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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战争，对于出身军旅、饱经战乱的沈从文来说并不可怕，而对于北平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他也早有预感。1948年10月16日，在写给老友凌叔华的信中说：“入冬后，也许就得如长春、太原市民一样饱闻炮声了。大家虽为未来各有忧愁，却尚不至于坐以待毙，一切事还照常进行，还能照常进行。”
11月21日，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北平进发，平津战役一触即发，城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北京大学校园内更是人心浮动。虽然11月22日的校务会议已经做出了不迁校的决定，24日的教授会议又正式通过了这一决议，课还是照上不误，但每一个人都在极度不安中度日。虽然人们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新中国将定都北平，北平因此可能不致在战争中被毁，北平城内的老百姓也能避免猛烈炮火的攻击，但这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受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对共产主义带有抵触情绪。尽管人们已经彻底厌倦了国民党的统治，但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谁心里也没有谱。是去，还是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沈从文用“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来形容此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境。他已经预感到有些熟人可能很快或年末要离开，“一离开，大致就拟终生不再来了”。
此时此刻，沈从文自己也是去留两难，这种情绪在他写给沈云麓的信中有切实的反映：
北京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唯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在此熟人统用一种沉重心情接受此历史变局。学校看情形实已无可搬。即茂林家属，想移动，似乎也无此能力。因一动即先破家，且半路即不免成流民也。事如可能，他一个人或得离开，唯至今为止，还不知向何处走好。因体力与生活方式，实在都不宜卷入政治，且已深深感到学校也不相宜，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生活需要简单，维持一二年生活下去有办法。因卖去一本书，总即可支持半年也。还有几十种未印行，还有五六卷新书待付印。家中人在此大致不会为难，有照料的。能到乡下二三年，写十本八本书，比教书有意义得多。
在对未来的选择上，沈从文既不能像那些喝过洋墨水的人那样，移居国外；也不能像那些亲国民党的学者那样，与国民党政府同进退；而在共产党方面，他又是一个长期“挨骂”的角色。虽然沈从文此时已经名满天下，但教书对他来说依然是一件苦差事，他根本不会讲课，汪曾祺甚至以“讲得很糟”来形容沈从文的课。
北大复员以来，他写了大量呼吁和平的政论文，却又对政治抱有本能的反感。对他来说，似乎哪一条道都不好走，唯有对写作还有些信心。从这封信来看，虽然沈从文1947年以来屡次被革命作家批判，但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创作失去信心，他天真地以为，无论谁当政，都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创作，既然已经被别人骂了20年，再多骂几年也无妨。因而，即使在兵临城下的时刻，他依然还做着自己的作家梦，幻想着靠版税生活。这正是沈从文的天真之处。
11月7日晚8时，沈从文与朱光潜、冯至、废名等一起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方向社”主题为“今日文学的方向”的座谈会。座谈会上，沈从文把长期以来困扰自己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他把政治对文学的指导比喻为红绿灯，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 ［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 ［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力呢？
废 ［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 ［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 ［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 ［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条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并不是绝对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在承认文学与政治有关系的前提下，试图平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可以接受政治的影响，但同时亦可以修正政治。显然，他还像往常一样，按照自己的旧有逻辑来应付未来的变局。
随着战争的临近，平津各报纷纷压缩版面，沈从文主持的文学副刊也难以为继了。但面对时局的变化，他依然从容应对，处理着积压稿件，将不拟刊用的稿件退还作者，并在给作者的退稿信中表达着自己的看法。12月1日，沈从文给一位名叫季陆的作者写了一封退稿信，从这封信中可略见沈从文的思想情绪之一斑：
季陆先生：
