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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写信给各家出版社的编辑们，说他希望发表《弗里欧俱乐部故事集》，却得到了“公众对小说集没什么兴趣”的提醒。“人们想看主题更大、篇幅更长的作品。”凯瑞和利 [1] 说。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评论员詹姆斯·柯克·波尔丁则表示，美国人更喜欢“整部书中只有内部存在相互联系的单一故事”。 [2]
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在1836年年底还在里士满的时候便开始写作一部受到《鲁滨逊漂流记》启发的航海小说，主角的名字是阿瑟·戈登·皮姆（Arthur Gordon Pym），与他自己的名字有些相似。小说中有两个部分已经发表在了《南方文学信使》上，但自从怀特解雇了他，这本小说的连载便中断了。他带着尚未完成的手稿去了纽约。
爱伦·坡的这本小说将引起公众对他曾在《南方文学信使》促进全国性科学探险事业的兴趣，从而催生政府资助的“南太平洋”（South Seas）探险计划。这一计划是由演讲人J. N．雷诺兹（J. N. Reynolds） [3] 发起的，他被约翰·克里夫斯·辛姆斯（John Cleves Symmes，被誉为“西半球的牛顿”）的“空心地球”（hollow earth）理论迷住了。
辛姆斯曾是陆军军官，他曾在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俄亥俄州之间开展活动。他认为地球表面是5个同心球面中最外面的一个，地球的两极是平的、开放的，人们可以顺顺当当地从地球的最北端或最南端进入地球内部。辛姆斯声称，由于受到反射光线的照耀和加热，最外层球壳的内表面（及其包含的4个小球面）是“温暖、丰饶的大地，到处都是茁壮成长的蔬菜和动物”。 [4] 他还声称，汉弗里·戴维和亚历山大·冯·洪堡是他的“拥护者”，他呼唤“100名勇敢的伙伴”和他一起带着驯鹿和雪橇“出发，从西伯利亚穿越冰冻之海的寒冰”，进入内地球。一位迷人的演讲者雷诺兹加入了辛姆斯的巡回演讲，而且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资助一次检验这一理论的探险。
随后，雷诺兹签约参加了一次最终在智利结束的商业航行，并接受了招募，为一艘环球航行的美国护卫舰记录沿途情况。爱伦·坡在评论中赞扬了雷诺兹有关这次探险的600页记录 [5] ——《美国护卫舰“波托马克”号的航行》（ Voy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igate Potomac ）。回国后，雷诺兹通过《南方文学信使》的编辑办公室加强了他与政治和媒体的联系。
尽管不再推崇辛姆斯的理论，但雷诺兹似乎觉得，前往南极探险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急。当他就这一课题与国会交流时，爱伦·坡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开始了这项事业的同步报道。 [6] 他写道：这次探险事关“国家的尊严与荣耀”。美国人认为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知识宝库：“只要还有人在考虑物质问题，科学的领域就必定会扩大；人们会更好地理解自然及其规律，并且更加聪明地应用它们。”一次探险可以促进美国在鲸油、海豹皮、檀香和皮革上的贸易。它（这次探险）应该包括一支“热爱科学的科学家团队”，他们能修正海图并“搜集、保存与安排每一件”在自然历史和人类学上“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将记载“人的体力与脑力，人的举止、习惯、性格、社会与政治关系”，他们将研究语言，以追溯人类“从旧世界早期家庭开始的”起源。
雷诺兹的游说运动成功了，尽管他自己无缘参加。杰克逊总统批准了一项探险，但他的海军部长马伦·迪克森（Mahlon Dickerson）在这个项目上进展迟缓。1836年，杰克逊选定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当选为总统。范布伦的国防部部长乔尔·波因塞特（Joel Poinsett）来自南卡罗来纳州（那朵红色的尖尖的花朵
