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848年2月初，一份纽约的报纸宣告了一个即将到来的神秘事件：“星期四晚，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将在社会图书馆（Society Library）……以‘宇宙’为主题发表演讲。” [1] 不会有比这更宏大的题材了，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听到些什么：一个故事、一首诗，还是一次批判性的谩骂？又或者包含上述所有？
《纽约家庭期刊》（ New York Home Journal ）宣称：“只有一件事确定无疑：这场演讲必定是思想紧凑的，它将充斥许多最新颖、最令人吃惊且最有见地的想法。” [2] 作为一个“天生的思想剖析家”，爱伦·坡先生“以大西洋两岸无人企及的技巧，将天才及其仿制品切成碎片”。这些言论激起了人们对爱伦·坡本人的猜想。尽管声誉卓著，但他毕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作为此次演讲的举办地——最近刚搬到伦纳德街和百老汇（Leonard and Broadway）的社会图书馆也并未提供更多有关演讲内容的线索。社会图书馆的文化档次比距它10个街区，位置在其南的P. T．巴纳姆（P. T. Barnum）的美国博物馆更高，其理事会成员包括银行家科尼利厄斯·罗斯福（Cornelius Roosevelt）等社会名流。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在此地发表“时间演讲”（Lecture on the Times）。这里也曾见证了形形色色的娱乐奇景，“瑞士敲钟人”、美国银版照相协会（American Daguerreotype Association）和舞台魔术师西格诺尔·布利茨（Signor Blitz）的表演都是最近具有代表性的高档演出。
爱伦·坡的演讲将与文学、科学或者某种从未出现过的新奇事物有关吗？《宇宙周刊》（ Weekly Universe ）对此评论道：“爱伦·坡先生不仅仅是一位科学人，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他是这几种人的综合，又或许超出了他们的综合。” [3]
这次演讲标志着爱伦·坡在一段令人焦躁的失踪之后终于复出。3年前，他因自己一首题为《乌鸦》（ The Raven ）的诗一举成名。这首诗以其古怪、诱人的旋律和令人萦绕于心的叠句，记录了一只神秘的鸟儿对一位悲痛欲绝的学者发出的声音，在公众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乌鸦说：永不复还。”（“Quoth the raven:Nevermore.”）这首诗最先是用笔名发表的，人们赞颂它、翻印它、模仿它。一份纽约的报纸热烈地谈论道：“它是以一种神明、人类（包括书商）过去都不知道的诗节写成的，但它以奇怪的方式，让自己像富于冲击力的狂野音乐一样充斥我们的耳朵，愉悦我们的感官。人人都在读这首诗，人人都在赞扬它。” [4]
文学界也听到了这首诗。爱伦·坡成了纽约文学沙龙的常客，他在那里以激昂而又沉静的朗诵吸引着听众。诗人弗朗西丝·萨贡特·奥斯古德（Frances Sargent Osgood）回忆道：“他高高昂起自己骄傲的、美丽的头颅，他黑色的眼睛中闪耀着情感与思维的电光。” [5] 另一位作家则在报告中称爱伦·坡是一位催眠师，称这种新科学由看不见的流体与连接心灵的振动组成：“人们似乎认为在他周围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极为奇怪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他的‘催眠术’。” [6]
《乌鸦》也打开了新的大门。1845年，爱伦·坡向300名听众做了一场以“美国诗人与诗歌”为题的演讲，抨击美国文学界与批评界的凄惨状态，也谴责他们的区域性派系和自吹自擂的声誉。1846年年底，爱伦·坡的诗歌、小说、坚定不移的看法和善于挑衅的天赋，让他几乎就快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创办一本自己的杂志。从他成名初期的大致情况来看，他是一个镇定、睿智、敏锐的人，确实有乐观的理由（尽管也有几分忧郁）。
但他的运气变了。在1847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不再出现在沙龙和学会演讲厅，而是成了流言蜚语和悲剧中的人物。他搬到了市中心以北12英里
处的福德姆（Fordham），与他的姑妈玛丽亚·克莱姆（Maria Clemm）和生病的妻子弗吉尼亚·伊莉莎·克莱姆（Virginia Eliza Clemm）住在一起。他后来向一位朋友坦白：“我开始变得疯狂，可又长时间伴随着可怕的清醒。我在疯狂发作时会毫无节制地饮酒，只有上帝知道我喝了多少次、多少酒。”
[7]
