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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W．怀特是一位气质温和的男子，圆脸，留着一头卷发。他具有创办《南方文学信使》的手段与能力，但总是怀疑自己的判断。他不得不依赖投资人的建议，他们中许多都是在南方知识分子和政治圈子里知名的人物。 [1] 当爱伦·坡到来时，怀特仍旧需要他们的建议和帮助，尽管他已经做好了否决爱伦·坡每一个决定的准备。
怀特将《南方文学信使》视为“学会运动”的一部分：一个思想高尚但形式通俗的载体，以提高他所在的城市、州和区域的知识水平。文学进步类似于经济发展，他认为：“就像一条铁路对于农业劳动的作用一样，一份杂志能够改进思想。” [2] 但他也抱怨道：“在华盛顿以南只有两份文学期刊。”
怀特急切地发表来自新创办的弗吉尼亚历史和哲学学会（Virginia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报告，希望通过刺激一次运动，来为老自治领建立文学与科学氛围。 [3] “难道除了政治之外，生活中就没有其他值得关心的事了吗？”他想让《南方文学信使》帮他的区域参与国家的发展，“通过相互亲善与友好的纽带，确保北方与南方永远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 [4]
这一全国性的使命意味着，怀特和他的编辑们必须谨慎地避免在文中出现与“有争议的神学”和“政治”话题——尤其是奴隶制相关的内容。废奴主义当时正在积蓄能量，进一步巩固奴隶制的运动也同样如此。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担心黑人竞争的白人工人们发动暴乱，攻击自由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并受到了预见到南方货物价格提高的工厂主们的鼓励（有时候甚至会得到来自他们的津贴）。 [5] 有关奴隶制的争斗正在两极分化，生死冲突将会以内战（Civil War）的形式爆发。
怀特不希望他的杂志被人当作支持奴隶制观点的载体而遭到蔑视。《南方文学信使》只会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接触这个题材。它偶尔会发表一些支持非洲殖民化的作品（将自由黑人送往非洲，废奴主义者认为这项任务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中间措施）。很不寻常的是，它于1836年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评论了两本为这一“奇特制度” [6] 辩护的书：其中一本是《因为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叛国罪和狂热，南方被证明无罪》（ The South Vindicated from the Treason and Fanaticism of the Northern Abolitionists ），后来被证明是威廉·德雷顿（William Drayton）的作品；另一本是纽约小说家詹姆斯·柯克·波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撰写的《美国的奴隶制》（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篇文章极有可能是由小说家、法官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法学教授纳撒尼尔·贝弗利·塔克（Nathaniel Beverley Tucker）撰写的，其中声称奴隶制改善了非洲人的状态和性格。正如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所说的那样，该文认为，奴隶制并不见得是邪恶，而是一种“积极的善” [7] 。
维希（Vesey）叛乱是发生在1822年的一次密谋，有人试图在查尔斯顿解放成千上万的奴隶，但遭到了挫败。在此之后，南方精英们的看法变得更为强硬，支持奴隶制的论证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与此同时，无所不在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则基本上无人质疑，即使许多反对奴隶制的人们也这样认为。无论是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时还是后来，爱伦·坡基本上都会避免提出有关奴隶制的观点，龟缩于文学批评家特伦斯·惠伦（Terence Whalen）曾经称之为“平均种族主义”（average racism） [8] 的界限之内。“平均种族主义”是前内战时期北方与南方的白人的普遍态度。与托马斯·W．怀特及其他所有美国白人一样，爱伦·坡是以各种方式存在的奴隶制度和种族排斥制度的受益人。1940年，一位记者在巴尔的摩法院（Baltimore Court House）找到了证据，证明了在1829年，时年20岁的爱伦·坡作为玛丽亚·克莱姆的经纪人，出售了一个21岁、名叫爱德温（Edwin）的男性奴隶，买主则是一个名叫亨利·里奇韦（Henry Ridgway）的“劳动者”，爱德温在一份城市卷宗中被登记为“有色人种”。 [9] 这笔40美元的售卖账单意味着，凡是牵涉此事的白人都是支持奴隶制的反人道共犯。
美国社会秩序如此僵硬地规定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两极分化，这一点深深地铭刻在爱伦·坡的想象中。他的一些小说包含有关非裔美国人的粗鲁刻板形象，他有时候会用光明和黑暗的意象描绘理性与无知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对立。可以与这种做法产生共鸣的是一种偏见，即“非洲的存在是一种可怕的另类”，这种偏见也支撑着处于非裔美国人之上的脆弱的白种美国人身份。正如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所写：“对于美国非洲主义，没有任何美国早期作家的重要性能逾越爱伦·坡。” [10]
