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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罗埃王国的统治者继续采用“法老”的传统头衔，但王位首先在兄弟姊妹间传递，没有同胞姊弟可传时才会父子相传。那些被认为很杰出的王室女成员也常常成为国王，女王（或太后）常拥有显赫的权力。国王母亲对国王的顺利继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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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王的挑选权掌握在军队首领、高级官员和氏族头人手中（这些人很多就是王室成员），任何被选者如果被认为能力有问题或不孚众望就很可能被淘汰。阿马尼国王是41岁时由军队首领们推选为国王的，阿斯佩尔塔国王（Aspelta）则由24名高级文武官员从他的王室兄弟中挑选出来的。新当选的国王一般先在麦罗埃就职，然后到纳帕塔阿蒙神庙做形式确认，使民众相信君权神授。例如阿斯佩尔塔的碑铭虽然也谈到了阿蒙神的意志，提到了自己的祖先，但更强调他之所以有权继承兄长王位是因为他的母系血统。
麦罗埃人同时信奉阿蒙神和狮神阿佩德马克（Apedemak），前者是埃及人信奉的主神，后者是麦罗埃王国信奉的战争与丰产神。一方面，麦罗埃人继续信奉阿蒙神，建造了许多埃及式神庙供奉它，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也与博尔戈尔圣山的阿蒙大神庙进行竞争。麦罗埃的阿蒙神庙有150多米长，可能是埃及式多房间建筑风格的最后一座神庙。另一方面，麦罗埃人尊崇狮神，虽然认为狮神的地位次于阿蒙神，仅以单间的神庙供奉狮神，但不仅进入狮神庙时必须穿过一座巍峨的塔式门楼，而且神庙周围有大量立体狮像，守卫着神庙的通道和入口，大量的狮子浮雕也被刻在显眼的位置。麦罗埃王国的宗教与行政中心是纳盖（Naga）和穆索瓦拉特（Musovaarat），至今仍然矗立着几座保存完好的狮神庙。在穆索瓦拉特狮神庙入口的塔式门楼上有一座砂岩石雕，两只狮子踞于一只公羊两侧，其中狮子代表麦罗埃的神祇阿佩德马克，公羊则象征着博尔戈尔的主神阿蒙。在纳盖地区狮神庙的塔式门楼墙上，战争与丰产神阿佩德马克的形象是狮、蛇、人三者合一。
在麦罗埃城外的两条沙脊上，修筑有麦罗埃历代国王与王后们的金字塔，时间涵盖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4世纪。根据对这些金字塔遗迹的发掘，佐证以下努比亚神庙内各类希腊文和埃及文碑铭，考古学家不仅获知了许多麦罗埃国王的姓名，还了解到某些国王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在麦罗埃王国，王后地位显赫，常担任要职，与国王联合执政。太后则以库施女主的身份收儿媳为养女，通过一种复杂的收养制来施加影响。由于麦罗埃王国历史上确实有众多强有力的女性统治者，而且几乎每位王后的塑像题字及其金字塔碑铭上都有“坎迪斯/干大基”（Candace/ Candice）之类的王室封号，代表着麦罗埃国家，因而可以断言，国王与王后联合执政的统治方法可能贯穿整个麦罗埃王国。王后们的个人艺术形象，由纳帕塔时期的窈窕淑女变成了凶猛悍妇，脸上带有根据宗教仪式保留下来的皮肤划痕，健硕的身体显示了她们所拥有的权力与财富。在纳盖地区狮神庙塔式门楼外侧的壁画上，身材魁梧的王后阿玛尼莎科海托（Armanisha Coherto）单手抓住被征服者们的头发，肌肉发达的另一只手臂高高举起，正准备给敌人致命一击。
麦罗埃王国的统治阶级大概包括三部分，分别是国王及其亲属、占据着宫廷和州级政治军事职务的贵族、神庙祭司。国家行政体系的中心是国王、女王，麦罗埃是国王的永久住处。主要的行政官员有财政主管、军事指挥官、掌玺人、粮仓主管、档案主管、书吏长等。遍布其他地方的王室宫殿其实就是各个地方的行政管理单位，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出现了“帕卡尔”（Paqar）、“帕夏”（Peshte/ Pasha）等地方官员头衔。
