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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4日，在战争中临时组合起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宣告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各自返归原校，沈从文被北京大学国文系聘为教授。
7月12日，沈从文全家乘飞机从昆明飞抵上海。但在上海他听到的却是昆明发生惨案的消息：7月11日晚上，李公朴偕夫人外出时，被云南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暗杀，次日凌晨不治身亡；7月15日，闻一多在参加完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在归途中又被特务枪杀。这消息让沈从文万分震惊，事情很明显，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内战的阴霾依然笼罩在中国大地上。沈从文忧虑的是，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曾经在给巴金的信中说过：“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
在他看来，“因之书呆子所表现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虽似乎并不曾摇动过当时用武力与武器统制的军阀社会，却教育了一代年青人，相信社会重造是可能的，而武力与武器能统制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向前的进取心！”
李、闻惨案的发生，越发使得沈从文忧心如焚，从这两个不幸事件中，他看到的是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为此他写下了对昆明惨案表示极大关注的《怀昆明》，指出：此时主持昆明军事和地方警务的湖南人“如何使这件事水落石出，彻底清楚……实在其责任和义务待尽”
。
在上海，沈从文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巴金、李健吾、郑振铎，席间自然会谈到未来的局势和个人的打算，大家都不同意沈从文回北平工作，因为目前的北京大学关系复杂，而教学也不是沈从文最擅长的，与其到那里为难，还不如留在上海，看看时局的走向，再定取舍。沈从文是个一诺千金的人，既然答应了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聘请，就应该履约，权衡之下，他还是决定返回北平。
马上就要返回北平了，而北平的情形又怎么样呢？还是自己熟稔的那个北平城吗？在这种情绪下，沈从文写了《忆北平》。作为一个崇尚自然、歌咏理想的“乡下人”，他渴望过上宁静的生活，但不安定的时局，却使他的大半生一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好不容易盼到抗日战争胜利了，但还没有容他喘一口气，内战又来了。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祭出了“理性”的旗帜，走上了反对“战争”的道路：
若知从远处深处看，可就得承认要理性，要想方设法使理性完全抬头，从武力武器以外求各种合理解决，这个国家的明日方好办！不仅负责方面要理性，在野各方面，凡对于国家人民稍具爱与不忍之心，想把团体或个人能力和一腔热忱加上去，堆上去，黏上去，有所表示时，也需要理性，凡一举一动都得谨慎！
在文章的最后，沈从文呼吁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注意孙中山“革命家的真挚热情，和政治家的宽宏气度”：
孙先生难道当真就死了吗？为了中国，他应当还活着，他的意见，他的理想，还必须在一切有清明头脑与做人良心的中国人心中好好活着。中国要得救，这一点十分重要。倘若这种意见在国人已成为老生常谈，决不能有何反应时，我还希望刚刚上任的司徒雷登大使先生能好好记住。司徒先生过去个人是中国人的朋友，现在且是美国和中国友谊的代表……司徒先生今年已七十过一，据闻学校职务本来即拟退休，今当此大暑天气，不仅不能休息，还冒暑往返南京和牯岭，为中国当前和明日而奔走，可知耶稣、孔子之“爱”与“不忍”，已深中于心。明白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一样，决不宜从任何内战方式中再作广大牺牲。但事极显明，目前实已到一个严重关头，即中国战争的毒瘤，随时会恶化，会爆裂，若不即早设法，中国大规模战争既无从避免，美国明日也就决不能避免不重新卷入战争！司徒先生若体念及人类死亡流血之愚蠢可悯，以及残酷可怕，一定会承认除认识耶稣、孔子外，还必须注意到中山先生的理想，与中国国运荣枯及世界安定，实如何不可分！
但当他于1946年8月27日乘飞机返回阔别整整9年的北平时，他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空想。他看到了天安门前停靠的用来发动战争的美国坦克，发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与“老米”（美国）的密不可分。在中国，“权势”和“财富”甚至都可以改作“美国”，他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个东方帝国的没落。但他最为担心的还是战争。当他8月31日接受《大公报》记者子冈、徐盈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他隐隐约约听到了过去的老朋友丁玲批评自己“与人民脱节”，但他不以为这是在伤害他，因为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这样说他。即便对于与自己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以及写作“题材直接汲取于农工且就正于农工的创作方法”，他也不表示反对。沈从文心里很明白，自己要自由，首先就要给予别人自由。但他疑惑的是，“丁玲他们为什么去了，反倒没有什么作品了呢？”
此时，沈从文并不知道来访的彭子冈和徐盈夫妇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只知道这两位写得一手好文章，“钦佩得很”，他还曾经把他们的文章选入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中。当他拿到彭子冈的小说稿《惆怅》的时候，尽管作品流露出了对生活在解放区的革命干部的怀念，生性不怕邪的他还是将它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刊登了。三个人谈得很投机，成为知心朋友，他甚至觉得徐盈对时局的意见，要比“张东荪、梁漱溟二老具体。言重造，徐先生的意见，也比目下许多专家、政客、伟人，来得正确可靠！”
9月，北平的秋季是色彩斑斓的，但沈从文已无心像郁达夫那样赏玩故都的秋天。在金色的秋天里，他看到的却是无处不在的战争阴影：
