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旨在阐释中国人的精神，展现中华文明的价值。本人看来，若要评估某一文明的价值，最终必须考量的问题并不在于它能修建何等宏伟的城市、何等华丽的屋宇、何等宽敞的道路；也不在于它能制造何等华美舒适的家具、何等精巧实用的器械；甚至不在于它能建立怎样的学院，有怎样的文理建树。若要评估某一文明的价值，必须问它能够产出何等样式的人。实际上，正是通过某一文明下的男男女女，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就是说，可以看出这一文明的灵魂。若是某一文明的男男女女能够展现出这一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那么，他们使用的语言也能表现出该文明中男男女女的本质、个性及灵魂。法国人讲文学创作的时候说“风格即人”（Le style，c’est l’homme）。因此，本人书中前三篇以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的女性及中国的语言为主题，借此阐明中国人的精神，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

本人还增添了两篇文章，以图向诸位说明，有些外国人虽被称作研究中国的权威，但他们其实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的语言。比如教士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1845—1932），他撰文写过《中国人的性格》，但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是个美国人，缺乏底蕴，没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再如大汉学家翟理思博士（Dr. Giles，1845—1935），我曾试图证明，此人并不是真的明白中国语言，因为他是个英国人，不够广博，此人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因而视野有限。本人打算将此前一篇讲濮兰德（J. O. Bland，1863—1945）和白克好司（Backhouse，1873—1944）先生著作的文章也收入此书，他们的那部书谈到了著名的慈禧太后，本人四年前曾将此文发表在上海《国家评论》上，然而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可谓十分遗憾。在那篇文章中，本人认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之流不会，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女性，中华文明所培养出最为高贵的女性就是慈禧太后。因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之流算不得朴实，他们的思想太过复杂，太过聪明，思维太过曲折，这点是所有现代人的通病 ^[1] 。其实，若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就必须做到深、博、朴，因为中国人的品质和中华文明的特征就是深、博、朴。

美国人发现，想要理解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并不容易，因为一般来说，美国人虽然博、朴，但缺少深。英国人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因为英国人虽然深、朴，但缺少博。德国人也理解不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因为德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虽然深、博，但缺少朴。本人看来，只有法国人可以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华文明 ^[2] 。法国人的思维既没有德国人的深，又没有美国人的博，也没有英国人的朴，但是法国人所特有的品质上述民族都没有，那就是妙，要想理解中华文明，便离不开这种品质。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品质除了上述三条之外，有必要再补充一条，那就是妙。这种妙程度极深，只能从古希腊文明中寻得。

人们会发现，若是让美国人来研究中华文明，他们就会更深；若是让英国人来研究中华文明，他们就会更博；若是让德国人来研究中华文明，他们就会更朴；而美、英、德三国人若是研究中华文明、中国典籍和文学，必然会获得妙的特质，恕我直言，若是论妙，以上三国之人仍稍逊一筹。而法国人，若是研究中国和中华文明，他们会获得深、博、朴，而他们本身的妙，则会更上一层楼。所以，本人坚信，若是研究中华文明、中国典籍和文学，所有欧美之人都将获益匪浅。因此，本书还收录了一篇讲汉学的文章——文章讨论了研究中国人的方案，本人三十年前从欧洲回国之后，决定研究我中华之文明，便制订出这一方案。希望本人的方案对那些想要研究中国人以及中华文明的人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最后，我还在附录中收录了一篇关于现实政治的文章，专门讨论“战争与出路”。涉足现实政治，可谓危险重重，这点本人也深有所知，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中华文明是如何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这一难题也就是如何将欧洲文明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实际上，本人想要向世人昭示，研究中国人、中国典籍和文学不仅仅是汉学家们的事情。

在这篇文章中，本人意欲阐明引起这场大战的道德原因，因为只有理解这场战争真正的道德原因并加以改正，才有希望找到战争的出路。本人文章中认为，这场大战的道德原因在于英国的“群氓崇拜”（worship of the mob）和德国的“强权崇拜”（worship of might）。本人在文中强调，英国的群氓崇拜要更甚于德国的强权崇拜，因为公平来看，德国的强权崇拜是英国的群氓崇拜造成的。实际上，人人都讨厌德国人穷兵黩武，但根源在于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群氓崇拜。

