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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岁那年夏天，爱伦·坡在约翰·爱伦的公司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做一些送信之类的杂活儿。约翰·爱伦在给爱伦·坡的哥哥亨利的信中说：“他什么都不干，看上去似乎可怜巴巴的，对家里所有人都绷着脸，一副坏脾气。我们是怎么让他变成了这样？对此我无法理解。” [1] 他认为爱伦·坡“毫无感恩之心”，尽管他受到了比约翰·爱伦“本人受到的高得多的教育”。约翰·爱伦认为，是爱伦·坡在里士满的朋友们引导他选择了“一种与他在英格兰时全然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导致这种摩擦的原因之一是约翰·爱伦对爱伦·坡生母的轻慢态度：他认为罗莎莉是一次婚外情的结晶。尽管这种指责可能是真的，但它大大激怒了爱伦·坡。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约翰·爱伦不仅为他的一个私生子付钱去读书，而且还有另外一对婚外恋双生子。因此，约翰·爱伦的说教既伤人又虚伪，他的风流韵事更是对爱伦·坡的养母弗朗西丝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那年夏天，爱伦·坡与哥哥亨利曾短暂团聚。亨利在乘坐美国海军的“马其顿人”（Macedonian）号战舰出海时途经里士满。该舰将驶向南美洲，亨利将继续旅行，前往希腊和俄国。后来，爱伦·坡用亨利的探险之旅来让自己的传记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英国的杂志极大地满足了少年爱伦·坡对历史、游记、科学、诗歌和文化名人的痴迷。他常常阅读那些在约翰·爱伦的店铺中出售的出版物，包括《观察家》（ The Spectator ）、《爱丁堡评论》（ The Edinburgh Review ）以及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一份爱丁堡出版物，其中有许多“生动的第一人称轰动故事”、文学趣谈、科学发现和哲学辩论）。在这份杂志中，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和其他散文家向读者介绍了德国的理想主义者 [2]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和施莱格尔兄弟[即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ugust Schlegel）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以及浪漫诗歌。
诗歌——多么美好啊！以一个与这个世界同样生动而真实的个人世界为中心；发现那些形象与声音，它们可以将其他人带入那个更完美、更隐秘的空间，并把经历转变之后的他们带回他们的世界。当爱伦·坡在里士满附近的乡间漫步时，有一片孤零零的池塘 [3] 让他念念不忘：它让“孤寂的自己感到非常可爱”；那是“一座荒凉的湖泊，周围环绕着黑色的岩石”；它让他感到颤抖，“但那不是恐惧”——
而是令人战栗的欣喜，
和莫名的情感，
在焦黑的心灵中奔涌而起。
他将那片池塘想象为自己的“合适的坟墓”——或者说，这里适合作为任何一个足够奇特、能为眼前这样一种离奇的景象而感到安心的人的坟墓。是的，可以是任何人的，只要那个人拥有“可以把这座暗淡的湖泊变为一座伊甸园”的疯狂的想法。在这片远离里士满城区的未开发的森林中，在诗歌的移情梦境中，爱伦·坡发现了欢愉与恐惧的混合体，在那里，死亡向他承诺了舒适与希望。
尽管爱伦·坡追随着自己的榜样拜伦，摆出了一副厌世流亡者的姿态，但他的郁闷还有更深沉的原因。他后来写了一首题为《致海伦》（ To Helen ）的十四行诗，纪念简·斯蒂斯·斯塔纳德（Jane Stith Stanard）——他的一位朋友的母亲。当爱伦·坡“在家中感到不愉快（他经常如此）” [4] 时，他就会去拜访她。她在1824年发疯并去世，成了爱伦·坡一生中众多死去的“美丽女人”之一。他的梦中情人是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Sarah Elmira Royster）——一位拥有黑色卷发的15岁少女，住在爱伦一家对面的一条街上。1825年夏，这两个孩子秘密订婚了。
约翰·爱伦的叔叔高尔特在那年早些时候去世了，但这并没有让爱伦·坡的地位更加稳固。弗朗西丝一直在生病，无法有效地保护他免遭约翰·爱伦的虐待——在约翰·爱伦酒醉之后尤为暴烈。正如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后来写到的那样：“爱伦·坡生性烂漫，但他的举止显得很忧伤——他深深地热爱着第一位爱伦夫人，她对他也同样如此。” [5]
