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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应璜赴美后经常阅读中共在美主办的《美洲华侨日报》，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将工业救国的满腔热情，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主动去寻找刊物的主编，认识了中共在美的负责人唐明照。1945年东北解放后，他向唐明照表示，夫妇俩想绕道苏联，直接进入我国东北，投奔解放区。但唐明照指示他，当前应当利用担任驻西屋公司代表的身份，好好为新中国培养顶尖的电工技术人才，于是他安下心来，兢兢业业地努力做好培训工作。1948年夏奉调离美回国前，唐明照给了他回国后与共产党组织的联系方式，让他寻找机会赴解放区。1949年年初，他在葛和林、汪季琦的帮助下，通过中共安排的大连大学招聘教授的机会，秘密离开上海，直接奔赴已经解放了的北平。见到周恩来、陈云同志后，他亲手将自己建设东北电工基地的设想和规划方案呈交给了陈云。
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各部门及其下属企业负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留学归国人员。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有的毅然放弃了被视为“正途”的“功名”——做官的道路，有的放弃了在国外优厚的生活工作待遇，回到国内，长期在企业里从事管理或技术工作，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
在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下，1948年10月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借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在南京举行全国工业企业联合会成立大会之机，把与会的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负责人召集到资源委员会大礼堂，会同本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共计四五十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孙越崎用共产党解放鞍钢重视知识分子为例，检查了他之前将东北工矿企业负责人撤退入关的错误，提出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恽震参加了这次会议，心中有了底。
1948年12月底，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命令孙越崎将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共5家企业马上迁到台湾去，并专门拨出132亿元台币的拆迁建设费用。中共地下党组织闻讯后，专门安排在《大公报》工作的季崇威赶到南京，通过时任行政院资源委员会财务处处长的堂叔季树农找到孙越崎，动员他抵制了国民党政府撤赴台湾的命令，设法停拆这5家企业，保护了工矿企业的财产安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人寿将有关情况转报了潘汉年。此后，潘汉年在香港会见了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了恳切的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并与他们一起讨论了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搬迁措施。
后来，这5家企业不仅一家也没有迁走，而且将蒋介石拨给的132亿元台币换成金圆券作为建厂补助费，一直维持到南京解放还有很多节余。
在美国和英国参加技术引进和考察的葛和林，服从中共党组织唐明照和刘宁一等负责人的指示，回国后没去解放区，而是接替孙瑞珩任中央电工器材厂上海制造厂厂长。刘宁一安排他与上海的地下党掌握的工会上下配合，获取经验，以对付破坏团结、分裂工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黄色工会。
葛和林上任不久，就与中共党员汪季琦取得了联系。汪季琦给他三点指示：一要保护工厂，二要掩护进步人士，三要迎接解放，把工厂完整地交给党。
这时候国民党败局已定，资源委员会在孙越崎支持下，已确定留在大陆的方针。张哲民同志当时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接管准备工作委员会工作，通过杨锦山向葛和林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现在应尽力团结上层分子，保护工厂，保护资产，迎接解放。工厂应尽量正常运转，不要受到破坏。”葛和林根据这一指示，对恽震说：“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到台湾去。”恽震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不会走的，你放心。”
1949年2月4日，葛和林主持召开了上海制造厂由行政工会职员联谊会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制造厂的“安全委员会”，领导护厂工作。当时电工四厂安全委员会主席是孟庆元，委员有地下党员陶炜等，他们组织和参加了护厂斗争，还购买了枪支以备护厂之用。1949年5月，葛和林去找恽震，请他开出一份全上海资源委员会属下的仓库清单，并要求把仓库地址和里面的物资都开列清楚。恽震一两天就完成了制单任务，交给了葛和林，再通过杨锦山把清单转交给张哲民。
丁舜年接受并完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传达的指示：保护好从西屋公司根据合同运交我国的大量技术资料，工厂会计财务账册也完好无损地得到了保护。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总管理处和工厂完整地交给了党和人民。（参见《上海电机厂早期工人运动史》“葛和林生平”等。）
1949年7月，湘潭电机厂党支部安排党员蓝毓钟、卢荣光利用负责工程室和管理技术资料的合法身份，组织有关人员对全厂技术资料、图纸、文件和资金情况进行整理、登记，秘密收藏。同时经与厂方协商，由厂警卫队提供武器，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巡逻队和职员护厂队。
1949年8月15日，湘潭和平解放，电机厂的职工高举红旗，组织秧歌队，与全市人民一起欢迎解放军进城。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日，陈毅市长于5月29日轻车简从来到资源大厦，亲切地会见了资源委员会人员，做了他到上海后的第一个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他是针对资源委员会的具体情况讲的，亦庄亦谐，有批评也有表扬。他说：“建设新中国的高潮即将来到。你们都是专家，以往你们忙忙碌碌，成果都到哪里去了？……从今以后，你们的才智真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陈毅做出评价：“蒋家王朝已经垮台，所有伪单位纷纷南迁台湾，伪中央部、会一级中，只有资源委员会所有人员，包括各级负责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区所属各厂矿企业员工及设备器材，几乎未走一人，几乎未有一点破坏，实在是伪中央文职机构中的一个全体员工起义的团体！”
“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怀疑，原资源委员会拒迁台湾是带着任务的，是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江青在一次集会上也这样说过，使得资源委员会的老同志受到重大的伤害。
198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对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护产有功人员落实政策的通知》，承认资源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员工在帮助我们顺利地接管该会所属的各地厂矿企业上做出了成绩。该文件称，留下来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全体员工对护厂、护产、迎接解放是有功的，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较快地恢复起了一定作用。对这些人应该比照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妥善安排”。
199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原资源委员会部分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原资源委员会中高级职员40多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会见了与会人员并讲了话。他说，在孙越崎等负责人的领导下，原资源委员会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起来护产、护矿，将所属工矿企业和财产移交给人民，移交给新中国，是正义的爱国行动，是有功劳的。党和人民充分肯定孙越崎等原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这一历史功绩。
1993年5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联合发出了《关于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部分人士按我地下工作人员对待的通知》，该通知中说：
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人士中，与我地下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接受任务，且在组织、领导护产中有重要贡献或立功表现的，可视为我地下党工作人员。
据不完全统计，原资源委员会人士中得到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待遇的共有40多人，包括恽震、王平洋、吴世英、鲍国宝、徐博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