然而，尽管爱伦·坡的作品经常与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以及性别和阶级）的层次结构呼应，他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在“政治划分”背后的暴力、威胁和恐惧，以及当它们被强力实施时的残酷。作为一个永恒的旁观者，他在作品中不断颠覆、颠倒着虚伪和不公正的等级制度。尽管爱伦·坡基本上避免公开发表政治言论，但他同情受压迫者和疯狂的人，并认识到，即使是那些人们普遍认为具有理性和美德的人，也会受到“有悖常理”和破坏性冲动的驱使。爱伦·坡远非一个南方事业的信徒，也不是对美国的短处视而不见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呼吁万事万物都应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倡导者。但对于想象眼下这个世界未来某天会崩塌或者迎来末日天启式的灾难，他抱有惊人的乐趣。
《南方文学信使》的办公室与爱伦·坡在缅因街的童年家园只有几条街之隔。一开始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时，他最关心的是美国文学和相关学术的状态。他尽职尽责地执行着怀特的启蒙计划，他的评论催促着教育改革和政府资助办学。
他倡导出版有关通识教育的著作，例如，他赞扬约翰·W．德雷珀（John W.Draper）的《化学和自然哲学课程导读》（ Introductory Lecture to a Course of Chemistr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 [11] 德雷珀是一名精力充沛的青年物理学教授，从英格兰来到弗吉尼亚的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接连不断地为读者介绍着化学、光学、拉普拉斯的天文学、力学和生理学领域的新发现。德雷珀常常在讲台后面连蹦带跳地给学生们科普：“与过去一千年相比，最近的半个世纪为人类增加了更多的知识。”他和他的同代人“在科学家们发现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的前夜战栗”：“我们可以感知到，它就是一切流体中最细微的光本身的分子。我们几乎可以察觉到它们的各个面和顶端，可以真正控制、规范与安排一道日光的组成部分！”德雷珀将很快进入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领导自然科学的教学，并在照相研究中驾驭日光。
爱伦·坡对受大众喜爱的，由英裔爱尔兰人科学与力学讲师狄奥尼修斯·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撰写的《美国实用知识宝库与年鉴》（ The American Almanac and Repository of Useful Knowledge ）和《橱柜百科全书》（ Cabinet Cyclopaedia ）不吝赞美之词。他发现《医学与物理科学西方杂志》（ The Western Journal of the Med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对于辛辛那提非常有价值” [12] ，并将它推荐给了由耶鲁（Yale）大学化学家本杰明·西利曼主编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作为当时在几个城市同时出版的唯一的全国性科学杂志，《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曾发表过大批“具有普遍与实用意义”而且“文笔流畅的纯科学类文章”。
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时，爱伦·坡编纂了他自己极具信息量的文章合集“皮娜启迪亚”（ Pinakidia ） [13] ，他视之为一座知识宝库，能够“在任何工作中洒水，使其带有深刻的内容”。例如，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有关“植物之爱”的《伟大诗篇》（ Great Poem ）中的内容，就从一部法语前作《康努比亚之花》（ Connubia florum ）那里汲取了许多养料。他还从其他参考作品中提取有关古代的事实和罕见的文字，比如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教授查尔斯·安东（Charles Anthon）的文献学表格和比勒菲尔德男爵（Baron Bielfeld）的《普世知识要素》（ Elements of Universal Erudition ），都是他在寻找知识奥秘时的智慧源泉。 [14]
爱伦·坡每个月都会发表一篇新小说。 [15] 《汉斯·普法尔的绝世奇遇》（ The Unparalleled Adventure of One Hans Pfaall ）是第一批中的一篇，用一种新方式表现“热爱科学”以及“认为它是明智的”；文中还使用了科学事实来拔高一个轻松的荒诞故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故事中的汉斯·普法尔是一名自然哲学家，乘坐热气球从鹿特丹的债权人那里逃离。因为逃离了地球的引力，他的交通工具变换了方向，向月球的方向下落，在那里遇到了奇异的植物和具有智能的四足动物。可当他回归时，鹿特丹的天文学家们认为这位飞翔的荷兰人的壮举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但是我相信，这些人物口中的恶作剧，只是对于超越了他们理解能力的一切事物的通用术语。” [16]
