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爱伦·坡先是找到了一条前往希腊的船。在希腊，他像拜伦一样，加入了一支为了从奥斯曼帝国赢得独立的衣衫褴褛的革命者队伍。在一系列英勇的战斗和令人胆寒的不幸遭遇之后，他被美国派驻俄国的大使从深海中救出，在圣彼得堡暂时落脚。
这些经历都是他后来自述的。真实的情况其实更加严酷，却也更加平凡：当时他险些饿死。
之后，他去了波士顿，带着一批诗歌的手稿，其中包括他的史诗《帖木儿》（ Tamerlane ），说的是一位骄傲的14世纪土耳其军阀，为了一生的征服事业，放弃了名叫阿达（Ada，与拜伦的女儿同名）的初恋情人的故事。
爱伦·坡的母亲曾给他留下一幅水彩画和一个带肖像的挂坠盒，水彩画的背面写着：波士顿一向对她很好。可爱伦·坡的经历与母亲是如此不同。这座城市充满歧视，知识分子圈对他是封闭的。他的一位老同学，彼得·皮斯（Peter Pease）在海港附近与他偶遇时，发现他变成了“一个驼背严重的职员，突然出现在一家商铺里……衣着非常破烂”。 [1] 爱伦·坡急忙拉他走进一条小巷，请求他不要喊出自己的名字。“他离家出去闯荡，迄今仍然命运多舛。在取得无可争议的成功之前，他情愿隐瞒自己的身份。”爱伦·坡曾在海滨的一座仓库中工作两个月，“拿着微薄的薪金，其中有一多半，他出于自尊心不曾讨要”。在那之后，他还为“一家不知名的报纸”担任过市场记者，但“报纸老板名声不佳，编辑部很快就负债累累”。
这不是爱伦·坡最后一次为区区小钱而艰苦劳作，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运气不佳。但他在波士顿实现了一个梦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帖木儿和其他诗篇》（ 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 ）。这部诗集的发行量为40—200册；它是以粗劣的纸张印刷的，标题页是商业形式的；尽管题头诗表现的是征服和荣耀，但这本书的发表是默默无闻的。 [2]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爱伦·坡只能追随着他的祖父坡将军——拉法耶特曾经的军务长的脚步。他参加了美国陆军，服役期为5年。 [3] 他当时年仅18岁，但他谎报了年龄和名字，签字时称自己是“来自波士顿的职员埃德加·A．佩里（Edgar A. Perry）”，时年21岁。
他搬进了马萨诸塞州独立堡第一炮兵团（First Artillery Regiment at Fort In-dependence）的兵营。陆军生涯绝不轻松。基础训练持续了好几周，随后是艰苦的操练和劳动，生活也很单调。大约一半陆军士兵都是文盲。 [4] 1827年10月，由于疟疾暴发，他所在的营不得不移居南卡罗来纳州的苏利文岛上的莫尔特里堡（Fort Moultrie）。这是一座形状不规则的大型砖砌堡垒，周围环绕着海滩和树木。事实证明，离开南方要比他想象中的更为艰难。
对于只知道爱伦·坡那些充满了“神秘与想象力”的诗篇与短篇小说的人，他在陆军中的这段经历似乎令人吃惊。有些传记作家甚至略过了这段经历，认为它对爱伦·坡作为作家的职业生涯无关紧要。 [5] 然而，士兵这个身份，爱伦·坡维持了将近4年时间，而这4年对他整个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严格的纪律和森严的等级下工作，在那里，一切有关细节和程序的问题都可能决定着生死存亡。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在独立战争期间创建，并于1802年经由杰斐逊改组。美国陆军是这个国家最为可靠的专业知识机构。它的成员绘制了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地图，修建了堡垒，构筑了公路、运河和铁路，并参与了探索西部边陲的工作，以利于进一步扩大殖民。美国陆军军官和士兵是这个国家为工业、防务和征服积累资源的首席专家。
爱伦·坡的技术能力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结束第一年服役时，他被提升为“技术官”，位居他所在的营中其余400人之上。技术官负责监督弹药供给。 [6] 这个工作要求他必须极为细心，时刻意识到微小的不慎可能会带来致命的爆炸。 [7] 他还需要登记造册炮兵团使用的设备并负责维护和修理，有时候甚至也要参与制造设备的工作，这些设备包括子弹、步枪、炮弹、马车和野战望远镜等装备。
利用业余时间，爱伦·坡写了一首题为《阿尔阿拉夫》的长诗，创作灵感来源于天文学、伊斯兰神话及其有关来世的观点，它是对超凡世界的美丽与激情的畅想，丰富多彩而又芬芳怡人。他也在搜集着未来创作的素材：收藏各种贝壳和业余昆虫学研究的标本，苏利文岛沙质海滩上的贝壳将成为他的小说《金甲虫》（ The Gold-Bug ）的故事背景。
1828年年底，他终于放弃了骄傲，给约翰·爱伦写了信。他说，一年半的军旅生涯改变了他，他已经“不再是在这个世界上既无目标也无持续性、只能反复折腾的小男孩了”。 [8] 他的实验取得了效果：“我在美国陆军工作，已经达到我的目的和喜好了，我觉得是时候离开了。”他所需要的仅仅是约翰·爱伦的赞同。他将他“最亲切的爱送给妈妈”：“（希望）她不会因为我任性的行为而减少对我一直以来的关爱。”