就是用它的名字命名的），他对自然历史和美国的向外扩张都有兴趣。波因塞特通过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指导美国的探险。他把他的舰队交给一位来自纽约的海军军官——鲁莽专横的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指挥，他没有让雷诺兹上船参与。爱伦·坡以一种“强烈的渴望期待着这次探险”：“这是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7]
在离开《南方文学信使》前，爱伦·坡也曾热烈地谈论过一本由弗吉尼亚人马修·方丹·莫里（Matthew Fontaine Maury） [8] 撰写的新航海手册，莫里经常经过里士满。莫里希望能由他来领导这次探索性远征，最后却被任命为华盛顿海军天文台（Naval Observatory in Washington）的台长。爱伦·坡赞扬莫里的《航海理论与实践新论》（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Navigation ）道：“文学进步的精神在我们英勇的海军军官中间苏醒了。我们高兴地看到，科学也在海军队伍中赢得了崇拜者。” [9]
离开里士满前往纽约时，爱伦·坡正在写一篇关于航海的小说，聚焦于当时科学帝国的野心。正如这次探索式远征一样，它从头到尾走的都是古怪的迂回路线。
爱伦·坡一家在第六大道（Sixth Avenue）和韦弗利广场（Waverly Place）的交叉点上租了房子。伊利运河（Erie Canal）于1825年竣工，它将哈德孙河与西部连接，因此让纽约的人口增长到了30万。曼哈顿已经成了一个出版中心，那里有几十家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后来他们搬到了卡缅街（Carmine Street），玛丽亚·克莱姆成了那里一家寄宿公寓的经理。
5月，经济发展戛然而止——1837年的恐慌来袭。马丁·范布伦接手了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彼时，英格兰的利率持续上涨，棉花的价格则大跌。杰克逊把黄金和白银送往西部支撑银行，但未能成功，而在他与国家银行发生矛盾之后，完全没有信贷提供者进行干预。美国就此陷入了7年的经济停滞。
因为饥饿，爱伦·坡工作时变得更加专注。他给一个书店老板的邻居威廉·高恩斯（William Gowans）留下的印象是：“他是我遇见的最有礼貌、最有绅士风度、最聪明的作家之一。” [10] 而弗吉尼亚表现了一种“超越甜美的性格”。高恩斯带爱伦·坡参加了在百老汇城市酒店（City Hotel）举办的书商宴会。爱伦·坡在那里结识了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和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他们举杯向“哥谭的各家月刊杰出的编辑们和他们活力四射的合作者们” [11] 祝酒，并希望自己也成为合作者之一。
爱伦·坡在纽约逗留期间只勉强发表了少量作品，灵感来自他对古代学术界浓厚的兴趣。在评论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的《在埃及、阿拉伯彼得雷亚和圣地旅行时的意外事件》（ Incidents of Travels in Egypt , Arabia Petraea , and the Holy Land ）时，他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古代语言教授查尔斯·安东寻求帮助，向他请教一些词源学和希伯来术语。6月，他在《美国月刊》（ The American Monthly Magazine ）上发表了《冯·荣格，神秘主义者》（ Von Jung , the Mystific ），有关一位古代语言专家的恶作剧。他的小说《西欧普》（ Siope ）则发表在一家巴尔的摩的年刊上，把他对古代语言的领会转变为一个新的寓言：他把一次致命的瘟疫人格化为一个能说话的影子。这一年，爱伦·坡在北美逐渐消失的霍乱疫情中活了下来。但在纽约，他和他的家庭再次面临可怕的贫穷。他那本有关海难和饥饿的小说还未完成，所以那段时间他几乎没什么收入。