报纸《里士满辉格党》（ Richmond Whig ）曾盛赞这篇小说，“我们从未拜读过一篇能引起这样眩晕感的小说”，并称它的作者的思索“具有真实的哲学特质，展示了他的天才和创造精神”。 [17] 爱伦·坡还从各种科学与文学作品中吸取素材，他尤其注意的是约翰·赫歇尔1833年出版的《天文学论述》（ Treatise on Astronomy ）。 [18] 约翰·赫歇尔就是那位发现了天王星（Uranus）并罗列了几百片星云的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的儿子，他不久之前去往英国的殖民地南非，在那里主持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的工作。《汉斯·普法尔的绝世奇遇》把科学帝国的触角延伸到了月球。
最初，爱伦·坡似乎考虑将这篇小说写成讽刺文章，它被介绍为“对于气球飞行的绝佳讽刺，这种活动的开展最近达到了堪称荒唐的程度” [19] 。这篇小说具有两大关键特色：完全不可能的荒唐，以及其中显得精确而可行的细节。这就将两个对立的方向汇集在一起：它既是对于轻信科学的热情的嘲笑和滑稽的模仿，也可以是个恶作剧。正是利用了这种轻信，他才让读者相信了本来难以置信的事情。这种不和谐的不稳定性，让它成为我们赞美而不是喜爱的故事。尽管如此，正如爱伦·坡很快就会知道的那样，它也是一个会被人们争相模仿的故事。 [20]
在几个月中，爱伦·坡的《贝蕾妮丝》每个月都以惊人的数量印行，达到了他预期的“实验”效果。《南方文学信使》的声望和订阅者的数字都在增加，爱伦·坡和怀特把《南方文学信使》收到的赞扬印在了包裹每一期杂志的绿色纸张上，让读者知道他们手中的物品的价值。詹姆斯·柯克·波尔丁也证实，《南方文学信使》“确确实实比美国的任何其他杂志都更为强大，而爱伦·坡先生也确确实实是我们当代最优秀的作家”。 [21] 另一位评论家则这样描述这位处于工作状态的艺术家：“他首先非常优美地触及了肯定会让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只是轮廓，所有其他内容都留给了读者自行发挥想象力，填入本身值得填入的内容。” [22] 还有一位弗吉尼亚批评家认为：“爱伦·坡先生拥有不寻常的能力。他用奇特的能力画出了摸得到的模糊。” [23]
小说家菲利普·彭德尔顿·库克（Philip Pendleton Cooke）在写给怀特的信中赞扬爱伦·坡是“弗吉尼亚同行中的头号天才”，并敦促怀特要“根据他极为杰出的优点”评价他。 [24] 1835年年底，怀特将爱伦·坡晋升为编辑，每月薪金60美元。
爱伦·坡此时仍然觉得自己无拘无束。在巴尔的摩，他变得依赖于他的姑妈和表妹给他带来的舒适。弗吉尼亚现在13岁，刚好是爱伦·坡年龄的一半，她开朗、深情且聪明。出于方便和家庭情感，也出于爱伦·坡所说的一种全情投入的激情，他们打算结婚。这种激情与今天的情感有所冲突，当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 [25]
尽管当时表兄妹之间的婚姻很普遍，有时双方年龄相差也很大，但弗吉尼亚似乎“长得比实际年龄还小”，看上去像个孩子。 [26] 就连爱伦·坡的家人也觉得他们的婚姻不太理想。当这对表兄妹的祖母去世时，玛丽亚·克莱姆改变了之前的计划，不会再让弗吉尼亚来里士满，而是会搬去和另一个表亲尼尔森·坡（Neilson Poe）一起住。尼尔森彼时是一名巴尔的摩前途远大的律师，有能力让弗吉尼亚接受教育并进入社交界，然后指导她寻求更为合适的婚姻。
爱伦·坡写了一封信作答，其中洋溢着他的真情实感。“我最亲爱的姑妈，”他写道，“在我写信的时候，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不想活下去，也不会活下去了，但还是让我履行我的责任。你知道，我热烈地、全情投入地爱着弗吉尼亚。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心中对我亲爱的小表妹狂热的忠诚。她是我最亲爱的人。” [27] 在信中，他描述了他看到的“在教堂山（Church hill）上幽静之处那座甜蜜的小房子”，以及他对能让她们母女都生活舒适、幸福的信心，他还激动地表达了当他称弗吉尼亚为“我的妻子”时内心的骄傲。他无法承诺富有，但他保证自己的真心：“你认为会有任何人比我更爱她吗？在我身边，她进入社交界的机会将远远大于在尼尔森那里。这里的每个人都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到来。”
他让弗吉尼亚做出决定：“请让她亲自写信给我，亲口向我说再见、永别。我会心碎地死去，但我不会再纠缠。”
爱伦·坡夸张的回应以及他通过情感进行“讹诈”的尝试，或许是受了他当时正在撰写的一部有关爱情、背叛和谋杀的悲剧《波利提安》（ Politian ）的影响。这部作品的标题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诗人波利齐亚诺（Poliziano），以当时轰动了肯塔基州的一桩丑闻为背景。书中的第一篇连载内容发表在《南方文学信使》上，结果受到了极为强烈的批评，让他不得不放弃，但他后来还是重新将类似的场景放到了他之后所写的瘟疫小说《红死魔的假面具》中。他偶尔会在早晨按照当地的习惯，饮用冰镇的薄荷甜白兰地——但他的酒量不好只需喝一点点，他就会变得醉醺醺，性情也会反复无常起来。 [28] 怀特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印刷工人说：“清醒的时候，爱伦·坡先生是一位和蔼的绅士。他总是和善、有礼貌，在这样的时候人人都喜欢他。但当他喝了酒，他差不多就是我见到过最不讲道理的人之一。” [29] 从不饮酒的怀特发现，“很遗憾，爱伦·坡相当沉迷于饮酒”。 [30] 1835年9月，爱伦·坡做了一些让人讨厌的事情，怀特决定让他离开。
爱伦·坡请求给他第二次机会。怀特相信他改过自新的承诺是诚恳的，但担心爱伦·坡的决心会逐渐衰减，接着又会“再次喝酒”。于是他订立了严格的条件：“我们双方都必须清楚地明白，从你喝醉了的那一刻起，我的所有诺言都会立即作废。任何一个在早餐之前饮酒的人都可能给别人带来危险！” [31]