爱伦·坡于是将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变化上。1826年年初，他开始在夏洛茨维尔市接受高等教育，托马斯·杰斐逊的新大学刚刚在那里开办。如果约翰·爱伦真心把他当作儿子，他就可以过上一种悠闲的知识分子式生活；如果不，他则可能会像他的哥哥一样出海，过探险家的生活。
1824年，美国迎来了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作战的法国人德·拉法耶特侯爵的回归。他当时在美国进行了巡回演讲。在由爱伦·坡这位中队长率领的里士满少年火枪队（Richmond Junior Riflemen）的迎接下，这位老战士、老政治家来到了弗吉尼亚州首府。 [6] 爱伦·坡让侯爵检阅了他的部队，并与侯爵谈到了他的祖父——侯爵过去在巴尔的摩的军务长坡将军，结果得知，侯爵正巧刚刚探访过他祖父的坟墓。
拉法耶特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时，美国正处于整体较为乐观的时期。在1812年战争后的10年间 [7] ，以杰斐逊为首的热爱农庄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和最初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领导的都市中心化的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之间的敌意逐步消弭。这场战争让杰斐逊的同盟、总统麦迪逊确信，金融界和生产需要更有力的全国协调；取得和平之后，他批准建立了联邦资助的第二国民银行（Second National Bank）和保护性关税政策。于1817—1825年间担任总统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1820年的大选中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而在竞争激烈的1824年总统大选中，政治上的敌对关系重新出现，约翰·昆西·亚当斯侥幸击败了安德鲁·杰克逊——尽管他的选民票数不如后者，但他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赢得了选举团的多数票，从而当选。
在巡回演讲的过程中，拉法耶特对美国的“巨大进步、令人赞叹的交通和惊人的创造” [8] 深感吃惊。约翰·昆西·亚当斯则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宣布了推动国家进一步改革的计划。他承诺，将在亨利·克莱提出的“美国系统”（American System）的基础上大举投资交通（公路、运河和铁路）和科学资源。出于国家荣誉，亚当斯建议建立一个天文学观察网络，密切关注“天空现象”（the phenomena of the heavens）。 [9] 欧洲人以他们的“130个这样的天空灯塔（light-houses of the skies）而自豪”，而美国人每年只能学习一些关于“新的天文学发现”的“二手知识”。曾经担任修辞学教授的亚当斯这样哀叹：“美国人被剥夺了以光明回报光明的手段，而在我们这个半球上既没有天文台，也没有观察者。”而在这时，“在我们愚钝的目光中，地球永远在黑暗中旋转”。
亚当斯的对手则对“天空灯塔”这个短语嗤之以鼻。虽然杰克逊因赢得的选民票数较少而最终落败，他的追随者们随后却不断给亚当斯找麻烦，阻碍了亚当斯的国家改革计划。而杰克逊本人也对科学机构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贵族的奢侈。然而，亚当斯的美国科学计划激发了美国人广泛的求知欲。
1812年之后，公众教学和实验演示越来越多。讲师们在各个城镇之间旅行，他们热烈地向大众普及学习科学的乐趣，如搜集植物、岩石、化石并给它们分类，观察在美国生长的鸟类和其他动物，研究土壤和石头形成的过程等。有些人带着重物与滑轮相连的机械来演示牛顿运动定律，用旋转的玻璃圆盘产生静电来电击观众；有些人展示能产生恶臭或者芬芳气味、产生闪光和爆炸的化学实验，还有诸如魔灯一类的光学仪器，其中有使用蜡烛或者煤油灯投射的彩色幻灯片；有些人演示新发明，包括自动装置、精制的音乐盒子和万花筒。 [10] 万花筒由爱丁堡光学仪器商戴维·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于1816年发明，它能让人的眼睛欣赏到由玻璃镜子反射的对称的奇幻图案。