他的盟友和敌人都在猜测他的状况。他的朋友乔治·W．埃弗莱斯（George W. Eveleth）是一位医学学者，乔治在给编辑埃弗特·戴金克（Evert Duyckinck）的信中写道：“爱伦·坡先生在哪里？他在做什么，或者说他可能在做什么？……他是否仍在酗酒，还是已经改过自新？” [8] 他的对手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Thomas Dunn English）此前写过一部小说，恶毒地讽刺爱伦·坡是个“醉鬼”，现在则嘲笑爱伦·坡正处于人生的低潮期：“我们明白，爱伦·坡先生已经受雇为跨越百老汇的新铁路铺设栏杆。有人曾在几天前在这条街上见过他，当时他显然在铺路。” [9]
事实上，这时的爱伦·坡已经远离了纽约报纸和沙龙的喧嚣，不再遭受公众仔细的审查和琐碎的攻击，他正在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做规划。尽管在这人生的至暗时期，他几乎与世隔绝，但他为自己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他在福德姆郁郁葱葱的草地和哈德孙河（Hudson River）沿岸光秃秃的石崖上漫步，创作了许多大胆的新作品：一篇阐述“写作科学”的论文；一首魔咒歌谣——《尤娜路姆》（ Ulalume ），如同一颗新诞生的星辰闪耀着“朦胧的光辉”；一个在单一长卷上创造出的幻想故事——《阿恩海姆乐园》（ The Domain of Arnheim ），讲述了一位享有无尽财富的艺术家设计了一座庞大的景观花园，看上去似地狱，又如天堂。而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最大胆的当属那篇1848年以“宇宙”为题的演讲。
爱伦·坡将他的希望寄托在这份工作上，这也是他“在文学世界中重建自己” [10] 的计划的坚实第一步。作为一位杂志作家，他很幸运地得到了每篇文章20美元以上的稿费（无论有多少读者阅读这些文章）。一场听众众多、票价50美分的演讲，可以为他挣足好几个月的房租。在这场纽约的演讲之后，他将在全国巡回演讲，赢得门票收入，并为他考虑重新出版的文学杂志《铁笔》（ The Stylus ）增加订阅量。这份杂志是他与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简称UVA）和美国陆军学院[U.S. Military Academy，即西点军校（West Point Military Academy）]的同班同学们一起创办的。“要开办这份杂志，必须有至少500人订阅，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人了。然而我觉得，我应该到南部和西部，去见我在大学和西点军校的私人故交与文学界朋友，看看能不能请大家帮忙，一起做些什么。” [11]
最终我们知道了，他这篇于1848年公开发表的演讲稿就是一首散文诗——《尤里卡：关于物质与精神世界的随笔》（
Eureka
:
An Essay o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Universe
，简称《尤里卡》）。“尤里卡！——我发现了！”
这是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发现一种检测黄金纯度的方法时发出的喊叫；“尤里卡！”也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探险者们高兴的呼喊。爱伦·坡确信，在他这篇散文随笔中的发现将为他铸就不朽的名声，赚得宝贵的财富，而且，在他探索宇宙奥秘的同时，这也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他的策略不像看上去那么疯狂。爱伦·坡曾经在西点军校接受过数学与工程学的训练，并在随后几十年中紧跟电磁学、化学、自然历史学和天文学中迅猛的突破性发展；他也和与他同时代的几乎所有学者一样，参与有关宇宙学的讨论。宇宙的起源与组成让那个时代的许多伟大思想家，比如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都深陷与之相关的研究而无法自拔，美国公众也对此非常着迷。苏格兰牧师、天文学家托马斯·迪克（Thomas Dick）出版了通俗天文学书籍，它们协调了自然科学与新教神学，而8卷本的《布里奇沃特论文集》（ Bridgewater Treatises ）则更新了“自然神学”，使其同步于科学的进步。
1844年，畅销书《创世的自然历史的遗迹》（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简称《遗迹》）在爱丁堡出版，现在仍然是大西洋两岸的人们热烈争论的对象。令人惊愕的是，《遗迹》重新描述了太阳系，包括太阳、地球以及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它们是统一的自然定律发展的结果，而其中并没有神的干预。这本书的匿名作者究竟是一个极端分子、奇思怪想者，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科学人？无人知晓。在1848年年初，爱伦·坡于社会图书馆发表演讲之前仅仅几天（彼时《遗迹》已恶名昭彰），《遗迹》作者的“重大嫌疑人”之一——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天文学教授约翰·普林格尔·尼科尔（John Pringle Nichol）在纽约对大批听众发表了一系列演讲。 [12]