爱伦·坡回到了《南方文学信使》。玛丽亚·克莱姆和弗吉尼亚很快来到了里士满与他会合，并在国会大厦广场（Capitol Square）附近的银行街（Bank Street）上的一家寄宿公寓租了房间。无论个人方面还是职业方面，此时爱伦·坡的情况看上去都在改善。1836年1月，他在给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的信中写道：“我的身体比过去几年都好，我满脑子都在思考，我在经济方面的困难已经消失了，我对于未来的成功相当乐观。总之一句话：一切都没问题。” [32]
1836年5月16日，埃德加和弗吉尼亚按长老教（Presbyterian）仪式举办了婚礼，由家人和怀特证婚。在他们的结婚证上附有一份宣誓书，声称弗吉尼亚“已经年满21岁” [33] ——比实际年龄上调了8岁左右。爱伦·坡私下告诉过肯尼迪，说她15岁。
在弗吉尼亚确定嫁给比自己年长许多的表哥的决定中，我们无从知晓她本人的愿望起了什么作用。无论这桩婚姻在开始和以后的多年中真正的情况如何（对此，历史记录所留无几，但人们的猜测泛滥成灾） [34] ，按照当时的一切说法，爱伦·坡和弗吉尼亚之间的爱是耐心的、深情的、热烈而又理智的、慷慨且双向的。对爱伦·坡而言，在经历了与约翰·爱伦家里的激烈冲突和多年的孤独之后，家庭生活的纽带（无论何等古怪）都变得不可或缺。
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的时候，爱伦·坡沉浸在非正式的新闻工作中，因为评论、公告、典故和摘要忙得不可开交。每份杂志都会评论其他杂志，相互交换赞美和偶尔的批评；从一份期刊中提取大堆的文字、短语或者整篇散文与故事，然后在另一份期刊上转载，但往往不说明出处。 [35] 这些“交换”中的一个关键元素是“鼓吹”：通过事先拟好的赞扬计划和浮夸评论，让人们对朋友和同盟报刊的作品建立起兴奋感——这就是19世纪的大肆宣传。
受到《布莱克伍德杂志》和《观察家》等英国杂志之间激烈的文学论战的启示，爱伦·坡偶尔会在《南方文学信使》每月刊登的精彩评论中添加一些炫耀式的激烈言辞。尽管他是这种鼓吹行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但他依然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在这个系统之外的独立评论家。
他的第一批目标之一是《诺曼·莱斯利：现代故事》（ Norman Leslie : A Tale of the Present Times ）。它的作者西奥多·费伊（Theodore Fay）是《纽约镜报》的著名编辑。在费伊的书出版之前，这份周报连续4期赞扬并摘录了这本书。《纽约人》（ Knickerbocker ）月刊的编辑刘易斯·盖洛德·克拉克（Lewis Gaylord Clark）狂热地赞扬这部小说“强有力的场景”和“从容的文笔、纯正的措辞”，但也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这本书。 [36]
“看啊！我们看到了这本书！这就是那本书，那本出类拔萃的书，那本得到鼓吹、狂赞、如同镜子般清澈可人的书，”爱伦·坡在那篇评论的开头这样写道，“为了每一件得到了鼓吹、狂赞而且如同镜子般清澈可人的作品，就让我们看看其中的货色吧！” [37] 他无情地嘲笑了书中在美国和欧洲上演的爱情故事那令人难以置信、错综复杂的情节，并认为费伊的写作风格“比起学校的学童都不如”。他在评论中最后说：“《诺曼·莱斯利：现代故事》就是一堆令人无法想象的胡言乱语，它让善良的美国人民的常识遭受了如此公开的、邪恶的羞辱。”
全美国的杂志都在为爱伦·坡敢于攻击纽约文学聚会的行为喝彩。费伊则以一篇题为《成功的小说》（ The Successful Novel ）的喜剧小品回应了爱伦·坡，将其嘲讽性地描写成《乘客》（ The Passenger ）中暴躁的恶犬。 [38] 爱伦·坡的攻击为《南方文学信使》带来了几乎令人感到可耻的成功。他的目标是当时那些名气很大、略受批评也输得起的流行作家。在一个公开的批评可以导致决斗或者肉体袭击的年代，人们把爱伦·坡措辞最严厉的评论描述成“角斗士带来的娱乐和无法无天的暴力”，把他的写作比作使用“半月弯刀”或“铁棒”进行“剥皮”“切削”和“解剖”。 [39] 后来，当杰克逊驱逐印第安人的计划持续推进，人们震惊于其中残忍行为的惊悚故事，想到爱伦·坡的嘲讽，将二者结合，就称爱伦·坡为“印第安战斧”。
然而，爱伦·坡为保卫自己而辩护称，他的大多数评论都很谨慎、公正无私，遵循着清晰的批评原则。他的指导方针是“总体性”和“效果统一”：诗歌或者小说的每一个要素都应该为一个单一的、有意识的总体效果来服务。例如，尽管他赞扬了纳撒尼尔·威利斯（一位纽约作家，他曾批评过爱伦·坡的第一部诗集）的“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游记”，但他也指出，该文在干巴巴的喜剧和浪漫、壮丽的自然描写之间反复。他对此劝诫道：任何“轻视了效果统一”的作家都会“很快被人遗忘”。 [40]
他也把“效果统一”这一标准应用于诗歌。他将诗歌定义为超越了世俗理想的期望：“当前是对理智幸福感情的期望，此后是对更高的理智幸福的希望。” [41] 他对浪漫主义美学的另一个比喻则借鉴了德国理想主义、柯尔律治和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的作品，这也是当时在马萨诸塞州形成的超验主义哲学（transcendentalist philosophy）至关重要的源泉。爱伦·坡声称，由于其“不可捉摸的、纯粹精神的性质”，诗歌的目标超越了“人类理智的动荡混乱”，指向“只有真正的诗人才知道的光辉的长青乐园”。他认为，想象力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想象是‘诗歌的灵魂’。一旦有了人类的激情……它不需要不可避免的也不必要的共存。”