学会演讲厅开始在全国各地涌现，其宗旨是为当地公民提供信息并提升他们的知识水平。波士顿和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在这一“学会运动”中尤为活跃。成立得较早的一个学会是纽约自然历史学会（New York Lyceum of Natural History），于1819年开张。作为听众、组织者和演讲者，妇女在学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学会运动”表明：“智慧、道德和社会能力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种族中少数得天独厚的人物；科学也并不局限于被苍天眷顾的地点；智慧、道德与人类在同一空间内共存，科学如同大地与天空一样无边无涯。” [11] 通过标本、仪器、光和声音，科学的直接感官经验让之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男人和女人踏入了知识的殿堂。一位神学家看到，“在我们出生与倾注了感情的地方，科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如同财富与政治力量一样迅速上升”。 [12]
1803年，由于另一位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精力充沛的普鲁士博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来访 [13] ，美国的科学计划再次受到了强力刺激。作为他在西班牙美洲（今拉丁美洲）多年探险的最后一站，洪堡在费城停靠，并将继续前往华盛顿会见杰斐逊。在比他的任何（欧洲）先行者都更为深远地探索了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攀上了（或者说几乎攀上了）钦博拉索山（Mount Chimborazo）那令人眩晕的顶峰，勇敢地面对了暴风雨、疾病、抱有敌意的西班牙官员和谨慎提防的美洲原住民之后，他现在正向“未来之国”致意。
洪堡随身带着多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精密仪器（其中有些已在海上失落）和令人惊奇的植物、动物标本，以及地图和观察笔记。他在美国哲学学会和总统的办公室中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思想和观察结果，比如云的形成、土壤的种类、蜥蜴的习性、地球的磁能、对西班牙人虐待当地人和非洲奴隶们的愤慨，以及他自己对欧洲革命的希望等。尽管是一位贵族，但洪堡本人反对奴隶制；作为一位共和政体的热忱拥护者，他后来曾鼓励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在新西班牙领导革命。
洪堡对自然环境的研究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他分析了植物、动物和大气现象（温度、气压、空气组成和天空的蓝色程度）随纬度、经度与海拔的变化。他描述了这些环境的变化，确定了植物、地质形成、动物和气候分布的全球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图表和地图。他的重要发现之一是“等温带”，即在行星上具有类似温度的区域，如北欧和北美。这个共性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人用于证明白人殖民点在整个北美地区的扩大化是正当的。杰斐逊特别急切地倾听了洪堡有关西班牙殖民地的报告，以及这些地方是否可能屈服于美国的影响（或入侵）。
在洪堡1803年的访问中，包括艾伯特·加勒廷、查尔斯·皮克林（Charles Pickering）和年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内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对他所说的惊叹不已。22年后，亚当斯总统有关“天空灯塔”和统一的国家科学基础设施网络的计划，与洪堡对国际科学未来的愿景有许多共通之处。分布全球的仪器与观察者将形成一个动态的、活跃的整体，将自然与知识编织在一起。通过他的这次旋风式访问，洪堡成了美国的科学教父。40年后，爱伦·坡在他的宇宙学著作《尤里卡》的题献上写的正是他的名字。
洪堡于美国科学的作用相当于拉法耶特对美国政治的作用。他们都帮助激发了一种开明的、共同进步的社会氛围，它与原来的殖民地气氛明显不同，而与欧洲的进步运动紧密相连。杰斐逊以与接待年轻的探索者同样的热烈情绪欢迎老年政治家，他认为他们都为这个国家指出了未来的发展道路。
1809年，杰斐逊退休回到他位于蒙蒂塞洛的种植园，开始专注于改善美国的学校状况。 [14] 在他的计划中，公众教育的最高学府是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1826年时爱伦·坡就在那里读书。