如果约翰·爱伦写过回信，这封信必然会丢失，因为爱伦·坡所在的团再次换防，这一次他们来到了遥望弗吉尼亚州最南端海岸线的门罗堡。他在那里与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成了朋友，后者是一位文学家，并且认识爱伦·坡的祖父。豪斯将他提升为军士长（军士的最高官阶），让他成为“主管该营一切操练（从最初级的演习到与战争配套的调动）的负责人”。 [9] 在服役不到两年之后，他取得了近乎火箭般的提升——是他的家世为他的升迁扫平了道路。
现在，爱伦·坡发现，要想重新取得他童年时代的阶级特权，最短的捷径就是从西点军校毕业并且获得军衔。但那些军衔的大部分名额都由军官、政治家和其他要人的儿子们占据。于是他再次尝试联系约翰·爱伦，只向他提了两项请求：得到离开陆军的允许，以及让约翰·爱伦在他那些地位显赫的朋友面前为爱伦·坡说话，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死亡为他们的关系带来了暂时的缓和。爱伦·坡心爱的养母弗朗西丝·爱伦于1829年2月28日去世。他得到了奔丧假期，急匆匆地赶回里士满，但在她于肖科山公墓下葬一天后的夜里才赶到。约翰·爱伦以一种异于往常的慷慨态度欢迎了爱伦·坡，为他买了符合军官和绅士身份的全套衣物：“一套黑布西装、3双半长的短袜”、一顶“伦敦帽子”、一把刀、一条吊裤带和一双手套。 [10]
丧假结束后，爱伦·坡回到了门罗堡。当豪斯上校在华盛顿祝贺新当选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继任人）安德鲁·杰克逊时，爱伦·坡开始决定争取获得西点军校的录取资格。他找到了自己的替换者，“一位有经验的士兵兼被认可的军士”，但对方有个有些不祥的名字：布利·格雷夫斯（Bully Graves）
。
[11]
他付了格雷夫斯几美元，并承诺还会再付50美元，让他替自己服完剩下的陆军服役期。
从那年的4月15日开始，“来自波士顿的职员埃德加·A．佩里”便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埃德加·爱伦·坡——一名志向远大的军官、工程师、诗人。
爱伦·坡前往巴尔的摩投亲，同时开始争取成为西点军校的学员。他受到了父亲的姐妹玛丽亚·克莱姆的热烈欢迎，她现在是一个带着8岁女儿弗吉尼亚的寡妇。克莱姆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务实，性格敏感却也坚强。她的经济状况不宽裕，为了维持家用不惜哄骗他人。她把爱伦·坡当作儿子一样欢迎，爱伦·坡则称她为“马蒂”（Muddy）。
哥哥亨利曾经从海上回来，给他讲了许多有关异国风情、艰苦旅行和胆大无畏的故事。两人常常在一起写诗，并以亨利的名字在巴尔的摩和费城的报纸上发表作品。爱伦·坡曾在一位巴尔的摩医师的女儿露西·赫尔姆斯（Lucy Holmes）的签名簿上写下一首诗，其中清楚地说明了他对奇异命运的感知：
从童年时代起
我就与别人的遭遇不同，
我未曾见过他人所见，
未曾从普通的春天中
感受到热情——
我未曾从同样的源泉中
得到痛苦——
我无法唤醒
我的心，
用同样的声调
享受欢欣——
而一切我爱的，
都是我自己情之所钟。 [12]
1929年春，年方20岁的爱伦·坡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决心同时在两条职业道路上发展。这两条路都指向他自幼所受教育让他期待的目标——“在公共生活中出人头地”：一条从西点军校开始，成为一位陆军军官和工程师；另一条则通往诗歌。
创作一首诗与建一座桥梁不同。然而，诗人（或者虚构作品作家）与陆军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在美国都属于新颖的职业。在爱伦·坡这一代人之前，小说和诗歌作家必须生于富人之家，或能得到贵族赞助者的支持，否则他们只能把艺术作为自己的副业来追求。在与爱伦·坡同时代的重要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仅凭写作谋生：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波士顿海关（Boston Custom House）工作，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是律师兼教授，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则成了外交官。类似地，大部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仍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其中许多人将医生作为正式职业，因为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自然哲学课程。要求从业者必须受过正规科学训练的机构极少，而陆军工程兵团恰恰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成为诗人还是工程师，爱伦·坡都必须保证得到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若想成为西点军校的学员，必须由国防部部长约翰·伊顿（John Eaton）亲自批准。爱伦·坡在门罗堡的指挥员们证明了他有“良好的习惯，完全不饮酒”，并且受到过“非常高档的教育”。 [13] 更重要的信件来自约翰·爱伦强有力的弗吉尼亚圈子。詹姆斯·普雷斯顿上校（Colonel James Preston）写道：爱伦·坡“出生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无可怀疑的证据说明，他是一位有天分、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用他的服务来回报政府”。 [14] 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安德鲁·史蒂文森（Andrew Stevenson）也确认收到了一些“来自最高权威人士” [15] 的证词，例如约翰·坎贝尔少校（Major John Campbell）断言，爱伦·坡是“一位绅士，你可以完全相信他的话” [16] 。与爱伦·坡的面对面会见给伊顿部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要是因为爱伦·坡从巴尔的摩步行到达华盛顿，向他面交了一扎推荐信。然而当时席位没有空缺，因此爱伦·坡必须耐心等待。
回到巴尔的摩后，他向里士满的政治家兼律师威廉·沃特（William Wirt） [17] 做了自我介绍，希望能得到沃特对自己进入西点军校和在文学方面发展的支持。沃特发现《阿尔阿拉夫》的脚注带有“许多有趣而且有用的信息”，但他不知道“这首诗能否被老式读者接受”。 [18] 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介绍爱伦·坡与费城的出版社接触。爱伦·坡给艾萨克·利（Isaac Lea）发去了另一份《阿尔阿拉夫》的稿件，后者是一位受人们尊敬的地质学家和贝壳专家，而且与其岳父马修·凯瑞（Mathew Carey）一起开办了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和书店，即凯瑞和利（Garey &Lea）。爱伦·坡曾承认：“如果这首诗发表了，无论成功与否，我将‘义无反顾地’成为诗人。” [19]
事业的进展增加了爱伦·坡的勇气，他请约翰·爱伦出面以其名义承担《阿尔阿拉夫》可能带来的损失。爱伦·坡用自己的年轻做担保：“让世人看到我，这一点意义重大；而一旦受到注意，我将能轻而易举地铸就一条通往名声之路，这当然不会有任何不利之处，因为它不会在任何时刻干预我对其他目标的追寻。” [20]
然而，约翰·爱伦并不认同爱伦·坡自称的“光明的文学前途”的观点。他很生气地在回信中写道，“天才人物不应该请求” [21] 他的帮助。
爱伦·坡在诗歌方面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缅因州的小说家约翰·尼尔（John Neal）在《波士顿文学公报》（ Boston Literary Gazette ）上说，这首诗的作者“写出了一首优美甚至壮观的诗篇”。 [22] 随后，爱伦·坡给他寄去了《帖木儿》的一些段落，并且满怀感恩地坦承道：“我还年轻，如果对于一切美好的深深崇拜可以让一个人成为诗人的话——那我就是个诗人。”巴尔的摩的一家日报也刊载了《阿尔阿拉夫》的一些摘录，扬基·尼尔（Yankee Neal）在12月写道：“如果《阿尔阿拉夫》和《帖木儿》的其他部分也和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摘录同样好……那么他就有资格获得著名的诗人兄弟们给他的崇高评价，非常崇高的评价。” [23]
12月10日，通过巴尔的摩的一家小出版社，爱伦·坡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和其他小诗》（ Al Aaraaf ， Tamerlane , and Minor Poems ）。波士顿的《美国诗歌目录》（ Catalogue of American Poetry ）收录了这部诗集，莎拉·约瑟法·黑尔（Sarah Josepha Hale）的《美国女性杂志》（ American Ladies'Magazine ）曾谨慎地赞扬道：“其中一部分特别孩子气、柔弱，完全缺少诗歌的共性；但其他部分……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位不亚于雪莱的诗人。” [24]
随后，爱伦·坡的名字出现在巴尔的摩当时一首题为《穆西亚德或者尼尼德——魔鬼著》（ Musiad , or , Ninead , by Diabolus ）的匿名讽刺诗中：“接着是面对理性微笑，面对法律大笑的爱伦·坡。” [25] 对一个年轻的诗人来说，有什么比得到讽刺诗承认更好的鼓励呢？而且，更让人高兴的是，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嘲笑理性和法律的浪漫的小丑！
但是，正如爱伦·坡在他诗集里的第一首诗中揭示的那样，他对理性和科学的看法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这是一首经典的十四行诗：有14行诗句，遵循“抑扬格五音步”的格律，以一副对句结尾，韵脚交替进行。这首诗在他生前曾经有几次改动。在1830年的版本中，诗的标题是：《十四行诗——致科学》（ Sonnet—To Science ）。 [26] 全诗如下：
科学呵！你这时间老人的乖女儿
你用慧眼的凝视让世界改观！
你这兀鹰！晦暗的现实铸成了你的翼翅！
可为什么要啄食诗人的心灵？
