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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五人从2007年12月17日启程到位于阿根廷安第斯山脉的西半球最高峰阿空加瓜登山（6962米）,21日经八小时艰苦跋涉抵达4300米大本营。此后10天内两度尝试登顶，但因暴雪封山，不得不从5300米营地下撤。同期有百人以上的各国登山团，均无功而返。此后，我们在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的门多萨市盘整几天，次抵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品牛排探戈，又到维持两百年前现状的潘帕斯高原上的圣安东尼市自助游两天。1月8日全队安全返回。至此，20日拉美登山游结束。其间，我曾写打油词一首，向国内的各位朋友遥拜新年，如下：
阿空加瓜 危乎高噫 淫雪噬冠 乱石夺基
侧身西球 雄睨天地 远来恭圣 安敢称意
壮士不武 美人亏气 但效前贤 退避为礼
吾兴已尽 后会有期 面壁观影 不胜唏嘘
志盛情漫 终有顾忌 桀骜谁赏 谦卑谁期
攀崖远眺 世事淡矣 唯有山缘 相别何依
回国后，我在天涯博客上陆续写了八个有趣的故事。
我们经过5个小时的山路上行，到达第一个露营地Confluencia，海拔3400米左右。大家立即一起搭起了三个帐篷，喝水吃饭，休息了两个小时。导游要求我们带护照和进山证去体检。看到排队的人很多，我担心有问题，便跟着刚刚体检完成的三个美国人去他们的营地询问详情。
他们是三个来自美国田纳西首府的律师，曾一起去过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此次结队并不顺利，上来就丢了一个人的行李，只好花了许多钱在门多萨市购置或租了一套。他们建议我们准备些小费，万一有体检方面的问题就可以敷衍一下。事后看来，这是多余的，不过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印象导致的误解。
很快，我们的队友就通过了体检，我飞奔而去，匆匆测了血压、含氧量和心跳。除了心跳快外，并无大碍。医生们严肃地签字盖章，完成了第一次检查。不过，与我们同一天到此的另一个大团，有12个各国的队员，就没有如此幸运了。三个人被淘汰，一个新加坡人吸烟太多，含氧量严重不足。一个荷兰女人太胖，体力不支。一个印度人，本来十分高大强壮，但在过一个河沟时突然胆怯起来，居然自己放弃了。大家花了许多银子，大老远地跑来登山，第一天就被淘汰，真是可惜。
次日，我们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奔袭，一鼓作气上了大本营，海拔4300米。的确十分艰难。烈日下走起来没完没了，最后一段又是陡坡，盘旋直上一个小时。途中，导游丹尼尔碰到许多他的旧交，便不管不顾地与他们攀谈，不时放弃照看我们的责任。他的放任导致整体队伍的行进速度忽快忽慢，弄得大家很疲惫。我不得不与导游多次交涉，也发了火。丹尼尔终于意识到我们的不满，不断道歉。
休息了两个小时后，我们再次被叫到位于入山口的医务室进行第二次体检。每人大约五分钟，但这次却是非常仔细。果然，老张和方泉被查出问题，肺音嘈杂，是长期吸烟的缘故，导致含氧量也低，要求第二天老张再复查。两人紧张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不得不拖行几百米复查，幸好勉强得过，满脸堆笑地回来了。在大家的批评下，两人对天发誓，终生戒烟！
我在陪同老张复查时看到一对比利时的夫妇，被检查了大约半个小时。出来后告知，男的肺有积水，不能上山，女的可以继续前行。两人当下十分犹豫，不知如何是好。我们表示同情，也有些后怕。放弃还是坚持，对任何团队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特别是对于我这个队长来说。
很快，我们的考验就到了。
我们在大本营休整一天，消除第一天上山的疲劳，同时也是适应高山环境。阳光明媚，我们坐在常设的帐篷内，透过窗子不时地远眺近在咫尺的阿空加瓜山。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两个营地，“墨西哥营”和“加拿大营”，分别为4900米和5100米。姹紫嫣红的帐篷随风抖动，看上去像是在远处不停地招呼我们上去。我们按捺不住期盼的心情，不断地捕捉着上山和下山的人群。
12月到1月中旬是阿空加瓜的登山旺季，平日都有两三百人在大本营和上面的六个营地驻扎，每天都有人上上下下。这一天，我们看到两拨儿人登顶下来，晚上就在大本营庆功唱歌，十分令人羡慕。
