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岳永逸

本书并非新作。

严格意义上，它也并非201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一书的修订版。除对原书必要的修正之外，为了使指向更加集中，新版删掉了原有的《中国民间宗教：隐喻谁的帝国》一文，新增了对三十多年来龙牌会调研回顾与反思一节——《庙会的非遗化、学界书写与中国民俗学》。

如标题言，龙牌会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华北腹地的乡野庙会。通过新闻报道、照片、影音文件、学术写作等多种方式，龙牌会已经因时应景地成为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新闻记者、摄影家、学者等主要在大小城镇生活的多个异质性群体的庙会。这种不同程度参与的行动主体的异质性与多元性，是中国城乡当下还有些生气、人们也愿意正视的庙会的常态。其实，细思之，正如很多研究指明的那样，从古至今，没有哪个所谓的草根庙会是完全由身居底层的“草莽”操持和实践的。

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尤其是非遗运动，龙牌会虽然没有能够将其仪式实践挪移到都市以及海外展演，却同样通过上述不同群体多种记叙的方式，实现了跨时空和跨语际的交流与实践，实现了龙牌会自己的京津冀一体化以及国际化。不仅如此，在相当意义上，作为中国民俗学界的第二个“妙峰山”，龙牌会真切地影响到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因此，该节的增补，对全面认识本书“热描”、细读的龙牌会和龙牌会所在的庙会丛，以及全国各地被冠以非遗名号的大小庙会和乡土日常或者不无裨益。

近年来，根据多年在华北城乡的调查，我相继出版了《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2014）、《朝山》（2017）和《举头三尺有神明：漫步乡野庙会》（2018）三书。

《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重在借对生发传衍在华北梨乡的庙会（包括龙牌会）的全面考察，诠释乡土庙会的动力机制与内在逻辑，即作为展演乡土宗教和日常生活的平台，乡土庙会的内在生命力是人们向善的“行好”。因此，庙会并非日常生活的中断，而是日常生活的延续与集中呈现。进而，以神人一体和家庙让渡两个辩证法为核心的“乡土宗教”成为该书诠释的重中之重。与此不同，在对学界同样强调地缘联结之朝山进香和出巡绕境总体回顾的基础之上，借助主要发生在妙峰山和苍岩山的社会事实，《朝山》指出了如今山上与山下、聚与散、神圣与世俗、官与民、传统与现代、神与人、都市与乡野、宗教与经济、想象与现实、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等多组二元关系之间复杂且交互影响的辩证法。同时，该书继续在释读一直被禁锢、扬弃的乡土宗教哀而不伤、僵而不死，反而很容易借“尸”还魂、活力四射的原因。那就是，以庙会为载体的乡土宗教，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它直接针对的是芸芸众生个体生命的实现，寄托着人们的生命观、世界观等每个人都有的价值理性、精神追求，深入人心。

作为明显随性的书写，《举头三尺有神明：漫步乡野庙会》则呈现的是自己20年来田野调查的心路历程，坦白自己上述这些似乎理性的认知在田野现场形成的因缘、过程。换言之，这本看起来还是在描述一些经验事实的“随笔”，其实有着自我解读、剖析的意味。民俗学并非在研究被称为研究对象的人或事，抑或说被对象化、客体化的人与事。对我而言，民俗研究始终都是在追寻、追问那一个潜在的“小我”，抑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本我”。此时，“我”亦“非我”，“非我”即“我”。无论是对于被物化的民与俗，还是对“我”与“非我”，在轻视时，“能以奴仆命风月”，在重视时，“能与花鸟共忧乐”，进而移步换形、随性变脸，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如此，民俗学才能写之，能观之，有生气，有高致，成高格。

借此机会，我试图再次对庙会进行定义。鉴于其核心是指向个体精神世界和生命历程的乡土宗教，而宗教与艺术在生产与消费、传承和传播的过程中都有着“共情”之基石，庙会实则是在乡土性（并不意味着非现代性与反都市性）的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神明之间和人与物之间艺术性的交流与实践。同时交互针对身与心的庙会之香蜡纸神、吃喝玩乐等可视可感的物化形态在不同语境以不同面目的出现，都有着行动主体如艺术家般创作的灵感、冲动，有着艺术家般本能的狡黠、技巧和智慧。在百折不挠的乡土日常面前，因为大抵没有深入乡土日常原有的肌理，没有与乡野、乡民真正地共情、同呼吸和共命运，眼下火热的“乡愁”以及随之而生的大小运动，反而有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揉造作，其俨然辉煌的功效也就必然大打折扣，甚至如过眼云烟。

换言之，本书中的娃娃亲、磕头、传说以及灵验等这些似乎是指向“过去”却在当下继续上演的乡土日常，绝非他者、外力就能一厢情愿改造好、教化好的被潜意识定格为“木讷”而冰冷的工作对象。乡土日常既是有着热度，蕴含认同、情感和愿景的社会事实、地理图景，在相当意义上它还是认知的原点，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论与方法论。

因此，无论是旧本还是新版，这都是一本与奇风异俗、美丽乡村及新农村无关的书，它也不关涉作茧自缚抑或开宗立派的理论。同时，它无意褒贬哪种运动或者讨好谁，仅仅试图展现乡土的日常。这种日常又浓缩在毁建轮回的庙舍神像、忽明忽暗的香火油灯、虔诚的跪拜磕头、无处不在的传说故事、不绝如缕的经歌祈祷、色彩浓烈的秧歌鼓乐、大小的牌匾言辞和喧闹的庙市等或疏或密编织的乡野庙会之中。在此意义上，直面乡土日常的这本书平凡、琐碎，还苍白、无味，如蝼蚁、如众生、如冬阳。

