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恽震筹建了资源委员会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和几个分厂,大力支援了全民族抗战。
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制定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依此,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于7月成立。资源委员会派恽震为专门委员兼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为王崇植、张承祜、朱其清、黄修青、许应期、冯家铮、杜光祖、张延祥,共9人。另外资源委员会还委派专门委员任国常(电瓷专家)和周维干(无线电专家)。这11个人多半是交通大学的先后校友,在1935年至1936年两年间集合在一起。他们同中央钢铁厂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程义法、中央机器厂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守竞共同商讨建厂事宜。1936年8月,恽震等带领一群测绘人员,开始选择建厂地址。其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由东北进入关内,重工业基地必然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比较过若干地点后选定了湖南省湘潭市。湘潭是远离东北的内陆城市,又具有十分便利的水陆交通,故决定以湘潭市下摄司为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钢铁厂和中央机器厂三大厂的建设地址。
按照筹备委员会的设想,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管理处设在南京,下设四个分厂,分别生产电线电缆、电子管与电照、电话设备,以及电机、变压器、电池等设备。
1937年3月,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湘潭市下摄司正式动工兴建。
南京失陷前,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处先从南京迁往湖南湘潭,后分开迁入昆明和桂林等地。1939年,中央电工器材厂正式成立,并投入生产,产品主要供政府、军队、交通、工业等机关使用。
张承祜,是交通大学电机科无线电信门1923届毕业生,1926年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无线电系。他对中国的电台没有一根国产电线颇感遗憾,建议兴办电线厂。资源委员会同意了张承祜的建议,并邀请其参加筹建电线厂,也就是电工一厂。被筹备委员会委派去英国寻求电线电缆技术转让厂家,采购设备,了解国外电线电缆制造和电工事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资源委员会同时拨给伦敦中国银行一笔专款,供张承祜购买设备。为了选购设备,张承祜先后考察了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有关工厂,购回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线电缆生产设备。
电工一厂与英国绝缘电缆公司(British Insulated Callender's Cables,BICC公司)签订了技术协议,由该公司负责提供技术、培训人员等。张承祜抽时间到BICC工厂学习了3个月。同时,资源委员会又选派葛和林、娄尔康、支少炎、卞学曾分别赴BICC公司所属工厂学习电线制造技术。经办人洋为中用,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的先进技术,采购了设备,使电工一厂在建厂之初就拥有英、德、法、美等国的先进的电线电缆生产设备和技术。
1939年,日机经常空袭昆明,指导安装和培训的BICC工程师布莱克为自身安全考虑,随即返回英国。以后的机器安装及试生产均由国内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完成。最初由吴维正、姚诵尧带领职工安装,后来赴英、德学习的史通等人陆续回国,又延揽了留学日本的李杜、交通大学1937届毕业生吴世英等共同投入紧张的安装调试工作中,按期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9年7月1日中央电工器材厂一厂正式成立时,政府拨给创业经费210万银圆,建厂面积为8 415平方米,职工人数为497人。