他何以爱你——或羡你高妙？
尽管他能乘风轻扬
你却总不让他漫游飘荡
去那布满珍宝的苍宇寻觅
可是你把月神拖下了天车？
可是你把山林仙子逐出了林莽
迫使她去往某颗福星上躲藏？
可是你从水泽里赶走了温柔的神女
把小精灵逼出了绿茵，而且还从
凤眼果树下驱散了我夏日的美梦？
这首颂歌并不是献给永恒的神祇的，而是献给科学的历史产物——“时间老人的乖女儿”的。弗朗西斯·培根曾在17世纪初写道：“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27] 换言之，真理不是镌刻在永恒的写字板上的，而是通过人类的活动，如观察、实验和讨论而逐渐出现的，这就是培根在他的《伟大的复兴》（ Great Instauration ）中设定的研究程序。
然而，就在培根认为是科学揭示了隐藏的真实的同时，爱伦·坡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科学用“慧眼的凝视”会改变这世上的事物。科学已经把“月神（Diana）拖下了天车”：当现代人注视着月球时，他们看到的是一颗布满陨石坑的卫星，而不再是正在夜之旅行途中的奥林匹克之神（Olympians）。科学已经驱逐了自然神祇、精灵和缪斯（Muses），“把山林仙子逐出了林莽”，“把小精灵逼出了绿茵”。这头猛兽不断啄食着诗人的心灵，是一头用“晦暗的现实”铸成了翼翅的兀鹰，它用事实取代了隐藏的含义和神话。对一位诗人来说，这样的一位神祇既不明智，也不可爱。
许多批评家将这首十四行诗解读为诗人“对科学的攻击”。 [28] 爱伦·坡则坚称自己作为一名诗人，拥有“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深深的崇拜”；但在创作这首十四行诗的时候，他同时也是一名士兵，在技术和科学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在这两个方向各迈出了一只脚，并且试图寻求一条能够同时研究二者的道路。这首十四行诗的标点符号也耐人寻味：在头4行中的4个惊叹号之后，诗的其余部分以问号结尾；在第5行中，爱伦·坡向科学提出了这首诗的中心问题：“他何以爱你——或羡你高妙？”
这个问题或许是修辞上的，指向一个简单的回答：一名真正的诗人根本不可能热爱科学。这将带来一个我们熟悉的浪漫式解释：这首诗是关于反对科学的辩论，悲叹科学对于梦想、神话和想象的敌意。以这种方式阅读，不禁让人想起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拉弥亚》（ Lamia ） [29] 中的诗句：“哲学将剪去天使之翼，用尺子和直线，让一切神秘在无奈中听从安排。扫荡土地神的矿藏，还有妖祟的阴霾，拆解彩虹。”
但如果爱伦·坡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呢？如果爱伦·坡真的是在问：诗歌会怎样参与、对抗、挑战科学并且再次发挥想象，或与科学结盟呢？面对科学特定的智慧形式，诗歌应该怎样才能保持美感，而不被科学所谓的真实摧毁呢？
如果这是一个真问题，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个答案。在他的诗集中，紧随《十四行诗——致科学》之后，爱伦·坡在长诗《阿尔阿拉夫》中提供了一个答案。 [30] 这首诗的标题来自伊斯兰神话：“阿尔阿拉夫”是人死后灵魂前往的地方，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中间地带，人们在那里不会遭受任何惩罚，但也不会得到天堂的那种宁静和幸福。 [31] “正如他向艾萨克·利解释的那样，爱伦·坡将阿尔阿拉夫想象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将它放在1572年第谷·布拉赫 [32] 发现的著名星辰上，这颗新星的出现与消失都是如此突然。”
于是，在这首诗的标题上，星球阿尔阿拉夫的关键形象基于现代科学的一个重大事件才得以形成。第谷·布拉赫是欧洲资金最充足的星辰观察者。尽管天文学家们那时还没有开始使用望远镜，但丹麦国王给了布拉赫一座岛屿，用于建立他的天文台，其中装备着庞大的象限仪（quadrant）和六分仪（sextant），让人们可以在此对星辰进行全欧洲最准确的观察。他对于发现那颗新星（拉丁语写作“Stella Nova”）的宣告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一些中世纪哲学家曾认为，月球和在它之上的天宇在水晶球上旅行，是完美而且不变的；只有在地球上才有不完美、转变和死亡。布拉赫发现了一颗突然出现与消失的星星，这是发生在月球之上的新颖事件——这说明，与一切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不同，天空或许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
在写给艾萨克·利的信中，爱伦·坡将阿尔阿拉夫描述为一颗“信使星”（messenger star），这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绰号以及现代科学中的另一个重大事件——伽利略在他1610年出版的《星际信使》（
Starry Messenger
）
一书中，报告了他用“千里眼”（即望远镜）所做的观察。与布拉赫发现的新星一样，伽利略的观察（月球上坑坑洼洼的不规则表面，以及围绕木星旋转的4颗卫星）说明了在“超越月球的”区域内存在不完美和变化。
