造假的风波，还有一批精英分子的诚信问题浮出水面。我们身边有太多造假的事情了，大家都得过且过，结果诚信就成为顽固不化的大问题了。有能力的人不诚信远比能力更让人担忧。
明天开始登峰了，大家都摩拳擦掌，我却心境不佳。一直担心的痔疮终于犯了。我的痔疮有很多年历史了，每次登山都有感觉，但或重或轻不一。2005年去西藏启孜峰犯得最重，下来时根本不能正常走路了。当然，当时也有老庄事件处理的压力。2010年去阿空加瓜时也有预感，不过，当地伙食很好，加上担任队长的压力，居然没有犯。我与许多专家讨论是否手术，但意见不一，也就没有动作。这次来慕峰也很注意，不过，慕峰的大厨是四川人，几乎所有的菜都很辣，山友们都希望辣的，我也只好就范。
这次下山去克县，有点兴奋，忘乎所以，吃了几个辣菜，马上感觉不好，但是太晚了。一夜几乎无眠，辗转反侧，始终疼痛不已。感觉可能要放弃登山了，毕竟，如果在上边放弃，总是要浪费协作这些公共资源，内心不安。下午，我向主管老侍报告，商量如何应对。出乎意料，老侍鼓励我继续上行，同时，他举例两个山友，痔疮犯了也登顶了慕峰和珠峰。这真是令我信心大增。我立即告知方泉，他顿时严肃地表示，上山以后，所有的苦力活儿都由他负责，声称把犯痔疮的老男人弄上顶峰也是他的重大责任，令我感动。闲时，看从山下书店买的几本书《塔吉克族》和《塔吉克族史料》。
13:00开始正式的登峰行动。我很不舒服地加入山友行列，勉为其难地在中游努力上行。不过，看到罗丽丽的男友居然也在山友的后队吃力地攀爬，多少有些慰藉，他看上去是顺拐爬山。据说他要在登顶后展示求爱的标语，不过，几天的相处，似乎他不太像有登顶的希望。每次队伍休息基本上就是在等他。我始终用一种机械的步法，试图减低痔疮的痛苦，毕竟是刚刚发作，还是非常尖锐。
休息时，我只能站立，不敢坐下来。连咳嗽几下，下边都疼。不过，还是在七个小时内完成了第一个营地的上升，而且我始终在第一个梯队里。每天早晚，换药也是很不容易的。好在方泉负责烧开水和煮面条。每天夜里，睡不着，我们彼此讨论时局，也交流一些合作的想法。我们爬了几次大山，大多能谈到兴奋处。但方泉是文学青年，兴奋之后便无下文。
上午11:00去二号营地，6200米。我前次来慕峰，就是在这里放弃的，多少有故地重游的期待。我们的帐篷在最前沿，正面对着山峦起伏的美景，旁边帐篷的年轻人大呼小叫地要拍照，我们两人都有一点高原反应，就在帐篷中早早躺下聊天。
方泉一直要写个登山的小说，慕士塔格的几个素材就很有意思。其一，王勇敢是登山圈有名的大厨，人也非常痛快。昨天下山去附近的博格达大本营为全国冬训的选手做饭。几年前腿痒，看天气好，大勺一扔就跟着队员们去冲顶了。弄得登协很没有面子，装模作样地把登山搞得这样神秘，收费每年提高，居然大厨都可以冲顶成功。我在他临别前，建议顺便也拿下博格达，他憨厚地说，正是此意。我继续鼓励他，干脆明年也冲珠峰吧，这样就成了全球登山界的名人了。其二，有个当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参加登山，已经上了第二营地，被山下老板叫下去了，公司的财务章还在他身上，岂有此理。其三，2009年一个重庆的山友上到第二营地后突然失踪了，原来大本营来了几个警官，他是通缉犯。
去慕士塔格第三营地途中
中午出发去3号营地，6900米。天气一般，有些冷。大约两个小时后，在6700米处休息时，方泉突然报告领队其美扎西他感到太烦了，不想继续上攀了。大家都愣住了。我盯着方泉的眼睛，看到了他在阿空加瓜时的神情，就知道他真是要放弃了。北京的老高立即冲上前来劝他继续，同时，拉着方泉的背包就要扛起来。即便如此，方泉还是笑嘻嘻地下去了。
大家的眼睛突然不约而同地看着我，我感受到同情和期待。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到了三号营地。大家都各自有伙伴，方泉下去了，我只好在雪地里等上五分钟，最后，还是其美将我安排在藏队协作的帐篷里。好处是不用化雪做饭了，不过，他们的糌粑我也受不了。其美他们一直在帐篷吸烟和听藏族音乐，给我一种不同的体验。