弗吉尼亚大学本身是一个大胆的实验：它是一所面向全美国的大学，有现代化的课程设置，不受神学监督。在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制订的计划中，小学将为教授导航、测绘、语言和“数字运算的高级分支” [15] 的学院输送学生。在这一“教学阶梯”的最顶层就是大学。在写信邀请来自麻省的天文学家纳撒尼尔·鲍迪奇（Nathaniel Bowditch）担任教授职位时，杰斐逊解释了他的设计：一个由建筑群组成的“学术村” [16] ，每个建筑各有风格，通过一个开放的四边形，组成了一个“独立、好客、得体、友善”的微型社会。按照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的建议，杰斐逊把一座图书馆设置在中央——这座微型万神殿与他那就坐落在附近的庄园豪宅蒙蒂塞洛的形状相互映照。尽管圆形大厅的红砖与白色木质框架依然反映出殖民地时期的风格，但杰斐逊和拉特罗布对经典理性主义的倾情投入可以透过它的立柱、圆顶，甚至各部分的比例清晰可见。
《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这一格言与杰斐逊对奴隶制的容忍和他那以天赋和美德为基础的“自然贵族主义” [17] 有冲突。尽管杰斐逊也将欧洲的贵族制视为腐败的土壤，但他的大学将会青睐那些“注定要以学术工作谋生的人” [18] 和“那些拥有独立财产，可能渴望参与领导国家事务的富人”（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的儿子们）。
与殖民地的学院不同，新成立的弗吉尼亚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当然，语言和修辞课程也仍然受到鼓励。杰斐逊的大学允许学生享有“选课权”，即学生可自主选择所修课程。 [19] 和由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哥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办的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一样，弗吉尼亚大学的指导原则是让“每个人都能来听他认为可以改进其思想素质的任何课程”。
一位和爱伦·坡社会地位相近、天赋相当的青年男子，本可以期望通过这样的教育取得光明的前途。毕业之后，他可以与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结婚，然后在法律或者政治方面从事某种不太重要的工作；如果运气好，他甚至可以继承他的养父的财产，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当爱伦·坡于1826年2月乘坐由约翰·爱伦的奴仆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驾驶的马车前往夏洛茨维尔时，他和约翰·爱伦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这是弗吉尼亚大学成立后的第二年。在夏洛茨维尔，爱伦·坡常与一伙富有的白人青年混在一起，这是他们在回家继承家产前最后的绅士式“镀金”。他们由黑人仆人陪伴着，身穿华丽的衣服，佩戴着决斗用的手枪，拥有大笔零花钱，他们常常骑马或者乘车，在草坪上大声喧哗。
爱伦·坡见证了杰斐逊在自由和美德方面野心勃勃的实验，以及这一实验的初期失败。为爱伦·坡授课的教授都是从欧洲聘用来的，其中，来自剑桥（Cambridge）大学的乔治·朗（George Long）教授他古典语言，德国人乔治·布拉滕曼（George Blaettermann）教授他现代语言。他从图书馆里借了有关古代历史的图书、伏尔泰（Voltaire）的几卷著作、迪菲弗（Dufief）的《自然在人类语言教学模式中的表现》（ Nature Displayed in Her Mode of Teaching Language to Man ），以及一本讲解天文学、自然历史和数学的法语教科书 [20] 。他甚至参加了杰斐逊文学与辩论协会（Jefferson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他还很可能与杰斐逊一起吃过饭（杰斐逊会定期邀请学生前往蒙蒂塞洛），并于1826年参加了这位伟人的葬礼。
大学的学生们赌博、诅咒、决斗 [21] 、用马鞭相互抽打，甚至在醉酒后引发骚乱。爱伦·坡早期的短篇小说《故弄玄虚》（ Mystification ）就融入了他在大学时的经历，旨在通过这种具有文学恶作剧与欺骗性的题材引导读者重新评价偏见。 [22] 尽管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德国的大学城哥廷根市，但其中的事件可能真正发生在1826年的夏洛茨维尔。“除了吃喝玩乐” [23] ，没别的事可干；决斗很流行，只要某人的看法似乎与“人们认为绅士应该持有的看法不同”，就可以成为被挑战的理由。
安顿下来之后，爱伦·坡在给约翰·爱伦的信中曾写道：