尼科尔让听众专注于星云——它们是天空中遥远的朦胧光点，人们正在通过强大的新望远镜对它们进行仔细观察。根据他推崇的星云假说（nebular hypothesis）的解释，我们的太阳在凝聚之前曾经是一团闪光的旋转气体云，随后出现的是在轨道上围绕它运行的行星。
这一假说的神学后果 [13] 是明显的：如果正确，那就意味着，天空是逐步进化到现在的状况的，宇宙的历史与《创世记》（Genesis）中的描述显然不同。如果这样的进化过程是自然定律发展的结果且没有造物主的干预，则这些定律或许仍然有效，其影响将超越我们这颗渺小的行星，甚至能形成新物种。
在福德姆的那所小屋内外，爱伦·坡的姑妈玛丽亚·克莱姆，这位警惕的监护者总是在他工作时陪伴着他。“我经常陪着他到凌晨4点，他坐在他的书桌旁，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玛丽亚·克莱姆这样回忆道，“当他创作《尤里卡》时，我们经常在花园里来回散步，用胳膊搂着彼此，直到我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为止。他每隔几分钟都会停下来，向我解释他的想法，问我是否听得懂。他写作时，我总是和他坐在一起，每隔一两个小时给他一杯热咖啡。” [14] 爱伦·坡时常坐立不安地徘徊到深夜，他抬头凝视着乡村上空清晰的星辰，心中冥思苦想着它们的来历，思索着这片天穹或许会为地球上的人们带来些许暗示。
从孩提时代开始，在他养父那座位于里士满的豪宅的阳台上，透过那台英国制造的望远镜，爱伦·坡像一名美国陆军炮兵的工程师那样抛光透镜，观察星辰。他最早期的诗歌之一——《阿尔阿拉夫》（ Al Aaraaf ）的背景就设定在由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发现的一颗新星上。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是第一部现代侦探小说。和书中的侦探C．奥古斯特·迪潘（C. Auguste Dupin）一样，爱伦·坡认为，在他于夜间散步时观察到的星座中，有可能隐藏着关于宇宙早期历史和控制其生命与死亡定律的线索。
正如《乌鸦》中描述的那位学者一样，爱伦·坡在1848年1月不断地认真修改他的演讲稿，并且“思索着、恐惧着、怀疑着、梦想着从来没有任何凡人曾经经历过的梦境”。他租用了社会图书馆，请求他在出版社的朋友们帮忙宣布这一事件。他选定于2月3日（也是其妻子去世后的1年零4天）发表演讲，然而天公不作美，那天晚上，一场暴风雨袭击了这座城市。
爱伦·坡走到讲台前。他身穿简单优雅的黑色西服套装，领子和领带一尘不染（尽管或许略微有一点儿磨损），他面前放置着一叠手稿，由他小巧工整的笔迹书写而成。只有不畏风雨的60多人前来见证了这一事件，他们是一群“精选的、对他极为信服的听众”。 [15]
毫不气馁的爱伦·坡破解着宇宙的奥秘。一位听众评论道：“我从未见过任何能恰如其分地展现爱伦·坡那苍白、优雅、睿智的脸庞和迷人双眼的肖像。他的演讲是一支极为精彩的狂想曲。他看上去深受启发，他的启发简直让为数不多的听众感到痛苦。” [16] 爱伦·坡的演讲以一个新的创世故事为核心，其特点是奇异而且充满诗意的对称性：一个关于恒星形成的理论，将星云假说扩展到了整个宇宙。
在他的叙述中，一切事物都始于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粒子，它向外爆炸，达到了“恒星宇宙”（“the Universe of Stars”） [17] 的极限，聚集为星云。这些星云接着向内部凝聚，形成了恒星和行星。但向内部的引力受到一个与其竞争的排斥力的对抗，爱伦·坡称这个排斥力为电力，它是引起一切活力、意识和思维现象的原因。 [18] “亘古以来，这两大力量一直斗争不止，产生了充斥于地球和其他行星上的种种存在。最终，引力将占据上风，而一切物质将以‘百万倍于电的速度’ [19] ，向其内部冲去，重新成为初始球体的原始统一 [20] 。”
一位来自《纽约清晨快报》（ New York Morning Express ）的记者将这次演讲描述为他有史以来听到过的“准备得最为精心、最为深刻” [21] 的演讲，“听众对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始终如同着了魔一般专注地倾听着他的话语。”爱伦·坡将《尤里卡》视为他的写作、他的梦想和不走运的生命的巅峰。他告诉他的朋友们，它的宿命是“让物理与元物理科学的世界爆发革命”，这是他“冷静思考后想要表达的”。 [22]
演讲稿发表后，他在给自己的姑妈兼岳母的信中说：“我不想活了。自我写下《尤里卡》之后，我就再也无法拥有任何成就了。” [23] 他于第二年溘然长逝。
无论将爱伦·坡尊崇为恐怖的卓越才子、侦探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的开路先锋，还是象征艺术的高级牧师、忧郁的哥特王子，许多他的崇拜者其实都从未读过《尤里卡》——这部由他在1848年那个夜晚完成的宇宙学理论散文诗。特殊的篇幅、令人难以理解的形式与论证方式，使《尤里卡》似乎与爱伦·坡其他著名的作品格格不入，无论是那些疯狂到令人发指的恐怖小说，还是他热情赞颂缥缈之美的诗歌。