麦罗埃王国的中间阶层是游牧民和自耕农牧民，此外还有工匠、商人、下级官吏和仆人等。社会最底层是主要由战俘充当的奴隶。麦罗埃王国的各个城镇，除了具备行政管理和宗教职能外，同时也是手工业和贸易的重要中心。
库施王国的南部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苏丹中部，向南可能延伸到远至青尼罗河上的森纳尔（Sennar）和白尼罗河上的库斯提（Kosti），向西延伸至科尔多凡高原。麦罗埃地处尼罗河第六瀑布之间的草原地带，远比沙漠包围着的纳帕塔盆地宽广，树木和灌木较多，生产基础也从狭窄的尼罗河谷扩展为一处处盆地。
麦罗埃城地处布塔奈草原（Butane Steppe），每年会定期降雨，当地人收集雨水，将之储存在巨大的水库或灌溉水池。王国的行政中心穆索瓦拉特有一个水库，直径300多米，深度达到了6米多。麦罗埃时期的努比亚文明有许多重要成就，它的农业、纺织业，特别是炼铁业已经十分发达。运作良好的灌溉和储水系统，包括从下努比亚地区引进的灌溉工具萨奇亚水车，不仅给麦罗埃地区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用水，支持着比后来更高的人口密度；庞大的冶铁和水利工程还证明麦罗埃拥有人数众多、管理有效的劳动力。
库施王国的畜牧业历史悠久，养牛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还畜养绵羊、山羊以及少量用于驮重的马和驴。种植的作物有高粱、大麦、小麦、蔬菜等，葡萄等水果的种植比较普遍，但粮食整体上不能自给。尼罗河流域棉花的种植是公元前从库施王国开始的，棉花是麦罗埃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也是麦罗埃王国的财富来源之一。
麦罗埃最大的优势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处于撒赫勒东西向陆路贸易通道与尼罗河南北向水路贸易通道的交汇点，是红海、尼罗河上游以及乍得之间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商旅们赶着牛、驴、马等驮畜，还有公元前1世纪左右出现的骆驼，从麦罗埃四散辐射，穿过沙漠，越过草原，深入非洲的中心地带，到达阿比西尼亚高地，到达红海，到达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的埃及已经被纳入希腊社会，希望通过提供非洲大陆的丰富宝藏与地中海贸易伙伴深化联系，麦罗埃王国是运输黄金、食盐、奴隶、珍贵木材、象牙、皮毛等货物的必经之路。在穆索瓦拉特，有一个带有围墙的综合性建筑，由众多封闭的房间组成，形如一个带围墙的迷宫或者大市场，估计应该是商队的目的地，或者是香客们来此参加宗教节日的歇息之处，封闭的房间可以保护牲畜免遭狮豹等猛兽袭击。
麦罗埃地区盛产木材，附近砂岩中有丰富的铁矿石，借助从亚述人那儿学到的熔铁技术，麦罗埃迅速成为古代非洲的重要冶铁中心，是撒哈拉以南的第一个黑人工业城市。
20世纪初，在麦罗埃城遗址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废渣，发掘出大量的炼铁工具和熔炉，表明麦罗埃王国很早就开始使用铁器，是当时重要的铁矿冶炼中心之一。但如果因此将麦罗埃称为“非洲的伯明翰”和非洲大陆北部冶金术发源地，则未免过于夸张。事实上，虽然有大量的冶炼痕迹，但麦罗埃时期不仅墓葬中发现的铁制品数量极少，就是到王国衰亡的320年，铁器也不是当地常见的用品。麦罗埃人在公元25年与罗马人的战斗中败北，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装备相当低劣，用生牛皮做防护盾牌，武器也只有斧子、枪矛和短剑而已。
因为生态条件相对优越，远离埃及和其他强国，农牧业和工商业发达，麦罗埃早在纳帕塔时期就已是颇具规模的南部重镇。公元前250年至公元200年，麦罗埃王国臻于鼎盛，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建筑和艺术传统。埃及古王国时代的石砌金字塔一直影响着麦罗埃，而麦罗埃刻画着几何图案的陶器是当时最精美的陶器。公元元年前后，即麦罗埃王国的阿玛尼沙克托国王（Amanishakheto）与阿玛尼托（Amanitere）王后统治时期，他们在修复和建造神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刻有他们名字的建筑物遍及麦罗埃王国全境，包括麦罗埃的阿蒙大神庙、纳盖的两个狮神庙以及纳帕塔的祭祀中心等，这侧面说明当时的麦罗埃掀起了一个建筑热潮，社会发展处于兴旺发达时期。
