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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恽震筹建了资源委员会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和几个分厂，大力支援了全民族抗战。
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制定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依此，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于7月成立。资源委员会派恽震为专门委员兼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为王崇植、张承祜、朱其清、黄修青、许应期、冯家铮、杜光祖、张延祥，共9人。另外资源委员会还委派专门委员任国常（电瓷专家）和周维干（无线电专家）。这11个人多半是交通大学的先后校友，在1935年至1936年两年间集合在一起。他们同中央钢铁厂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程义法、中央机器厂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守竞共同商讨建厂事宜。1936年8月，恽震等带领一群测绘人员，开始选择建厂地址。其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由东北进入关内，重工业基地必然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比较过若干地点后选定了湖南省湘潭市。湘潭是远离东北的内陆城市，又具有十分便利的水陆交通，故决定以湘潭市下摄司为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钢铁厂和中央机器厂三大厂的建设地址。
按照筹备委员会的设想，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管理处设在南京，下设四个分厂，分别生产电线电缆、电子管与电照、电话设备，以及电机、变压器、电池等设备。
1937年3月，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湘潭市下摄司正式动工兴建。
南京失陷前，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处先从南京迁往湖南湘潭，后分开迁入昆明和桂林等地。1939年，中央电工器材厂正式成立，并投入生产，产品主要供政府、军队、交通、工业等机关使用。
张承祜，是交通大学电机科无线电信门1923届毕业生，1926年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无线电系。他对中国的电台没有一根国产电线颇感遗憾，建议兴办电线厂。资源委员会同意了张承祜的建议，并邀请其参加筹建电线厂，也就是电工一厂。被筹备委员会委派去英国寻求电线电缆技术转让厂家，采购设备，了解国外电线电缆制造和电工事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资源委员会同时拨给伦敦中国银行一笔专款，供张承祜购买设备。为了选购设备，张承祜先后考察了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有关工厂，购回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线电缆生产设备。
电工一厂与英国绝缘电缆公司（British Insulated Callender's Cables，BICC公司）签订了技术协议，由该公司负责提供技术、培训人员等。张承祜抽时间到BICC工厂学习了3个月。同时，资源委员会又选派葛和林、娄尔康、支少炎、卞学曾分别赴BICC公司所属工厂学习电线制造技术。经办人洋为中用，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的先进技术，采购了设备，使电工一厂在建厂之初就拥有英、德、法、美等国的先进的电线电缆生产设备和技术。
1939年，日机经常空袭昆明，指导安装和培训的BICC工程师布莱克为自身安全考虑，随即返回英国。以后的机器安装及试生产均由国内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完成。最初由吴维正、姚诵尧带领职工安装，后来赴英、德学习的史通等人陆续回国，又延揽了留学日本的李杜、交通大学1937届毕业生吴世英等共同投入紧张的安装调试工作中，按期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9年7月1日中央电工器材厂一厂正式成立时，政府拨给创业经费210万银圆，建厂面积为8 415平方米，职工人数为497人。同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共同努力，制造出我国第一根铜导线，填补了当时国内空白。电工一厂被誉为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摇篮，产品的商标被定名为“电工牌”。从此，中国电线电缆工业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生产电子管，资源委员会朱其清与蔡金涛、蒋葆增一起草拟了采购和技术引进的草案，赴美国寻找伙伴，与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Arcturus Radio Tube Company）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朱其清先生延聘张朝汉、刘卓钧两位留美人员去美国公司实习。