本书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讲述了有关埃德加·爱伦·坡生命的完整故事。它让爱伦·坡的宇宙学回到了他生命和思想的巅峰，并且把他的作品展现为他所处年代的纷乱思想与激情的独特表达，与现代科学的出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爱伦·坡探索了世界组成的强大新方式及其令人振奋的前景和危险的盲点。要想更深入地了解他的生活与作品，就必须密切注意他与科学思想和发现之间的不解之缘。作为回报，爱伦·坡的生活与作品生动地揭示了在这一决定性时刻的现代科学。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将19世纪上半叶定性为“第二次科学革命”。 [24] 有了精确测量与计算的方法，研究者们在巩固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等为代表的17世纪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中的项目，而这时的科学领域也在多样化地扩展。爱伦·坡的情况清楚地解释了当科学于19世纪在美国展开时，人们对它的痴迷和争论。他的作品从本质上体现了当时的紧张状态：在大众扩张与精英控制之间、在共情与分离之间、在神圣的热情与冷冰冰的物质主义之间。
爱伦·坡认为，一首诗或者一个故事中的每一个词和形象都应该服务于某个单一的、有选择的效果。他的作品传达了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震撼与欣喜，它们是恐惧、幽默、反感和庄严的。然而，在最初的效果之后往往会有第二个时刻。专注的读者或许会想：他是怎样做到的？怎样将词语、期望和渲染结合，从而给个体和群体的思想造成这样的冲击？还可能有更深一层的问题：这些就是具有启发性的高档次艺术的技巧吗？或者它们只不过是触发了基本反应的原始谋划？在爱伦·坡的作品引发了读者对类似真实事件的反应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其达到“逼真”的效果下，读者或许会问，这是对于事实的真实报告，还是一个恶作剧或一场骗局？
这种“爱伦·坡效应”应该在感叹号后面加上问号——一个惊人的、高强度的影响，让读者在一连串的原因之后认真思索。这些都指向一个迷人但难以捉摸的起源——爱伦·坡本人。他的幻想小说、侦探小说和非虚构写作，都戏剧化地表现了探究的行为，以及产生探究行为的人们的斗争、恐惧、希望和幻想。他发明的“新效果”和对隐藏原因的寻找，将他置身于19世纪上半叶美国科学大旋涡的中心。
爱伦·坡和他的同代人的感官遭受了新科技效应的冲击：电磁信号、灿烂的灯光演出、喧嚣的城市街道、令人迷幻的表演、机器印刷的文字。他们也面对着那些分析世界、治疗疾病、为政治决定辩护、组织构建社会和塑造心灵的新方法和新理论。科学在今天的形象是实验室、显微镜和白大褂：一项规范的、统一的事业，由政府大量投资，被认为是获得有关世界可靠知识的最佳途径，而且，对某些人来说，这也是唯一的途径。然而，当爱伦·坡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科学的这种形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
只是到了1833年，人们才发明了“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用以取代身兼数职的“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在欧洲，拿破仑战争的余波和工业革命的曙光引发了有关权利和财产、信仰和专业知识之间的激烈冲突。因为不存在民族传统和制度框架，美国的科学形势甚至更为混乱。 [25] 在大众出版社和学会演讲厅中，自我标榜的专家们可以就任何题材公布值得怀疑的观察结果和似是而非的理论。无论是科学协会、国家科学院还是同行评议的杂志，都不存在强有力的权威，这让人无法从谬误甚至全然的欺诈中分辨出可靠的说法。
但潮流开始有所转变了。在爱伦·坡的时代，一些有进取心的、相互关系密切的改革家开始重新塑造科学，让它成为一套关于人们应该如何在世界上居住的相互关联的主张。它将推动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是知识和自然的统一。爱伦·坡的人生与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一再相交，而且他也在消化与探讨他们的发现和发明。