十月已临，秋季行将过去。迎接这个一切沉默但闻呼啸的严冬，多少人似乎尚毫无准备。从眼目所及说来，在南方有延长到三十天的满山红叶黄叶，满地露水和白霜。池水清澄、明亮，如小孩子眼睛。这些孩子上早学的，一面走一面哈出白气，两手玩水玩霜时不免冻得红红的，于是冬天真来了。在北方则大不相同。一星期狂风，木叶尽脱。只树枝剩余一二红点子，柿子和海棠果，依稀还留下点秋意。随即是负煤的脏骆驼，成串从四城涌进。 （从天安门过身时，这些和平生物可能抬起头，用那双忧愁小眼睛望望新油漆过的高大门楼，容许发生一点感慨：“你东方最大的一个帝国，四十年，什么全崩溃下来了。这就是只重应付现实缺少高尚理想的教训，也就是理想战胜事实的说明。而且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后来者缺少历史知识，还舍不得这些木石堆积物，从新装饰，用它来点缀政治，这有何用？”也容许正在这时，忽然看到那个停于两个大石狮前面的一件东西，八个或十个轮子，结结实实。一个钢铁管子，斜斜伸出。一切虽用一片油布罩上，这生物可明白那是一种力量，另外一种事实，——美国出品坦克。到这时，感慨没有了。怕犯禁忌似的，步子一定快了一点，出月洞门转过南池子，它得上大图书馆卸煤！） 还有那个供屠宰用的绵羊群，也挤挤挨挨向四城拥进。说不定在城洞前时，正值一辆六轮大汽车满载新征发的壮丁由城内驶出，这一进一出，恰证实古代哲人一生用千言万语也说不透澈的“圣人不仁”和“有生平等”。——于是冬天真来了。
这篇文章发表于9月22日（农历八月），按照时令刚刚进入秋分时节，离冬天尚远，远没有达到草木凋零的地步。不过，作家的这种描写似乎与时令无关，它只是作家的心境进入“冬季”的一个信号罢了。“北平缺少得十分严重的不仅是煤。煤只能暖和身体，无从暖和这大城中过百万人疲乏僵硬的心！”沈从文反对战争，但天安门前的坦克、运送新兵的汽车……处处昭示着战争的来临，“五十万人在东北在西北的破坏，若尚不能引起我们的关心，北平的文物和知识，恐当真的就只能供第五颗原子弹作新武器毁旧文明能力的测验！”在他眼里，只要是战争，除耗损国家民族力量、导致生灵涂炭外，别无他用，人民实在太累了，要的是休息，慢慢才能恢复元气。正是带着这种悲悯与博爱的心态，原本不过问政治的沈从文走上了坚决反对战争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沈从文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论文写作上，把自己反对党争、反对战争的态度公之于众。尽管是政府的军队率先挑起了全面内战，但沈从文对这“在朝”“在野”的两方面都有微词。长期以来，他既不满于国民政府的统治，同时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有着相当的隔膜。他既不想区分“革命”与“反革命”，也不愿去谈什么“正义”与“非正义”，只是把国共双方的战争看作“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
；而那些“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这种认识导致了沈从文对所有的党派都抱有本能的反感。
在他眼里，政治最怕“反对”，而特别需要“拥戴”，对于一个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写作者来说，这是最要不得的。他晚年在跟王亚蓉谈话时曾经重申了这一点：“什么处，什么协会，笔会，兼一个，兼一二十个的有的是。能干的不可能凭空生成，不可能，总要有一个过程的。有些人还看不出来，从延安跑到南京，告、争得厉害……内部勾心斗角，我也可以参加，不参加也没什么，参加就出不来了，不过唯一的就是少了机会让人家伺候我。……张先生都看不起这些，我要是热心这个，不知做国民党中央委员做多久了。我那些朋友都是中央委员，什么原因呢？我看到北京大革命前搞党争啊，坐椅争啊，为了这个，争得不可开交。”
他曾经以论辩的方式阐明了自己脚踏实地做一个“投稿家”的志向：
“老弟，不用写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现实，净作书呆子做白日梦，久想产生伟大的作品，那会有结果？不如加入我们一伙，有饭吃，有事做，将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不难。”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当真喝北风，晒太阳，可以活下去？欠公寓伙食账太多时，半夜才能回住处，欠馆子饭账三五元，就不大敢从门前走过，一个人可以如此长远无出息地活下去？我问你。”
“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
“信仰和希望，多动人的名词，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拖下去，挨下去，以为世界有一天忽然会变好？老弟，世界上事不那么单纯，你所信仰希望的唯有革命方能达到。革命是要推翻一个当前，不管它好坏，不问用什么手段，什么方式。这是一种现实。你出力参加，你将来就可做委员，做部长，什么理想都可慢慢实现。你不参加，那就只好做个投稿家，写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过这种怪寒碜的日子下去了。”
“你说信仰和希望，只是些单纯空洞名词，对于我并不如此。它至少将证明一个人由坚信和宏愿，能为社会做出点切切实实的贡献。譬如科学……”
“不必向我演说，我可得走了。我还有许多事情！四点钟还要出席同乡会，五点半出席恋爱自由讨论会，八点还要……老弟，你就依旧写作你的杰作吧，我要走了。”
时间于是过去了，“革命”成功了。现实使一些人青春的绿梦全褪了色。我那些熟人，当真就有不少凭空做了委员，娶了校花，出国又回国，从作家中退出，成为手提皮包，一身打磨得光亮亮小要人的。但也似乎证实了我这个乡下人的呆想头，并不十分谬误。做官固然得有人，做事还要人。挂个作家牌子，各处活动，终日开会吃点心固然要人，低头从事工作更要人。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观点上有所试验，锲而不舍的要人，从“工具重用”观点上，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深远一些，从种种试验取得经验的尤其要人。革命如所期待的来临，也如所忧虑加速分化。
唯其如此，从事写作二十多年来，沈从文才能一直恪守着自由主义立场，采取不党、不群的态度，即使机会摆在面前，他也婉言谢绝。民盟曾邀他入盟，被他婉拒了。
其真正的原因在一封信中谈得更透彻：“为争取群众，以北大作对象，凡值得糟蹋的自由主义者，总想法来一手，在他们自己学校中，却与党员教授如鱼得水，免得因内部冲突减少作用。这就是政治！”
1948年，当钱昌照筹办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时候，萧乾曾经来到沈从文住处，邀请他参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刊物《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的名单上签名。沈从文看着眼前的名单，“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分怀疑。‘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
。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明白，“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
。
从当时的时局来说，沈从文这些充满了书呆子气的议论着实有些“不识时务”。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里，他既不懂得察言观色，也不懂得随行就市，一心想着推销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运动，致力于创造一个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知识理性完全抬头的和平世界，结果使“在朝”“在野”的所有党派都把他看作“对头”。对沈从文的激扬文字，远在上海的巴金、李健吾着实为这位老朋友捏着一把汗，他们让当时正在上海的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劝他不要再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为好。汪曾祺为此连写两信，说服自己的老师不要再写这样得罪人的文章，