你文章因刊物停顿，无从安排，敬寄还，很抱歉。大局玄黄未定，唯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的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的必然结果。……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从新安排，在过程中我们这一代可能会大半要牺牲于是非不明糊涂混乱中，也不妨事。因为大多已年在四十至六十之间，四十年内忧外患，各有一份，在个人工作上也各尽了所有能力，为国家为职务做了点事。即以做一个公民言，也很像一个好公民。不幸的是配合社会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都若无意义可言。个人即必然得牺牲或于不公平中淘汰，也不用为我们这一代而在意。试从远大处看国家，这个国家必然会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多方面发展，只不过进展的方式，或稍稍与过去自由主义者书呆子所拟想成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应当单纯而勇敢来准备接受新时代的新教育。为了这个时代，能用笔，也不要因为发展方式不尽合本来理想，即搁下不干！文运传统在北方为结结实实的工作，这个传统成就，虽有一时会为宣传打倒，传统工作态度，却必然将为明日有分量作品的生产所不可少。
专颂著安。
弟 沈从文顿首
十二月一日
沈从文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写作方式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格格不入，最终的结局恐怕是“被迫搁笔”。虽然个人命运如此的不妙，但他在信中并没有一味地发泄怨气，依然对后者循循善诱，劝他们为国家的长远着想，要相信国家必然进步。自抗日战争以来，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对时政固然有所不满，但在民族危亡和人民的灾难面前，他向来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同年12月7日，沈从文又提笔给一位名叫吉六的作者写了一信，从信的主旨及收信人姓名相近的情况来看，此信与12月1日写给季陆的或许为同一封信，只是后一封信的思考更为成熟了，对前信中的“搁笔”之说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他在信中告诫年轻人，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命运。“只想想，另外一片土地上，正有万千朴质农民，本来也只习惯于照料土地，播种收获，然由觉醒到为追求进步原则，而沉默死亡，前仆后继，永远不闻什么声音，这点单纯的向前，我们无论如何能把自己封闭于旧观念与成见中，终不能不对于这个发展，需要怀着一种极端严肃的认识与注意！”“重要处还是从远景来认识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国家明日必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更多方面机会的发展，事无可疑。只不过进展方式，或稍稍与过去书生所拟想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
他鼓励青年人不要悲观失望，要相信社会进步，应该逐步适应新的现实，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工作，“不取巧，不速成，虔敬其事来认真从事，克服挫折，突过困难，准备为下一代幸福与合理的社会实现而献身”。
沈从文相信：世界上真正的伟大工程，在发展过程中都是完全沉默的。
“风向什么方向吹？实需要一种抉择”，1937年所面临的问题再度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北平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了。让沈从文为难的是，家庭成员在去留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张兆和、龙朱都对新政权抱有很高的理想，她们更倾向于留在北平。这也是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谈及的“一动即破家”的隐忧之所在。就沈从文个人来说，无论到哪里去，自己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对于中国的命运，沈从文比较悲观，即便内战结束了，其结果也未必会好，他闯入文坛20余年来，把国民党、共产党两方面都开罪了，到哪里去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国民党的统治他已经厌倦透了，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未来生活毕竟还是个未知数，更何况还有像丁玲、何其芳、吴晗这样的朋友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工作。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生存经验，尽管自己对政府颇有微词，但最坏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书籍被禁毁，怎么着也不会影响到生计问题，我写我的，你禁你的就是了，总不能把我的作品全都禁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在去留之间的选择上，“留”的念头渐渐占据了上风。
12月13日，代理教育部部务的陈雪屏飞抵北平，国民党“抢救”北方学人的序幕正式拉开了。陈雪屏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为“内战”与“外患”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肯丢下北京大学独自南下。作为著名作家和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也在被邀请之列，他与陈雪屏在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时是同事，两人的私交也不错，陈雪屏答应为沈从文一家提供南下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学生也展开了争取学者的活动，后来成为著名比较文学专家的乐黛云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位，她与同学一起到沈从文家里做工作，希望沈从文继续留在北京。