1837年春天，在人们意识到经济危机的一切后果之前，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为爱伦·坡的小说登记了版权。这部“内部存在相互联系的单一故事”将爱伦·坡对于探索远征队的兴奋之情和他对于古代语言的解码研究编织在一起。书中充斥着令人震惊的段落和各种不祥的意象，不断用出乎意料的发现撩拨读者，同时在发现真相的过程中设置了神秘的障碍。
《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简称《皮姆》）出版于1838年。 [12] 它的扉页被一个含有107个词的长长的副标题占满，其中承诺读者将会读到“在1827年6月驶向南太平洋的美国双桅横帆船‘逆戟鲸’（Grampus）号上发生的叛乱和虐杀事件的详情”，还有“海难和随后的可怕苦痛”“获救”“船员遭受大屠杀”，对“南纬84度”群岛的拜访以及最终“在更朝南的地方进行的不可思议的探险和发现”等内容。
一位评论家问道：“请问读者，你对这样的扉页有何感受？” [13] 这一页没有提到爱伦·坡，也没有说明这是一部虚构作品，这说明爱伦·坡想让读者认为它是一部真实的游记，至少乍看上去如此。
让《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显得更为逼真的，是其中有关洋流、气候和海里与空中生物细节而准确的描述。它与一种极受欢迎的体裁——第一人称游记非常相似。爱伦·坡也在书中加上了雷诺兹在“波托马克”（Potomac）号上的航行情况，以及他在《白鲸》（ Moby-Dick ）中对狩猎一头白鲸的叙述——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后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14] 《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选择的出版时间利用了公众对于当年8月启航的南太平洋探索远征队的兴奋，叙事者希望它将证明自己的“陈述中一些最重要、最不可能的事件”。 [15] 第一版也包括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其他图书——游记、历史和传记的公告，鼓励读者将他们手上的这本书视为一部事实与实际经历的真实陈述。
如果真的如此，它的作者就应该是“阿瑟·戈登·皮姆”（“A. G.皮姆”）。 [16] 然而一年前，爱伦·坡已经在《南方文学信使》上连载了这一虚构作品的前几章，使用的作者署名是“埃德加·A．坡”。
为了解释这一矛盾，署名为“A. G．皮姆”的“前言”声称，在“南太平洋上一系列极不寻常的探险”之后，“A. G．皮姆”在“里士满遇到了几位绅士”，他们劝他发表这些故事，但“A. G．皮姆”拒绝了，认为他在旅行中的这些事件“实在过于神奇”，会让读者认为它是“一部大胆而巧妙的虚构作品”。但是，前《南方文学信使》编辑“埃德加·A．坡”先生“劝说他：尽管这部作品的文笔相当粗糙，但正是这种未经打磨的叙事感，更有可能让读者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A. G．皮姆”因此同意了向大众讲述他的故事，条件是由“埃德加·A．坡”加以改写，并“披着虚构的外衣”出版，因此它出现在了《南方文学信使》上。果不其然，尽管“埃德加·A．坡”赋予了这个故事“些许寓言的味道”，还是有很多读者相信它是真实发生的。“A. G．皮姆”逐步确信，如果平铺直叙地报告他在旅行中的真实情况，“并在其中加上足以说明其本身真实性的证据，便将证明它确实是真的”。所以，他将以他“自己的名字”讲述这个故事。
就这样，在“A. G．皮姆”和“埃德加·A．坡”就如何才能更好地向读者证明其真实性的激烈争论之后，故事以相当平静的方式开始了：“我叫阿瑟·戈登·皮姆。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是个受人尊敬的商人，在我出生的楠塔基特岛做航海用品生意。” [17] 在一次派对之后，17岁的皮姆和他的好朋友奥古斯都（Augustus）一起乘坐一条小帆船“阿里尔”（Ariel）号出海“狂欢”。他们差点被一艘大型双桅横帆船“企鹅”（Penguin）号碾碎，还好它回来救起了他们。