但已经是覆水难收，革命作家对沈从文的批判早已蓄势以待了……
沈从文关乎时政的论文只不过是使他遭受批判的诱因，更直接的原因还是沈从文长期以来对革命文艺的不满意的态度。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流露出了这种情绪，他总是觉得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总是变来变去，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可言。
沈从文在接受了子冈的采访以后，当年10月，他又接受了《益世报》记者的采访，后者把访谈记录以《学者在北平——沈从文》为题发表在1946年10月26日的《益世报·益世副刊》上。在这篇访谈中，沈从文对过去曾经写过文章，现在却到处“出风头”的作家表示“爱莫能同意”，而对那些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作家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更致命的是，沈从文把参加革命的作家与“出风头”联系起来：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穿得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后，把心力花费在政治上了”“李辰冬与光未然都沾点政治气氛”……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作家都是“随政治跑的”，而“很多文学天才都葬送在这上面了”。在他眼里，“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是用政治干涉文学，那便糟了”，“假若国家把作家都放在宣传部里，那成什么样子”！
这几乎是一篇对具有代表性的“革命作家”进行点名批评的文章，同样是谈解放区文学，其口吻比子冈采写的《沈从文在北平》中的口吻严厉多了，而该文此后又在沈从文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侨声报》转载，更大大地扩大了它的“影响”。
对此，沈从文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大吐苦水，“四个月来，一大堆访问记，都从莫名其妙情形中转成上海报纸资料，如说巴金不问国事，如说西谛，如说凤子，断章附会，都成瞎说。到之琳来，方知道还多为《侨声报》故意大大登载。又这里一某某，又说我提拔的萧乾如何如何，我想生平从不曾如此说，怎么会有这类语气？”
但不管这些话是被记者“断章附会”，还是被人施展了欲擒故纵之计，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确实是沈从文的一贯立场。他曾经在一封信中更是把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处理得特别好的作品问世”的原因归因于“政治社会意识”对作家的“操纵”。“30年来做参谋的，做秘书的，……应当有许多人都可以在环境中培养出一个作家的头脑，可是很少有用笔的，只因为不曾有个用笔习惯，所以抗战八年，这部分悲壮伟大场面，本应由他们加以处理而得到极好成就的工作，至今还无什么作品，真十分可惜！本应有三十、五十部《西线无战事》作品，事实上却一个还没有。至于要职业作家来执笔，职业作家也实在乐意从事，战事发生后即有好些作家随军工作，一面工作一面有所准备。可是这八年还不曾有处理得特别好的作品问世。这虽有各种原因（有些或不肯发表），但就我估想，这些作者所碰到的困难问题，恐怕还是对官兵的理解，是表面的，属于观念部分的，至于情绪状态，实把握不住。其次即是手中一支笔无办法。因为照近二十年一般理论说来，总以为文学不重‘笔’，文笔是可轻视的东西。要经验，要政治社会意识正确，结果是两无把握。尽管用一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向人民学习，学来的还是无从加以表现，得到应有作用。至于只是守住空洞理论原则的，就自然更无从用笔去争取读者了。”
如果沈从文笼统地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那还好说，因为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着自己的一班写作人马，保不准各方都以为沈从文是在批评自己的对手，因此犯不着跳出来自动对号入座。不幸的是，这次用不着谁来对号入座，沈从文在访谈中所列举的作家都是倾向革命的：何其芳、丁玲两位均来自延安，郭沫若来自国统区，但其“革命”倾向不言自明。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对于沈从文这种观点，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他的立场的“革命”抑或是“反革命”，自然不会有人从“纯文学”角度来理解它的合理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文学的一系列看法必然引起革命作家们的严厉批评。
1947年的元旦，杨华在《文萃》周刊上发表了《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文章的题目虽然是《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但真正使作者深感不快的还是姚卿祥的那篇访谈文章，杨华在文章的开篇就写道：“上月，在上海的《侨声报》上刊出了一篇沈从文访问记，赫然大字标着《沈从文论作家》，在这篇访问记中所记关于作家的‘精警’之论是：‘茅盾很沉稳，不像郭沫若一般的飞莫斯科，……丁玲则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由此可见，沈从文的这篇访问记是杨华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在杨华看来，沈从文自称是“多产作家”，但他写的《摘星录》一类的东西，“即使再‘多产’百篇千篇，这样的作家再多三十五十，又于‘国家的不祥局势’何补？于‘人民的觉醒’何助？”同时，沈从文把昆明的民主热潮看作“少数人领导欲要寻找出路”，是“对于闻一多先生以及其他昆明民主运动中的牺牲者的最卑鄙的诬蔑”。文章最后写道：“沈从文先生除了常说‘我是个乡下人’之外，还不时地流露出‘我们这种买卖’等话。大概沈从文先生确是把文学当作‘买卖’，而且深通‘买卖’之道的；你看，可诬蔑的尽量诬蔑，该吹捧的大胆吹捧，而且从来不忘记抓住机会，委婉曲折地自吹自捧一番。要不是深通‘买卖’之道，焉能运用巧妙，一臻于此！”相比之下，默涵的《“清高”和“寂寞”》则要比杨华的文章刻薄得多了，他先把自己的对手形容为“穆季”“赵司晨”“赵太爷”，继而又说沈从文对昆明民主运动的看法和昆明中央社的电讯没有什么区别，“关麟徵、陈立夫是准会感谢他为他们舐净了手上的血污的”。
就这样，论争还没有开始，作者就全然不顾沈从文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一面，先把自己的对手推到了为世人不齿的政府那边去了，面对这样的战法，向来温文尔雅的沈从文只有选择沉默。