同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共同努力,制造出我国第一根铜导线,填补了当时国内空白。电工一厂被誉为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摇篮,产品的商标被定名为“电工牌”。从此,中国电线电缆工业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生产电子管,资源委员会朱其清与蔡金涛、蒋葆增一起草拟了采购和技术引进的草案,赴美国寻找伙伴,与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Arcturus Radio Tube Company)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朱其清先生延聘张朝汉、刘卓钧两位留美人员去美国公司实习。1939年,朱其清与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签订了关于电子管的技术贸易合同。该合同特点如下:①简单明了,以1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几种收发讯管的设计图纸和工艺规程,并且提供两名实习生名额;②以引进技术图纸工艺流程为主,设备基本自制;③该技术属于非独占的普通许可;④许可酬金采用递减提成方式;⑤资源委员会已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从而能够保证良好的经济效益。1938—1945年,电工二厂合计生产了10.1万只电子管,不仅生产出有技术合作的美国式样的电子管,还经技术消化后,生产了用于长途电话机的电子管,自行设计了石墨屏的电子管,加之生产了375.4万只灯泡,节省了大量外汇。这些产品对于坚持抗战、活跃后方经济,不可或缺。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电灯泡的供应没有太大缺口,且当时国人制泡技术已相当成熟,产品甚至出口海外,在民族工业技术水平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实属罕见。真空管作为无线电设备的重要元件,在战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当时国内已有多家无线电厂,但没有一家能够生产真空管,这就使我国的无线电事业无法独立。资源委员会认为,真空管的需求最为殷切,亟应制造。但因其销路不广,不得不兼造普通电灯泡,以求调剂,似为最妥当的办法。
由于制造真空管与普通电灯泡的设备大部分相同,二者可以共用。因此,电工二厂通过生产电灯泡获利以缓解真空管销路窄、获利少给厂里造成的困难。中央电工器材厂成立不久就进入了照明行业。1938年7月,普通白炽灯泡在该厂投入生产,电工二厂负责电照的厂长是冯家铮。内迁重庆的渝二支厂在厂长吴祖垲(193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于1943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根白光荧光灯。后来该厂发展成为南京电照厂。1951年2月,南京电照厂分为南京电子管厂和南京灯泡厂。
1919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的前身)的厂长黄修青(1898—1979),在1937年受资源委员会委派,赴德国与西门子霍尔斯克公司签订了技术引进合同。在电话事业上磨炼过近二十年的黄修青带领技术人员沈家祯、卢祖谋(1931年交通大学电机科毕业,为黄俢青助理)在该公司实习考察一年,购置了必要的生产试验设备。
设备运出时,德国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沈家桢负责在德国采购及转运,在克服许多困难把机器交运后,绕道回国。因机器设备从德国进口,运输方案途经越南通过滇越铁路运至云南,而当时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又禁止运输德国货,于是被迫将货物转运至香港,并在香港九龙成立电工三厂预备厂,将存在香港的军用电话机材料装配成件,及时供应抗战部队军需。后经多方艰苦努力,才将全部机器设备经缅甸仰光沿滇缅公路运入国内,并于1940年7月在昆明马街子投产,后迁往日寇军机难以轰炸的安宁清音山侧。
1937年7月到1940年6月,资源委员会每年补助清华(后临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无线电研究所4万元,并且确定研究课题。电工三厂与其合作,双方协议规定:厂方关于无线电制造及研究的经验、技术尽量供给研究所参考,而研究所尽量把研究成果提供给厂方以资改进;双方技术人员互相参观讨论并交换研究、制造成果;研究成果的专利部分,双方各得该项专利权之半;经双方同意,可将部分成果公开发表;研究所如需向厂方购买研究设备,厂方当以优惠价格售与。