这是沈虎雏记忆中的场景：
大院各家商议，选较宽的东院挖了几条壕沟。我趁机在门前大兴土木。头三年早就立志挖口井，在云南大地上掏了二尺深怎么还不见水？只好提两桶灌进去自慰。这次挖了五尺深。妈妈说：
“把煤油桶藏进去吧，安全点。”
没有抹杀我的成就。
六年级教室窝在礼堂背后，传来陌生的歌声，真好听！趴窗缝看，礼堂里一群中学生，没有老师，自己在练唱：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呀，没人为你做牛羊……”
嘿！是八路军的歌！我们几个钻进去，抄那黑板上的词谱，大同学并不见怪。
街上到处是兵，执法队扛着大刀片巡逻。已经听到炮声，终于孔德也塞满了军人，停课了，真开心！大院孩子们天天扎堆玩闹，那些大人们你来我往，交换不断变化的消息。
来了个同乡军官，为不得不退缩城里而烦恼。我凑近去看美式配备卡其制服上的徽记。
爸爸问他：“听说清华学生打起旗子去欢迎，搞错了，迎到撤退的部队，朝学生扫射，是不是你的兵？”
“没听到过。要是碰到我，也会下令开枪！”
“啧！啧！”他摇着头，“那是学校嘛！还去丢了炸弹。”
“这是战争！有敌人就要打！”
“已经死了多少万人！啧！战争……”
南京飞来的要员，以前西南联大爸爸一个上司来过家里，让他赶快收拾准备南下，说允许带家眷，很快就可以上飞机，现在只靠城里的临时机场，我们住处附近，常有炮弹落下，一次两发，皇城根一带落过，银闸胡同也落了，传说防痨协会有弹药库，炮是朝那儿打的。小孩子们都不知道怕，议论着八路为什么老打不中。
爸爸的各种朋友不断进出，大人们一定在为重要的事商议着，家里乱糟糟的。
我暗自高兴，期待着坐一回飞机，又很想把这一仗看到底。北平这么好！我家有什么必要逃出去呢？就这么矛盾着胡思乱想。没容我想两天，事情已决定，我们不走。爸爸的一些老朋友，杨振声、朱光潜伯伯们也都不走。家里恢复了以往秩序，没客人时爸爸继续伏案工作。大家等待着必然要到的某一天。
沈从文的选择，并不是出自个人的思想信念，他更多的是从家庭的安定和孩子的未来着想的。为了孩子们的幸福，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至于他自己的未来，用不着去幻想，反正不会好到哪里去。
给黄永玉的信中他说：“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无意中看到了《传奇不奇》的手稿，重读一遍，感慨顿生，根据对未来文艺发展大势的判断，沈从文已经预感到这个故事根本没有希望完成了。这时，北京大学同事周定一借元旦之机来看望沈从文。周定一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是沈从文的学生，1942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的助教。按当时西南联大的规矩，每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课都要由一名教授和一名讲助级的教师合教，周定一与沈从文合教大一国文的课程，沈从文教白话文部分，周定一讲文言部分，由此奠定了两人的合作关系。北京大学复员北平以后，《平明日报》的萧离请沈从文主编一个副刊，沈从文请周定一负责具体的编务，两个人的合作一直很圆满。元旦在即，时局玄黄未定，个人的前途未卜，一种伤感的氛围弥漫在房间里。临别的时候，沈从文临写了史孝山的《出师颂》，在条幅的落款处非常郑重地写下了“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
“封笔”本来是岁末年终的常事，但此时写来，却别有意味。沈从文似乎在悄悄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沈从文对时局的预料是准确的，但他对自己作品的命运的估计却过于乐观了。他本来以为，以自己的创作水准，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总不至于没有读者购买自己的作品，只要有人买，自己就能凭借版税生活。在他看来，卖一本书，总可支持半年生活，情况最糟时，还可以到乡下，过二三年乡野村夫的生活，总能再写十本八本书，更何况自己还有几十种书存在开明书店未能印行呢！因而，尽管他对新政权下的生活并不乐观，但也还是抱着很大的信心的。
沈从文没有料到的是，新政权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作品就先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宣判了死刑。在这所崇尚自由的校园里，学生们是从报纸上的文章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反对一党专政、对抗军事独裁、倡导民主自由、保障人民权利的斗争。
因而，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北京大学的青年学子们已经做好了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政权的准备。这是乐黛云笔下的北大情形：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在这种氛围下，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开始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清算北京大学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的读者最多，他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批判的对象。1949年年初，北京大学的教学楼里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接着，校园里又贴出了《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消息很快传到沈从文的家里，对此，沈龙朱很好奇，悄悄地到校园里去看个究竟。龙朱很快就回来了，很平静地说：“大字报还挺长的哪，题目叫《斥反动文艺》，说爸爸是什么粉红还是桃红色的作家，不光是骂了爸爸，也骂了别人。”他已经满14岁了，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北大院里经常有讨伐人的大字报，贴了就贴了，也不会怎么样。沈虎雏比龙朱还小3岁，更不懂得这大字报的厉害之处，他从小就偏爱粉红色
