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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登山回来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通常是自责，这次却有不同的感受。
大勃这次无疑是锥心刺骨的遗憾，一路上反反复复地回味决定下撤的一瞬间。他是我们山友间最有登山资历和能力的人，十年前就无氧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海拔8000米以上。五年前曾登到珠穆朗玛峰的8200多米处，作为后备组成员为保证珠峰测绘的任务完满无缺而被强制下撤。他被视为我们远征海外高山的标杆主力，多年前与我一起去非洲的乞力马扎罗，身背五个大大小小的相机镜头，居然悠闲地在接近6000米的顶峰处偷闲小睡了一会儿。这次去阿空加瓜登山，如同旅游观光一般，光是各种小吃和休闲装备就带来额外一大旅行包，另有七八本颜体柳体的书法教材，令人刮目。
一路上，此君能吃能睡，全无高原反应的意思。只是血氧度始终偏低，每每让我们这些羡慕他体力和精力的山友刻意取笑。不过，一旦到5000米营地以上，渐入佳境，恢复正常指标。大勃还不时晃动指头，示威般地要求导游和医生反复测试，很有顽童风范。
登顶前夜，大勃郑重其事地与我商量，为保证全体登顶，我们应当分担方泉的负重，或者干脆就他一人带两个人的重量。在6000米以上的空气稀薄地带，冰爪、路餐、水壶、冰镐和羽绒服等的分量都是千钧之重，能有这个提议，真是山友的生死情谊。
登顶过程的前四个小时中，大勃兴致勃勃，头灯和手套都带了两份，随时搜寻需要者，乐于助人。数码相机外，又扛个个头很大的久违的传统120胶片相机，上蹿下跳，捕捉旭日初升的景象。方泉下撤时，他不断劝阻，连方泉留下的冰爪也带在自己身上。
一个小时后，按导游费德里克的说法，大勃脸色不对了，气喘吁吁，而且踏冰的角度也严重变形，担心他也许可以勉强登顶，但可能疲惫过度，身体虚脱，有下不来的危险。尽管我和大勃本人都坚决否认，但导游坚持实施权威，力劝大勃下撤。此时，我和美国牙医保罗已经执意前行，大勃到底如何放弃的便成了一个谜团。我和方泉在未来几天听到的多种版本都有合理的成分，也各有不合逻辑的因素。总之，一个最有能力登顶的人却莫名其妙地在完成90%的路程后放弃了。他的痕迹留在6800米处，阿空加瓜是海拔6962米。
以我的体验，登顶有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环境条件。天气是最重要的制约，2008年阿空加瓜风雪连绵四天，6000米以上积雪过膝，无法前行，导致我们下撤。雪山上的风强度、雪强度和低温强度等都是决定成功与否的要素。阿空加瓜的登顶率是30%。每年全世界山友7000多人尝试，大约2000人能够登顶。
第二，身体素质。每个花费不菲、千里迢迢来阿空加瓜登顶的人都自信身体很棒。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高原反应会拖垮大部分人的意志。头疼、感冒、咳嗽、跑肚、抽筋、受伤等在平原上的小病，在海拔5000米上都会立刻导致下撤，更不消说脑水肿和肺水肿等可怕的高山病了。此外，队友的病患也会直接影响全队的登顶机会。我前次阿空加瓜之行，曾有第二次冲顶机会，但旋即由于队友的患病而主动放弃。
第三，态度。登顶意志过强，会忽略环境和身体的负面信号，导致巨大危险。反过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也会敏感地捕捉各种下撤机会，迅速说服自己放弃努力。方泉这次在达到6000米时就不断强调历史新高，已经在内心中登了自己的顶，其他就听天由命了，所以，即便在可以努力继续上攀时，便乖乖主动下撤，先拐走了一位当地的美女导游。这位女导游入道十几年，阅人无数，下来后对方泉盖棺论定：“He is very capable, but has no mind to do so.”（他很有能力，但不想去做。）大勃则是有抽象的登顶意志，无具体的登顶态度，根本没有想到任何可能导致自己下撤的信号与应对措施。一事当前，先替别人考虑，大公无私，最后被人突然点到死穴，稀里糊涂地下山去也。
我过去曾登过九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有四次不登顶经验。云南哈巴（2003年）是因为技术准备不足，冰爪配不上高山靴；青海玉珠（2004年）则是态度不正，三天从平地直接冲上了5300米突击营，高原反应强烈而下撤；首次阿空加瓜之旅（2008年）缘于天气因素无功而返；新疆慕士塔格（2008年）则为躲避北京奥运而错开了最佳登顶季节，加上导游病倒了，在第二突击营下撤。
登顶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态度和能力的检验。有能力的人常常过于表现能力，而忘记了登顶的路径和机会。登山如此，人生也大体如此吧。能力重要，态度更重要，缘分则在冥冥中审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