但他的沉默不等于认可别人的批判，沈从文还是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发泄了自己的不满，也为自己得到的“待遇”深感不平。“照上海扫荡沈从文的消息说来，我倒俨然像是要清算的一位，事实上清华方面的民盟和国民党教授倒要好得很，我在此却从不曾和办党（报）的对过面……我在这里从不和党老爷来往，他们倒造谣言说我是帮凶！这里转载上海新闻，却说文协在清华同学会开会，圣陶主席，一同检讨鸳鸯蝴蝶派沈从文，倒真是动人新闻！民盟在云南初期，做文章专在管军事特务的楼某某办的刊物写文章，这刊物，学校有见识的国民党员还不愿写，他们却混成一气，内幕我完全明白，现在倒先来批判一下，说我是帮凶，这倒真是政术！”
在写给青年朋友李霖灿等人的信中他说，“在这里一切还好，只远远地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唯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有些人又从官到商，从商转政，从政又官，旋转了许多次的。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
说是这样说，文坛上的这些风言风语还是让沈从文感到身心俱疲。1947年的除夕之夜，沈从文自己独守书斋，一种孤单、寂寞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想念远在南方的张兆和，也为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伤感，甚至对工作产生了一丝厌倦之感：
累了一天，桌上乱糟糟的文件似乎永远理不清楚，使人对工作不免感到烦扰。也许因为太累，人不大舒服，可是明早依然得上课。真是一种离奇的存在。一面是只想从幼芽中寻觅好种，一面却为这个拣选工作感到无比的疲乏，一切如此，一切还是在进行。比战争还难处理的一种反复挣扎，什么时候才可望释然于怀无萦无累？三三，这也许只是一会儿，到明天，我就又会充满兴致来在这个工作上继续下去了。一到这个时候，我即觉得在呈贡有一阵子生活十分合理，用体力劳动代替了手和心和脑，在生命上正常得多。在此一到疲乏时，我实在并我自己的一切成就也感到烦心，觉得无意义可言的。需要的是松一口气，为无事而松一口气。目下可不知要到何时方能得到一整天休息。或一礼拜不必为任何他人事而如此如彼忖度计量。真累！我似乎得休息了。
沈从文确实太累了，需要一个人在身边照顾，好在一家人马上就要团聚了。春节过后不久，张兆和即携龙朱、虎雏回到了阔别8年的北平城，住在北平中老胡同32号北京大学的教职工宿舍。1938年10月张兆和带着孩子们逃离北平时，虎雏刚1岁多一点，当他再度来到北平的时候，这里的一切让他充满了新鲜感。相隔40年后，虎雏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次团聚的印象：
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有红漆大门，进去不远又有二门，爸爸引着我们绕好几幢平房，才到西北角上新家，这院子真大。
……
空寂的北海冰已开始疏松，我头一次见到一个滑冰的人，那种式样的白塔也没有见过。
“山顶那个白塔真大！爸。”
“妙应寺还有个更大，元朝定都时候修的，比故宫早得多。这个塔更晚，清朝的。”
故宫博物院金碧辉煌，我原以为凡是古董爸爸都欣赏，到这才知他有褒有贬。
“皇帝身边有许多又贵又俗气的东西，并不高明……”
他对每个角落每件器物，好像都能讲出些知识典故，时而嘲笑当年的种种古怪礼仪，自己说得津津有味，听的人都累极了。
天坛壮美无比，圜丘坛像巨大的三层奶油蛋糕，袁叔站在蛋糕上环顾四周：
“这简直是几何！是几何！”
我被祈年殿的庄重完美镇呆了，什么也说不出。爸爸指着那高处：
“梁思成伯伯上去过，测绘了所有的构造。”
他还讲北京另外许多建筑有多美，但又说：
“啧！可惜了！已经毁掉很多了！”
日子一长我注意到，他在欣赏一棵古树、一片芍药花，凝视一件瓷器、一座古建筑时，往往低声自语：
“啧！这才美哪！”
就跟躺在杨家大院后山坡看云彩一样，但现在经常接着轻轻叹息。他深爱一切美好东西，又往往想到美好生命无可奈何的毁灭。
孩子的感觉是敏锐的，他发现爸爸已经没有了在云南呈贡乡下时的那种闲情逸致，也没有了全家围坐一起忘情谈笑的机会，更不用说陪着他玩“打股骂曹”了。那个和他纵情玩闹的爸爸已经离他远去，眼前的爸爸实在是太忙了。北大复员以后的这段时间可能是沈从文最为忙碌的一个时期，他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同时又在辅仁大学兼课，给他带来更沉重负担的，还是业余从事的文学编辑工作。从他回到北平的那一刻起，他就与平津的报纸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相继承担了多家报刊的编辑任务：
1946年10月13日，沈从文和杨振声、冯至一起主持编辑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不久交由冯至全面负责该刊。
同一天，沈从文主持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8期正式出版，至1948年11月8日第118期止。
同年12月，由沈从文等编辑的杂志《现代文录》出版。
12月29日，主编的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出版，沈从文为该刊题写了刊头，该刊物实际主要由沈从文的北京大学同事周定一负责。
1947年6月1日，朱光潜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复刊。《文学杂志》创办时，沈从文负责小说的选稿工作，由于沈从文有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经验，朱光潜请沈从文看全部稿件。据助理编辑常风回忆：“每月在朱宅开一次编辑委员会，讨论稿件取舍，决定每期刊登什么稿件时，沈先生发言最热烈。组织稿件他更是积极，他还一贯注意发掘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吸引他们写稿子。《文学杂志》上刊登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沈先生组来的。”
1948年11月，《文学杂志》出于时局的原因停刊，复刊后共出版18期。
作为一个著名作家、声誉卓著的副刊编辑，沈从文的工作态度在当代编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不管作者有名还是无名，思想是左还是右，沈从文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决定稿件的取舍。更让他劳累不堪的是，他并不是仅仅选用现成的稿件，一些青年作者的稿子都要经过他的润色，这可以从他致作者的书信中看出来：“你文章擅自增减了些，和本意有不合处，极歉仄”
；“尊文载出，略增饰过”
；“最近因为北来刊物一年作个生日，选了几篇旧文章刊载，最先刊出的是你在《今日评论》发表过的一篇，当时似乎有些小小增饰涂抹，这一次又擅自动了动字句，寄原稿来作个纪念”
。据与沈从文合作编刊物的周定一回忆，“编辑工作中给稿件润色加工是一种无偿服务性劳动，沈先生在这方面既热心，又高明。经过他看过的许多青年作者的稿件都有他细心修改的笔迹：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换，有的地方则大拆大改，处处见出着手成春的功夫。他为此不知倾注过多少心血，把一篇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收拾得干净利落去面见读者”。
就是对那些字迹潦草不堪难以辨认的无名作者来稿，沈从文也决不轻易放弃，他总是能认真读过后，决定取舍，再向作者提出善意的忠告：
香还先生：