古代经典作家们对麦罗埃王国兴味盎然，甚至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将之想象成神话般的非洲国度，是所有传说的发源地，是众神居住的天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认为麦罗埃人是“全世界最高、最美的人”，拥有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死后都用水晶棺材埋葬，就连囚犯的脚镣都是黄金打造。但实际上，日益内陆化和本土化的麦罗埃王国发展迟缓，与蓬勃发展的地中海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考古发掘，麦罗埃古城遗址面积大约只有2.5平方公里，城内随处可见土丘、倒塌的砖石土坯和炼铁矿渣。在一个石墙大院内，保留着皇宫、政府官署、数座小型神庙以及浴室等建筑，大院外是其他神庙与住宅。麦罗埃城遗址的住宅风格、大小、式样千差万别。少数宅邸是坚固宽敞的土坯房屋，有两三层楼高，房间屋顶呈拱形，内壁刷成黄色或者白色。大多数建筑的墙壁较薄，面积也不规则，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甚至很难将每个人的居住单元区分开来。
库施人的政治中心迁移至麦罗埃后，特别是纳帕塔的努里墓地在公元前300年前后被废弃之后，库施王国的本土化趋势开始明显，本土化色彩从北往南逐渐加深。在第二瀑布附近阿马拉的阿蒙神庙中，所有的浮雕都是埃及式的，唯一的非埃及因素就是麦罗埃王冠的细节，一条带子紧紧束住头顶的帽子，带子的末端松垂脑后。在麦罗埃北边的穆萨瓦拉特的狮神庙里，虽然墙上有漂亮的托勒密时代埃及文书写的赞美诗，但大量的雕塑以及其头饰、装饰品和王室的徽章都具有当地色彩，不仅总的建筑风格呈现麦罗埃地方特色，供奉的神祇也突出狮神阿佩德马克而不是太阳神阿蒙，彰显出摆脱埃及影响的倾向。在麦罗埃南边草原地带的大城镇纳盖，阿蒙神庙正面口塔式门楼的装修风格同时具有埃及影响和麦罗埃特色，狮神庙的浮雕更是麦罗埃艺术最典型的代表作。
麦罗埃王国非洲本土化发展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字——麦罗埃文（Meroitic）。在迄今已经发现的上千块关于麦罗埃王国的断碑残碣中，不同年代的碑文文字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规律，即年代越久远，碑碣上的埃及文就越纯正；年代越接近，碑碣文字越难辨认。大致说来，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的碑碣，其碑文就采用当时的埃及文，是漂亮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的碑碣，碑文的基本语法已不同于埃及文，当地语言的痕迹越来越重，在埃及文中夹杂有某些无法识别的文字符号。大概到公元前2世纪的沙纳达凯特女王统治时期（Shanakdakhete，约前170—前150），库施人开始有自己的书写体系，麦罗埃文逐渐取代了埃及的象形文字。拥有自己的文字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罕见现象，麦罗埃文字的出现意味着库施王国本土化非洲化进程的最终完成。
麦罗埃文是一套参照埃及圣书体及民书体而设计的拼音字母，其中一部分借用同期埃及人在公文和私人文书中所使用的通俗文字，但意思不同，另一部分像某种草书的缩写。这些符号代表子音、母音和音节，字与字之间用冒号隔开，写读顺序均与埃及文字相反，似乎有意要与埃及文字区别开来。由于在纳盖一座神殿的石座上发现了用麦罗埃文和埃及文两种文字书写的纳塔克马尼国王和阿曼尼泰雷王后的名字，英国学者格里菲斯（F. L. Griffith）在1909年找到了麦罗埃文字音译的关键，得出了8个麦罗埃字母的发音。由此，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进一步推断出了所有23个字母的发音，能读出碑碣铭文上的人名和地名；但对于碑文内容，虽然曾尝试用各种文字比照翻译，例如通过对冠词用法的研究将有关碑文分段，从段落的排列上分辨出诸神的名字和有关死者的一系列人名和地名，通过对动词的研究发现了一个词缀体系等，但语言本身至今未被完全解读，不能解读已发现的800多个碑碣铭文，对麦罗埃王国后来的发展因而更不清楚。