第二天，我们五人跟着两个向导开始适应性登山，经过五个小时到达“加拿大营”，忽然感到阵阵冷风。向导建议我们穿上羽绒服，在风中吃了午饭，然后便迅速下撤。我们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便回到帐篷。下边天气仍然很好，事实上很热。小牟便张罗洗澡。考虑到生病的概率，大家不断劝阻，我不得不行使队长的权力。
老孙突然提议大家一起剃个光头纪念一下，也许是高原反应，几位男士根本没有考虑便成为老孙的试验品。阳光下，几个秃头成为一时间的风景，当地导游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这些中国人要干什么？
24日是圣诞夜，晚上庆祝酒会。第二天开始正式登山。之前必须体检，大家都过了，但老张又因含氧量和高血压指标被要求复查。看到老张夜里喘气的样子，大家都感到他恐怕是凶多吉少，默默地为他打点行装准备下山。果然，第二天早上的指标并没有变化，于是，我们第一个队员被淘汰了。好在老张是首次突破5100米的高度，心满意足地骑着骡子下山了。
经反复讨论，我和老孙决定留下继续等待天气好转。牟与方和导游一起下撤。方泉将高山鞋给我，牟也将睡袋、手套等全部留给我用。大家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帐篷里一周后，突然分道扬镳，都有惆怅之感。
全队一撤，我们立即没有栖身之地了。向导丹尼尔留的一个线索也没有任何着落。原来的营主因与丹尼尔关系不好，要求我们在两个小时内将所有东西撤出。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我们背负着小包，一个一个营地去找新的向导。累了，就在大本营一个空空荡荡的酒吧中焦急地等待回音。
天不负我，一个叫马克的人主动找过来，提出愿意帮我们安排。原来，几个中国人结队到此仍是新鲜的事儿。上周，老张打了电话，居然是那里的第一通给中国的电话。马克领我到了两个营地转了转，的确在大本营当天找不到有执照的导游。他建议我们专门从门多萨请一个来，尽管后天才能登山，毕竟我们也可以多等一天天气的好转。经过简单地讨价还价后，我们接受了这个方案，不超过2000美元，比丹尼尔便宜了至少一半！令我们意外的是，他们居然可以安排我们住到床上。尽管是上下铺，在这么高的营地上已经是非常奢侈的生活了。
晚上，马克安排了一顿非常可口的意大利千层面，我和老孙与他愉快地聊了起来。马克是在门多萨市工作的会计师，负责企业报税和公司破产事宜。他今年37岁，但21岁时就在大本营实习服务，至今已经尝试登顶30多次，有14次登顶的经验。他非常喜欢登山，每年攒足两个月的假期来此，负责酒吧和登山的安排。挣点外快以外，与山在一起是令他最愉快的事情。马克处于职业生涯的转型期，正在申请去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为此在考取各种证书和提高英文水平上花了不少钱。他的未婚妻是小学教师，已经交往九年了，尚未结婚。一个原因是没有房子，各自都住在父母家中。他本人读过老子的《道德经》，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定了解，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近年来阿根廷经济的复苏。
谈到登山，他显然反感商业广告的推动，认为各国蜂拥而至的登山者并不是喜欢山，而是喜欢自我成就。特别对日本队员不满，认为他们身穿名牌，设备先进，但对山本身并不尊重。一来就直奔山顶，不管天气如何，也不与当地向导和居民沟通，甚至不需要高原适应，不顾死活地登顶。
尽管马克看上去颇为自负，但他事实上还是十分细心的。后面两天的相处表明，他在这个营地有很好的人缘。远比丹尼尔更为性情，负责任。两天后，当我单人下撤时，他自告奋勇地陪同。一路上安慰我，登顶不是人事，而是天意。关键是上帝是否发给你许可证。一般而言，阿空加瓜的登顶成功率在30%左右，主要是天气问题。我注意到，下山时，许多素不相识的山里人都对未能登顶而下来的人十分热情友善，显然，他们知道这批人还会来的。
天气晴朗，似乎在连续四天暴雪后，终于可以上山了。我和老孙躺在睡袋里不断兴奋地憧憬登顶的样子，不时击掌而狂笑。疯疯癫癫的样子，到现在仍历历在目。
下午，我们正在酒吧与雇来的背夫沟通革命感情，忽然，一个面貌英俊的中年人专门来访，告知我们他是阿空加瓜主管巡警，知道我们明天上山，提醒我们务必去体检一下。我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体检，而且感觉很好，也许不必了。他认真端量了我们，一字一句地说，这是规定！