首先，本人认为，正是日耳曼民族的道义精神使得德国百姓相信强权并且崇拜强权，他们对公义爱得热切，结果他们就对“不义、不整、不齐”（Unzucht und Unordnung）也深恶痛绝。热爱公义而痛恨不义的人都容易相信并且崇拜强权。比如，苏格兰人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此人就相信并且崇拜强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卡莱尔有着德国人的道义精神，他对不义深恶痛绝。本人认为德国的强权崇拜是英国的群氓崇拜造成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德国人的道义精神使得他们厌恶不义、不整、不齐，因此，他们厌恶英国的暴民、群氓崇拜，也厌恶英国崇拜暴民的人。德国人看到英国的暴民和崇拜暴民的政客在非洲发动了布尔战争（Boer War，1899—1902），他们出于对英国的暴民、群氓崇拜还有英国崇拜暴民之人本能的厌恶 ^[3] ，甘愿做出重大牺牲，全民节衣缩食打造海军，企图消灭英国的暴民、群氓崇拜及崇拜暴民之人。实际上，德国人发现自己四周全是暴民、群氓崇拜及崇拜暴民之人，欧洲的这些人也是受了英国的煽动，这也使得德国人越来越相信强权，他们崇拜强权，认为这是人类唯一的救赎。德国人厌恶英国的群氓崇拜，因而产生了强权崇拜，最终走向了恐怖的穷兵黩武之路。

本人再度重申，德国人崇拜强权，时至今日走向恐怖的穷兵黩武之路，这是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群氓崇拜造成的。如果英国还有欧美各国想要消灭德国的黩武，就必须先打倒本国的暴民、崇拜暴民之人和对暴民的崇拜 ^[4] 。对于当今欧美、日本和中国那些大言不惭向往自由的人，本人有一言相告，真正的自由要求规矩行事，循蹈中正。看看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是何等面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也没有所得税，中国人比世上其他国家的人都要自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革命前的中国人会规矩行事，懂得规矩行事，知道良民的规矩。但是革命之后——中国便缺少了自由，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中国留学生从欧美人那里学了不留辫子的潮流，他们从上海的欧洲暴民身上学了一身的散漫习气，不去做良民，反要当暴民，北京的英国外交官和海关总税务司则怂恿、纵容并推崇这群暴民 ^[5] 。本人要说的是，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想要消灭普鲁士人的黩武，就必须先把自己国内的暴民除掉，还要除掉自己国内的群氓崇拜和崇拜暴民之人。

本人虽然认为德国人穷兵黩武是由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群氓崇拜造成的，但是公正来看，德国人要直接对这场大战负责，尽管这场大战带给德国百姓和日耳曼民族的灾难要比其他民族都更为严重。

想要理解这一点，不妨先听我介绍一下德国在欧洲穷兵黩武的历史。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War）之后，日耳曼民族有着自己的道义精神，他们热爱公义，对不义、不整、不齐都深恶痛绝，日耳曼人崇军尚武，以此为利剑，捍卫着欧洲的文明。换句话说，他们是在使欧洲走向齐整（Zucht und Ordnung）。实际上，德国人掌握着欧洲的道德霸权。宗教改革后，德国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就像英国的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1485—1540）一样，利用德国的军武之剑使欧洲归于齐整，他至少在欧洲北部取得了成功。腓特烈大帝逝世之后，他的继承者却不知如何驾驭这把利剑来保卫欧洲文明，其实，他并不适合掌握欧洲的道德霸权。结果就是整个欧洲，甚至德国的宫廷都变得金玉其表、败絮其中，这一无底深渊令人殊为憎恶，以至法国饱受压迫的男女平民都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但是，这些起身反抗的法国平民很快就变成了暴民，这些暴民找到了一位伟大的强力领袖，即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uonaparte，1769—1821） ^[6] ，暴民们在他的率领下烧杀抢掠、横扫欧洲，后来德国整军经武，全欧洲都与德国团结在一起，在滑铁卢击败了这个暴民领袖。在此之后，欧洲道德霸权本应重归普鲁士的日耳曼人手中，这是德国的基础。但是，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心怀忌妒，便对此加以干预。结果就是暴民们逃脱了日耳曼人道义精神与德国军武之剑的压制，1848年又再度祸乱欧洲，破坏欧洲的文明。此后，日耳曼民族的主心骨普鲁士人再度凭借道义精神与德国军武之剑拯救了欧洲，保住了君权（俾斯麦称之为王朝），从暴民手中把欧洲文明救了回来。

然而，奥地利人——他们是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另一个民族——又心生忌妒，不愿让日耳曼民族的主心骨普鲁士人占据道德霸权地位。1866年，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任用俾斯麦（德语：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和毛奇（德语：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用武力消除奥地利的忌妒之心，重夺欧洲道德霸权。