事实上，关于当代中国庙会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新的推进。在相当意义上，这些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不少海外学者关于此话题高高在上却又感性甚或浅薄的认知。前些日子，作为组稿人，我给《文化遗产》杂志2018年第6期“‘庙会’研究专栏”写的导语如下：

借改革开放之机，尤其是非遗运动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基本被定性为负面的庙会因为多方参与的自我调适而获得了生机，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与此同时，在一些没有意识到的预设前提之下，既有的关于庙会的相当一部分研究，不是机械套用某种理论，就是依旧局限在村庄或街区，陷入一些熟悉的套路。在此语境下，推出这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庙会专栏文章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这组文章，研究对象中、日皆有。

中国的两个案例皆来自江南。在系统对人类学界之于庙会，尤其是仪式研究传统路径总结、反思的基础之上，偏爱认知人类学并兼涉心理和情感的杨德睿教授，更加关注庙会行动者的感官感觉世界。他以江苏高淳庙会出菩萨和苇航庵的禳解法为例，描绘了庙会中的关键符码——“影像”等可具体感知的物，如何强化行动者天赋的认知倾向，以及这种基于感官刺激的认知如何反向影响人们的美感和行动模式。换言之，作为庙会掺乎者的物，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行动者，作为一个能动者，物还与传统意义上的行动者形成了一种互为主体性的关系，甚至还相互“物化”，形成了相互客体化、对象化的反转、互渗。

在对当下俨然主要是“国家赞助人”主导的上海金泽三林圣堂庙会的观察中，郁喆隽指出了庙会在自我调适过程中，乡镇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和在快速都市化，必然导致仪式的表演化和景观化，这些未曾预料到的现代性之果引发了当代庙会传衍的复杂性、杂乱性与无所适从性。其明敏的哲学思辨，不仅是对庙会研究，对非遗等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着醍醐灌顶之效。对他而言，因为庙会本身的开放性，官与民、管制与被管制这种长期套用的二元框架对当代中国庙会这一繁杂的社会事实不再具有诠释能力。

异曲同工的是，虽然作为民俗学家的王晓葵有借他山之石对中国都市民俗学理论建构的诉求，但他对日本“祭礼”的演进及相关研究的绵密梳理，同样涉及被多数中国庙会研究者漠视的庙会之开放性这一不容忽视的主题。即，与整个社会的演进相伴，原本同样强化地缘连带和认同的日本祭礼早已经突破“地方”，尤其是乡野、乡土和乡愁的束缚，而对都市、现代、他者具有了全方位的开放性。同时，祭礼的行动主体——社群（community）也随之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在相当意义上，强调开放的“社会传承”也就更替、刷新着传统意义上的指向地域社会内部的“地方传承”。

…………

或者，立足于整体社会演进中的行动者的这些创新性认知，会将中国庙会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显然，庙会作为社会发展演进的棱镜，也关涉个体生命观、世界观和地方认同，不仅仅只是乡土宗教和日常生活的集中呈现。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之定义为：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人与神明、城与乡、传统与现代、虚与实、主体与客体等相互之间叠合的艺术性的交流与实践。

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如同日本祭礼在20世纪已经发生的演进那样，对诸如龙牌会、三林圣堂庙会等不少位列非遗名录的中国庙会而言，超地域、跨时空的“社会传承”继续在按部就班地“刷新”固守一方而在“小”群体内部纵向接续的“社区传承”，既有着“流动的江湖”之反传统、反结构的阈限之伦理学意涵，也有着全景敞视又安全、为所欲为又井然有序而诗意盎然的广场美学和其乐融融的政治诗学。此时，开放性的社会传承完全涵括了横向的传播，并构型着一个民族的时代心性。这就使得传承同时有了时间—纵向、空间—横向和心意（抑或心性）的三重维度，甚至三位一体。对传统意义上的民俗学——频频回首的乡土民俗学——所界定的单单强调纵向且似乎天然存在一个故步自封的群体内之“传承”而言，包括庙会等乡土日常的当代中国民俗的接替展演，也正全面地从农村、乡土、小圈子、小地方突围。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城镇化、都市化、旅游化、非遗化、表演化、产业化、政绩化、博物馆化等相悖却又混搭、互融的诸多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浪潮中，中国民俗既敲锣打鼓也踟蹰徘徊地进入了“后传承”时代。

正因如此，乡土性厚重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不仅仅需要重新界定庙会、乡土日常，以及村落、街巷，民、俗和民俗都有了重新定义的必要，而且势在必行。果真如此，面临巨大挑战的中国民俗学或者也就有了彻底、真正洗心革面而扬眉吐气的可能。朝向当下的现代民俗学也好，迈向日常的实践民俗学也好，指向梦想的未来民俗学也好，才有可能不是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不是一种空灵的呼召与承诺，也才有可能接续上杨堃（1901—1998）、黄石（黄华节，1901—？）、司礼义（1912—1999）、贺登崧（1911—1999）等前辈开创的却始终蒙尘的“对民俗资料本身投入全部精力”的既有的伟大的中国民俗学之优秀传统。

最后，感谢漓江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市肆难寻的“旧作”！将该书列入“中国村落文化丛书”，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这又要特别感谢何伟编辑的抬爱与坚持！是为序。

2019年3月7日于铁狮子坟初稿
2023年3月17日于林翠远山居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