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总序

感谢“理想国”在我83岁之年，编辑这套“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给我回顾、总结自己的人生之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人到了老年，就要回到永恒的生命之问：“我是谁？”在年初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思想者’。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思想的漂泊者’”；而“我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实践性’”，“我的实践又有三个方面：学术研究，教育工作，以及一定的社会实践”；“说复杂、全面一点，‘我’是一个‘以思想为中心的，思想—学术—教学—社会实践四位一体者’”。

这里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作为“学术研究者”的“我”。我也有这样的总结：“在我的研究重心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思想史、精神史、政治史研究之前，我始终把自己认定为‘文学史家’。”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与许多学友着重于某一文体、某一作家的研究，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不同，我的研究很不专一，樊骏先生说我‘对什么课题都有兴趣，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差不多现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门类，从思想、理论，到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以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我都有所涉及，却不甚深入。正是这一种没有特色的‘特色’，把我逼上了进行‘文学史’的综合研究之路。”当然，更重要的，这是王瑶先生给我指定的路。他对我的师母说，凡是有关“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事，都找钱理群；在我的感觉里，这是老师对我的托付：一定要坚守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我也真的这么做了。我的坚守、关注、思考与努力，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其一，自然是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我作了四次尝试。我和吴福辉、温儒敏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属于“教科书”的模式；和吴晓东合作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是将现代文学研究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总体结构的自觉努力；和吴福辉、陈子善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则开创了“大文学史”理念观照下文学史写作的新模式；现在，收入本丛书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则又回到了老师们（王瑶、林庚等）一辈的“个人文学史”的传统模式上来。

其二，我在进行文学史写作实践时，从一开始就有很高的理论创造的自觉。可以说我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主要著作，都有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文体实验方面的设想，并及时作理论的提升。本丛书里的《大时代中的思想者》，就集中收入了这方面的探索、设想的文章，如《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等。

其三，是对现代文学史学科发展史的关注，而重心又集中在学人研究。我对我们学科各代学人，从共和国第一代王瑶、李何林、任访秋、田仲济、贾植芳、钱谷融，第二代乐黛云、严家炎、樊骏、王信、王得后、支克坚、孙玉石、刘增杰、洪子诚，第三代王富仁、吴福辉、赵园，都有过专门的研究与回忆。而年轻一代的研究也始终在我的关注之中，其中一部分文章收入了本丛书的《大时代中的思想者》。这背后则有我自己的历史定位：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物”，我是有责任既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导”的。

其四，不仅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更关注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实践；不仅关注个人的研究，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不断思考和提出具有前沿性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倡导新的学术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学术引领与组织作用。收入本丛书的《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就提出了一系列开拓点和突破口，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大文学史”的写作——40年代文学史（多卷本）总体设计》，到了近几年又受到新一代研究者的关注。这背后有我的学术研究的“三承担”意识，即“对自我的承担，对社会和历史的承担，对学科发展的承担”。我曾经有意用夸张的语调这样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就是为这个学科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能没有我钱理群。”这样的“故作多情”，其实就是一种历史使命感。

其五，是对国际汉学有关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注。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最大幸运，是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开始就“接触到学术研究的高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学科创建人王瑶、唐弢、李何林那一代前辈直接、间接的指导与培养，而且有机会和国际汉学界进行学术的交流，得到许多教益。”我特别提到日本鲁迅研究的“三巨头”：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先生，“读他们的著作，没有一般外国学者著作通常的‘隔’的感觉，就像读本国的前辈学者一样，常常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以及‘接着往下说’的研究冲动”。此次编《大时代中的思想者》，也提及《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我看丸山升先生的学术研究》一文，就是要显示中、日两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人学术理念与追求的相通。

其六，我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是自己的研究与培养研究生的教学的有机结合。去年我在“晚年百感交集忆北大·中文系”的访谈里，就谈到了我的三次成功经验。第一次是为孔庆东他们那一届开设的“重读经典”讨论课，要求学生提供所讨论作品的“研究史”的报告，弄清楚之前的研究已经达到什么水准，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再提出新见解、新突破：这实际是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全面训练。再就是吴晓东、范智红、朱伟华那一批学者，要求他们和我一起进行“沦陷区文学研究”，从原始史料的挖掘开始，然后从整理资料过程中发现新作家、新作品，最后进行历史的概括和理论提升，写出学术性的“导论”，这既经历了学术研究全过程，也是对学术研究的素质与修养的全面培训。最后就是收入本丛书的《北大小说课堂讲录》（由1995年开设的“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程整理增订而成）。也是强调对作家、作品的“新发现”，结果开掘出一批为研究界忽略的“实验性小说”，并着眼于“文本细读”，更注重文学形式、语言、审美素养与能力的培养；而课堂讨论的前后，都有教师的“领读者言”与“纵横评说”，进行“总体描述”和“理论线索梳理”，这就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有机结合了起来。参与这次研读课的有已经是老师的吴晓东，和还是在读研究生的王风、贺桂梅、姚丹等，都有出色表现。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后，已是博导的吴晓东在他的班级里重开“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并且让新一代学生重读原著，作出属于自己一代人的新的阐述，他们的研读成果也收入了本丛书。这样“两代人”的“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本身，也具有了“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史与教学史”的价值，耐人寻味。

2022年1月17日
写于养老院

文学史的大厦，

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

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

就是他的作品文本。

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

就谈不上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