此后，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1808—1873）从德国手中夺去了欧洲的道德霸权，此人并非自己叔父一般的风云人物，乃是暴民中的欺世盗名之徒，正如爱默生所说，此人堪称窃国大盗，是巴黎暴民的头目。结果，威廉皇帝手持德国军武利剑，进军色当（Sedan），击败了这个欺世盗名的窃国大盗。法国的百姓曾相信暴民，也相信这个欺世盗名之徒，但是这些暴民将他们的房屋洗劫一空，付之一炬。这一切并不是德国穷兵黩武造成的，也不是普鲁士人干的，这一切的元凶反而是他们所信任的暴民。1872年之后，德国人在道德和政治上最终都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他们的灵魂中有着日耳曼民族的道义精神，手中握着德国军武之剑，以此压制暴民，保卫欧洲和平。多亏德国人能有如此道义精神及军武之剑，自1872年以来，欧洲人才能安享43年太平。因此，声讨谴责德国和普鲁士崇军尚武的人应该牢记，他们整军经武，曾为欧洲立下了何等功劳。

本人在前文中不厌其烦地讲述德国人黩武的历史，是为了让德国人清楚，本人对德国人并没有任何偏见，但还是认为他们对大战有着更为直接的责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能力意味着责任 ^[7] 。

正是因为德国人热爱公义，痛恨“不义、不整、不齐”，所以才会相信并崇拜强权。但是，本人认为，这种痛恨程度过深时，也会变成不义，变成一种十分恐怖的不义，这可谓罪孽深重，远非不整、不齐所能比。希伯来人让欧洲人知道并热爱公义，但是他们极度热爱公义，从而过分痛恨不义，这种偏激狭隘、严酷无情的恨意使得犹太民族国破家亡。耶稣基督正是为了将他的子民从这种偏激狭隘、严酷无情的恨意中拯救出来才降临世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认为基督对人们说的话具有难以言表的理性，基督说：“学我的样式，顺服谦卑，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但是犹太人非但不听耶稣教诲，反而将其迫害，犹太人的国家也因之不复存在。罗马人当时是欧洲文明的捍卫者，基督表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8] 罗马人非但充耳不闻，反而纵容犹太人迫害基督。结果就是罗马帝国与古老的欧洲文明都化作尘埃，随风散去。歌德说过：“如何才能温和地对待负罪之人，如何才能慈悲地对待乱法之人，如何才能以仁人之心对待不仁之人，人类若想明白这些道理，仍是任重道远。最先传布此理者，可谓圣人，他们为了能让此理得以实现，为了能将其付诸实践，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此处援引伟大的歌德的几句话，旨在呼吁德国人，他们若是不能改变自己对不义的那种偏激狭隘、严酷无情的恨意，若是不能根除这种由恨意而产生的、对强权的绝对盲信与崇拜，就会像犹太人一样灭国，甚至于欧洲的现代文明也会缺少强力的捍卫者，因而像欧洲古代文明一样走向崩溃。正是这种偏激狭隘、严酷无情的恨意，使得德国人相信并崇拜强权；正是这种对强权的绝对相信与崇拜，致使德国内外事务官员还有普通百姓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变得轻浮自私、粗鲁无礼。德国的朋友曾要我拿出证据，证明德国人崇拜强权，证明德国人粗鲁无礼，其实只需要看看北京的克林德牌楼就明白了。北京的克林德牌楼就是德国人崇拜强权的标志，就是德国人在外事外交中粗鲁无礼的证明 ^[9] 。克林德牌楼所代表的这种强权崇拜和粗鲁无礼令俄国沙皇颇有微词：“我们已容忍七年之久，现在必须做个了断。”德国人外交上粗鲁无礼，使得真正热爱和平的俄国沙皇及欧洲最优秀、最可爱、最善良、最慷慨的俄国人与崇拜暴民的英国、法国走到了一起，他们一起签订三国协约，俄国人甚至与塞尔维亚乱党勾结在一起，而战争也从此爆发。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德国人在外交上粗鲁无礼，自身民族也蛮横无理，直接引发了这场大战。

因此，如果现代欧洲文明合法的正统捍卫者真的是当今的德国，若想不走向灭亡，还要捍卫现代欧洲文明，德国人就必须设法抑制这种偏激狭隘、严酷无情的恨意，这些恨意会让他们盲信并崇拜强权，进而会变得轻浮自私、粗鲁无礼。但是德国人，以及日耳曼民族，要如何抑制自己对强权的绝对盲信及崇拜呢？本人认为，伟大的歌德早就说过了：“世上和平之力有两种，那便是义与礼。”（Es gibt zwei friedliche Gewalten auf der Welt: Das Recht und die Schicklichkeit.）