奥古斯都说服皮姆参与了另一次航行。这次他躲在奥古斯都父亲的捕鲸船“逆戟鲸”号的甲板下。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他带了一本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的探险书。他几乎在“船舱内令人恶心的阴暗迷宫中”窒息，而甲板上发生了一次叛乱。在一半印度血统一半欧洲血统的德克·彼得斯（Dirk Peters）和另一位水手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的帮助下，皮姆和奥古斯都利用水手们的迷信，制服了叛乱者。然而一场暴风雨摧毁了他们的船，饥饿的他们只好抽签决定把谁作为食物，结果帕克在一次“可怕的猜测”中沦为了牺牲品。后来，奥古斯都也死了，只剩下了皮姆和彼得斯。
一艘来自利物浦的纵帆船“简·盖”（Jane Guy）号路过，他们遇救了，随后继续向南航行，到达欧洲人过去从未到过的南方区域。他们在察拉尔岛（island of Tsalal）上岸，当地人的一切都是黑色的：衣服、皮肤、头发和牙齿。当地人在看到了欧洲人的白皮肤和船帆后感到不可思议，也吓坏了，他们叫喊道：“特克利-利！”在看到“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机会之后，盖船长（Captain Guy）建立了一个市场，用不值钱的欧洲小装饰品交换海岛附近出产的可食用水产品。这些未来的殖民者原本一切顺利，但察拉尔岛人把他们骗进了一个陷阱，让致命的山崩埋葬了他们。
又一次，躲在山峦中间的皮姆和彼得斯成了船上仅有的幸存者。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穿过岛上黑色的花岗岩缝隙。这些缝隙按照一种奇怪的路线发展，就如同皮姆记录下来的字母一样。他们也在洞穴的一面墙上发现了雕刻的“凹痕”，看上去像一个指路的人。他们带着一个察拉尔岛人，坐着一条小独木舟逃出了岛。他们拼命划船离开，他们的船“继续向南驶去”。天气越来越热，海水也变得浑浊不清了；漫天的白色鸟儿在空中叫着：“特克利-利！”洋流增强了，白色的灰烬落在他们的船上。在他们前面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喷泉，他们以“可怕的速度”接近了喷泉。
天空“骤然变黑，只有当喷涌的水柱从我们面前的白色帘幕落下时才变亮了一点” [18] ，皮姆叙述道，而那位察拉尔人被吓死了。就在他们的船向喷泉冲过去的那一刻：“一道裂缝在我们眼前张开，让我们向它靠近。在外面的通道上出现了一个包裹着的人影，但它远远大于任何人类居民，而且这个人影的皮肤色调是那种白雪般的纯白色。”随后，皮姆的叙述令人困惑地戛然而止了。
这本由“前言”开启的书，最终也由一个神秘而调皮的“注释” [19] 结束。其中解释说，皮姆回到了美国，随即去世了，“埃德加·A．坡先生不肯”重新改写皮姆航行的最后几章。
最后这一神秘“注释”的作者——既不是“A. G．皮姆”也不是“埃德加·A．坡”，对一些察拉尔岛洞壁上刻画的记号进行了解释。无论按埃及语、阿拉伯语还是埃塞俄比亚语来理解，它们似乎都传达了“阴暗的”“白的”和“南方区域”之意。这一“注释”用神秘的、准宗教的方式给出了结论：“我把它刻在山中，我对岩石中的尘土进行了复仇。”
在《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的结尾，黑色裂缝中的象形文字、水沫与雾气中的白色人影、行动的突然中断，以及宣称皮姆回归与死去的注释，留给读者的问题多于答案。是皮姆劝说盖船长努力驶向南极的：“由我们来解决那些有关南极大陆的大问题，如此诱人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 [20] 尽管他为那些因为他的建议而造成的“不幸的血腥事件”（几十位当地人和“简·盖”号全体水手惨死）感到后悔，但在他的协助下，科学显露了有史以来最吸引人的激动人心的秘密，他对此“感到高兴”。在皮姆的陈述中还有许多模棱两可之处，蕴藏着有关探索、发现及其代价的故事。