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力说，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尊文若乐意发表，最好能写得清清楚楚，标点也明白具体，用一定行格稿纸，可以省编者改字、加标点、计字行精力，也可以节省排字人与校对精力。据私见，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因本人若尚吝啬气力，不能将文章写得完完整整，怎么好意思费他人精神？推己及人谓之恕，话若迂腐，亦大有道理也。不知尊见以为何如？
又“百夫长”似在译文上用，趣剧上可用，普通恐得找个代替。队长、甲长、团练长、连长、特务长，都现成名词，唯百夫长近外国古典，似得改改。正如有人称先生为“员外”“相公”，虽趣而不切，不甚相宜。
又私见，字能耐烦写得清清楚楚，占去作者时间较多，作者不以为意时，即必然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多用点心，更仔细安排得好些。（熟人中卞之琳先生，每有译著，如排印齐整，即标点亦不苟且，真可示范。）事虽琐屑，但想想如系将稿寄给最挑剔文字之编者过目，排出后又照例有个十万读者来看，作者就会觉得细心处理为必须了。闲话一堆，不以为意，幸甚。
并候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九月五日
张香还此时只是同济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沈从文不以作者的身份取舍稿件，虽字近天书，但在认真读过之后，觉得稿子写得不错，于是写下了这封循循善诱的书信，他的这篇作品最终刊发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沈从文自己早年有过被《晨报副刊》编者羞辱的遭遇，这遭遇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一直未能释怀。
他知道，编者看似无关痛痒的一些行为对初学写作者的伤害有多大。因而，在沈从文的编辑生涯中，绝不慢待青年作者，总是不遗余力地培育着年轻作家，为他们编发稿件、推荐书稿，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郑敏、陈敬容、李瑛、刘北汜、汪曾祺、吴小如、肖望卿等一大批青年人在他的扶植下走上了文坛，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诗人、小说家、研究者，仅从编辑的角度来讲，说沈从文“开一代新风”一点也不为过。
沈从文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尽管自己家境并不是很好，但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一些生活困难的作者，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947年秋，诗人柯原的父亲去世，为了给父亲治病及料理后事，家中负了一笔债，为了偿还债务，柯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写了一封信，提出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沈从文接到信后，马上给他写去回信，表示愿意为他义务卖字，以解燃眉之急。不久，9月20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刊出了沈从文的一则启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做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做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十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做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
沈从文敬启
在沈从文的热心帮助下，柯原还清了债务，但因战事频繁，两人直到1980年才第一次见面，一时传为美谈。沈从文是一个倔强的人，一旦认准了，轻易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不管外面批评的声浪多么刺耳，他依然我行我素，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在这一点上，他是彻头彻尾的“不识时务”。为纪念五四，沈从文写下了《五四》一文，文中历数中国30年来的灾难，指出造成国家越来越糟、人民无可奈何的现状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些政治家“由于武力和武器在手，一种有传染性的自足自恃情绪扩张的结果。这个现实虽带来将军伟人的具体财富和抽象功勋，但是，给国民多数却只会带来灾难；无辜的流血，普遍的穷困，以及一切进步的好梦的破灭。国家一切向上机会，都被这种人轻轻放过了，而持着的却是由于贪得自私招来的悲惨局面”。
“政治”这个字眼，在沈从文眼里几乎等同于“战争”与“腐败”，已经无可救药。它“只能作成驱人死亡迫人疯狂的行为扩大与延长，政治家或思想家于此情形下，凡已失去做人良心的，尚认为系必然现象，正可于此变中求有以自见，做人良心未泯的，亦大都除束手缄口，等待同归于尽，殆无事可为”，由此“一个民族自残的流血大悲剧”无可挽回了。
1946年，他还寄希望于美国人的调停，一年之后，战火依然在中国土地上蔓延，而美国却又对给世界带来无尽的灾难的日本做出“种种鼓励”，这种现实让沈从文深感失望。当魏德迈再度来到中国的时候，沈从文感受到的是一种无言的痛苦，“喉头为悲痛所扼住，什么话也不能说了”。他明确地向魏德迈转达了在屈辱和饥饿中长大的中国青年对时局的看法：
他们觉得凡有计划扶助日帝国主义武力或经济复兴的，对中国都是极不友谊行为。
他们再不会如上一代在温饱中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或官吏，以媚悦英美日苏为政术或自见之方。他们可以照自己意思选择朋友或同伴。
……
魏德迈先生应当明白中国青年原和美国青年有一点相同，即对外战争过久，精神身体都已十分疲惫，实在不希望在本国本土还有战争继续，更不希望另一国家来帮助这种无终结的战乱。他们求和平的背景或动机即在此，他们对于邻邦的友敌印象也即在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仅仅注意到买办、官吏、受英美文明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不中用，注意点的确也应当变变了。美国如愿扩大友谊至中国青年一代，中国孔夫子有两句话值得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人”是个万万多数恹恹待毙的人民，以及对美国友谊已感到惑疑的知识青年。
显然，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但对美国的调停不再抱任何希望，甚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1947年10月21日，沈从文在上海《益世报》发表了《一种新希望》一文，他把“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学术独立的重呼”“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看作扭转时局的妙药良方。在他看来，第三方面如能重造，将来必有其光辉前途，学术独立则有利于保存人的心智资源，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孕育一个“在政治学术以外作更广泛的黏合与吸收，且能于更新的世界局势中作有效适应”的“第四组织”，必将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新生和国家的重造。