时间、变化和腐朽也是天空的一部分：培根、布拉赫和伽利略打碎了先前关于宇宙的信息。在《阿尔阿拉夫》中，爱伦·坡将这颗在爆炸中生成并于此后不久便消失了的新星，与处于“天堂与地狱间”一个不稳定的临界地区相连，美好与希望以离奇的新形式绽放出了生命的花朵。
既然在科学的“晦暗真实”与诗歌的“夏日美梦”之间似乎确实存在某种“敌意”，一位诗人又怎可能热爱科学或者觉得它睿智呢？《阿尔阿拉夫》答道：如果科学“改变了”人类在夜空和自然界中的经验，则诗歌可以回报这一姿态。因为想象可以抓住科学的事实：无论是对新星的观察、对历史和现代神话的发现，还是对奇特植物和昆虫、瑰丽太空的探索，诗歌的想象力都可以赋予它们美好与离奇，为它们编织出新情感、新形象、新神话和新经历。
《十四行诗——致科学》也为爱伦·坡一生的作品设置了程序。即使在探索想象和非理性最外层限度的时候，他也将继续提问：诗人何以热爱科学并认为它睿智？ [33] 他会得出许许多多种答案，而这无数种答案之间，总是充满了思索、矛盾，时常崇高、庄重。
1830年春天，就在《阿尔阿拉夫》刚刚发表之后，爱伦·坡的未来之星终于照亮了他。爱伦·坡最后一次动用了裙带关系——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波瓦坦·埃利斯（Powhatan Ellis），也是约翰·爱伦一个生意伙伴的兄弟，终于为爱伦·坡争取到了在西点军校的预备学员资格。
或许是因自己终于摆脱了爱伦·坡而高兴，约翰·爱伦于5月底在里士满接待了他。约翰·爱伦给他买了衣服和毯子，亲自到轮船码头送他上船。爱伦·坡又一次开始在信中称约翰·爱伦为“亲爱的爸爸”，一心想要维持约翰·爱伦对自己的好感。尽管他在夏洛茨维尔的债务被偿清或者遗忘了——他仍然欠着那位替他服役的布利·格雷夫斯50美元，约翰·爱伦也不肯为他付这笔钱。对此，爱伦·坡在给格雷夫斯的一封信里坦率地做了解释：“A先生神志清醒的时候不是很多。” [34]
6月，从纽约市出发、向北旅行了一天的爱伦·坡终于来到了西点军校。他搬进了“平原”上的一顶帐篷，那里位于一座绝壁之上，眼前是在绝壁下弯曲的哈德孙河的惊人景象，被茂密森林覆盖的山峦在滚滚的波涛之上逐渐隐去。和在夏洛茨维尔时一样，爱伦·坡再一次加入了一队精选的白人男子行列，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但现在，他们必须在一次写作、阅读和“数学基本规则”（包括“化简”“简单与复合比例”以及“普通分数与小数”等内容） [35] 的入学考试 [36] 中，证明自己具有“未来对这个国家有用的性格和能力”。爱伦·坡轻松地通过了，但“很大一批来自良好家庭的预备学员”的申请以“能力不足”为由被驳回了，其中甚至包括弗吉尼亚州州长的儿子。 [37] “这家伙在被叫到……黑板前演算5除以2/3时哭得极为可怕。” [38] 在每年得到入学名额的130名军校生中，“只有30—35人最后能毕业”。
整个夏天，爱伦·坡和其他通过了考试的人都在进行操练和军事训练，包括构筑工事和使用军火，他作为军士长的经验让他得以轻松应对。8月30日他们从帐篷中撤离，搬进了兵营，开始上课，下午保留一个半小时的操练，随之是晚上的队列练习。
在杰斐逊对弗吉尼亚州引入德国大学体制一系列跌跌撞撞的实验之后，爱伦·坡在西点军校参加了造就美国精英的另一项实验。西点军校是一所最先由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创办的国家军官学校，尽管杰斐逊认为，国家防务应该依靠地方民兵。这所军校于1802年创办，由于在1812年的战争中提供了工程师而证明了自身的价值。1817年，希尔韦纳斯·塞耶上校（Colonel Sylvanus Thayer）被任命为新的总监，并被国防部派往法国参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这是一所在大革命中创建的工程学院，拿破仑把它变成了一所军事学校。对于训练为现代国家和帝国服务的数学家和技师，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也是全世界效仿的榜样。
塞耶从法国带回了当时最前沿的科学教科书和改革计划。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一样，他的学生们被称为“学员”，将被训练成为科学家和士兵；他们全都学习法语，因为塞耶认为，“这是让学员们能自由阅读欧洲科学著作的唯一途径” [39] ；语法和数学课程也以与作战训练同样的严格标准被讲授。
塞耶的改革计划是，力求从学员们的记忆中扫除“一段有关这个机构的学员有权为保护自己而辩护的时期”。 [40] 斯巴达式的兵营中没有自来水或者取暖设备，食物也让人没有胃口；塞耶用操练和工作填满了学员们每天15个小时的日程；他的“奖励总名单”将由无所不在的监察决定，其中每位教授每周都要针对每个学员做出报告。