柱廊的立柱完成了，它大大改进了整体外观——那些书已经放进了图书馆，我们收藏了一些好书。
最近我们这里有好多人打架，学院昨天晚上因为威克利夫（Wickliffe）的不良行为开除了他，但具体地说，是因为他在和一个学生打架的时候咬了对方的胳膊。我完整地看到了事件始末，它就发生在我门口。威克利夫比对手厉害得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在完全制服了对方之后，他就开始咬人了。我事后看了那人的胳膊，伤势真的很严重。 [24]
精心设置的古典美学与学习氛围被一次卑鄙的残暴行径粉碎了——这将是爱伦·坡作品的特色风格，也是他对美国早期现实情景的真实写照。
而在一位同学的眼里，爱伦·坡“非常易怒，不肯安宁，有时非常任性，但当他情绪好的时候则是一个喜欢玩闹、非常有趣、非常吸引人、令人愉快的伙伴”。 [25] 爱伦·坡开始出名了，因为他“引用诗人的诗篇，朗读他自己的诗作，这让他的朋友们很高兴，很欣赏”。 [26] 但不知道从何时起，“他突然变了”，开始在他宿舍的墙上画一些“异想天开、光怪陆离的怪诞人物”的速写。在这些画在墙上的速写中，有一些是拜伦当时在夏洛茨维尔畅销的作品中的插画。
拜伦用简洁而富于旋律感的诗歌传递着智慧、渴望和病态的苦痛。他的名声是通过一篇题为《恰尔德·哈罗德游记》（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的长诗铸就的，诗中复述了大胆、敏感的主人公的旅行经历，其中牵涉一些丑闻和误会。他后来的作品，包括《曼弗雷德》（ Manfred ）和《唐璜》（ Don Juan ），都是以悲剧和讽刺的手法写成的。拜伦“玩弄”着他的读者，煽动他周遭的谣言（其中包括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的乱伦通奸）。他最终逃到了欧洲大陆，还在日内瓦参与了一场与玛丽·雪莱和珀西·雪莱夫妇（Mary and Percy Shelley）共同举办的鬼故事竞赛——玛丽·雪莱的著名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便诞生于此。在珀西溺水身亡后，拜伦也因在参加希腊革命战争时感染热病而去世。
读大学时，爱伦·坡也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拜伦式”的角色——一位饱受困扰的风流诗人。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符合角色设定，他赊账购置了“一块3码
长的‘超级蓝布’、一套‘最好的腰带纽扣’和一件天鹅绒背心”。
[27]
他也时常受邀去喝酒，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为了平息他反复出现的过度紧张的兴奋情绪，他将自己置于‘看不见的葡萄酒精灵’的影响之下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28]
酒精在他身上具有破坏性效果，尤其是大学生们喜爱的桃子白兰地。一位同班同学说：“影响他的并不是饮料的‘味道’。他喝酒不是小口抿一下或者浅浅地喝上一口，而是拿起满满一杯酒，不加水也不加糖，便直接一饮而尽——这经常使他一下子就烂醉如泥。” [29] 只需少量的酒精，便就足以让他狂乱。在刚上大学的几个月里，他也曾尝试赌博，这是在那些有大笔家财可以挥霍的人中更容易获得原谅的陋习。有一次，爱伦·坡为了一本他渴望已久的关于霍加斯（Hogarth）版画的书 [30] 而和另一位青年打了个赌，结果最终只得为对方买下了这本书。
在爱伦·坡后来所著的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中，主人公威廉·威尔逊沉湎酒色的陋习在他就读于牛津（Oxford）大学期间就已根深蒂固：
出于不假思索的自负与虚荣，我的父母给我配备了一套产业，外加每年的津贴，使我得以过上我挚爱的奢侈生活，任意挥霍金钱，与不列颠帝国最富有、最高傲的贵族继承人们争强斗富。在这种恶习的刺激下，我与生俱来的性情爆发出了加倍的热情。在狂欢的疯狂迷恋中，我甚至摈弃了最基本的礼仪与体面……在这所全欧洲最肆意妄为、目无纪律的大学，各种荒唐恶行累累，司空见惯。这些事儿我都干过，甚至还玩出了不少新花样。 [31]
叙事人的分身（实际上是他罪恶心理的体现），因玩牌时的作弊行为被校方驱逐了（他似乎还满怀屈辱），并从此进一步地在背信弃义的道路上走了下去。
爱伦·坡认为，他本人在夏洛茨维尔的麻烦并非出于约翰·爱伦的过分慷慨，而是他“错误的过度吝啬”。 [32] 爱伦·坡没有打算尝试节俭，但约翰·爱伦给他的钱只够交两个学期的学费和食宿费，爱伦·坡并没有多余的钱来买书、床和其他家具。爱伦·坡曾要求得到更多的钱，但他只得到了约翰·爱伦用“最糟糕的辱骂做出的”回答：“即使我是世界上最卑鄙的人，也不会比你所做的更恶毒，因为我无法用110美元支付150美元的账单。”他对约翰·爱伦控诉，这种悲惨的境地造成了他的崩溃：“如果我想留在大学里，我就必须有书，可我现在只能赊账买书……再这样下去我就走投无路了，只好去赌博，直到我最后无可挽回地深陷其中。”