尽管具有这样高尚的理想主义，爱伦·坡弹奏的也是更为世俗甚至机械式的音符，他反对柯尔律治那具有影响力的“想象是一种准神性能力”观点 [42] 。在一篇针对詹姆斯·道尔顿（James Dalton）的名为《彼得·斯努克》（ Peter Snook ）的评论中，他贬低了艺术想象能“无中生有”的理念。他认为：“原创工作是一个仔细地、耐心地通过领悟加以结合的过程。” [43] 在1831年版的《弗兰肯斯坦》的“前言”中，玛丽·雪莱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物质主义的想象观点，声称发明“无法在虚无中产生，而需要在混乱中产生；首先必须出现可以使用的物质：它可以让黑暗的、无形体的物质具有形式，但无法让它们形成物质本身”。 [44]
爱伦·坡曾经给出了一个悖论：写作可以通过对声音和感觉的描绘引导读者在想象中走向一个无形的、精神的理想境地；但是，诗人并非如同精灵或者神明一样工作，而是如同一个使徒、一个工匠，抑或一个机械师，一样将实在的物质组合成新颖的布置。
他也不时加强这个悖论，在可随意更改的精神虚无和不可辩驳的现实主义之间盘旋。最终，他将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哲学观点，其中物质与精神迅速分离或者融合，这是元物理学这枚硬币的两面。
爱伦·坡的诗歌理论的矛盾和他对于“摸得到的模糊”的热爱，也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哲学、技术与科学之间摩擦的体现。那个时代的新科学，诞生于人们在新期刊、学会演讲厅中匆匆忙忙开展的交流，然后由火车和轮船迅速扩散。得益于此，人们从而重新审视、挑战，甚至推翻对精神与物质、上帝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旧有认识。通过报刊疯狂的传播速度和新闻带来的无穷惊讶，新的发现与新的科学让读者对究竟应该相信谁、相信什么产生了怀疑。
例如，新的有争议的颅相学声称能通过对头颅的经验观察解释人的性格。这门学问于18世纪晚期由弗朗茨·高尔（Franz Gall）在维也纳提出，并在巴黎得到发展，受到英国和美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支持。颅相学认为，人的性格和思维能力，如爱恋、勤勉和想象都由大脑中不同的器官主宰。因为颅骨与大脑的形状一致，因此，头部不同部分的隆起指出了每种特征对应的或大或小的器官。
颅相学是一门引人入胜、可以动手实践的科学。通过人们的形象辨别是敌是友，甚至分析他们的性格，这给研究者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45] 这门科学不仅研究人们广泛感兴趣的题材，还可以通过个人学习掌握。这也引起了争议。苏格兰颅相学家乔治·库姆（George Combe）在他的畅销书《人的构造》（ Constitution of Man ）中断然声称：“思维质量是由大脑的大小、形式和构成决定的。” [46] 尽管他认为这门科学是与基督教兼容的，但这样的说法似乎否定了“存在独立于肉体的永恒灵魂”的信仰。
在评论一部颅相学教科书的第4版的时候，爱伦·坡勉强地说：“我们或许可以在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47] 几个月后，他责备一名作家在未曾研究颅相学的情况下就攻击颅相学。到了1836年3月，爱伦·坡在一篇针对L．迈尔斯夫人（Mrs. L. Miles）的《颅相学》（ Phrenology ，随书还赠送印刷卡片和瓷质头颅）的评论中宣布：“作为一门科学，具有权威性是最重要的。” [48] 颅相学的方法和概念将在他的评论和虚构作品中处处可见。 [49]
1835年夏，出现了另一起轰动一时的科学事件：上次出现于1759年的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回归。企业家们在纽约的市政厅公园（City Hall Park）设置了一台望远镜，每看一次收费6美分。人们深陷于这一“奇特的疯狂” [50] 中，P. T．巴纳姆对此评论道：“最终，除了看星星外，整个社区几乎无事可干。”
纽约第一份一便士小报《太阳报》（ Sun ）由“报童系统”在街角出售，该报发表的一套匿名系列文章掀起了这个夏天的天文学热。1835年8月，《太阳报》发表了头版独家新闻——《月球上的发现》，据称是从《爱丁堡科学杂志》（ The Edinburgh Journal of Science ）直接转载的，其中详细介绍了在南非的约翰·赫歇尔通过一台庞大的望远镜看到的东西。这台望远镜的形象被人用一盏“氢氧”灯（“hydro-oxygen”lamp） [51] 打到了墙上。这种利用了舞台聚光灯的化学原理的新型照明装置是由罗伯特·赫尔（Robert Hare）和迈克尔·法拉第开发的，能够为在学会演讲厅里明亮炫目的新型魔灯展览提供光源，投射自然奇观，宛若演奏了一首带有明亮色彩的幻想曲。与一台显微镜相连的“氢氧”灯可以放大昆虫、组织和微小的自然结构中的隐藏世界。
在《太阳报》的报告中，这种光学技术是连在一台望远镜上的，用来揭示月球的世界。在开普敦天文台（Cape Town Observatory）的墙上，赫歇尔和他的同事们观察到了颜色如同红宝石的洞穴、庞大的湖泊、高耸的山峰和茂密的森林，如果仔细观察，还有长着角的熊、斑马和蓝色的独角兽。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据该系列文章的第5篇披露，他们还看见了用两条腿站立而且用翅膀飞行的类人生物，以及这些“蝙蝠人”的文明的证据，包括尖顶上带有反光球体的完美的金字塔。