，就连猫在房上唱情歌都被他说成了“粉红哇呜”的声音，在他看来，红军、红旗、赤卫队、中国共产党不都是“赤色”的吗？粉红色总带点红，大概骂得还不算太厉害……
天真的孩子们怎么会知道这篇大字报的分量呢！那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大字报。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刚刚发表的时候，沈从文还可以只把它当作一篇普通的批评文章，多年来，这种批判已经遭受过多次了，他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但现如今的郭沫若已经今非昔比了。1948年以来，郭沫若号召人们“把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以完成人民解放的神圣使命”；
拥护中共中央五一节发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如今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表示“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须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
1949年年初，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他与未来新政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几乎已经成为共产党在文艺界的代言人。这时，沈从文再读《斥反动文艺》，自然字字惊心：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所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念、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要消灭产生这种对象的基础。人民真正做主的一天，一切反人民的现象也就自行消灭了。我们同时也要从事积极的创造来代替我们所消灭的东西。人民文艺取得优势的一天，反人民文艺也就自行消灭了。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
“清算的时候来了！”沈从文意识到，郭沫若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态度，那些劝自己留下来的人，不过是一些小角色，根本不知道中央对自己的定位。面对这一切，他既感到惶恐，又感到委屈。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和国民党来往密切的人没有任何事情，长期以来并未与国民党有过任何合作的自己反倒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倒对象？多年来，自己明明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为什么到头来却被安上了“反人民”的封号？郭沫若看过我的作品吗？他凭什么对我作出如此的判断？沈从文百思不得其解。他想从自己的作品中为郭沫若寻找自己反动的证据，但越看越糊涂，越看越难受。他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怀疑：
……这有些什么用？
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沈从文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他感到一张巨网正在慢慢地收紧，他已经受到了监视，总是担心隔墙有耳，和家人说话也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而家人对他的这种不安并不理解，这使沈从文感到了空前的孤立，家人在他眼里也是陌生人，他因此常常独自叹息或自言自语：
“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都是空的！”
沈从文陷入了精神恍惚之中，无论张兆和怎么开导，都没有任何效果。与沈从文结婚以来，张兆和第一次感受到了束手无策的滋味。沈从文患病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已经解放了的清华园中，对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朋友们感到不安，为了缓解沈从文的精神压力，也让他切实感受一下“解放区”的氛围，朋友们向沈从文伸出了温暖的手。1949年1月27日，梁思成给沈从文寄来一信，邀请他到清华园小住：
从文：
听念生谈起近状，我们大家至为惦念。现在我们想请你出来住几天。此间情形非常良好，一切安定。你出来可住在老金家里，吃饭当然在我们家。我们切盼你出来，同时可看看此间“空气”，我想此间“空气”，比城内比较安静得多。即问
双安。
思成拜上
廿七日
这个时候，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也正在病中，越发显得朋友友情的珍贵。林徽因非常喜欢沈从文的小说，她一直把沈从文叫二哥，与沈从文更是无话不谈，沈从文也愿意把自己的心事说给林徽因听。对此费慰梅曾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有所披露：
著名的小说家沈从文是在湘西的荒原上长大的。他在那里当过兵，跑过许多地方。现在他住在北京，基于他早年的生活写成许多小说。他曾经一度在清华教书。1934年，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里发表的。他和徽因差不多属于同一年纪。她很喜欢他的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这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