几个月后，爱伦·坡振作了起来，在考试中得了第一名，但约翰·爱伦的吝啬决定了他的命运。虽然爱伦·坡的成绩在班上可以说是最好的，可他欠了一屁股债——他想利用赌博付债，却赌输了，据估约为当时的250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6万美元。
8个月以后，约翰·爱伦终于意识到了爱伦·坡的麻烦达到了何种程度，于是他来到了夏洛茨维尔，“弄清了一切情况，偿付了所有他认为应该偿还的债务”。 [33] 但他唯独拒绝偿付赌债，这让爱伦·坡失信于班级同学和大学老师，让许多债主愤怒不已。
约翰·爱伦把爱伦·坡带回了里士满，并禁止他返回大学。他让爱伦·坡在埃利斯-爱伦合伙公司的账房工作，“试图让他获得一些在簿记、会计和商业通信” [34] 方面的知识。但很快，他就连这种机会也不再给爱伦·坡，而是让他屈辱地无所事事。爱伦·坡得知，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他的秘密未婚妻）的父亲把爱伦·坡给她的信藏了起来，并且她已和别人结了婚，这让爱伦·坡写下了一首悲伤的抒情诗，题为《我见到了新婚之日的你》（ I saw thee on thy bridal day ）。 [35]
1827年年初，一次激烈的争吵让约翰·爱伦和爱伦·坡对彼此的敌意彻底爆发了。在愤怒中，爱伦·坡详细地叙述了他所认为约翰·爱伦犯下的种种罪恶，包括对他公开与私下进行的羞辱——“在那些你认为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为我出头的人面前揭露我”，并让他屈从于“种种奇思异想和反复无常的做法”，让他“不仅屈从于约翰·爱伦的白人家庭，还必须服从家中黑人的一切命令”。 [36] 与其他同为乡绅的人一样，爱伦·坡的等级观念也非常强。按照弗吉尼亚州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意识观念，爱伦·坡认为让他服从约翰·爱伦的家人和仆人的命令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羞辱，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无法对此委曲求全，我要走了。”
他找了一个酒店，用假名亨利·勒·伦内特（Henry le Rennet）登记入住，这是对他在巴尔的摩的哥哥致意。他在给约翰·爱伦的信中说：“我最终做了我决定要做的事：离开你的家和你所追求的，到广阔的世界中寻找一个地方，我将在那里得到与你对我不同的待遇。”
爱伦·坡认为，约翰·爱伦对他最残酷的伤害是强迫他离开大学。“我有能力思考任何题材，我充满了抱负，而老师们可以教会我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出人头地——没有良好的教育，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教育在初级学校中是无法得到的。因此，大学教育是我最热烈渴望的，而且也正是你曾让我认为，这是我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可以得到的。但是，就出于一瞬间的心血来潮，你粉碎了我的希望。”
其他方面的伤害也同样深重：“我曾经听你说过（当时你差不多没想到我正在听，因此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你对我并没有真感情，你还命令我离开你的家，谴责我吃闲饭——而那时明明只有你能改变这种邪恶的状况，也就是让我去做生意。”爱伦·坡要求约翰·爱伦给他一个箱子和一点钱，可以让他去“某个北方城市”，并能支持自己一个月的开销，直到他能自主“获得生活来源”。
在回信中，约翰·爱伦责骂他在文学上浪费时间：“我教你立志追求，甚至要在公众生活中出人头地，但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你会认为阅读《堂·吉诃德》（ Don Quixote ）、《吉尔·布拉斯》（ Gil Blas ）、《乔·米勒》（ Jo. Miller ）这类作品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说你吃闲饭，只是为了激励你努力学习经典课程，完善你的数学，并掌握法语。” [37]
无家可归的爱伦·坡在街上游荡。他再次写信给约翰·爱伦，要求得到一小笔旅行费用，并于3月24日前往诺福克市。他在一艘向北方运煤的船上找到了一个铺位。
3天后，约翰·爱伦在给他的姐妹的一封信里以根本无所谓的口吻写道：“我想，埃德加已经出海闯荡，寻找他自己命定的前途了。” [38] 18岁的爱伦·坡现在已是独自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