随着这个月球故事的流传，这份报纸的发行量上升到了17000份以上，是其竞争者的10倍。该系列文章在整个美国引发了广泛摘录和讨论，甚至传播到了大西洋对岸，访问者们就月球生命的存在向赫歇尔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根据一项传说，耶鲁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埃利亚斯·卢米斯（Elias Loomis）和丹尼森·奥姆斯特德（Denison Olmsted）甚至来到了《太阳报》的办公室，要求观看原版的《爱丁堡科学杂志》报告；编辑只能如同踢皮球似的把他们从一个印刷工那里带到另一个那里。这套系列文章最后以叙述灾难告终：最后一篇文章报告说，赫歇尔的望远镜指向了太阳，结果产生了一道极为强烈的光束，让整个天文台着火焚毁。8月底，《纽约先驱报》（ The New York Herald ）披露了这个故事中的矛盾之处，才戳穿了这个骗局。4年后，该文章的匿名作者，废奴主义者、改革家理查德·亚当斯·洛克（Richard Adams Locke）才在出版物中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月球上的发现》是在爱伦·坡的另一篇有关月球观察的现实主义小说《汉斯·普法尔的绝世奇遇》发表两个月后才出现的。爱伦·坡曾公开接受洛克“没有看过前面发表的这篇小说”的说法 [52] ，但无论洛克是否受到了爱伦·坡的启发，这一“月球恶作剧”都给爱伦·坡上了难忘的一课。惊人的事实为想象提供了起点，尤其是当以技术证据和准确的观察语言表达的时候。爱伦·坡注意到，“10个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不相信”，而那些不相信的人都急切地去买了报纸并展开辩论。 [53]
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 Brothers）为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新出了带插图的版本 [54] ，爱伦·坡对该版本进行了一番评论。而就像这评论中所说的那样，洛克的《月球上的发现》也带有罕见的特质，爱伦·坡将其命名为“逼真的强大魔力”。通过“巨大的抽象能力”和强烈的“认同感”，笛福正在编织一种文学魅力。他通过意志之力压倒了读者的想象，他运用巧妙的写作手法，使故事变得难以与生活本身区分开。
洛克的《月球上的发现》表明，科学家和恶作剧骗子使用类似的方法，说服他们的听众，使之形成信念。真相和信仰的生效机制至少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它们都是通过对某一形象进行精心包装，并在特定的时间点对其展开大范围宣传。
1836年，爱伦·坡对另一个有争议的新颖发明下手了。不过他扮演的可不是恶作剧骗子，而是理性的揭发者。他这次的目标是约翰·内波穆克·梅尔策尔（Johann Nepomuk Maelzel），一位巴伐利亚的马戏团老板和仪器制造商及其著名合伙人“土耳其人”（the Turk）——一台能下国际象棋的“自动”机器人。这个人形的奇妙装置头戴头巾，靠在一个放着棋盘的柜子上，用一根长烟斗抽烟。
在（包括爱伦·坡描述的在里士满的那次）表演之前，梅尔策尔总是会一个接一个地打开柜子的抽屉，表明其中除了转动的齿轮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当梅尔策尔在柜子侧面转动一把钥匙之后，机器人的眼睛、胳膊和手突然都动了，就像我们人一样，能自行动作（所谓“自动”）。“土耳其人”自己挪动棋子，如果对手违规走子就会停止比赛，结果它几乎所向无敌。
这个国际象棋机器人是在1770年由一位匈牙利工匠沃尔夫冈·冯·肯佩伦（Wolfgang von Kempelen）制造的，它曾在奥地利宫廷取得成功；在巴黎，它曾与美国驻法国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大战。然后梅尔策尔买下了“土耳其人”。在一次皇家表演中，它甚至逼平了拿破仑。1835年，梅尔策尔在美国巡回表演。报刊也被它迷住了，批评家甚至宣称，“土耳其人”是一项令人震惊的机械发明，尽管有些人怀疑其中有诈。
爱伦·坡的笔尖在《南方文学信使》上疾驰着，都快让纸张冒出火星了。他是作为一位义愤填膺的对手在撰写这些评论文章，不是针对国际象棋比赛，而是针对梅尔策尔对他的观众玩弄的思维游戏。他开始同“那些毫不犹豫地宣称那个”自动机器人“是一台纯粹的机器”、它的运动后面“绝无人类操纵”的人争论。 [55] 他撰出一副认为理性受到了冒犯的姿态，开始证明“这台机器人的操作是由思维而非任何别的东西操控的”。爱伦·坡认为，机器内部必定藏着一个人。
他的文章以“一连串提示性的推理” [56] 达到了高潮，提出了对这台机器结构的17处观察评论和这一欺骗游戏的逻辑——演出者和容易受骗的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看到“箱子的内部塞满了机器”，这一事实必定“显然与观众有关系”。尽管梅尔策尔的其他机器人的运动平稳而且好像有生命，“毫无人工操作的迹象”，但“土耳其人”的运动其实是不连贯的、不自然的——爱伦·坡认为这是有意的，是为了加强它是机械装置的印象。 [57]
尽管梅尔策尔声称这名“国际象棋手”只是一个表演人类功能的机器，但爱伦·坡的论证是：真的有一个人藏在里面，大概是梅尔策尔的助手，他装作是一台机器。这样一个揭开骗人的诡计的工作大概会让阿兰·图灵（Alan Turing）头昏脑涨，但爱伦·坡使用了机器一样的逻辑证明：一台机器无法进行思考。后来对于“土耳其人”的重新组装证明，爱伦·坡的论证基本正确。柜子里那些密集的齿轮装置只不过是镜子制造的幻象；在滑动挡板后面，一个矮个儿男人（绝非偶然的是，那人特别擅长下国际象棋）在表演时藏在里面，移动机器人的胳膊和头部，通过在棋盘下面的磁铁系统跟踪并引导棋子运动。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无论爱伦·坡的文章对梅尔策尔的欺骗有多大的敌意，他在文章中抄袭了他人的著作。他的许多“观察评论”摘抄自戴维·布鲁斯特1832年的畅销书《关于自然魔法的信件，致沃尔特·斯科特爵士》（ Letters on Natural Magic , Addressed to Sir Walter Scott ），这本书出版的目的是让读者弄明白一些极为有效的方法，它们使用人工奇观哄骗大众。在这本书有关“自动机械”的一章中，布鲁斯特揭示了梅尔策尔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的秘密。布鲁斯特也对比了类似“土耳其人”的机器和更新的思维机器，后者是真的：由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设计的计算引擎，是世界上第一批工作计算机之一，能比人类快得多地进行复杂的计算。尽管下国际象棋机器人是个骗局，但布鲁斯特依然将巴贝奇的机器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伟大奇迹” [58] 的证据。