我们晚饭后就溜达到医务室了。我两分钟就体检完了。一个护士拿给我一张纸，问我是什么意思。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汉字“喜”。七扭八歪的。看我在迟疑，她掉头撅起屁股，居然就把裤子拉下来了。我清楚地看到她屁股上一个大的刺青，果然是喜字。我告诉她是“快乐”，她乐颠颠地走了，好像在扯着裤子到处展示。
过了好久，老孙都没有出来。我进去时看见有四个人都在围着他转圈。三个女医生和护士都轮流用听诊器不断敲打着，让老孙使劲咳嗽。可怜的老孙早已是有气无力了，被三个女人上下其手之后，只是木然地等待宣判了。医生严肃地告诉我，老孙不能上山了，高血压是小问题，两边都有肺积水，是严重的高山病。一小时前，老孙吃了中药，我不断解释也许是中药的副作用，希望再给个机会，明天复查一下。巡警队长也给面子，与医生商量明天再复查，告知我们7:30来。
可以想象这个晚上我们的心情了。老孙曾登山无数，上过慕士塔格，7500米，是热门的珠峰人选，岂能在这个坡上低头。只听他夜里咬牙切齿地骂天气骂医生骂中药。我则身为队长必须跟随老孙进退，没有选择，只能寄托他明天表现正常了。
第二天，刚刚7:00，我们就被两个巡警堵在睡袋里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几百个帐篷中找到我们的。只见他们气急败坏地要求我们立即去医务室。后来才知道，阿根廷当天调整夏时制，当时已经是8:00了！老孙嘟嘟囔囔地进了医务室，还没等用听诊器，两个医生就断然称老孙必须立即下撤！我还要辩解，巡警已经命令了，“给你们一分钟收拾，乘直升机立即下山”。话音刚落，隆隆的飞机声已经传来了。
我们飞奔回帐篷，半分钟给老孙装了小背包，立即返回医务室。看到直升机已经落地。老孙英文不灵，紧张可怜地望着我，被人拉进了飞机，我大声喊，下去了不要动，我马上下山去接你！其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此后的一天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趣。
我用相机拍下老孙登机和飞机升空、盘旋而下的景象。全然不知，三个巡警已经将我围上了。
不过十分钟的光景，我和老孙便天各一方了。还没有回过味来，我就被三个巡警带到巡警站了，就在医疗室的对面。两个医生也在那里等候，大家一脸的严肃。从他们嘀嘀咕咕的西班牙语速中可以感到有所不寻常。
昨天认识的巡警长还是很友善，用英文解释道，按规定他们必须填一堆表格，需要我证实情况。大体是他们昨天发现老孙的几个问题：第一，血压高；第二，肺部有积水；第三，面部浮肿，颜色有异；第四，言语不多，反应呆滞。我对第四点表示不同意，老孙不懂英文，无法反应，如何是呆滞？而且，我半开玩笑地指出，昨天你们几个美女医生给他体检时，我隔着房间都听到他兴奋的笑声了。警长大笑，但医生严肃地打断我，是你昨天坚持不让他下山的，如果他出事了，你就是个murder（谋杀者）！
谋杀者？这倒让我一惊，至于吗？警长也严肃起来，坚持在一页纸上要求我签字。他将西班牙语翻译过来，大意是：我坚持老孙留在山上复查，可能影响救治，如有问题，我将负责任。我不愿意签字，你们是医生，为什么拉我垫背。双方讨论之时，警长接了个电话，露出笑容，告诉我，你的朋友没有问题了，安全了。原来，老孙十分钟后就落地了，又观察了十来分钟，才通知我们。电话一来，大家立即如沐春风，解除了紧张。巡警们立即抓起打了一半的扑克牌，也同意让我拍了许多工作照。
大约老孙在下面表现得有点生龙活虎，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他们要求我填表，证明老孙的确有高山病症状。他们说明是使用了免费直升机，必须证明有这个必要。我在为伟大的阿根廷福利制度感动之时，也必须为官僚主义的文件忙活。我大体上填表用了40分钟，签了十几个字，巡警和医生们也同样如此。
考虑到老孙在山下度日如年，我立即与向导、背夫等结清费用，用十分钟工夫将我和老孙的两个大背包和我的小包打好，这平时可是半小时的活儿。在下山口又上交垃圾袋等，浪费了20分钟。动身时已经11:00了。我立即飞似的赶下山去。
我们上来时，一共花了两天，累计行程13个小时。一般下山应当有七到八个小时。骡子是六个小时。老孙乘飞机是十分钟。我头一个小时是跟着导游走，比较缓慢。后来休息时，我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结果就一路领先地下来了。