所谓的义与礼，即德语的“das Recht und die Schicklichkeit”，其实是中国的孔子所倡导良民精神的精髓所在，所谓的“礼”，更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希伯来文明的宗教虽然让欧洲人知道了“义”，但是并没有传授“礼”；希腊文明让欧洲人知道了“礼”，但是没有传授“义”；中华文明则是兼顾礼义（das Recht und die Schicklichkeit）。欧洲的现代文明是以希伯来《圣经》为蓝本打造的，《圣经》教欧洲人爱公义、做义人、为义事。然而，中国的《圣经》——“四书五经”，是孔子为挽救中华民族而设计的文明蓝本，也教人们爱公义、做义人、为义事，而且补充了一条——要品位高雅。简言之，欧洲宗教告诉人们要做“善人”，而中国的信仰则告诫人们要做“雅士”。基督教提倡“爱人”，而孔子却提倡“爱雅士”。本人称这种既讲究义又讲究雅的信仰为良民宗教，对于欧洲人，尤其是处在战乱之中的欧洲人，还有那些要制止战争、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欧洲人而言，良民宗教将会使其获益匪浅。他们会发现，这种新宗教就在中国，就在中华文明之中。因此，本人将力图在这本小书中向诸位阐明并展示其价值，也就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希望所有受过教育并勤于思考的人读完之后能够对大战爆发的道德原因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制止这场人类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最恐怖的战争。

如果想制止大战，我们所有人首先必须设法消灭群氓崇拜，然后消灭当今世上的强权崇拜，正如本人所言，这就是当今世界大战的根源。想要消灭群氓崇拜，就必须从日常生活言行做起，考虑问题时不应考虑利益，不应计较得失，而是要考虑歌德所说的“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他们的得失。只有当我们敢于不计较得失，拒绝加入和追随暴民之时，我们才能在将来消除群氓崇拜，拒绝成为乌合之众。伏尔泰（法语：Voltaire，1694—1778）说：“善人无胆，实非幸事。”本人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自私自利，想的都是利害得失，而不是去讲究义，还有就是我们胆小懦弱，不敢站出来对抗暴民，这才致使当今世上暴民横行，人们纷纷崇拜暴民。人们认为，德国人穷兵黩武，他们才是危害整个世界的敌人。但是，本人认为，正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懦弱相结合，才使得我们变得投机钻营，这种思想遍布全球，英美情况最为严重，这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敌人。我们人人都投机钻营，这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大敌，这与普鲁士人穷兵黩武无关。人们的自私与懦弱相结合，致使人人投机钻营，进而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滥，而英国的群氓崇拜思潮激发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思潮，致使德国人穷兵黩武，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这场大战的根源并非在于穷兵黩武，而是在于投机钻营，而这是由我们自身的自私自利与胆小懦弱结合而成的。因此，若想制止这场大战，就必须先克服自身的投机钻营，克服自私自利和胆小懦弱，简言之，我们必须先想到义，而不是先想到利，要敢于站出来对抗暴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灭群氓崇拜和崇拜暴民的宗教，制止战争。

只要我们能消灭群氓崇拜，那么想要消除强权崇拜和德国、普鲁士的穷兵黩武就不是难事。若想消灭强权崇拜，还有德国、普鲁士，以及世上其他民族的穷兵黩武，就必须考虑歌德所提的另一个字，那就是“礼”，同时还要品位高雅，所谓行事知礼、品位高雅，简言之就是讲规矩，只有这样，强权和黩武才无法掀起波澜，即便是普鲁士人也无法穷兵黩武。他们会发现，在讲规矩的民族面前，强权和黩武并无用武之地，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便是良民宗教的本质，是中华文明的秘诀，也是德国人歌德教给欧洲人的新文明的秘诀，这一文明秘诀就是：不可以暴制暴，当以义礼制暴。其实，想要消灭强权及世间诸恶，不能依靠武力，而是要使自己的言行得体，符合规范，这也就意味着要求人们行事以义，行事以礼，还要品位高雅 ^[10] 。这便是中华文明的秘诀与灵魂，是中国人精神的精华之处。

最后，本人想引法国诗人贝朗瑞（Pierre Jean de Beranger，1780—1857）的诗句作为总结。庚子拳祸之后，我在《总督衙门论文集》中曾引用过，此刻引用这些诗句可谓非常合适：

亲睹和平神女降，花田麦垄泛金光。

刀兵不起战云散，霹雳长息怒火藏。

英法普邦夸壮伟，比俄德国称豪强。

群雄携手立盟誓，圣契威风布四方！

辜鸿铭
1915年4月20日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