尽管当时还不存在侦探小说（爱伦·坡将在3年后发明这一体裁），但《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中的古怪事件给读者带来了数不清的待破解的谜语。察拉尔岛裂缝中的文字出现在书的最后一段，显然是在邀请读者给出各种猜测。它这样写道：“这样的结尾为猜测和激动人心的假说打开了宽广的领域。”它呼吁对“写在蜿蜒的”峡谷上的古代词语进行“细致的语言学考察” [21] ，这说明，人们可以对整本书进行同样细致的研究。
例如，读者或许可以为结尾“白茫茫的一片”找出一个自然原因：水手们或许被转移到辛姆斯预测的“空心地球”的孔洞中去了。那个白色影像或许是一个光学幻象，是逐渐接近的船的扭曲形象，或许就是那同一条船——“企鹅”号 [22] ，它在书的开头拯救了皮姆和奥古斯都。
又或者，爱伦·坡可能想让读者将那个白色影像看作一个带有神性真理的启示 [23] ，与《启示录》（Revelation）里的“7个金灯台”以及“（耶稣）那洁白如羊毛的头发”的描述异曲同工。在这部小说里或许也有政治隐喻：有些批评家将“南方区域”黑与白的极端视为奴隶制的天然基础，或者视为《圣经》（Bible）中挪亚（Noah）对含（Ham）的后裔的诅咒；其他人则将察拉尔人致人死命的反叛解读为：对于实施奴隶制可能导致的后果的警告。
这本书明确地指出了解释的不确定性：“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数据很简单，我们也都无法仅仅通过偏见（无论正方或者反方）得出肯定的推断。”有关光学幻象的描述，爱伦·坡再次利用了戴维·布鲁斯特的《关于自然魔法的信件，致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这本书曾为他提供了说明下国际象棋机器人是骗局的分析。皮姆经历过海市蜃楼、暮色的视觉扭曲，而且很有可能，在航行结束时的影像其实是一个“布罗肯幽灵”（the Specter of the Brocken） [24] ，即当一个人自己的影子被投射到远处的地面时会出现的巨人形象。皮姆也确认了布鲁斯特的总体信息，强调了光学把戏在操纵天真的相信者时的威力。皮姆曾打扮成一具尸体来影响反叛者的迷信、恐惧和内疚心理，结果自己在照镜子时也不禁剧烈地颤抖；大副看到了，以为是鬼，结果被吓死了。 [25]
这本书引导着读者历经思维的一系列变化状态，强调了感官的不可靠性。就在皮姆于甲板下窒息的瞬间，他梦到了蛇、妖精和沙漠；当在海难船上挨饿时，他甚至于蒙眬中进入了“部分无感觉的状态”，看到了“绿色的树木、起伏的草地上成熟的庄稼、一队队起舞的姑娘和骑兵部队等幻觉”。他乘坐着小船“阿里尔”号——“阿里尔”也是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The Tempest ）中普洛斯彼罗（Prospero）所驱使的精灵的名字，经历了第一次历险。在他身上，爱伦·坡设置了一个发作性昏睡病的韵律，这会让皮姆进入入定状态或者梦想状态，然后猛然回归清醒。
通过一个接一个奇怪的故事，这本书不断地将读者从虚幻拉回现实，爱伦·坡告诉我们，中毒、饥饿、期望等可以如何影响思维状态。这种心理强调在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做过解释的哥特式小说”中增加了一个探测的哲学维度。然而，与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 [26] 十分相似的是，《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中的真相也是一个活动的靶子。他指出：“在一切都牵涉其中并且无疑将永远牵涉最骇人听闻、最深不可测的神秘时，进行猜想显然是毫无用处的。”每一个表象或许都隐藏着一个不同的潜在真实，而那个真实的原因一直包裹在怀疑之中。他通过一个信号，以及奇观、崩溃、埋葬和模糊不清的梦，用幻象和不可靠的解释将皮姆和读者拉在一起。
爱伦·坡总是极为注意他的作品的印刷格式和排版布局，即它们的“外貌”。 [27] 他常以准确、规整的极小字体书写手稿，还经常与印刷工和排字工沟通交流。《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的扉页就采用了特别抢眼的印刷布局，似乎在呼唤读者对其进行解码。在1937年勒内·玛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画作中，《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的法语翻译本看上去就像一面镜子，映衬了一位沉湎于形象、词语和事物之间的艺术家。皮姆原版扉页饱含深意的对称呼唤着人们的仔细阅读和静心体会。