1939年，朱其清与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签订了关于电子管的技术贸易合同。该合同特点如下：①简单明了，以1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几种收发讯管的设计图纸和工艺规程，并且提供两名实习生名额；②以引进技术图纸工艺流程为主，设备基本自制；③该技术属于非独占的普通许可；④许可酬金采用递减提成方式；⑤资源委员会已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从而能够保证良好的经济效益。1938—1945年，电工二厂合计生产了10.1万只电子管，不仅生产出有技术合作的美国式样的电子管，还经技术消化后，生产了用于长途电话机的电子管，自行设计了石墨屏的电子管，加之生产了375.4万只灯泡，节省了大量外汇。这些产品对于坚持抗战、活跃后方经济，不可或缺。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电灯泡的供应没有太大缺口，且当时国人制泡技术已相当成熟，产品甚至出口海外，在民族工业技术水平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实属罕见。真空管作为无线电设备的重要元件，在战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当时国内已有多家无线电厂，但没有一家能够生产真空管，这就使我国的无线电事业无法独立。资源委员会认为，真空管的需求最为殷切，亟应制造。但因其销路不广，不得不兼造普通电灯泡，以求调剂，似为最妥当的办法。
由于制造真空管与普通电灯泡的设备大部分相同，二者可以共用。因此，电工二厂通过生产电灯泡获利以缓解真空管销路窄、获利少给厂里造成的困难。中央电工器材厂成立不久就进入了照明行业。1938年7月，普通白炽灯泡在该厂投入生产，电工二厂负责电照的厂长是冯家铮。内迁重庆的渝二支厂在厂长吴祖垲（193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于1943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根白光荧光灯。后来该厂发展成为南京电照厂。1951年2月，南京电照厂分为南京电子管厂和南京灯泡厂。
1919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的前身）的厂长黄修青（1898—1979），在1937年受资源委员会委派，赴德国与西门子霍尔斯克公司签订了技术引进合同。在电话事业上磨炼过近二十年的黄修青带领技术人员沈家祯、卢祖谋（1931年交通大学电机科毕业，为黄俢青助理）在该公司实习考察一年，购置了必要的生产试验设备。
设备运出时，德国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沈家桢负责在德国采购及转运，在克服许多困难把机器交运后，绕道回国。因机器设备从德国进口，运输方案途经越南通过滇越铁路运至云南，而当时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又禁止运输德国货，于是被迫将货物转运至香港，并在香港九龙成立电工三厂预备厂，将存在香港的军用电话机材料装配成件，及时供应抗战部队军需。后经多方艰苦努力，才将全部机器设备经缅甸仰光沿滇缅公路运入国内，并于1940年7月在昆明马街子投产，后迁往日寇军机难以轰炸的安宁清音山侧。
1937年7月到1940年6月，资源委员会每年补助清华（后临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无线电研究所4万元，并且确定研究课题。电工三厂与其合作，双方协议规定：厂方关于无线电制造及研究的经验、技术尽量供给研究所参考，而研究所尽量把研究成果提供给厂方以资改进；双方技术人员互相参观讨论并交换研究、制造成果；研究成果的专利部分，双方各得该项专利权之半；经双方同意，可将部分成果公开发表；研究所如需向厂方购买研究设备，厂方当以优惠价格售与。
抗日战争期间，电工三厂与西南联大合作，仿制E1式单路载波机。杨嘉墀（1941年交通大学毕业，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参加并且做出了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样机，在昆明工业展览会上展出。还有由张景廉、戴振铎、王天眷等研制的多套军用无线电话机、航空用短距离通话机，由任之恭、林家翘、陈芳允研制的军用加密无线电话机，由毕德显与空军军官学校教官叶嘉祺合作研制的长波无线电定向器等。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产品还装备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
1938年夏，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归并到湘潭，成为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厂，厂长为许应期。
因战乱，电工四厂没有在湘潭开工，而是直接把设备运往西南。许应期和恽震商量将电工四厂分成两个部分：昆明厂占六成，专门制造电机；桂林厂占四成，制造电机和电池。昆明四厂有三四十位比较优秀的、可以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优势非常明显。