抗日战争期间,电工三厂与西南联大合作,仿制E1式单路载波机。杨嘉墀(1941年交通大学毕业,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参加并且做出了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样机,在昆明工业展览会上展出。还有由张景廉、戴振铎、王天眷等研制的多套军用无线电话机、航空用短距离通话机,由任之恭、林家翘、陈芳允研制的军用加密无线电话机,由毕德显与空军军官学校教官叶嘉祺合作研制的长波无线电定向器等。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产品还装备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
1938年夏,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归并到湘潭,成为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厂,厂长为许应期。
因战乱,电工四厂没有在湘潭开工,而是直接把设备运往西南。许应期和恽震商量将电工四厂分成两个部分:昆明厂占六成,专门制造电机;桂林厂占四成,制造电机和电池。昆明四厂有三四十位比较优秀的、可以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优势非常明显。
昆明四厂和桂林四厂最初都由许应期任厂长。后来昆明四厂由电工一厂的厂长张承祜兼管,负责电机制造的是褚应璜、汤明奇、林津;桂林四厂由王宗素代理厂长。许应期先在昆明,后到桂林,又出国帮助恽震联系技术合作事宜,回国后到交通大学任教。
电工四厂人资充足:昆明四厂副厂长诸葛恂,192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主任工程师褚应璜,193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会计科长蒋家鑅,193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科;浙江大学毕业、留英实习的清华教师孙瑞珩;留英实习归国的艾维超;交通大学毕业的孟庆元、杨锦山、朱仁堪、沈从龙、林津、汤明奇、温建中、沈宝书、俞炳元、俞恩瀛、王金仁等;后又从上海大同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黔的浙江大学、迁渝的交通大学五校吸纳冯勤为、严筱钧、彭俊甫、周茂培、方福林、李子白、王文铮、高庆荣、刘塽、黄祖干、刘隆士、叶自仪、吴履梯、卢荣光、吴国城等。
桂林四厂副厂长王宗素(后为代理厂长)兼电机组长,技术人员有俞耀南、蓝毓钟、吴天霖、陶炜、张弘夏、丘伟、李文渊、萧心;电池组长为潘福莹,技术人员有魏彦章、高嵩、陶永明,其中高嵩兼重庆电池支厂主任,陶永明兼兰州支厂主任,皆富经验。
电工四厂两个分厂人才济济,多为以后派去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简称西屋公司)及开展建设的技术、管理骨干。这时第一厂(电线)、第二厂(电子管)、第三厂(电话机)等的购设备经费皆已于1937年领到一部分,并换成外汇使用。唯独第四厂(电机方面)需款更多,而战事方殷,领不到额定的款项,无款汇欧美等国购买设备,甚为可惜。
电工四厂在电工器材领域是最重要的工厂,人才最多,产品供不应求。该厂能设计制造6 900伏、容量是200~300千伏安的变压器和200千瓦以内的电动机,虽不能造高压电动机,但可以修理大电机。修造电机所需的轴承、矽钢片可从上海的外商处购买。
冒着日寇的战火,中央电工器材厂投产后,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对抗战所需电工器材的供应以及西南、西北各省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电工器材厂在生产的同时,还开展科学研究,下设电气、化学、机械三个研究室,并与各个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先后试制成功了多种以前需要进口的原材料。当时该厂的产品“均系本国工程师自行研究、自行设计,毫不假外人之手”。1944年12月28日,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的国防科学授奖大会上,发明绕方铜线线圈器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学徒汤家桢获奖。
潘福莹领导的化学研究室,在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迁移到桂林中央电工器材厂后,研制出适用于飞机的铅酸蓄电池,开创了西南偏远地区生产此军用蓄电池的历史。1940年桂林建厂期间,恰逢抗日前方急需一批地雷用、通信用军用电池,锌锰干电池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批地造出来,并及时送交抗日将士手中。
