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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水电资源有三分之二在西南，因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准备生产三峡水电设备的需要，国家决定在四川建设一家水力发电设备厂。1958年10月13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四川日报》头版头条以“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将来产品世界称雄”为标题报道了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开工建设的消息。1965年，国家调整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生产纲领，改为水火电并举，更名为东方电机厂。
为了支援东方电机厂的建设，全国大力发扬一盘棋的精神。据统计，仅哈尔滨电机厂支援东方电机厂的各种设备就达218台（套），工人、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达1 354名，包括曾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过的朱仁堪、陶炜、管敦信也于1960年调来德阳。这三位参加美国西屋公司实习归国的前辈，1950年也曾响应国家号召离开上海、湘潭，去支援东北电工基地建设。
东方电机厂建厂初期，德阳工业区人口激增，当时正逢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工厂不得已奉命下马，厂房建设暂停，设备封存。当时物资供应严重不足，粮食、蔬菜等短缺现象十分严重，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那时的德阳基本上是农村，工厂没有围墙，厂区内到处是荒草，野兔出没其间。当地老乡牵了牛到厂区内耕田，种些蔬菜和豆类以度荒年。工厂之前已经采购的进口设备却陆续运来，没有厂房和库房存放，很多设备连同包装箱只好露天堆放。上级安排工厂大面积减员，解聘不急需的职工。留下来的人的主要工作是做设备保养维护，对露天存放尚未安装就已经生锈的设备采取除锈措施和保护。那时职工的生活水平相当低，经历那时的岁月非常不易。
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1964年年底，工厂重新上马建设，逐渐恢复了生机。特别是1965年第一次从高等院校分配来较多的大学毕业生，哈尔滨电机厂支援内地建设的人员逐渐到位，又陆续招收了一批新工人，使工厂发展有了希望。1966年年初，东方电机厂的主要厂房陆续竣工，各种设备相继安装就位，工厂逐步具备投产条件，准备投产一台4.4万千瓦的水电机组，可惜当朱仁堪、管敦信、陶炜等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些有过美国实习经历的前辈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和“美帝特务”而受到严重冲击。工厂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歪歪扭扭往前走，直到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和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企业才逐渐重新走上正轨，老一代专家才陆续得以恢复工作。朱仁堪作为副总工程师主持了乌江渡20万千瓦水电机组、3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75千伏安稀土钴永磁副励磁机等一大批重点科研项目的研制。管敦信作为副总工程师兼总工艺师负责生产制造，特别是临危受命，担任我国首批投标出口美国的机电设备的项目总负责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陶炜作为代厂长兼总工程师承担了更多的拨乱反正、建立新秩序的管理工作。这时他们年事已高，仍在为企业长久发展发挥着作用，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决策新产品开发，据理力争东方型3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的自主研制，在企业资金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优先建设高水平的水力机械试验台等科研项目，开创性地组织开展国际贸易，为企业长久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另外，他们花更多的精力在传帮带方面，培养和选拔好技术和管理的第二、第三梯队，对年轻一代“扶上马，送一程”。
计划经济年代，一机部安排东方电机厂采用苏联技术生产2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派员学习美国西屋公司技术时，上海电机厂、哈尔滨电机厂都有明确的30万千瓦、60万千瓦机组的考核目标，而东方电机厂没有，尽管也派人参与引进技术的学习，但仅为“协作配合”。正在自行研制的3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已被上级叫停，考虑到今后的市场需求，陶炜等工厂领导和技术人员还是坚持继续研制，在没有具体依托项目的情况下，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前做了充分的技术储备，在国内第一次举行火电设备招标采购时，获得了山东黄台电厂的30万千瓦机组的合同。朱仁堪副总工程师主持了该项目和配套75千伏安稀土钴永磁副励磁机项目的研制。第一台机组在厂内试制完成后，陶炜组织了大规模的模拟电站实际充氢运行条件下的试验，并取得成功。1987年，黄台机组正式投运后，经过大量现场试验，机组技术性能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和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这台借鉴国外先进技术，自行开发研制的东方型3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被国务院重大办誉为“嫁接国外技术的范例”，并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金奖，机组与75千伏安稀土钴永磁副励磁机研制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葛洲坝17万千瓦水电机组、龙羊峡32万千瓦水电机组和东方型3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的研制成功，以及DF-100型高水头水力机械通用试验台的投入使用，使东方电机厂在水火电设备研究开发与制造方面走在了国内的前列。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德阳不断进步，逐渐成为国家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和国内三大动力设备之乡（上海、哈尔滨、德阳）之一，截至2021年，东方电机厂以生产单机容量100万千瓦白鹤滩水电机组、10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175万千瓦核发电机走在行业的前列。
中国水电设备出口，开始时主要是以援助的方式。例如，1963年哈尔滨电机厂为中朝云峰水电站制成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1969年东方电机厂为阿尔巴尼亚伐乌代耶电站制造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当时，这些项目都是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的。以投标方式出口始于改革开放后，东方电机厂的陶炜、管敦信等是第一批开拓者，他们极有战略眼光，又善于从细节入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对外开放，我们陆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闭关自守的观念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国内很少的几家机电设备外贸公司也极少有对外交往的经验，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东方电机厂领导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机电产品外贸是今后的必然趋势，于是下决心组建外销组开展外贸工作。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这个能听懂英语的人都不多，没有传真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很难拨叫长途电话特别是国际长途电话的时代，东方电机厂组织了一支优秀的队伍，用打电报和发电传的原始方法开启了国际贸易工作。
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80年东方电机厂以投标的方法，获得了第一笔出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曼奇水电站3套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的订单。当时这个项目的重要程度非同小可，毕竟是全国第一套机电产品出口到美国，而且项目又有美国工程师在工厂现场监制，东方电机厂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工作组，项目负责人的担子最重，厂里确定由管敦信副总工程师担纲，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3套机组单机功率虽小（4 200马力，1马力=0.735千瓦），但设计制造过程困难重重。仅招标文件规定采用的技术标准，工厂就曾派人跑遍全国收集，并组织力量翻译。经过精心设计、施工，与用户多方协商，尽一切可能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这3套机组1982年产出，1983年起陆续发电。由于提前交货和机组性能优秀，还获得了美方的奖金，也使东方电机厂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
通过卡曼奇机组和以后一些外销项目的实践，除了出口换汇以外，东方电机厂的国际贸易队伍逐渐熟悉了外贸政策，掌握了进出口业务。技术人员学会了响应招标书的要求，采用国际标准，适应国际惯例。生产和质量管理方面也做到了无论是否有用户现场监制，都能严格履约。电站服务队伍学会了指导完全外行的国外工人从事水电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管理人员学会了涉外项目的管理。总之，通过早期的外销活动实践，东方电机厂逐渐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懂技术、精业务、会外语的国际贸易队伍，他们逐步具备了独立开展国际贸易的能力。也使工厂能及早适应马上到来的我国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
第一批水电设备的投标出口使我国水电设备企业在工艺、标准化及质量控制等体系方面得到提升和淬炼，是走出国门的序曲。东方电机厂的进步是我国机电设备企业的一个缩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机电设备产品成功进入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区，正在创造更多的奇迹。
我国电机工业经过艰难曲折走向发展繁荣，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我国电机工业发展奋斗了一生、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先驱。他们在国家建设史上留下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功劳，学习他们的开拓精神、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