我们将会看到，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曾外孙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Alexander Dallas Bache），和贝奇的亲密盟友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以及数学与天文学家本杰明·皮尔斯（Benjamin Peirce）所坚信的观点：促进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基础。他们致力于建立由联邦支持的、具有良好组织的机构，用于训练与研究。他们将这些机构视为对于国家力量、工业发展和领土扩张的关键支持。科学艰难地交织在这个时代的各种冲突之中，它刚刚开始形成我们今天认识到的强有力（尽管不时受到威胁）的势力。
爱伦·坡就他的时代的科学领域进行写作与思考，他经常发声呼吁科学的制度化与扩大。与此同时，他也审视与嘲讽科学的崛起。他明确地指出，科学只能通过说服人们遵循特定的乌托邦远景，才能扎下坚实的根基，而且，真理与虚妄、理性与非理性、常识与疯狂之间的界限是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
有时候，他明确地支持像贝奇和亨利这些科学改革者的项目，响应他们的呼吁，要把美国的知识体系建立在一个新的、更坚实的基础上。但他有时也会嘲笑现代科学作为任何题材的最后定论所给出的简单解释，并用可以与P.T．巴纳姆相比的恶作剧来戏弄那些轻信他人的同代人。
在包括《尤里卡》在内的范围广泛的哲学著作中，他提出了有关科学和宇宙的另一个景象，其中直觉、感情和想象力扮演着主要角色。爱伦·坡的作品既有赞同也有反对新兴科学共识的内容，其思想平衡的支点是他对科学的深入了解。
包括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科学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加斯顿·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学生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 [26] 在内的大量后世学者借鉴了爱伦·坡的理论和著作，研究他的思想以促进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并且，我们还需要研究他所痴迷的科学之外的更多东西。几乎每个初中生都知道，他的作品洋溢着忧虑的气氛，同时，他也是一个严谨的艺术家，是一个善于把握词语的声音和深层意义的语言大师，极力倡导发扬语言的精巧、不规则之美。
他以种类多得惊人的风格、题材和语气创作，描绘了壮丽的风景、迷幻的内心世界和令人极为不安的人物，向后来的作家们演示了短篇小说可能意味着的一切：心理与美学实验、哲学研究、恐惧与美好的狂野之旅。爱伦·坡为备受折磨的人、遭受诅咒的人、惨遭放逐的人和性格古怪的人仗义执言，即使在他严谨而又清晰地解释艺术的普遍原则的时候也同样如此。
他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作家，其中包括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H. P．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等。他们紧跟爱伦·坡的步伐，走出了一条现代文学的道路。爱伦·坡至今仍是在任何语言中都具有最广泛读者的虚构类作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具有疯狂怪诞的对比，因此，他或许也是最具美国特色的作家。爱伦·坡分别从极具特权与极度贫穷者的视角观察美国的国家实验，他宛如一台地震仪，记录着他所在的时间和地点的波动。他曾沉浸在里士满、波士顿、巴尔的摩、费城、纽约这几座主要城市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中，他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与美国的创建无法分割的暴力、忧虑、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恐惧。 [27]
尽管围绕爱伦·坡存在着种种神话与陈词滥调，但他并不是一个病态的忧郁梦想家，也不是一个容易因为最轻微的暗示就转而相信另一种震撼世界的现实的人；或许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但并非仅此而已。爱伦·坡经历过重大的不幸，其中许多是他咎由自取。然而，正如他的肖像让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以尊严、善良、责任感和甘之如饴的态度对待它们。作为第一批完全凭借文学作品谋生的美国作家之一，他强迫自己通过前所未有的曲折情节抓住读者、赢得名声。
爱伦·坡有着更高的目标。当他不由自主地抬头远望天穹时，他是一名分析家、哲学家，也是一名侦探，他在尝试破解宇宙的密码。爱伦·坡以他那极为锐利的目光，追踪着这个奇异而又矛盾的国家走过了辉煌的道路；正是这个国家造就了他，并让他把崇高的甚至让当时的人深感可怖的现代精神带到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