电工一厂机器齐全,具有20世纪30年代世界最高水平,故厂房规模宏大,布置整齐,然而在战时却易成为敌机轰炸目标,两次遭炸,损失不小。幸职工上下齐心,每次厂房被炸后尽快修理,半月内即复工生产。桂林二厂、昆明四厂建筑均系临时性的,竹筋泥墙,覆以竹瓦后再加固增修,仍极简陋。电工三厂机器皆为德国货,在安宁县(现为安宁市)的清音山侧,建了一个与昆明四厂规模相似的厂房,虽然简陋,效率不亚于正规大厂。
电工四厂建厂之初,广揽人才,虽设备不足、经费缺乏,但市场需求旺盛,急需开拓新局。
在恽震的主持下,中央电工器材厂力求推行科学、严密的管理体系。总管理处统一财权,采购、供应、销售等业务活动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人才培养、技工培训计划井然有序。总管理处聘郑宗光为秘书室主任,姒南笙为业务室主任,王镇中为会计室主任,顾谷同为技术室主任兼电工三厂副厂长,朱璆为运输处主任。业务人才有陆鸣嘉、陶寿康、姒南笙、沈家桢、荣志惠、俞恩瀛、许声潮、童宝琪、方纪难、陈之颉、钱瀚声、魏重庆、沈嘉英、殷关元、程欲明、杨沁尘等。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确定总管理处移至南京,张承祜任协理兼代总经理,呈资源委员会加派徐均立(电讯专家)为协理兼秘书处主任,王镇中为财务处主任,周杰铭为会计处主任,顾谷同为技术处主任,陆鸣嘉为购运处主任,俞恩瀛为业务处主任。业务处直辖各地区营业处。
各地区各厂调整布局:昆明一厂和四厂合并为昆明制造厂,孙瑞珩任厂长,兼管电缆电机。昆明三厂奉令改为中央有线电厂,移至南京,黄修青厂长改任总经理。电工一厂设备分一部分到上海,派沈良骅为上海制造厂厂长。在南京设电照厂,以制造日光灯管为主,吴祖垲任代理厂长。电子管厂设备尚待另购,以单宗肃为筹备处主任。派朱仁堪为湘潭下摄司电机新厂工程处主任,后林津任厂长。汉口定为电池生产中心,贵阳设备运至汉口,潘福莹、魏彦章任正、副厂长。呈准派王宗素为天津制造厂厂长、张朝汉为副厂长兼营业处主任。派汤明奇为沈阳制造厂厂长。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一、二、三厂分别与英国、美国、德国的有关公司开展了技术合作,唯四厂有待开拓新局面。1944年8月,美国第二大电气制造商西屋电气公司主动向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提交了向中国转让技术的合同草案,拟与中方商谈合作,翁文灏等认为与外商合作正是战后中方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于是在10月组成了技术考察团,恽震等人于年底到达匹兹堡西屋公司总部,正式开始谈判。考察团参观了西屋公司的电机总厂、电瓷厂、变压器厂、汽轮机厂、高压开关厂、电表厂、电器配件厂,还主动联系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GE公司)和艾利斯查默斯公司(Allis Chalmers Co.,AC公司),请这两家公司也各自提出合作方案。AC公司无回应,GE公司同意。考察团访问了GE公司总部,并且参观了GE公司在美国东部的工厂。考察团认为,西屋公司与GE公司在工艺技术水平上难分高下。但后因GE公司表示暂时不在中国投资而作罢,于是考察团与西屋公司开展了深入探讨。参加决策的人有资源委员会派往美国考察的专门委员许应期、卢祖怡、任国常和陈良辅等人。一批实习人员褚应璜、林津、朱仁堪、汤明奇、葛世儒、俞恩瀛、王兆华等人一同前往,恽震同西屋公司负责人谈定了“技术援助”协议的主要原则、购买电工技术专利的范围、产品主要品种范围,以及供给产品的图纸、工艺技术资料和材料规格。
协议规定,西屋公司为中国设计一座综合性电机制造厂,按品种范围确定产品方案,年生产总值计划为3 442.8万美元。培训一批产品设计人员、工艺技术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给付报酬方式为:一次性付“技术援助”报酬340万美元。电机制造厂建成投产后,按产品值给付一定百分比的“专利费”若干年。属于专利范围内的产品,限制中国工厂对某些地区的出口,以免影响西屋公司的业务。
恽震命褚应璜根据以上原则(还有一些其他原则),组织电工实习人员同西屋公司指定的工作人员一起研究具体产品形式规格、培训人员的主要实习内容和新厂设计任务书,由西屋公司草拟协议中有关上述项目的具体条文,内容经恽震审阅后形成“技术援助”协议草案。随后恽震回国汇报,西屋国际公司协理麦克曼尼格尔随行,向资源委员会呈报草案,得到核准,于1945年7月31日双方正式签订协议,由王守竞(时任中央机器公司经理,当时在美国)、恽震代表资源委员会签字,协议告成。
合同的具体条款参见恽震的《电力电工传略》或《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第37—38页。