由于无法解读麦罗埃王国自身的碑碣铭文，加之当时的埃及处于希腊王朝时期（约前323—前30），发展重心转向了地中海邻国，对麦罗埃王国的关注和记录缺失，人们对这一时期麦罗埃王国的发展概况所知甚少。根据一些断断续续的文献记载，库施人与亚述人、希腊人、罗马人及波斯人均有过交往和冲突。库施王国的国名多次出现在《圣经》中（译作“古约实”），《创世记》篇就声称库施是含的儿子，《使徒行传》记载腓利成功使麦罗埃女王的银库总管改宗基督教，领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摩西就娶了库施女子为妻。
前30年，渥大维终结了托勒密王朝，开启了埃及的罗马王朝时代。前25年，麦罗埃女王，可能是“阳刚的独眼女王”阿玛尼雷纳斯（Armanirenas），似乎想重演先王佩耶对埃及的征服先例，率领大军袭击了驻守埃及南部边境的罗马军队，然后长驱直入，占领了阿斯旺以南的所有领土，捣毁了当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阿斯旺的雕像并将其头部带回麦罗埃，将罗马人控制的菲莱圣岛洗劫一空，占领了部分金矿。罗马驻埃及行政长官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随后率领1万步兵和800名骑兵南下增援，在阿斯旺一带击败了麦罗埃军队，还趁机进军努比亚，洗劫纳帕塔以雪菲莱岛遭劫之耻。战败的麦罗埃女王派出使者议和，与罗马人签署《萨摩斯条约》（Treaty of Samos），出让库施北部的一小部分领土，划定了罗马人统治下的埃及与麦罗埃王国之间的边界。由于认为麦罗埃“太穷而不值得占领”， [2] 罗马人基本满足了麦罗埃人的议和条件，放弃向麦罗埃征收贡赋，仅在易卜利姆堡（Iblim）派400名士兵驻防，保证新边境的安全。
与罗马帝国的和解推动了麦罗埃王国的对外商贸关系发展。公元1—2世纪，麦罗埃的皇陵及富人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来自罗马帝国的陪葬品，例如铜器、陶瓷、珠宝、银器和玻璃等，墓葬设计吸收了同时期地中海、埃及和非洲等地的不同艺术风格。在麦罗埃一座宫殿的门槛下，曾经挖出一个奥古斯都大帝的青铜雕像的头部。事实上，麦罗埃对罗马的这种学习与模仿，延续了库施王国此前数百年的发展范式——凭借险峻的尼罗河大瀑布阻滞北方强邻的入侵，依凭不可或缺的尼罗河贸易路线维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按照自己的愿望吸收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成分。
麦罗埃王国的这种发展范式，在相互割裂的古代世界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一些国家天然地具备某种战略重要性且不可替代。然而随着全球各部分联系的日益紧密，这种外在的被动式发展优势就越来越无足轻重，继续且完全依凭这种发展模式的国家，比如麦罗埃王国，就必然会落伍或者被淘汰。从公元200年开始，罗马人逐渐放弃了麦罗埃控制的沙漠商路，越来越通过红海和阿拉伯半岛发展与东方市场的商贸往来，同时大肆攫取埃及的农产品以充实罗马帝国的粮仓。由于蒸蒸日上的地中海国家不再需要，贫困的埃及没能力购买，尼罗河流域的贸易迅速下降，麦罗埃王国日益封闭滞后。
麦罗埃王国近乎必然的衰落状况从后期的墓葬建设上可窥一斑。在3—4世纪，麦罗埃国王们已经没有能力建造大型的神庙，其他建筑物的规模和精美程度也无法与其公元前的先王们相提并论。就连国王们为自己修建的金字塔也越来越小，随葬的外来奢侈品越来越少。