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娘家到南方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有一天早晨他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他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的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坦诚地表露出他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的长信，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就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她呢？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嘛。
1934年，沈从文曾陷入一场感情的危机。
沈从文毫无隐瞒地向林徽因倾诉，而林徽因也给予了他足够的同情与理解，这在她写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一封信中曾经有所披露：
如果我写一篇小说，描写同样的情节和同样的论据，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虚构了情节，不忠实于生活！但现在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它就是这样。而且在许多人当中，就有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善解人意的、又有感情又有生气的人，他本身是个小说家，是这方面的天才！他陷入这个困境，就跟任何一个年轻和无经验的小孩子遇到这种事时的感受一样。他身上的诗人气质背叛了他，并且在生活及其冲突面前感到如此困惑和不知所措，使我想起了雪莱并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我不由得感到天真的欢乐。他那天早晨是何等的迷人和讨人欢喜！而我，坐在那儿跟他谈话、斥责他、劝说他，同他讨论生活及其不平、人的天性及其魅力和悲惨、理想和现实，又是显得多么苍老和疲乏！
正是这种相互理解和信任，使两人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有时，为了劝慰苦恼中的沈从文，林徽因需要现身说法，以排解朋友的烦恼。有一次，不知道沈从文又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写信向林徽因诉说苦痛，为此，林徽因写了一封长信：
二哥：
……
可是此刻我们有个共同的烦恼，那便是可惜时间和精力，因为情绪的盘旋而耗费去。
你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或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我也常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澜里盲目地同危险周旋，累得我既为旁人焦灼，又为自己操心，又同情于自己又很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不过我同你有大不同处：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愿也随着赔偿这天赐的幸福，坑在悲痛，纠纷失望，无望，寂寞中挨过若干时候，好像等自己的血来在创伤上结痂一样！一切我都在无声中忍受，默默地等天来布置我，没有一句话说！（我且说说来给你做个参考。）
我所谓极端的、浪漫的或实际的都无关系，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愿运命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如果你办得到，那你那种残忍，便是你自己性格里的一点特性，也用不着过分地去纠正）。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罪过自己。
我方才所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如果有如诗剧神话般的实景，当时当事者本身却没有领会诗的情感又如何行？即使有了，只是浅俗的赏月折花的限量那又有什么话说？！
转过来说，对悲哀的敏感容易也是生活中可贵处。当时当事，你也许得流出血泪，过去后那些在你经验中也是不可鄙视的创痂。（此刻说说话，我倒暂时忘记了我昨天到今晚已整整哭了廿四小时，中间仅仅睡着三四个钟头，方才在过分的失望中颓废着觉到浪费去时间精力，很使自己感叹）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或是为别人。
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如果再能表现你自己所体验所了解的种种在文字上——不管那算是宗教或哲学，诗，或是小说，或是社会学论文——（谁管那些）——使得别人也更得点人生意义，那或许就是所有的意义了——不管人文明到什么程度，天文地理科学的通到哪里去，这点人性还是一样的主要，一样的是人生的关键。
（在一些微笑或皱眉印象上称较分量，在无边际人事上驰骋，细想正是一种生活）
算了吧！二哥，别太虐待自己，有空来我这里，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你还可以告诉我一点实在情形。
我在廿四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个人自己在去上海火车中也苦得要命，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这不是“人性”的悲剧吗？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
