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21世纪的前20年里，我们仍处在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当中。冲突不仅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各大异质的文明在价值观方面也有着或明或暗的博弈。很显然，简单的多元主义并不能消弭日益明显的文明裂隙，尝试着进行文明间的对话，寻找诸种制度与文明的契合点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在当今国际舞台的实践当中，文明、理性、客观似乎总是被粗暴、狂热和偏见取代，相信本书的作者应该对此颇有感悟。

辜鸿铭（1857—1928）先生于1915年撰成《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而文中的不少观点即便是放在今天，竟也能与当前的世界文明格局产生奇妙的反应。此书的旨趣在于“阐释中国人的精神，展现中华文明的价值”，作者在全书的序言中已经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这一点。而全书最具深度的内容则在于论证了“人文精神”之于文明的重要性。辜鸿铭在论及中国人的精神时，用温良（gentle）一词进行了高度概括。“温良”这种品质具有“化”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人有了这种气质，即便个别低劣的人，也不会真正让人心生厌恶之情。

人作为文明的主体，影响着文明所呈现的形态：温良的人构成了温良的文明，而这种文明的核心在于道德，即辜鸿铭所强调的“君子之道”。藉此，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即“良民宗教”。辜鸿铭认为，西方宗教强调人神伦理，主张自修真道，而中国的良民宗教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主张在人群以及社会关系中把握住道德，即孔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辜鸿铭的温良文明观并非单纯地强调精神文明，认为在这种文明之中，物质文明会接受道德的统摄，在道德的指引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文明观认为，人类借助文明来征服和改造自然，同时也可以借助文明来控制自身的情欲。如果允许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类比，那么温良的文明是一种以道德为体、以物质为用的文明。在道德的指引与规范下，作为外在的物质文明会有更为健康的发展态势。如果不强调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客观上也会发展进步，但最终一定会酿成灾难。

辜鸿铭温良文明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20世纪前20年，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有极大的冲击和撼动，全面西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激进的运动如疾风骤雨，中华文明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真正洞察到了西方文明存在的缺陷以及中华文明中无尽宝藏的，却是辜鸿铭这样一位“学在西洋”的中国人。辜鸿铭的文明理论即便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本书问世百余年后的今天，笔者仍能感受到辜鸿铭在当时环境下承受的压力，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仍然在文明的边缘龃龉徘徊。作为普通的读者，重温先贤的文明理论，明白“中国人的精神”在世界舞台上应该散发何等光芒，庶几可以慰藉这位在动荡年代务本行道的先行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