爱伦·坡却把戴维·布鲁斯特对“土耳其人”的揭露据为己有。他也援引了巴贝奇和他的计算引擎，但巧妙地避开了布鲁斯特的论证。爱伦·坡比较了与进行数学计算有关的逻辑和下国际象棋需要的逻辑。他说，计算是可以预测的；他只要按“一系列正确的步骤”往下进行即可，“不涉及任何变化”。 [59] 与此不同，国际象棋比赛的过程是不可预测的：“在走过了几步之后，以后的步骤完全无法确定。”爱伦·坡提出的推理是：与下国际象棋的“土耳其人”声称它所做的事情相比，巴贝奇的计算引擎所做的计算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如果下国际象棋机器人如梅尔策尔展示的那样，那它将是人类最令人震惊的发明，远远不是任何其他发明可以比拟的。
当然，实际上，下国际象棋机器人绝非仅仅通过机械动作来下棋，可靠的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国际象棋）还需要等待一个多世纪才出现。尽管如此，如果爱伦·坡的一位急性子的读者认为，既然爱伦·坡已经战胜了梅尔策尔和他的下国际象棋机器人，那他也超越了巴贝奇和他那仅仅能“计算的引擎”，这样的读者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爱伦·坡巧妙地重新撰写了布鲁斯特的启蒙故事，模糊了在恶作剧骗子与发明家之间的界限，让他本人——这位绝对可靠的推理者与雄辩家，凌驾于二者之上。
有人认为，梅尔策尔和巴贝奇的发明说明，可以用机器取代人。爱伦·坡对“土耳其人”的攻击，与浪漫作家们对机器更广泛的敌意达成了一致。包括柯尔律治、华兹华斯、济慈、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在内的诗人们都发表了反对机器和数学，以及他们更喜爱生物与灵感的论证。1829年，苏格兰批评家和德国文学作品翻译家托马斯·卡莱尔便以《时代的征兆》（ Signs of the Times ）为题发表文章，发出了反对用工业机器代替人的呐喊。卡莱尔警告道：“机器时代”会消磨“爱情、恐惧、好奇心、热情、优雅和宗教的神秘源泉”。
爱伦·坡也坚持认为，下国际象棋机器人的走子是“由思维而非任何别的东西”操控的，这也让人想起一个更为传统的信仰：自然神学。这一有影响力的信仰是通过书本、布道和谚语提出的，认为眼睛、苍蝇、北极熊和太阳系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现象，恰恰就是有一个设计了它们的智力更高的存在的证据。正如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于1802年论证的那样，在荒野上发现一块岩石不会让人思索，但发现一块手表将会说明有“一个或者多个工匠”存在，“他们之所以制造这块手表，是为了让我们通过发现它来寻找他们”。这样一种复杂的装置必定是思维的产物；佩利认为，自然界中每一个“发明的标志”都代表着其背后有一个聪明而又仁慈的工匠。 [60]
最近的科学断言也对基督教的教义形成了一种威胁。有些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试图用纯物质的原理揭示生物，认为不需要神性的气息就能让生命开始运动。地质学的地层和化石提供了地球年龄远远超过“圣经”年代学所给出的数字的证据。拉普拉斯自我修正的天体力学似乎不需要一个被视为“世界的创造者、监管者和保护者” [61] 的上帝。
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激进的科学理论与非正统的宗教和公众的不安遥相呼应。作为对策，英国国教的自然哲学家以《布里奇沃特论文集》为题，出版了一系列图书，以此证明科学与保守的基督新教是完美兼容的。 [62] 这一系列图书的出版是由布里奇沃特侯爵（Earl of Bridgewater）的一份遗赠资助的——或许是为了在历经奢华的生活之后让他自己的良心有所慰藉。在布里奇沃特侯爵现存于达勒姆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的肖像中，他曾经握在手中的那杯葡萄酒被涂掉了。这一系列图书致力于显示与证明“在创世过程中，上帝的能力、智慧与善意”。 [63]
8卷本的《布里奇沃特论文集》也在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其中最著名的是剑桥大学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新教牧师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的《天文学与普通物理学》（ Astronomy and General Physics ）。该书专注于地球和太阳系中物理定律的和谐及相互作用，这些定律的无缝凝聚证明了上帝的无限远见。休厄尔将其中的一章用于阐述拉普拉斯有关太阳系形成的说法，并首创了“星云假说”这一术语。尽管这一理论与无神论的法国物质主义相关，但休厄尔发现它与神圣创世完全兼容。 [64]
休厄尔花费大力气论证了上帝定律的优美与威力，他也坚持认为，数学和物理学在超越了一定限度之后是毫无作用的，尤其是在尝试理解宇宙形成的“最初原因” [65] 方面。如果“我们通过物理学证据证实，可以在世界史中追溯的第一个事实是‘那里有光’，我们就仍然会受到指引（甚至是基于我们的自然原因），认为在此之前可能已经发生的是：‘上帝说：要有光’”。 [66] 创世是一个奇迹，发生在定律系统之前，而且也超越了定律系统。