爱伦·坡发现这些规定“极为僵化”。 [41] 他和他的同学们必须按照安排来学习那些用法语讲授的几何和工程学课程，这些课程强调拉克鲁瓦（Lacroix）、勒让德（Legendre）、拉格朗日（Lagrange）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创始人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等人的学说。 [42] 图书馆里存放着工程师兼科普作家夏尔·迪潘（Charles Dupin）的著作，包括他的一本书的最新英文译本，《数学在实用艺术与美术中的应用》（ Mathematics Practically Applied to the Useful and Fine Arts ）。 [43] 夏尔·迪潘就是爱伦·坡作品中C．奥古斯特·迪潘的原型，这位侦探正是一位数学家兼诗人。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的著作也占据了书架上相当多的位置，他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院长之一，其著作体现了法国数学的理性与宇宙观。在他的《有关概率论的哲学随笔》（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中，拉普拉斯幻想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智慧装置，只要知道宇宙的初始条件，它就能预言宇宙在未来任何时刻的状态，这是检验决定论和机械宇宙想法的试金石。他的《天体力学》（ Mécanique céleste ）完善了牛顿的“机械宇宙观”，描述了一个自我调节的太阳系，其各部分按照统一定律相互作用。这本书由纳撒尼尔·鲍迪奇翻译，他以撰写《美国实践航海学》（ The American Practical Navigator ）而闻名。
拉普拉斯在他另一部名为《世界体系一览》（ 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的著作中，提出了“太阳系由旋转气体云（星云）逐步冷凝而形成”的理论。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也曾提出类似有争议的假说，后人称之为星云假说。 [44] 人们认为，拉普拉斯有关太阳、地球和行星形成的力学理论，革命性地取代了《创世记》的创世故事，对神学产生了威胁。拿破仑曾经问拉普拉斯，在这样一部有关宇宙的长篇著作中，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到过上帝？据说拉普拉斯的回答是：“我不需要那个假说。” [45]
西点军校是美国首批使用黑板的机构之一，这也是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引进的另一个舶来品。 [46] 学员们在黑板上解答问题、推导证明（往往由几个人同时进行），写出他们的每一步思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过程和他们的解题速度，有利于检查与改正。有一位学员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学习了3年。来到西点军校3个星期后，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先前学过的代数知识在这里又都重温了一遍，基本上都讲到了。”在信中，他还提到，每一次课堂陈述都要求熟练掌握十几页课本上的内容：“光是在黑板上板书下来还不算，还要对每个细节步骤都加以阐释才行，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47]
拉普拉斯修正了由力学定律解释的宇宙的形象，现在它可以通过数学推理被完美展现了。而按照纪律，无论身体还是思想，西点军校的学员都必须与这一宇宙机器保持一致。
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是首批接受塞耶的课程设置的学生之一，他在毕业考试中考了班级第一名，上学期间也没有一次过失记录——考虑到这所学校高标准的要求和无所不在的监督，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壮举，人们都预期未来他会做出一番大事业。贝奇的曾外祖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的父亲是富兰克林唯一的女儿的儿子，而他的外祖父亚历山大·达拉斯（Alexander Dallas）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贝奇生于1806年，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圆润的下巴（后来被他的大胡子遮住了），脸上带着自信、智慧，有时透露出顽皮的怀疑表情。“他班里的每个同学都毫不讳言地承认他的学识高人一等”，而无论学员还是军官，也都“因为他毫不做作的举止、友好的风度和尽职尽责的态度喜爱与尊重他”。 [48] 当被需要的时候，贝奇很迷人，但他对待愚人时并不太友善；当别人反对他时，他也会变得脾气暴躁、不屈不挠。
1825年贝奇毕业时，国防部部长詹姆斯·巴尔布尔（James Barbour）在信中对贝奇的母亲索菲娅（Sophia）说：“我对你儿子优异的考试成绩和诚信记录表示欣慰与感激……我认识并爱戴你的父亲（达拉斯），不过对于他伟大的祖辈（富兰克林），我只能通过其著作对其有所了解。在你的儿子身上，我看到了这两个家族的结合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49] 贝奇似乎命中注定会取得光辉的成就，而他的同学们，包括他的朋友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则自发组成了一股势力，致力于将任何干扰贝奇的愚蠢行为消弭于无形，使他可以顺利地完成这一使命。