徽因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两人相知之深，这是一种不设防的交流，为了医治朋友的心灵创伤，不惜也揭开自己的心灵伤痛，在对等的交流中平息对方的心绪。林徽因的绝大部分文学作品都发表在沈从文编辑的刊物上，而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小说选也委托林徽因负责编选，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张兆和既然已经对沈从文的精神危机束手无策，在此情况下，她也觉得让沈从文到已经解放了的清华园住几天。一来他可以亲自体验一下解放区的生活，不要一味地生活在恐怖的幻念中；二来，重新回到朋友们中间，或许能缓解沈从文的精神压力，使他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1949年1月28日，正是旧历大年三十，按说全家应该在一起过一个团圆年，但为了缓解沈从文的精神压力，张兆和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在节日里与老朋友团聚或许对沈从文更有好处。接到梁思成的信以后，张兆和很快就安排沈从文到清华园暂住。这天早晨，在罗念生的陪伴下，沈从文来到清华园，他的好友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程应铨、邓以蜇、张奚若、吴瑞芝等在那里等着他。
此时的清华园依然宁静祥和。教师们的生活轨迹没有任何变化。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看字画、聊天，每个人都以乐观的态度对待未来。沈从文住到了老朋友金岳霖家里，但吃饭则还要到梁思成家里去，每天早晨8点半，金岳霖陪着沈从文到梁家吃饭，饭后一起聊天半个小时，然后回到住处；中午也是如此。晚上聊天的时间则要长一些，沈从文下午6点到梁家，饭后聊天到晚上9点才回去休息。这种聊天与有意识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迥然不同的，它漫无目的，朋友们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这能够使沈从文暂时忘却苦恼。
然而，一旦回到金岳霖家里独坐时，沈从文的心绪还是难以宁静。“反动”“与人民为敌”“清客文丐”“二丑的二丑”“春宫画”等刺耳的判词在耳边回响，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是什么？由何而来？”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过去的时光像幻灯似的在脑海中不断闪现，沈从文要把自己当成一株苹果树，来检讨研究一番。“从由发生、接枝，到做种种不同的移植，又由于土壤不同，气候有别，以及偶然因子侵入（如在偶然中，一个枝子被路人攀折或衣服挂着受害），因而如彼如此，在廿年中同一株树结的果子如何不同。假定结的有好有坏，或者阳光充足，根柢营养又充分，结的却全是虫蛀变质的恶果，总有个原因！必然有个比表面问题深些的原因。”
然而，思考与分析并没有化解他的心结，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惑：多年来，自己殊死护卫着的是“自由”、所思考的是“人民”，怎么就成了人家眼中的“反动文艺”的代表？而那些与国民党政府过往甚密的作家却依然其乐融融地过着日子？沈从文想不通，甚至对生存的意义产生了疑问，是非黑白既然能够这样颠倒，还能到哪里去寻找“正义”？多年来强绷着的神经已经十分脆弱，沈从文觉得自己多年的追求已经没有意义，生命也失去了寄托，活下去成为一种格外沉重的负担。
在清华园调养的这段时间里，每隔一天，沈从文总能收到妻子的信。这时的沈从文格外需要这种亲情，张兆和也盼望着通过这种方式给沈从文带去安慰。1月30日，沈从文来到清华园的第三天，读着张兆和的来信，他不由自主地在信的空白处抒发着自己的感慨，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重重疑虑：
二哥：
清华园住下还不坏吧？毓棠、梦家、广田想必都已见到，多听人家谈谈也好，免得流于空想。
我头脑已完全不用了，有什么空想。
今天盛澄华先生来看你，知道你已在清华，问我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去，我一时却来不及，虽然很想带点黄油来。傍晚瑞芝来，信同黄油都托他带了。朋友们都关切你的健康，为了不使人失望，你应该多照料一点你自己。
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
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你值得为朋友，为更多的人活得更健康一些！这种身心两方面健康的恢复，别人无能为力，只有你自己的意志力才能恢复它。这应该不太难，你试试看吧。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徽因这一阵身体还好吧？你们过年想必很热闹，这里昨天照例人来人往拜一天年，今天平安了。昨天小老爷带的信可曾收到？有什么事你写下来，等有便人便带给我，临时写信怕来不及。家里一切如常，有中弟以瑞陪伴我，你可以放心。
天气好，清华园住下来想极舒适。城里略觉沉闷，孩子们都不让出门。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与。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与谋害，有热闹看。
你应该理一次发，洗一个澡，问问瑞芝看。
这有什么用？
有信也可交瑞芝托便人带城，我极希望能知道你这三天来的心情和对事事物物的看法。希望你能有一个乐观的看法。
三
一月卅日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蜘蛛蜘蛛网》是××的文章。
这也参加一个团体来讽刺，来骂，来诬毁，这就是你们的大工作。
棉毛内衣一件是你的，中和弟二三日内回校，你换了衣服托他带城来洗。
衣洗不洗有什么关系？再清洁一点，对我就相宜了？我应当离婚了，免得累她和孩子。
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待我，如活祭，各按情分领受，真应了佛家所谓因果缘法。其实真有人肯帮助我是给我足量的一点儿。我很需要休息。这对大家都不是坏事。一个柔和结尾，有什么坏。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