他的这些想法，也集中地体现在他以巴鲁爵士笔名发表的总题为“北平通信”的系列文章当中，他对古都的保护、文化建设、政治信仰的重造以至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都提出了看法，但他也知道，这不过是痴人说梦。“北平明日能否如此设计发展，期于目前中央政府，自如一荒谬绝伦有悖现实之梦，决无实现可能”。
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已经不是那个埋首写作的小说家，他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论家。他反对战争、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过多干涉、呼吁和平、抗议政府抓捕学生，可以说是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
如果这些言论发表于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或国民党军队率先挑起内战的时候，无疑会受到在野的各党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欢迎。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1947年7月29日，具有标志性的鲁西南战役结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跃进计划，内战爆发一年多来，共产党军队已歼灭国民党军97个旅、歼敌78万人，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此时再呼吁和平，真是不合时宜之举了。
1948年年初，战争的形势已经基本明朗，政府军的溃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此时的沈从文依然不能“审时度势”地思考问题，还是按照自己的固有思路讨论时政，这决定了他永远不会成为什么“政治家”，只能属于书呆子一路。当中国共产党正在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沈从文却充满温情地书写着地主的宽容与农民的感恩。
1947年12月25日，是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当熊希龄夫人毛彦文女士请他为熊希龄写些什么的时候——沈从文早年曾在熊府住过一年多，后来又到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工作，他不但自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还致函胡适，请他也写些悼念的文字：
适之先生：
前天我到石驸马大街熊家，听熊太太毛彦文先生谈及：“秉三前辈死去已十周年，想请先生写点纪念文章。能在一月三号载出，极感谢。”文章拟分别在各报发表，《大公报》上盼望有先生的文章。这文章如不太麻烦您，或能在二三日内写成，作独立时论稿分寄各处，自然更好。熊夫人说将过府上拜访，我怕她为慈幼院事忙来忙去，到先生家时又见不着面，心中着急，所以写这个信一说。
从文 敬启
十二月廿五
沈从文为此写下了日后给他惹下无数麻烦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在左翼作家笔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到了沈从文笔下变得温情脉脉起来：“当地规矩，佃户每年照例都要按收成送给地主一点田中附产物，此外野鸡、鹌鹑、时新瓜果，也会按时令送到，有三五百租的地主人家，吃来吃去可吃大半年的。老太太心慈，照老辈礼尚往来方式，凡遇佃户来时，必回送一点糖食，一些旧衣旧料，以及一点应用药茶，总不亏人。”
沈从文这样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在熊家住过一年半，受过人家的恩惠，写此文章借以报恩，而是向来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湘西的民俗风情，我们也很难在《边城》中看出顺顺、老船夫之间的阶级分野来。
对于沈从文，这些文字只是性之所至、信手拈来的，他长期以来建筑的就是这样的人性的小庙，几乎用不着思考。然而，对向来以阶级划分敌我的革命阵营来说，沈从文的上述言论只能被看作一种思想反动的证明，由此，一场更大的批判风暴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在香港出版。在这一期的刊物上，发表了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刊物在宣传革命文艺思想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以朱光潜、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一期的刊物上，沈从文成了批判的主角，除了乃超撰写的批判专文以外，《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斥反动文艺》也都将沈从文作为批判的对象。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开篇就写道：
文艺和群众的需要脱了节，呈现出一片混乱和空虚。
对于这现象，我们今天再不应回避或缄默，我们应该坦白承认，并且应该勇敢地检讨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向社会群众承认我们的责任。
但这绝不是像沈从文之流所能指摘的。他们躲在统治者的袍角底下，企图抓住一二弱点，对新文艺作无耻的诬蔑，甚至幻想借这种诬蔑，把文艺拉回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域中去。这是不可能的。
文章把沈从文的作品看作“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称他偍倡的“第三方面的活动”是“配合四大家族的和平阴谋”。作者对此评述道：“以一个攻击艺术家干政治的人，也鬼鬼祟祟干这些浑水摸鱼的勾当，它的荒谬是不堪一击的。但我们决不能因其脆弱而放松对他们的抨击。因为他们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的。”相对于1947年年初对沈从文的批评，这一波批判来得更为凶猛，也更富有组织性。批评家们在严格按照党的文艺政策行事的同时，极力从人格上贬低自己的批评对象。在郭沫若的笔下，沈从文所写的是“文字上的裸体画”“文字上的春宫”“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
而在乃超看来，沈从文是“地主阶级的弄臣”，他所继承的是“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
而在此之前，荃麟已经称沈从文是“二丑的二丑”，是“三丑”
。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些文学批评家在没有硝烟的文学战场上进行着残酷的肉搏战，不幸的是，他们所针对的是一个手无寸铁、倡导和平、捍卫艺术纯洁性的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随着历史的延展，他们最终会发现这次集体行动对中国文学事业的伤害有多大。