在西点军校，贝奇学会了如何像军队中的专家那样观察问题，他将在自己一生的研究和管理项目中运用这一视角。他在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官3年，与来自纽约、颇有影响力的化学家兼植物学家约翰·托里（John Torrey）以及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奥姆斯比·米切尔（Ormsby Mitchel）一起教学，后者后来创办了辛辛那提天文台（Cincinnati Observatory）。刚好在爱伦·坡到来之前，贝奇返回了费城，他们俩将于1838—1842年在那里生活——这是对他们两人而言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年。
刚刚进入青少年时期的贝奇就受到了激励，要实现祖辈的期望，后来他真的做到了——他的职业生涯堪称西点军校学员的典范。而作为一个有着痛苦原生家庭的孤儿，爱伦·坡与贝奇相比，无论是最初的条件还是最终的生活轨道都有很大的差别。但他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点军校的课程，并将自己的所学应用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最终分道扬镳，但爱伦·坡和贝奇的生活常常呈平行状态。
爱伦·坡在给约翰·爱伦的信中提及了自己的“杰出表现”，尽管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军校的）纪律也极为僵化”。 [50] 爱伦·坡还与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General Winfield Scott）有过交谈——他们此前也曾在里士满相遇过。斯科特是1812年战争中的弗吉尼亚英雄，作为拿破仑的训练手册的翻译者，斯科特的绰号是“小题大做者”（Old Fuss and Feathers），因为他极度喜欢浮华和礼仪。“我非常喜欢塞耶上校，”爱伦·坡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以及军校中的一切。”
两年多来，爱伦·坡一直自食其力，他比他的同班同学年长些，也更有经验。一位学员说他“看上去憔悴、疲倦、心怀不满，这令人难以忘怀” [51] ，尽管与他同住一顶帐篷的室友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52] 、一位老练的探险者，称他的“野心似乎是要在一切学习中领先于全班”，他还有着“非凡的数学天赋，这让他在准备课堂汇报时毫无困难，也总能拿到最高分” [53] 。
爱伦·坡以他“有力且恶毒的打油诗” [54] 而闻名，这些诗的嘲讽对象往往是那些在兵营里巡查的教官；这种“令学校内部人员很有兴趣的诗歌和讽刺短文”让他在同学中享有“天才的美誉”。他还是学校演讲厅的常客，那里经常举办哲学与文学演讲。一位学员指出：“因为我们在这里上的课程几乎都与科学有关，这让我们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 [55] 这里为学员们提供的课外读物只有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和《北美评论》（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 [56]
在西点军校，只有周期性的狂欢活动（包括7月4日的狂野庆祝 [57] 和夏季营地结束时的化装舞会）可以让学员们彻底放纵一番，暂时从严酷的学校生活中得到解脱。一位同学相信，爱伦·坡“已经养成了更为危险的持续性痛饮的习惯” [58] ，有一个关于此事的笑话在学校流传：“其实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了一个学员的位置，结果那个孩子死了，他就自己顶替儿子当了学员。” [59]
爱伦·坡在刚来西点军校的时候认为，基于过去的教育和军旅经验，他可以在6个月内就完成两年的课程。然而他想错了，他需要长期在军校学习。
他从军的决心随后遭受了来自里士满的致命打击：约翰·爱伦要再婚了，新娘是新泽西州一个富有家庭的女儿路易莎·帕特森（Louisa Patterson）。约翰·爱伦即将组成一个新家庭，而其中将不会有一个已成年的养子的位置。
约翰·爱伦的再婚典礼于那年10月份在纽约举行。爱伦·坡没有收到邀请。“亲爱的先生，”他在写给约翰·爱伦的信中不再称他为“爸爸”，“我曾经非常希望你在纽约期间能前来西点军校，可我如今非常失望地得知，你已经在未曾告知我的情况下回家了。” [60] 他在信末使用了正式的言辞“向爱伦夫人致意”，指代尚未谋面的约翰·爱伦的新妻子。
此后不久，因为要求约翰·爱伦偿付爱伦·坡欠下的50美元债务，爱伦·坡的服役替代人布利·格雷夫斯在里士满与约翰·爱伦发生了冲突。他给约翰·爱伦看了爱伦·坡说他是酒鬼的信。随后，约翰·爱伦在给爱伦·坡的信中大发雷霆，表示拒绝承担这一债务。