凌晨3:30出发攻顶。一夜无眠，冲了一杯热饮，吃了几块饼干，藏队协作又冲了一杯咖啡。我将热水壶放到羽绒衣里，带上整块牛肉干和两个能量胶棒，没有带背包，就匆匆加入攻顶的队伍。几个年轻后生热情洋溢地喧哗，气宇轩昂地紧跟着队长其美上行，我不着边际地跟着人流。方泉下撤了，大家似乎也将我放在后备下撤之列了。
我们在黑夜中连续不断地爬过了几个漫长的雪坡，并不陡，但却长，渐渐地我走到了队伍的前列。天亮之际，我在一个大坡上居然稳健地超越了我们的二队长小肖。他年轻健美，始终是其美安排的带头队员，而且小肖也很会把握节奏，可惜只是用一种步法穿越各种坡度，过于机械了。北京的高文岩则始终跟随我的节奏，不断变换脚步，结果，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将全体队员甩在后面了。
其美在攻顶之前就表示，不再控制节奏，总让优秀队员等待相对弱势的队员。这样，在旭日和冷风中，其美和欧珠两位藏队协作事实上就是引导我和文岩两个队员一路在前攻顶。没完没了的上行，似乎毫无变化的雪坡，呼啸的晨风，枯燥机械的攀爬，真是弄得我们精神崩溃，这是我登山史上最没有灵性的攻顶。上午10:50，我第一个站到顶峰。与其美和欧珠分别相拥祝贺后，看到文岩还在十米之外怔怔地看着，似乎不清楚已经登顶了。我们四人彼此拍照留念后，还是没有看到后面队友。我告知要先下去回到大本营，文岩还要等其他队友携带他的纪念横幅。我下来的路上陆续与队友打招呼，鼓励他们还有20分钟的路，居然有队友颇为友善地问我：“你放弃登顶了吗？”
2010年7月15日登顶慕士塔格
欧珠带我一路下撤到大本营，时间已经是6:30，用了七个半小时，从海拔7564米到4300米，垂直下撤3000多米。一路上几乎没有喝水和吃东西。我希望能当夜到喀什。所有的背包都是欧珠携带的，我只是背上了高山靴，一路上痔疮始终困扰着我。攻顶的压力暂时转移了痛楚，现在则愈加严重起来。欧珠今年26岁，整整是我岁数的一半。他已经两次登顶珠峰，两次登顶慕峰。即便如此，两人的背包在身，他也是非常疲惫。加上昨夜新雪，许多陡峭的地方需要我们不断尝试踩出新道来，的确很危险。慕峰本身不需要多少技术难度，但新雪过后，老道看不到了，许多冰裂缝就被覆盖了，浮雪也陡然加剧了斜度，我们一路攻顶后直奔大本营，体力也不支，所以，多少有些战战兢兢的感觉。在几个地方，我都忽然想到家人的期待，格外紧张。
我看到大本营的影子时就期待老侍和方泉他们按照约定在路口接我凯旋，结果当我到了帐篷时，他们才大呼小叫地冲出来，口口声声讲根本没有想到我居然会在晚上十点前下来，实在不可思议。老侍他们一边道歉一边搬出冰冻的西瓜来，让我大快朵颐。同时，老侍和宋玉江队长郑重宣布，我是2010年度首个登顶的队员，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登山者，也可能是近年来年龄最大的登顶者。方泉一边表示，本希望能在第二营地接我，但被老侍和老宋的所谓技术分析害了，结果在大本营都没有接上我。这个老男人还真是有如神助，从天而降。
老侍、方泉和我一道乘了吉普车跌跌撞撞地奔到204基地，然后再换车花了三个多小时到喀什，已经是半夜了。结果我们在酒店对面找到一家湘菜馆，把酒祝贺，倾心相谈。回来时，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多了。尽管没有房间了，我和方泉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但比起帐篷已经如天堂一般，倒头便睡。
早上自然醒。我们匆匆整理了行装，与老侍打了招呼，便奔喀什机场，再到乌鲁木齐转机。机上，一位武警高级军官与我们攀谈，颇为羡慕我们的经历。反过来，方泉也在观察当地汉人与外地汉人的区别，又谈起他放弃登顶后，在大本营与各路男女的交谈，很有诗意和哲理地开发他这趟“失败”之旅，誓言再上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