在所有的批判文章中，郭沫若的文章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文章标题不仅最为旗帜鲜明，他的身份也最为特殊。此时，他已经被看作继鲁迅之后的中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认真追究起来，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判未必全然是从思想立场的对立出发的，他们的个人恩怨由来已久。1930年，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已经得到文坛的认可，他在《日出》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郭沫若》，文章在肯定郭沫若新诗成就的同时，对他的小说创作却大大地不以为然，甚至奉劝郭沫若放弃小说创作：这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此后沈从文又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重申了类似观点，他这种不客气的指责，不免令已经功成名就的郭沫若有些难堪，尽管郭沫若当时并未就此作出回应。从此以后，沈从文的言论似乎格外地受到郭沫若的注意。
1936年10月，沈从文提出了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差不多”现象，号召作家们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针对自己的弱点，好好地各自反省一番，以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自甘寂寞，略与流行观念离远，不亟亟于自见，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壮大与深入。
而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一文中虽然没有提沈从文的名字，但却表现了对提出“反差不多”主张的人的极度不满：“近来听说又有人在鼓动着‘反差不多’的论调了，主旨是嫌抗敌理论过于单纯，而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半年，反正都‘差不多’，因而便激起了一些‘反感’。抱着这种‘反感’的君子，朝好处说，自然是过于高尚了一点，朝坏处说，实在是于不知不觉之间犯了为虎作伥的嫌疑”。
20世纪40年代初期，沈从文在《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几篇文章中，相继表达了反对作家从政的观点，认为作家从政只不过是“趋时讨功”“凑趣帮闲”。对此，郭沫若在《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中指出：沈从文在战争当中提出“反对作家从政论”，“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误认为‘从政’，那也不免是超过误解范围的诬蔑”。
1943年1月，沈从文在《“文艺政策”检讨》一文中批评国家的文艺政策，顺便对政治部第三厅的设置发了几句议论：“第三厅的成立，是先闻每月可动用一百万元经费，可见起始期望相当大。但事到后来，可供使用经费尚不及十分之一，从数目变更上又可见出若不是这笔钱在当局认为用不得当，就是主持者钱用不了，因为这个工作固然值得花钱，但也要会花钱。”
对此，郭沫若并没有直接回应，但在他的自传《洪波曲》中，说沈从文是“造谣”。当1946年沈从文说郭沫若“飞莫斯科”的时候，郭沫若则针锋相对地说：“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更成了他的摇头材料。……假使有机会飞，我还是要飞的，尤其是‘飞莫斯科’。我并不怕教授们向我摇头……我假如努力到使教授们把头摇断，那是最愉快的事。”
1947年，沈从文在《大公报·图书周刊》上发表了《新书业和作家》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涉及创造社：
先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诸先生之努力，一面感于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面感于受出版方面压迫，作品无出路，想突破这个独占不合理局面，希望作品有以自见，也希望能用作品自给自足，因此来自办出版，直接和读者对面。努力的结果，虽若干短时期即成两面的突破，过不久终因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
平心而论，无论沈从文所写的是不是事实，他的这段文字本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是以创造社为例谈文学创作的艰难，“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句，也与创造社自己所说的“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湮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的话相近。但郭沫若读过这篇文章后，马上在1月2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拙劣的犯罪》一文，逐条批驳沈从文的文章：
我假如不也是创造社的一个人，对于这个叙述，我只好佩服作者的明于掌故，而且会疑心他也就是创造社发起者之一人了。然而不幸得很，这么一点简缩的叙述，却差不多全盘不符事实。所谓“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不识作者何所指？是说当时的“礼拜六”派吗？他们倒并不曾“压迫”过我们。是指先后约略同时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吗？他们不能算是“恶势力”。会与社诚然有过一些由于误会所生的摩擦，但那是相对的，说不上谁“压迫”谁。假使要说研究会“压迫”创造社，又何尝不能说创造社“压迫”研究会呢？
“作品无出路”更是信口开河。……
“希望作品有以自见”，这倒还说得过去。凡是存心作为一个作家，谁也应该有这种的“希望”。但是“希望能用作品自给自足”，尽管通货还没有当今这样膨胀，发行还没有当今这样困难，如不是地道的市侩，谁也不敢存那样的几希“希望”的。
那么为什么要来“自办出版”？对不住得很，要在沈从文的贫乏的观念之外提出一个观念来，便是要把创作、出版、读者打成一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生力量。有创造社出版部的章程可以证明，这项资料应该还没有丧失干净。当时的创造社出版社部是以读者为股东的，每股五元，有各种应享的股东权利。我想在今天四五十岁左右的朋友，怕有很多是曾经做过创造社的股东。……
它的结束，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沈从文，并不是什么“终因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的。
这种不顾事实、自我作古的态度，就是沈从文的态度。
达夫虽然死了，成仿吾和我还没有死，田寿昌、郑伯奇、阳翰笙、李一氓、冯乃超、彭康、朱镜我及不少的“小伙计”和股东们都还没有死，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
