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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国:战后文化断层,急功近利无益

施耐德教授:

堪布您对我们这里的具体研究情况,包括我们对佛教的研究,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索达吉堪布: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您的介绍,您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德国人,您还精通英语与汉语,汉语说得特别流利,让我非常敬佩。

我们今天交流所在的哥廷根图书馆,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里面收藏了17世纪以来的大量古籍,令人景仰。我最近在哥廷根看到很多当地建筑都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这在其他一些地方很难见到。同时我也了解到,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是德国人。这样一个国家,既保留了古老的传统,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发展。

我想问的是,德国采用了什么方法让新与旧并存,同时又相辅相成地向前发展?因为很多国家要么过于保守,不太开放;要么过于开放,丢失了自己的传统。

还有一个问题是,从德国人的内心来看,是不是也将老传统和新理念结合得很好?

施耐德教授:

我个人觉得德国这种新与旧的结合做得并不好。二战后,德国的科学和文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断层。现在的德国与战前的德国相比,在文化方面有很多都完全不同了。这其中当然也是有好有坏。

好的方面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文物的保护。这也跟战争带来的破坏有关,被破坏的东西太多了。德国比较珍贵的建筑,战后留存的不到10%,都给炸得差不多了。

当你去法兰克福、柏林这些城市,对比战前的城市照片,会意识到这些城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部分都是新修的、重建的。德国人之所以对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得非常彻底,是因为留下的东西和战前比,已经不多了。这种保护有战后急需重建这个国家的目的和动机。

科学发展领域也有很大改变。战前德国的科学是非常有名的,这跟德国当时的政治没有关系,跟德国的文化、民族也没什么关系,而是跟德国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有关系。德国从中古之后一直到第二次大战前,基本位于整个欧洲的中央,往北往南、往西往东,都要经过德国。

德国战前的文化,融合了很多德国之外的文化因素,比如融合了东欧的犹太文化,也学习了法国、英国的文化。当时的德国是一个会吸收很多外来优秀文化的国家。二战前,德国科学领域的名家也有很多。

其实有国外背景的学者不只是犹太人,比如说我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学界,两位历史学大家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曾在德国留学,他们留学的年代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老师,有三分之二是犹太人,战后这些犹太裔知识分子不是逃去了美国,就是已经去世了。

战后的德国,其实没办法再继承之前的科学文化传统。目前德国在自然科学方面发展得挺不错,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这些科学技术。但是在人文方面就差强人意,虽不是完全与之前的传统断了,但大部分已经断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德国对文物、文化的保护确实蛮成功的,但是背后也有一种失败。德国战后的政治制度方面,当然是比之前好很多,但在文化方面,严格来说,是一种衰败,一种堕落。

战前德国的音乐、文学、哲学,每个领域都有很多特色与发展。现在再看,仅哲学领域就没剩几个人了。战前德国在哲学方面有很多影响很大的学说,后来都被法国的学界所继承。法国现在那些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像利奥塔、德里达、福柯,他们写的博士论文都是研究战前德国的哲学。

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省思潮,在战前的德国发展得很好,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新康德主义等学派都很有影响。战后这些都中断了,统统没了。这些学派的不同理论分支,战后在法国继续发展着。

可见,两次战争所带来的文化破坏力非常巨大。也许还会有新的发展,以德国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语言特色,还在慢慢发展一些新的东西。

战争过去了七十年,目前我还看不出德国哲学界有什么复兴的端倪和机缘,没什么成气候的新发展。战后有名的哲学家,只有伽达默尔,还有哈贝马斯,他们都是在战前受的教育。

现在德国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大学教育也好,科学研究也好,文化互动也好,很多方面最终考量的还是经济效益。这在现代生活中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并不太好。

德国的教育在过去四五十年也走上了效率的路子,都要以效率为先,尽可能多招生、快毕业、少花钱,至于所培养出的人才怎么样,不是不考虑,而是考虑得不太充分。

比如,我们开了一门新的硕士课程,叫现代汉学,今年只有两个学生。我自己的想法和规划是,明年也许能招五个,后年招七个,大后年招八个,五年后可能就有二十多个。但学校觉得,才两个而已,不如不开这门课了。

教育不是这样做的。首先,在硕士这个层级,要物以稀为贵;其次,教育不是搞投资,今天投了钱,明天就能看到回报。教育要花时间、花心血,可能过了二十年才有所收获。用投资和回报的说法就已经不对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德国特有的。

索达吉堪布:

这种现象,就是现在很多人的“快餐理念”造成的。佛教界也是如此。很多人希望在很短的时间里成名,在很短的时间里有所成就。实际上,真正要达到古代前辈那样的高境界,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容易。

施耐德教授:

而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那些教育部官僚的思维,我们的学生也是这样的思维。他们进入大学,发现学中文很难,无法在两三年之内学得很好——学士学位在德国的学制是三年。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就学慢一点,没有关系,你就把三年拉成四年,多花一年的钱。”做学生的话,花费其实并不多,但多花一点时间可以学得比较好。他们说:“那我毕业就很老了。”我说:“你毕业只有21岁,这算老吗?”

他们还是用快速、高效的诉求来看待他们的教育。 af4SabIZHo0/UswaRkneNE8U5QPIMyD6v97qWiD1ikSOKABd/VBbu8Wa7Z1KhB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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