《布里奇沃特论文集》的作者们也认为，上帝可以暂停这些定律。其中一篇文章《从自然神学看地质学与矿物学》（ Geology and Mineralogy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Natural Theology ）的作者威廉· 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解释道 [67] ：“在化石记录中出现的不连续，即灭绝与新生的物种，是神性奇迹创世的连续时刻，超越了可以预测的定律。但即使自然的秩序也是由神性行为产生的：没有上帝的持续管控，一切事物中存在的精致平衡终将崩溃，即使惰性的、被动的、本身无生命的物质也将不再继续凝聚。” [68]
尽管他们重新振兴了自然神学，但《布里奇沃特论文集》并没有淡化这些时代争议，也没有让反对意见闭嘴。他们最终也没有带来基督教常识的统治，但自然神学的重新流行所带来的一个有趣结果是：人们相信在其他行星上存在智慧生命，或者说“世界具有多重性”（plurality of worlds）；如果上帝确实无所不能，则他的能力和预见必定可以通过在与地球同样复杂的其他行星上创世来体现。休厄尔一度持有这种立场（尽管后来改变了想法），约翰·赫歇尔也赞成，他声称，创造那些“散布于太空深渊中的宏伟天体” [69] ，不是“为了照亮我们的夜空”，而是为了照亮“其他有活力的种族”。事实上，理查德·洛克在他的“月球恶作剧”中特别强调了赫歇尔对月球文明 [70] 的所谓观察，其初衷也在于讽刺这种新教正统说法。
自然神学的习惯是寻求每一种自然法则背后的神圣原因，尽管这种习惯现在看上去似乎越发简单化而且很吃力，但在19世纪初，大多数英语读者都认为其论证是可信的、有启发作用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与爱伦·坡一样生于1809年；尽管他在破坏这一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几乎大于任何人，但他一直对佩利和《布里奇沃特论文集》的作者们提出的论证设计深信不疑。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中到处盛赞生物在舒适地“适应”周围环境的各种奇妙方法，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然神学的印记，尽管这些方法已经不再是神性的规定了。
尽管爱伦·坡对自然神学感到不安，有时甚至感到恼怒，但他也十分入迷。 [71] 《布里奇沃特论文集》的最后几卷是当爱伦·坡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的时候出炉的。爱伦·坡在所写的评论文中提到了威廉·柯比牧师（Reverend William Kirby），并称《伦敦季刊》（ London Quarterly ）对这套系列图书的评论是“有史以来最令人赞美的文章之一”。他评论了彼得·马克·罗杰（Peter Mark Roget）有关生理学的第5卷，此人凭借所写的词典而闻名。尽管罗杰演示了在生物身上能让人联想到上帝设计的诸多方面，但爱伦·坡还是觉得他的选择性太强：如果某种特征的天意目的不清楚，罗杰就简单地略过不提，忽略了“关于那些与最终原因的关系无法清晰追踪的结构的一切描述”。
在《布里奇沃特论文集》里，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查尔默斯牧师（Reverend Thomas Chalmers）专注于心理学和道德科学的那一卷，爱伦·坡也愤怒地做了些记号。 [72] 他不同意查尔默斯的如下观点：只要能习惯性地抗拒贪婪、欲望和愤怒，就能“最终不受它们侵扰”。爱伦·坡用铅笔在他的书页中草草写道：“错误：因为敌人的动机是一直存在的，在坏习惯占压倒性优势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良心减退了。”换言之，爱伦·坡认为，抗拒有害的倾向最多只能导致暂时的胜利，邪恶的冲动或者“敌人的动机”始终存在。与此不同，屈服于有罪的倾向将可能导致它们的永远胜利：查尔默斯本人指出，在“罪恶的无耻方面” [73] ，良心被“置于一种麻木状态”，这让犯罪分子在“追求他的秘密堕落”时毫不犹豫。根据查尔默斯本人的清教徒推理，总是邪恶占据上风，美好处于下风。
爱伦·坡此后还会不断地重新讨论《布里奇沃特论文集》作者们的中心问题。在面对一套事实或者一连串线索时，他不断寻找它们背后的设计、计划、理由或者目的，并且询问：这些事实可能会揭示留下了这些痕迹的作恶者、策划者或者创造者的哪些东西？他借用了他们的语言，即经过科学验证的崇高和他们对于复杂自然结构的神往。
但爱伦·坡依然认为，来自自然神学的许多回答听起来都很空洞。世界具有混乱和衰败的倾向（如地震与火山爆发、海难与火灾、动物的暴虐本能、人类想要伤害他人和自己），神性的智慧与善意何在？基于奴隶制和抢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政策，在经济混乱和非法分子威胁的背景下诞生的美国中，爱伦·坡反对和谐设计的证据尤其确凿——尽管他的国人经常向上帝祈求保护。
与他的绝大多数同代人一样，爱伦·坡对自然显示了神性之手在起作用的证据并没有多少怀疑。但他也敢于思考：这位造物主是否真的如同主流基督教教义所说的那样明智与仁慈？爱伦·坡本人的厄运和他自我毁灭的倾向甚至让他怀疑，上帝有时候是不是在有意针对自己。
在《南方文学信使》编辑部，爱伦·坡反复无常的倾向和表现动摇了托马斯·W．怀特的信任。怀特曾表达过他对爱伦·坡咄咄逼人的批评及其疯狂小说的质疑，觉得这会对杂志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怀疑他是不是一直在饮酒。1836年，怀特旅行归来，发现办公室里“一片乌烟瘴气” [74] ，两期杂志延期出版，印刷工人们在罢工。
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尽管我高度评价爱伦·坡先生的天分，但我仍然不得不提前——最多一个星期向他发出警告，告诉他，我将无法再让他担任我的杂志社的编辑。” [75]
尽管取得过明显的成功，但爱伦·坡的第一次编辑生涯就这样很不体面地凄惨收场了。他不得不再次离开里士满。
在出租公寓包好了他们少得可怜的几件东西之后，爱伦·坡、弗吉尼亚和马蒂前往纽约，急切地打算在那里掀起更大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