签署协议之前的1941年第四季度,经时任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副主任陈良辅联系,西屋公司同意接受两名中国工程师前往实习电机与开关制造,恽震决定派褚应璜和林津前往。实习过程详见后文褚应璜的《自述》。
与西屋公司签订合同之后,资源委员会任命褚应璜为驻西屋公司代表,负责会同西屋公司的代表办理下列事项:①安排中方培训人员的岗位分配和考核调动;②接受西屋公司依据合同分批交来的技术图纸和工艺文件,加以核对审阅,装箱分批运华;③西屋公司派规划设计工程师负责中国新厂的布置设计、机床设备清单和平面图的编制工作,由褚应璜负责联系协调。除技术谈判工作外,褚应璜安排和指导派遣人员做好实习工作。
关于培训人员规模,合同规定在合同签字生效的20年内的头5年,西屋公司接受中方派遣的培训人员不超过300人,且在任何一年内的人数不超过100人。从本合同的第6年起,培训人员每年以6人为限。恽震与在昆明的代总经理张承祜往返函商,慎选优秀技术人员(包括部分财会、经营管理人员)分批派来实习。入选标准是,只要德才兼备、工作勤奋有成绩即可,不论其出身于何校,是否大学毕业,或是否国民党党员。此外,请褚应璜、林津、汤明奇、朱仁堪四位工程师一同物色在美留学人员,邀约参加这一实习队伍。恽震在印度约好赵硕颀、纽约办事处工作的王兆华,褚应璜约请了朱春甲、张均、朱维衡、张大奇、王述羲。实际参加实习者为分布在电机、汽轮机、水轮机、变压器、开关、仪表、绝缘材料、经营管理、工具基础等专业的96人,甚至可能多至100余人(其中13人名单散佚)。
《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百年回顾与展望》一书统计的实习人员有83人,具体名单如下:
电机专业:褚应璜 丁舜年 沈从龙 朱仁堪 张弘夏 吴天霖 孟庆元 姚诵尧 杨锦山 叶自仪 蓝毓钟 刘隆士 高庆荣 朱春甲 张 均 朱维衡 管敦信 贺天枢 张大奇 张延禅 顾谷同 刘 塽 王金仁 陈俊雄 姒六谦 郑纯涛 吴国城 沈宝书 苏兆久 卢荣光 成众志 朱琪瑶
汽轮机专业:王兆华 赵硕颀 丁敬华
水轮机专业:俞炳元 陶 炜 王述羲
变压器专业:孙瑞珩 汤明奇 俞恩瀛 艾维超 周茂培 王文铮 冯勤为 史习棻 邵廷庆 李子白 吴楚方
开关专业:林 津 严筱钧 温建中 彭俊甫 谢应洪
仪表专业:张鸿吉 吴履梯 路树华
绝缘材料专业:葛世儒 邹时琪 殷向午 祝宗寿 倪钟甫 何时雨 游恩溥 汤永谦 黄乃良
经营管理专业:陈良辅 周杰铭 许声潮 林世让 方纪难 王镇中 丘 伟 陆鸣嘉 蒋家鑅 邓金城 陈之颉 杨沁尘
工具基础专业:姚肇怡 章守华 刘忠同 陈良杰 丘华山
实习任务是繁重的,褚应璜在函件中表示:“以本厂新计划生产项目之繁,工程及制造上工作之艰巨,按照近代电器制造工业精密分工之原则,300人中每一岗位实习之范围,约相当于西屋公司5~10人之工作。果能按照计划,逐步推进,前途之困难,尚难预料。”此外由于人员经费由派遣来美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和中央绝缘电器公司筹备处负担,外汇严重不足。按照实习外汇估计表,每人每日平均仅有2美元,必须竭力节省实习开支。他特意买下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大道7137号大屋,供实习人员居住,可以节约不少住宿费,还请了一位黑人阿姨,帮助打扫房间以及做其他家务。此大屋距离匹兹堡西屋公司总部车程大约半个小时,1948年他离开美国前,此屋被售出。实习人员的生活待遇是按月发放生活费150美元,国内领取的工资上交。
自从1945年签订《西屋公司“技术援助”协议》之后,恽震于年底到美国任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主任。他想进一步获取美国投资,但又排不上队,就想方设法说服西屋电气公司将投资新厂建设的一部分费用,反过来促进争取美援借款。他采用两种方法:第一是要使培养实习人员、设计工厂和收集技术资料的工作做出成绩,以期获得西屋电气公司的好评,从而对投资中国发生兴趣;第二是要同西屋国际公司搞好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一再嘱咐褚应璜从这两个方面努力,要用实习人员的优异成绩来显示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实力,增加西屋公司对执行协议的重视,从而增加对中国投资的兴趣。如果西屋公司暂时不愿意投资,就要通过他们的赞赏为争取美援优先投资创造条件。褚应璜按照恽震的指示,一方面抓紧培训工作的检查、落实,尽可能同指导实习人员的科室、车间搞好关系,必要时还请客吃饭以示友好;另一方面组织实习人员参加工厂设计,务使采用当时最新产品和先进技术,本人也尽量同西屋公司中国援助处处长华莱士保持好个人友谊,同中国援助处的工作人员搞好关系,如介绍杨锦山利用业余时间教他们汉语,介绍华莱士等到中国参观访问,由恽震出面欢迎,请实习人员向他们介绍中国情况,增进私人友谊等。褚应璜先生还举办短期“业务训练班”,组织实习人员参观附近的电工企业及机械、工具等的展览会。这些努力都使西屋公司对我们的实习工作表示满意。