主标题中的8个单词漂浮在色调更深、字体更小的副标题之上。如果你用稍微涣散一点的眼神观看或者斜视，你就会发现，主标题形成了一个半圆，受到下面逐步缩小、稍微有点弧线弯转的文字串的影响。主标题和副标题形成了一个球体：上半球主要是白色的，下半球主要是黑色的。你的视线会被向下拉，“继续向南”，略过下面的介绍，最后会遇到出版社和出版日期——这本书的诞生记录。这一短暂的视觉运动预示着：故事的发展路径将通往地球的底部，而且或许会通向一个正在后退的、离开了页面的远点。
你是否能够看到，形成了两列“船帆”的4行主标题，与下面成段的副标题一起看，就像一条船的船体？想象一条直线，令其平行于由“南纬84度”这几个词形成的线，然后你就会看到，下一串词以较小的比例，上下颠倒地重复了上面的文字区块的形状。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条船和它的反射图像，图像上还带着船帆，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跨越了微微闪光的海面：这种安排很好地说明了即将展开的海上奇遇，以及它们的分身、倒置和幻象。 [28]
《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中到处都是对称和倒置。爱伦·坡由经验知道：设置印刷页面对排字工的要求是，以倒序将字母和词排列在排字棒上。这就意味着倒着写、倒着读。这是一种镜像作用，很容易因为错认字母或更换某个字母而排错。
爱伦·坡还将这种对称和倒置放进了《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的故事结构中。 [29] 该书的25章被整齐地分为两半，可以自己“对折”。以中间的第13章为“镜面”，前面12章中的事件以相同的距离与后面的12章形成“反射”。在位于全书中心的第13章的中间自然段里，“逆戟鲸”号穿越了赤道，皮姆最好的朋友奥古斯都去世，船只倾覆了。在前一章中同类的盛宴情节是对《最后的晚餐》（ The Last Supper ）的可怕模仿，它也在第14章中回荡，这时船从圣诞港（Christmas Harbor）离开了，这是皮姆象征性的再生。过去，他们在赤道以北饿着肚子漂流；现在，他们在赤道以南的岛屿之间漂流，有许多食物。与此类似，“逆戟鲸”号上的反叛与察拉尔岛上的背叛平行，开始时在“阿里尔”号小船上被诅咒的航行则与结束时的独木舟航行对应。
作为一个整体，这本书体现了交错法 [30] 这一修辞手段，其中一个短语的元素总是以倒置的次序重复出现，例如这句：“说出你的想法，想你说出的。”编辑的“注释”提出了一种察拉尔峡谷所勾画形状的意义——可以形成词语的一段旅程的形象，扉页则包含了可以形成一段旅程的形象的词语。 [31] 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包裹了它们之间的语言旅程。
书中这些不祥的配对暗示了有关真实的可塑性中暗藏的真相。开始时，皮姆说到了促使他出海的那些别扭的希望，以及他隐约看到的那些“海难与饥馑、死亡或者被大群的野蛮人俘虏”的景象。与它平行的是最后一章，就在他悬挂在绝壁上，想象他一旦松手就会发生的情况时，他发现：“这些幻想形成了它们自己的真实，而一切想象中的恐惧事实上都聚集在了我身上。”到了这个时刻，他隐约看到的那些可怕异象确实变成了真实；他的“幻想”已经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真实” [32] 。这就好像在书的后半部分中，皮姆步行穿过了将他的思维夸大后的投影。他与他自己的思想和幻想相遇，但它们是放大了的、上下颠倒的、与景物融合了的。这就好像穿过了一面扭曲的镜子、一个万花筒、一个相机的暗箱，或者是一盏魔灯。 [33]
就像一个自然神学家一样，皮姆正在寻找他背后的神性设计或上天的计划。例如，他怀疑，在察拉尔岛上发生的一连串奇迹可能是自然的结果，这就暗示，它们可能是神明造就的。然而他手头没有明确的证明。在中间的一章中，疲惫、饥饿但在海难中得救的他，回想着他“最近如此命定地遭受的”恐惧。 [34] 他沉思着：如果严格进行比较，他当前的痛苦似乎“仅仅是一个寻常的小邪恶而已，所以，它既不算好，也不算坏”。