爱伦·坡在回信中为自己辩护：“当我还是幼童的时候，我是否请求过你的慈悲？你是否是出于自主意愿，心甘情愿地为我提供服务？” [61] 他或许本可以留在巴尔的摩，与他的祖父坡将军在一起，但他的这位“有血缘关系的保护者”相信了约翰·爱伦愿意收养并教育爱伦·坡的承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说，我没有任何权利从你那里期望得到任何东西吗？”
说到约翰·爱伦确实提供了的“自由教育”，爱伦·坡在弗吉尼亚大学时资金不足，那8个月几乎根本不能算数。“如果你让我回去继续上大学，我肯定可以改过自新，因为我最近3个月的行为可以让任何人有理由相信这一点。”爱伦·坡唯一后悔的是他未能及时返回里士满，没能在弗朗西丝去世前见她一面。“我从来都没有把你的爱当成一回事，但我相信她如同爱她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我。”在养母死后，约翰·爱伦曾承诺会“原谅一切”，但他很快就将诺言抛诸脑后了——“你像送一个叫花子一样把我送到了西点军校”。他承认自己写过有关醉酒的那封信：“至于说到其中内容的真伪，我将它留给上帝和你自己的良心来评判。”
爱伦·坡宣称，他“未来的生命（感谢上帝，它不会让我忍受太久）必定会在贫穷与病痛中度过”。西点军校和他在那里忍受的“必需品”的缺乏，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此时需要的只是约翰·爱伦同意他退学的书面证明。
在给约翰·爱伦写信的同一天，爱伦·坡开始了他的年中考试。在87个学生中，他的数学成绩位列第17名，法语成绩位列第3名。 [62] 如果他当时肯在这方面多加努力，他可以成为杰出的军官和工程师。然而，约翰·爱伦无所谓的态度及其对爱伦·坡情感上的伤害让爱伦·坡无法继续安心学习。从1月7日起，他便不再去听课、操练，也不再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当月月底，他因疏忽职守而受到了军事法庭传讯。伊顿部长批准了判决：“学员E. A．坡将被解除美国陆军军籍。” [63]
爱伦·坡一位同学的母亲是费城的文学编辑莎拉·约瑟法·黑尔——也是歌谣《玛丽有只小羊羔》（ Mary Had a Little lamb ）文本的创作者，她曾发表对《阿尔阿拉夫》的赞许。这位同学在信中说：“这里的人们认为，爱伦·坡‘很有天赋’，但他作为一个诗人喜欢数学，这实在太疯狂了。” [64] 另一位士兵后来也写道：“埃德加·坡在西点军校，好比把错误的人放到了错误的地方，尽管他凭借自己的智力在这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 [65] 还有一位传记作家对此评论道：“我们必须认为，爱伦·坡在西点军校的经历打断了他真正的职业生涯。” [66]
肤浅地说，这是正确的观点：从离开西点军校起，爱伦·坡便正式开始以作家和编辑（而不是作为陆军工程兵团的成员）的身份谋生了。即便没有家庭的支持，也没有如同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这样牢不可破的社会地位，爱伦·坡在西点军校依然是出类拔萃的。在一个造就了他的国家中最为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和工程师的学校里，尽管面临着希望全部粉碎的境地，他仍然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取得了接近班级榜首的成绩。
西点军校以分析化、标准化、系统化的训练模式培养学员，他们从而可以在美国的各行各业扮演关键角色。在陆军工程兵团和私营公司中，他们将修筑道路和运河，绘制西部领土的地图。 [67] 有些人则像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和奥姆斯比·米切尔那样，成了研究人员和科学管理者。其他人将布匹、铁和枪械的生产系统化。大批西点军校出身的工程师在修建铁路的政府与私营公司中工作。他们所受的训练让他们做好了准备，有能力评估路线效率、解决远距离供给链面临的后勤难题。作为铁路的雇员和主管，他们在这些公司中复制了西点军校的管理与纪律结构，许多人因此发了财。 [68]
尽管爱伦·坡走上了与这些人相当不同的道路，但他在西点军校还是得到了训练，这一点对于塑造他成为诗人、批评家和作家的职业生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这所军校中学到的一切——包括数学、几何和天文学知识，分析和精心重建的技巧，力争超越的驱动力以及制定战略与指挥的能力，都将使他受益终身。
对爱伦·坡来说，在西点军校的经历是一个转折点，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段经历标志着他从约翰·爱伦那里得到重大支持的希望的破灭。在西点军校时，他完全沉浸在一个全面现代化、机械化的思维与生活方式之中。这是一个受到高度控制的暴力系统，直接作用于感官，并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经历变成了他的诗人身份和知识储备中坚定不移的一部分。他有了一个军人的骄傲与风度，并且得到了一系列将在今后多年的文学征途中为他服务的工具。
现在，爱伦·坡在文学的道路上正式扬帆启航了，但他将继续以一个诗人、小说作家和杂志人的身份发问：他应该怎样热爱科学，他应该怎样做才是睿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