摩根史密斯公司(Morgen Smith Company)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水轮机制造厂家。1945年,它与资源委员会以3万美元的入门费,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恽震除指派俞炳元去系统实习外,还加派桂林四厂的陶炜和褚应璜介绍的王述羲去该公司。公司老板史密斯先生亲加考询,十分满意,就派公司的几位技术老手,带着他们到有关项目现场勘察设计,研究水轮机结构,根据不同的水头和流量,设计具有最佳性能的不同形式的水轮机成套系统;同时又指导他们在设计制造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材料,以及铸造焊接的工艺方法,把他们训练成为知识比较全面的工程人才。摩根史密斯公司的历年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对他们三人全面敞开,听凭他们查阅,必要的可以复制拍照,所以他们从摩根史密斯公司所获图纸资料的数量不少而又切合实际。
史密斯先生通过俞、陶、王三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人的性情气质,十分称赞三人的好学苦干和吸收知识的能力,把他们当作自己公司的人看待,诙谐欢笑,情同一家。史密斯先生认为,他们能胜任具体参加过的一些研究、勘察和设计的工作,已经经受了考验,所以他们日后回国,都可以承担所负责的工程,尤其是俞炳元,成绩更为突出。
1948年6月19日,宾州约克郡当地报纸曾刊发并配图报道:中国实习人员正在摩根史密斯公司学习制造水力发电厂电气设备。该报道说,他们将返回中国,在中国建立电力项目和电气工业。
除在西屋公司和摩根史密斯公司实习的人员外,参加国外实习的还有以下人员。
资源委员会挑选了在美国的留学生张朝汉、刘卓钧在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实习电子管技术。
张承祜、葛和林、娄尔康、吴维正、胡懋书、李杜、马盛模、毛安民、陈俊雷、胡国澄等人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各厂实习电线电缆技术。
赴德国实习的有在AEG电机制造厂实习的许声潮,在西门子电气公司各厂实习的毛鹤年,在西门子霍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实习考察的黄修青、沈家祯、卢祖谋,在克虏伯公司(KRUPP)各厂实习轧钢的史通等。
赴英国实习的有孙瑞珩、王宗素、艾维超、蔡金涛、游善良、孟庆元、方福林、殷关元等人。
随着国内战局的发展,西屋公司的合同履行和人才培训计划不得不终止,最后一位驻西屋公司技术代表孙瑞珩于1949年结束工作回到祖国。西屋公司培训开创了中国电气工业发展史上大规模出国培训的先河,造就了一批技术领军人物。
早在1944年,周恩来就做出指示:共产党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培养。抗日战争胜利后,蓝毓钟赴美前得到共产党的指示,与南方局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钱瑛大姐谈话;张大奇到重庆红岩村受到董必武的接见,董老鼓励他积极争取留美学习,并开展与留学实习人员的团结工作(详见第四章中相关怀念文章)。
1945年,由董必武建立以“星五座谈会”为代号的领导小组,并且由中共南方局和上海局展开工作,建立了旧金山支部。1949年年初,周恩来指示,“星五座谈会”应该被称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1946—1947年,中共地下党员徐鸣、赖亚力、薛葆鼎、计苏华、张大奇、蓝毓钟等受命赴美留学或工作,主动联系并且广泛团结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1947年年底,薛葆鼎组织成立了进步团体——建社。“建社”这个名称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起的,意为“建设社会主义”。同时,芝加哥的中国留美学生创建了“芝社”,明尼苏达州建立了“明社”,三社之间经常交流。建社作为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组织,其成员包括蓝毓钟、杨锦山、侯祥麟、陈冠荣、付君昭、李桓德、褚应璜等。1948年年底,三社的重要成员二三十人决定,以三社为基础,成立美国“美中科协”。1949年6月18日至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相关情况参见褚应璜的《自述》及蓝毓钟、张大奇等人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