刚刚30岁的导游Kris气喘吁吁地跟我到了山下，而37岁的马克则全无踪影了。我总共用了5小时45分钟。为什么这么快，一路上高山的幻觉让我从老孙转移到我的小女儿身上了：她在下面无助地眼巴巴等我下去，能不急吗？
下来后发现，两脚全是水泡，比两个月前在西藏墨脱还要厉害。此后在阿根廷的日子里总是一瘸一拐的样子，痛心疾脚。
方泉和小牟下山时，不时回头嘱咐我，别像日本浪人一样冲顶啊。
我们一路上看到几拨儿日本人登山，多是两个一组，也有单兵突进的。没有向导，也没有背夫。扛着巨大的背包，熏黑着脸颊，沉闷不语地走着，似乎他们没有涂防晒霜的习惯，或许饱经风霜的老脸更有英雄相。
与我们在大帐篷吃饭的两个人，看上去沧桑感十足，全副武装到牙齿。刚上大本营就惦记着冲顶，不用休息和高山适应。手里拿着日文的攻略，不时与当地人指指点点的。我用多年前残留的日语与他们沟通，他们立即有了亲切的笑容，这才看出他们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大孩子。问到经历，也不过只是登了三两座高山而已。不过，他们的自助式登山显然给他们更多的底气和勇气。
暴雪封山了，所有人都下撤或者被封堵在不同高度的众多帐篷中等待。这两个日本人却坚持表示天亮就上去，即便我们的向导不断威胁。原来他们前一天练兵时，已经将自己的行囊和登山器械都留在5600米的“法国营地”了，破釜沉舟，不得不上。
隔了一日，当我们在雪埋小腿的5300米的“阿拉斯加营地”准备下撤时，看到这两人分头从“法国营地”和5900米的“柏林营地”下撤，告知雪埋到腰部了，一片飞雪和疾风，完全看不到前程和退路。只好暂时放弃。不过，两天后，这两位又上去了。再没看到他们。
我下山的路上又与一位日本单身登山者较上劲儿了。他一开始疾步如飞将我们落下一大段。后来，我下山心切，终于在三个小时后追上他。一起休息时，他向我讨要巧克力吃，告知，他在“柏林营地”等了三天，没有食物了，只好下来。必须回国工作了，明年再回来登。我问道，为什么日本人来得多，而且不要导游？他瞪大眼睛，日本的登山杂志上讲，阿空加瓜是最好登的山，女人都能上来，怎么能用背夫和导游呢？
在下撤到两千多米时，看到一队女子整齐地喊着口号爬上来，衣服鲜艳，标志划一。我和向导闪到路边，果然是日本人，都在一米六的身高，都对我们露齿一笑。没有看到导游。
丹尼尔是被我们的登山代理里卡多推荐的高山导游，技术上大约是阿根廷最高水平了。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哄我们花钱而已，看到他略有拖沓的步伐，心中不以为然。他一见面就对我们国内带来的装备不断挑剔，判为不合格，要求我们或者购买，或者向他租借。我不免心中有些担忧。
看到我是队长，他便设计了一个队形，让我紧跟他后边行进。另一个助理导游沙巴则放在队尾。一路上努力与我交流，暗示我先预付部分小费。根据在非洲的经验，我坚决地告诉他，他的小费取决于全体队员的满意程度，只能最后支付。之后，他便察言观色，开始接近牟美女了，显然，在高山上，美女对于大家来说更是真正的队长。
在进山登记处，他指着墙上一幅壮观的攀冰照片，告诉大家这是他在20年前的英姿。许多登山者纷纷与他合影，我在负责办理大家的手续，没有时间追星，办证的几个人冷眼笑道，丹尼尔又风光了。
客观地看，丹尼尔还是非常职业的，也很会取悦我们。不时在各个景点给我们讲些故事，主要是强调他当年的伟大业绩，令我们一阵叹息。他告诉我们，20年前攀登阿空加瓜的最快纪录是他创造的，从大本营上下一个来回，只需要6个小时。我们扣除休息，也要连续上登19个小时，而且下来至少要5个小时。不过，2006年这个纪录被三个意大利人破了，他们结组上下只用了4个小时，一路跑上去的。“他们是野兽，不是人。”丹尼尔无奈地说。
看到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陡壁，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登上去过，他是第一个。我们立即与他合影，也分享了自豪。不过，当我下山时，向导Kris也指着同一个地方，轻描淡写地讲，他上上下下多次了，练习而已。当我与他核实丹尼尔的事迹时，他笑道，那个老家伙还在卖故事呢。
牟美女是学习西班牙语出身的，经常与他练习。他也会逢场作戏地做出许多令人愉快的动作，博得大家一笑。但是，他始终对我们登顶的想法不予呼应，总是强调天气有问题。正巧我们在休整了两天准备上行时，暴雪来临，一连几天，我们心急如焚，他倒是很快乐，不断动员我们见好就收，打道回府。而同时其他队的导游，则努力带队上行，至少满足大家的心情。