比较沈从文、郭沫若的文章，就会感觉到两人的情绪判然两样。在沈从文来说，他是“说者无心”，而郭沫若是“听者有意”，郭沫若如果对沈从文没有成见，断不会对沈从文如此不客气的。由此可见，郭沫若个人对沈从文的恶感由来已久，1937年以后，他几乎没有放过一次批判沈从文的机会，在此积怨之下，对沈从文痛下杀手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次集束性的批判几乎是对沈从文人生命运的一次宣判，其上纲上线的程度之高、用词之严厉为历次批判之最。但令人奇怪的是，沈从文的反应并不像去年那次强烈，不是持续的批判已经麻木了他的神经，就是他并不知道《大众文艺丛刊》的编辑内幕，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读过这本杂志。显然，沈从文并没有把这次有组织的批判放在眼里，他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信心，依然我行我素地埋头工作着。
1948年夏天，他和许多朋友又来到了霁清轩度假。霁清轩是颐和园东北偏僻处的一所庭院，由乾隆题名，大门在谐趣园的一角。这里原本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度假的地方，因何思源忙得不可开交，就让老友杨振声夏天到此地避暑。两年来，每到暑期，杨振声就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几位教授和年轻朋友自带行李到这里度假。沈从文住在一处曾经做过浴室的房子里，房子在低处，门前有一条小溪，因长久无人居住，到处都生了毛，沈从文将其形容为“一块待加作料的豆腐乳”，倒也贴切。从这里向上望，“不拘早晚，那所主要房子，那长廊一搭，那个亭子，那石头间大松树和小小虎耳草，人工天然，都仿佛配置得有点宋人画意”。
而在傅汉思笔下，这小小的庭院则更美丽迷人：“那园子不大，却有丘有壑，一脉清溪从丘壑间潺潺流过。几处精致的楼阁亭舍，高高低低，散置在小丘和地面上，错落有致。”
对于忙累了一个学期的沈从文来说，这里空气清新、气氛宁静，再配上孩子们充满童趣的游戏，无疑是一个度假的好去处。沈从文曾在一封家信中透露了自己此刻心境：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耳朵边听着水声秋蛩声，水面间或有鱼泼剌，小虎虎即唉哟一喊，好像是在他心上跳跃。又问《史记》是谁作的，且把从报纸上看到的罗马史故事复述。因为日长无事，读了许多报上问题。一切如此真实，一切又真像做梦！人生真是奇异。我接触的一分尤其离奇。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地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有着很强的自信。1947年，他曾经在《八骏图》自存本上作出过这样的题识：“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这段对话表明了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依然充满了信心，全然不是受过围攻的样子。但时局的动荡不可能不在他的内心世界里留下阴影，一种生活的不安全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向张兆和倾诉着自己的烦恼：“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你懂得这个‘倦’是什么。不知为什么总不满意，似乎是一个象征！”
“晚上做了个梦，一家人在什么一个小店半途中候车，每家大门都关得严严的，且不见一个人。到后许久才找到旅馆、车站……比真实还烦心，就醒了。”
这无疑是一种心理紧张的表现。
1948年，虽然他依然写了《五四和五四人》《“中国往何处去”》等杂文，一如既往地呼吁着和平，但数量已经比前两年明显地减少了。沈从文已经对时局彻底失望，也预见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他在写给徐盈的信中说：“国家在变化中，从我们这一代看来，总以为如能由战争外平衡矛盾，或可减少些消耗牺牲。但势不可能，末了是到处着火。”
“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
世事既然已经如此不可挽救，沈从文转向了埋头工作，从一点一滴做起，脚踏实地地做一些有意义的实事。1948年2月，北京大学筹建博物馆，作为国文系教授的沈从文是筹备委员，也是最热心者之一。博物馆里没有文物，哪里能叫“博物馆”呢？沈从文实在看不过去了，他把自己多年搜集的几十种漆器和瓷器一件不留地送给了博物馆。博物馆里缺少图书作参考，他又把自己购置的《书道全集》《世界美术全集》送到了筹备处。不但如此，他还千方百计地义务为博物馆搜集有价值的藏品：
当时北大筹备一所配合教学研究用的历史和民俗性质的博物馆，着手从公私各方征集资料。沈先生对此事的热心不亚于历史系的几位负责人。他把自己从冷摊上或古玩店里搜罗到的一些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筹备处，并随时留意熟人中有没有这类东西。有一次他见我案头摆了个青花小瓷杯，是逛琉璃厂贱价买的。他拿在手里仔细翻看，认为式样别致，质料、花色都好，是康熙青花瓷精品，问我愿意不愿意捐赠给博物馆筹备处，我慨然应允，又给他看一枚铜钱，是吴三桂在云南称王时所铸的“利用通宝”。这种钱，据北大中文系一位教授说，抗战前在北平每枚值一百多现洋，但我看重的是这枚钱的一番不平凡的来历：1943年昆明南菁中学在北门外一个山坡上扩建校舍，拆除一所尼庵和庵旁一座骨灰塔。这塔，相传是吴三桂爱妾陈圆圆出家为尼圆寂后的灵骨塔，塔上嵌有砖刻法号，也与野史所说的相符。毁塔时，发现骨灰坛里混有大大小小的几十枚“利用通宝”，学生和工人们一顿乱抢，事后有个学生送了这一小枚给我。沈先生听了我这番叙述，眼睛睁大，连连说：“有意思！有意思！”又轻声试探着问，“能不能把这也捐给筹备处？”在他那热切的目光下，我怎能不答应呢！他高兴极了，怀着这两件小玩意儿马上告辞出去。
沈从文热心公益事业的事情不止这一件。1947年9月，为纪念已故校长蔡元培先生，决定建立孑民图书室，号召各方人士捐赠图书，而学生们也往往利用假期四方募集图书。沈从文也是热心襄助、多方奔走，并给自己的熟人写信，请他们捐赠图书，或请他们接待持信的学生，为他们介绍能捐赠图书的朋友。1948年夏，他将孑民图书室干事张守薏、顾文安引见给陈敬容、刘北汜、巴金、张骏祥等人，请他们从中相助。从以下这封信中即可见沈从文热心此事之一斑：
骏祥兄：
北大同学办了个孑民图书室，同学热心服务，半年来成绩已极好，对于共同学习有极大方便。很盼望朋友为捐点书报，或自著的，或他人的，对他们都是一种鼓励！北方同学单独买书已无能力，公家机构又顾不及办新书，同学的热心服务，值得帮忙，如代为向相熟友好多捐点书报，感谢的实不止二三负责人，所惠的实在太多！
弟 沈从文顿首
六月廿七
战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不喜欢战争的沈从文将不得不直面战争。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军队没有做任何休整，林彪即率军南下，与华北野战军会合一处，对北平城形成了合围之势。与此同时，华东、中原野战军又协同发起了淮海战役。至此，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北平城内，北京大学的课虽然照常进行，但已人心惶惶。11月28日，沈从文给大哥沈云麓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课尚照常进行，不停顿。熟人中可能有些于十天半月或年末要离开，一离开，大致就拟终生不再来了。”
对于沈从文来说，是走？还是留？他面临着决定自己此后命运的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