换言之，我们对任何实体的评价，都取决于与它进行比较的其他实体，以及它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35] 这一主题呼应着“简·盖”号水手与察拉尔人之间的镜射。皮姆和其他“文明”人成了食人魔，而那些当地人实际上并不比白人投机家们更轻信或者更野蛮。如果这本书意味着一个种族寓言，它或许让双方都遭受了诅咒。
《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的最后一行写道：“我把它刻在山中，我对岩石中的尘土做出了复仇。”也许这是在暗示我们，可以把皮姆的苦难解读为一个证据，说明上帝的创世并非出于慷慨与仁慈，而是出于某种为了复仇的目的或者人类无法理解的神性渴望。毕竟，用原始文字刻字，将精神化为尘土，是人类的无尽苦难之源。或许，甚至更残酷的是，无论是上帝的还是皮姆的复仇，尽管旅途上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具有诱人的暗示且重大意义，但我们找不到最终计划或者救赎的设计。对于来自《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的教训，赫尔曼·梅尔维尔将在《白鲸》模糊的启示中继续重蹈覆辙。
爱伦·坡在航海小说运用了令人惊叹的文学准确性，用以提出一系列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形成一个不断引人探究的奥秘。 [36]
美国评论员们发现，《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既是“恐怖小说”，又是“一座宝库”。 [37] 《纽约公报》（ New York Gazette ）猜测，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理查德·亚当斯·洛克，即那篇《月球上的发现》的“极具独创性的作者”。 [38] 洛克写信给编辑，感谢他抬爱 [39] ，但还是把这份荣誉转交给了爱伦·坡。另外几家报纸注意到了皮姆与鲁滨逊、格列佛（Gulliver）、辛巴达（Sinbad）以及“吹牛大王”敏豪森男爵（Baron Munchausen）之间的相似性。 [40]
英国的反应则更加热情也更加轻信。据乔治·普特南（George Putnam）称：“标题和叙述如此特殊，它们误导了许多评论家和我们自己，这些新‘发现’的整个栏目，包括在岩石上发现的象形文字，都被作为严肃的史实加以转载。” [41] 《观察家》盛赞“它的航海知识，以及与笛福一样的真实表象” [42] ，而《伯顿绅士杂志》（ Burton's Gentleman's Magazine ）则足够模糊地将该书归类于套红标题的“文学与科学智慧” [43] 领域。
对爱伦·坡来说，最重要的受众却是费城的读者。在该书出版之前，爱伦·坡离开了纽约，向南旅行，希望获得更好的机会。在费城，《亚历山大信使周报》（ Alexander ' s Weekly Messenger ）称该书为一部“非常聪明但内容狂妄的作品” [44] ，《纽约家庭期刊》则宣布，如果一位读者想要“出发前往南极探险，他只需要带上一本阿瑟·戈登·皮姆的游记；而如果他在通往极地时没有得到科学的引导，他至少会在到达那里时发现，自己已处于一种科学不再有用或者不再必需的境地” [45] 。
与此不同，费城《伯顿绅士杂志》的编辑威廉·伯顿（William Burton）却感到大为惊骇。“从来没有人企图比他更加厚颜无耻地欺骗公众，”他认为皮姆极端暴力、荒诞不经的神秘故事是对任何思维正常的人的侮辱，“我们很遗憾地发现，爱伦·坡先生的名字与这样一个无知、无耻的混乱叙述联系在一起。” [46]
但伯顿需要一个助手，爱伦·坡也需要一份工作。很快，在一个科学既“有用”又“必需”的城市里，爱伦·坡和伯顿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在费城，爱伦·坡将写出他最与众不同的小说，将身兼虚构作品作家、诗人、批评家和科学问题专家，由此在名人圈获得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将向那些造就了现代科学“明显的奇迹”的人物学习，并且延续一段他们的职业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