最后，离我们的行程还有几天，在他的压力下，我们终于决定下撤。但次日，我和老孙心有不甘又决定留两天。丹尼尔很不高兴，要求我们签下生死状，说明与他无关。同时，极力推荐我们一个天价的新导游，甚至将他的女友也推销给我们当向导。我去找她，结果是在另一家营地当厨师呢。丹尼尔下山后，我们在大本营见到的几个导游都对他嗤之以鼻，认为他见钱不见人，只想早点下山接新团。像我们这样被留在山上的事并不多见。
我们想提醒牟美女在下山后的小费上要控制一下，但是，没有联系上。果然，丹尼尔又得手了，毕竟，丹尼尔和沙巴都是英俊一路的拉丁男人嘛。
今天去爬玉皇顶，天气很好，山路上有些积雪，象征性地体验一下雪山的感觉。中午几位山友围炉聊天，从世事到逸闻，颇为温馨。提到两年前去登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山，忽然兴致起来了，就势把一段埋在心里的有趣的故事讲出来。
当年因降雪和队友的身体等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弃登顶下来，比预定的归期提前了三天，就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游逛起来。从旅游手册上看，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有个旅游点，不过一个多小时距离，似乎很有意思。我们商量了一下，不如去那住上一晚，体验一下农场的感觉。于是，我负责出面与酒店商量，约定了导游和目的地酒店。
次日中午，我们按图索骥到了长途汽车站，买票，等车。这个汽车站十分繁忙，如同我们的城郊车站一样，也很混乱。没有英文导引，没有讲英文的人，我作为队长，压力很大，跑来跑去找我们的车次。终于找到了站台，反复辨认后，招呼大家上车坐定。
车出发了，似乎提前了10分钟。我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在上层车（两层）评点风景和路边美女。不知不觉中，好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到下层与售票员勉强沟通，突然发现，居然还有一个小时才停。终于，我明白了，我们上错了车！同一站台的下趟车才是我们的。通过地图，我发现我们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整个南辕北辙。下一站是一个小镇，叫圣安东尼奥，不是旅游城市。我当时有点晕了。我首先要承担全部责任，让那几位颐指气使、永远正确的山友同志们取笑。更重要的是，如果告知大家，他们不懂英文心里发慌一定要求立刻返回，一来一往，这一天全都报废了，心情全都不好。索性，我将错就错，全都埋在心里。
下车后，看到根本没有别的游客的荒凉车站，老孙社长、老张董事、方泉主编这几位在国内生猛人士顿时傻了眼，怯生生地看着我，狐疑为什么不如昨晚我描述的那般热闹。我假模假式地等了十分钟，大骂几声导游居然不来接我们，然后果断地带队进了镇子去找旅店。
半个小时，我们就到了镇中心，找到客栈，每人每晚15美元，远比我预定的要便宜。我看客栈的主人英文不错，就多给了5美元，她给我们地图并圈点了所有值得去的地方，这又让我省下了导游的费用。这是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小镇，是当年意大利传教士建立的殖民点，古香古色的欧洲建筑不少，还有历史博物馆。特别是走私酒的周转地，酒吧数量很多，非常高档。老孙买了很多高乔人（游牧民族）的东西，我们则在热心居民的护送下到博物馆转了一个小时。
当晚，我们在当地最有情调和高档的烤肉店吃意大利餐，居然有一个荷兰老头与我们用英文聊天，介绍当地历史。据他讲，他住本地20多年，头一次看到中国人来这里。饭后，他又自告奋勇带我们去酒吧品酒，不断给我们介绍当地人物。到九十点钟的时候，这个酒吧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人给我们送免费酒品尝。老孙高门大嗓地叫好，坚持要把店里最贵的酒拿出来尝尝，还要买下酒吧内陈列了几十年的装饰品。大家都以为来了全球买家，奔走相告。闹到半夜，结账一看，不过50美元。我们余兴未尽，夜半游镇，大唱中国歌曲，后面跟着十几个当地少年，也加入合唱。这是周六晚上，镇上灯火通明，山友们都作癫狂状，可惜，一大群当地美女都是好奇但羞涩地跟在我们后面十米开外，弄得老孙不断挤眉弄眼吟啸作态。方泉也武功自废，回国后开始发愤学英文。
次日，直睡到日上竿头，打道回府，一路欢快。按几位回国后评论，这是最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东西，常常是错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