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从这篇文献中可以体会沈从文此时的所思所想。20多年来，沈从文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为了实现生活理想奋力追求，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他感到累了，渴望宁静，需要永远的“休息”。有一次，钱锺书对黄永玉说过，“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此语确是知言。沈从文是一个“我持”甚强的人，一旦认准了的事儿，轻易不容易转弯。对即将成立的新政权，沈从文并没有太强的抵触情绪，根据围城以来的所闻所感，他已经相信即将成立的是一个新的合理社会。“在新的政府政治目标和实验方式下，不久将来必然可以实现。附于过去社会一切，腐败和封建意识形态，且必然远比政治预言还早些日子可以扫除。”
他只是不明白，一生善良、正直、清白的自己，何以会成为人们要清算的“反动作家”？他需要清理自己的思绪。
当金岳霖伏案工作、沈从文一人独处的时候，沈从文写下了《一个人的自白》——一篇追溯自己的生命轨迹、分析自己性格形成的文稿，从生活的困顿到靠卖文为生、从军旅生活到求学生涯、从编辑先生的冷眼到卖煤油老人的善意……往事历历在目，卖煤油老人那点善意让他终生难忘，我们不但可以在沈从文身上发现它的影响，这一意象甚至扩展至沈从文的所有作品中，最终把沈从文塑造成一个一生用友谊和同情作渡船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沈从文的人生信念之所在。但有人竟然漠视它的存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往自己身上泼污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到底要什么？沈从文不明白。
各种各样的幻念不停地纠缠着沈从文，使他不得安宁。为了使他能够睡好，林徽因每天都将安眠药交给金岳霖，在睡觉前，金岳霖再让沈从文服下，同时，再喝一杯牛奶。在朋友的照顾下，沈从文的睡眠渐渐上了轨道。然而，一觉醒来，现实的遭遇又回到脑海中，于是再度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他知道，朋友的劝慰并不能医好自己的病，虽然相交多年，但此时，朋友并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的思想，在这里住下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就这样，在清华园住了7天以后，沈从文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就此结束。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和平解放的隆重入城式，刚从清华园返回家中的沈从文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虽然他对未来的新政权还缺乏了解，但北平市民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热情感染了他，对这支与国民党军队判然两样的人民军队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在写给表侄黄永玉的信中他说：“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
在见到张以瑛之后，沈从文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张以瑛是张兆和的堂兄、革命烈士张鼎和的女儿。1936年10月，张鼎和在安庆牺牲后，他的妻子吴昭毅带着女儿张以瑛、儿子张以瑞四处流浪，1944年到达昆明。沈从文从她那里了解了张鼎和的生平事迹，这让他深受感动。后来，张以瑛参加了革命，在去解放区之前，一直住在沈从文家里。1949年2月上旬，张以瑛特地从天津来看望沈从文。从她那里，沈从文对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张以瑛尽最大努力排遣着三姑夫的苦闷心情，沈从文自己也努力地适应着这个社会。从3月13日写给张以瑛的信中即可看出此时沈从文的情绪：
以瑛：
谢谢你的关心，给三姑信已见到。你如可能，将来还是请求调来北平工作好，因可以多学些，并常和三姑见面，对她定有不少鼓励与帮助也。你这次来平，给了我极大信心，即对于国家未来的认识，在一个新的领导方式发展中，必然能克服一切困难，逐步完成。我对于你和相同知识青年，与其他从事工作人员表示的敬意，并不因为个人过去的成见偏见而减少。盼望你们好好为人民工作下去。且希望龙虎长大一点时，也能如你们一样，将一切交给国家。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折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持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而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长处与弱点即在一处。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做些事。（因纵不能用笔写文章，即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也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足为后来者方便。）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