昆明四厂和桂林四厂最初都由许应期任厂长。后来昆明四厂由电工一厂的厂长张承祜兼管，负责电机制造的是褚应璜、汤明奇、林津；桂林四厂由王宗素代理厂长。许应期先在昆明，后到桂林，又出国帮助恽震联系技术合作事宜，回国后到交通大学任教。
电工四厂人资充足：昆明四厂副厂长诸葛恂，192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主任工程师褚应璜，193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会计科长蒋家鑅，193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科；浙江大学毕业、留英实习的清华教师孙瑞珩；留英实习归国的艾维超；交通大学毕业的孟庆元、杨锦山、朱仁堪、沈从龙、林津、汤明奇、温建中、沈宝书、俞炳元、俞恩瀛、王金仁等；后又从上海大同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黔的浙江大学、迁渝的交通大学五校吸纳冯勤为、严筱钧、彭俊甫、周茂培、方福林、李子白、王文铮、高庆荣、刘塽、黄祖干、刘隆士、叶自仪、吴履梯、卢荣光、吴国城等。
桂林四厂副厂长王宗素（后为代理厂长）兼电机组长，技术人员有俞耀南、蓝毓钟、吴天霖、陶炜、张弘夏、丘伟、李文渊、萧心；电池组长为潘福莹，技术人员有魏彦章、高嵩、陶永明，其中高嵩兼重庆电池支厂主任，陶永明兼兰州支厂主任，皆富经验。
电工四厂两个分厂人才济济，多为以后派去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简称西屋公司）及开展建设的技术、管理骨干。这时第一厂（电线）、第二厂（电子管）、第三厂（电话机）等的购设备经费皆已于1937年领到一部分，并换成外汇使用。唯独第四厂（电机方面）需款更多，而战事方殷，领不到额定的款项，无款汇欧美等国购买设备，甚为可惜。
电工四厂在电工器材领域是最重要的工厂，人才最多，产品供不应求。该厂能设计制造6 900伏、容量是200～300千伏安的变压器和200千瓦以内的电动机，虽不能造高压电动机，但可以修理大电机。修造电机所需的轴承、矽钢片可从上海的外商处购买。
冒着日寇的战火，中央电工器材厂投产后，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对抗战所需电工器材的供应以及西南、西北各省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电工器材厂在生产的同时，还开展科学研究，下设电气、化学、机械三个研究室，并与各个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先后试制成功了多种以前需要进口的原材料。当时该厂的产品“均系本国工程师自行研究、自行设计，毫不假外人之手”。1944年12月28日，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的国防科学授奖大会上，发明绕方铜线线圈器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学徒汤家桢获奖。
潘福莹领导的化学研究室，在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迁移到桂林中央电工器材厂后，研制出适用于飞机的铅酸蓄电池，开创了西南偏远地区生产此军用蓄电池的历史。1940年桂林建厂期间，恰逢抗日前方急需一批地雷用、通信用军用电池，锌锰干电池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批地造出来，并及时送交抗日将士手中。
电工一厂机器齐全，具有20世纪30年代世界最高水平，故厂房规模宏大，布置整齐，然而在战时却易成为敌机轰炸目标，两次遭炸，损失不小。幸职工上下齐心，每次厂房被炸后尽快修理，半月内即复工生产。桂林二厂、昆明四厂建筑均系临时性的，竹筋泥墙，覆以竹瓦后再加固增修，仍极简陋。电工三厂机器皆为德国货，在安宁县（现为安宁市）的清音山侧，建了一个与昆明四厂规模相似的厂房，虽然简陋，效率不亚于正规大厂。
电工四厂建厂之初，广揽人才，虽设备不足、经费缺乏，但市场需求旺盛，急需开拓新局。
在恽震的主持下，中央电工器材厂力求推行科学、严密的管理体系。总管理处统一财权，采购、供应、销售等业务活动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人才培养、技工培训计划井然有序。总管理处聘郑宗光为秘书室主任，姒南笙为业务室主任，王镇中为会计室主任，顾谷同为技术室主任兼电工三厂副厂长，朱璆为运输处主任。业务人才有陆鸣嘉、陶寿康、姒南笙、沈家桢、荣志惠、俞恩瀛、许声潮、童宝琪、方纪难、陈之颉、钱瀚声、魏重庆、沈嘉英、殷关元、程欲明、杨沁尘等。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确定总管理处移至南京，张承祜任协理兼代总经理，呈资源委员会加派徐均立（电讯专家）为协理兼秘书处主任，王镇中为财务处主任，周杰铭为会计处主任，顾谷同为技术处主任，陆鸣嘉为购运处主任，俞恩瀛为业务处主任。业务处直辖各地区营业处。
各地区各厂调整布局：昆明一厂和四厂合并为昆明制造厂，孙瑞珩任厂长，兼管电缆电机。昆明三厂奉令改为中央有线电厂，移至南京，黄修青厂长改任总经理。电工一厂设备分一部分到上海，派沈良骅为上海制造厂厂长。在南京设电照厂，以制造日光灯管为主，吴祖垲任代理厂长。电子管厂设备尚待另购，以单宗肃为筹备处主任。派朱仁堪为湘潭下摄司电机新厂工程处主任，后林津任厂长。汉口定为电池生产中心，贵阳设备运至汉口，潘福莹、魏彦章任正、副厂长。呈准派王宗素为天津制造厂厂长、张朝汉为副厂长兼营业处主任。派汤明奇为沈阳制造厂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