……我并不想再在学校教书下去，只希望能有一个小小工作来一切从新学习。如随军，也不怕通过最大困难，三五年后再动笔，革命成功后，再见家中人亦无妨。东北那么要人工作，只要有机会，不问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难去做，以为多少总可以把剩余生命为人民做点事。但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做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不知陈沂先生能为力没有？让我在一新工作环境中不声不响试工三年五载，会从工作学习中有改造表现。如一定要照一个普通职员方式，思想弄通才许动，或只记住我过去一些文章有触犯处，以使我神经崩毁为得，那就照你说的看医生，也毫无用处。我在另外一种攻势中，疲倦得已到一个程度，不为三姑，不是还希望有机会为人民做一点补过工作，我早已长休息了。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的，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哪会搁到这个孤点上受罪？
并候以瑞好。
从文
三月十三
显而易见，沈从文深知自己的自由写作思想与新政权相抵牾，但他并不反对现在的政权。相反，他还竭尽全力地想融入新社会。然而，在感情上，他的心结一直难以解开。他相信自己绝对不是郭沫若笔下的那个“桃红色”作家，在接受《新民报》记者采访时，依然对此不能释怀：“我觉得郭先生的话不无感情用事的地方，他说我只写恋爱小说，其实不对，在抗战时期我写的东西很多，不过有的是受检查没有被通过不能出版，自焚的作品就有好几部。”
在幻念中，沈从文不停地阅读过去的旧作，并在作品的空白处不时写下自己的感受：
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
题于《龙朱》文后
我应当和这些人生命在一处，移植入人事复杂之大都市，当然毁碎于一种病的发展中。
题于《丈夫》题下
这应当是举例用最合长处一例。可惜不知善用所长，转成下坠，终沉覆于世故围困中。阴阳兵技儒法，同击毁一别墨，即真正历史也。
题于《丈夫》文后
这是十八年作，恰廿足年，也正是当时主人岁数。
灯熄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
题于《灯》文后
当时最熟习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
题于《建设》文后
张以瑛再度向沈从文伸出了援助之手。她与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党委书记陈沂
很熟。陈沂原名佘万能，别名陈毅，参加革命后，因与著名军事家陈毅同名，于是改名陈沂。1929年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读预科，1931年在北平参加“左联”，并被选为候补执委，而张以瑛的父亲张鼎和是北平左联执委，是陈沂的领导。1933年，沈从文到北平后，张鼎和经常到沈从文家看望张兆和，有时爱好文艺的陈沂也一起来。陈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沈从文、张兆和也在那里，算得上是校友，所以他与沈从文一家很快熟了起来。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陈沂从张以瑛处得知沈从文的近况后也甚为关心，马上寄了一些进步书刊、报纸给沈从文，让他了解党的政策，以缓释他的心理压力。
在得知沈从文想与自己面谈的消息后，陈沂于3月20日左右来到沈从文的家里，和沈从文交谈，让他相信党，不要总是疑神疑鬼。陈沂同时也劝告张兆和，应当尽快加入革命队伍，参加工作。陈沂是一个革命家，他与那些急于要求进步的专业作家不同，不需要借批判别人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作为一个作家，他对沈从文也多了一层同情之了解。因而在离开沈家后，陈沂很快就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周扬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
周扬同志：
沈从文的问题，想必白羽已同你谈过。我觉得当着一个党的政策看，沈的问题适当处理，将不是沈的个人问题。在这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沈有认识和反省。我感到王芸生尚可去解放区活动，沈从文的“罪恶”怕还不比王的严重吧！
在胜利的形势下，我建议对这些人还是要宽大一点，从先宽大中来争取改造。附去沈的信，当可窥知一二。最好有个人代表组织给他谈，并给他一些可以做的事。继续教书实在是不可能了。教什么呢？本身就是苦恼。不知你以为然否？
布礼！
陈沂
此信写于1949年3月23日——离沈从文自杀还有五天，当时的他满怀希望，期待着官方的答复。但没有回音。他感到自己的头上好像悬着一把利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在此情形之下，沈从文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中，杜鹃悲凉的叫声似乎时时在耳边回旋，到处有人在监视着自己……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在家庭里，他也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中，张兆和正在准备参加革命工作，孩子们则每天快乐地学唱解放区的歌曲，她们已经完全融入新社会，根本不理解沈从文的情绪。既然生命没有了意义，与其苟且偷生，倒不如爽快地向这个世界告别。其实，这种弃世而去的想法，在1943年就有了：“为什么要挣扎？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用不着使力挣扎的。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愿望，一直向下沉。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
沈从文感到了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我应当回到我最先那个世界中去，一切作品都表示这个返乡还土的挚诚召呼。‘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回到那些简单平凡哀乐中，手足肮脏心地干净单纯诚虔生命中去！我熟习他们，也欢喜他们，因为他本是我一部分。’”
3月28日，在无法排解的苦闷中，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以寻求永远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