麦罗埃王国一直面临着周边沙漠游牧部落的袭扰，例如南方的阿克苏姆人（Aksumites）、东方的布勒来人（Blemmyes）和西方的努巴人/诺巴德（Nubas/Nubades）。这种袭扰在国家强大时只是偶尔的小麻烦，国王们经常率领军队讨伐这些独立或半独立的少数部族，或者为了开疆拓土，或者为了惩罚，甚或就是为了掳获牛和奴隶。但在处境不利或恶化时，例如尼罗河流域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整体衰落，麦罗埃王国就无力抵抗周边游牧民族的袭扰，与周边国家和族群的关系就变得复杂且不可控制。后期的麦罗埃国家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是一个包括若干以某种形式依附于麦罗埃王国的公国。
公元2世纪，努巴人逐渐崛起，占领了库施北部的尼罗河西岸地区。努巴武士骑马或骆驼，骁勇善战，向麦罗埃贵族提供保护，或充当王国雇佣军，与麦罗埃人通婚，作为军事贵族在麦罗埃定居。罗马人也曾收买这些努巴武士，减弱库施人对北非的袭扰。
公元300年前后，阿克苏姆人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崛起，在330年前后达到实力顶峰。埃扎纳（Ezana，320—360年在位）是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国王，他在350年率领远征军讨伐诺巴人，到达了阿特巴拉河与尼罗河汇合处，摧毁了麦罗埃城，缴获了大量战利品。麦罗埃王国崩溃，麦罗埃时代的灿烂文化、宏伟建筑、宗教与政治传统也随之湮灭，此后再也没有出现用麦罗埃文书写的碑碣铭文。原来的麦罗埃王国地区陷入了黑暗时期，一系列黑人小王国各自为政，延续了1000多年时间。
都城被毁后，麦罗埃王国的部分王族及臣民可能向西流亡至达尔富尔地区，并从那里经过费赞（Fezzan）继续进入乍得湖盆地和西非内陆。麦罗埃王国发达的冶铁技术以及埃及古代文明的某些传统，可能就是这样经麦罗埃人传入了非洲西部和南部黑人世界。在西非的豪萨人（Hausa）、约鲁巴人（Yorubas）和萨奥人（Sao）的民间传说中，普遍存在着他们祖先来自东方的说法，认为是东方人给他们带来了知识，例如一些部落长期沿袭库施王国的方法铸造青铜等。
公元4世纪，诺巴人控制了布塔奈草原上的乡镇与城市，他们甚至还很可能占领了麦罗埃城。在阿布·辛拜勒南几公里处的巴拉纳（Ballana）和古斯图勒（Qustul）古城，考古发掘出了庞大的古墓葬群，被命名为巴拉纳文化（公元300—600年）。这些古墓野蛮而奢华，主要的陪葬品有镶彩色宝石的王冠，还有武器、青铜器和银器等。王冠上的眼镜蛇和公羊形象显示下努比亚地区的国王们仍然效忠于埃及人和麦罗埃诸神。巴拉纳墓葬的许多地方都令人联想到埃及或麦罗埃的遗物，例如散放地上的银器反映出亚历山大城的影响，陪葬的陶器是传统的麦罗埃式样等。但就其规制与殡仪格式而言，巴拉纳墓葬文化却与纳帕塔和麦罗埃时期的库施文化迥然不同，反而更接近两千年前位于上努比亚的凯迈尔人（C族群人）。死者都躺在木质冥床上，都需要身边的一切生命为自己殉葬，包括他的妻子、奴隶、侍卫、马夫和马匹，甚至还有他的狗。由于这类墓葬主人生活的时间大大晚于C族群时期，不可能直接来自C族群，为了在年表中排定顺序，加之当时也确实对他们一无所知，因之被定名为很有意思的“X族群”。
在X族群时期，当地民众开始形成新身份，开始以另一种形式进入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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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本土文明多元碰撞的新时代。
易卜利姆城堡在阿斯旺以南约160公里处，是古代下努比亚地区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许多文职官吏曾在此办公，时间跨度自埃及第25王朝一直延续到努比亚的麦罗埃、巴拉纳和基督教化时代。林林总总的草纸和羊皮纸既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文献资料，为破译令人费解的麦罗埃文字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保留了努比亚人生活和信仰的重要信息，从中可以梳理出完整的努比亚文明线。易卜利姆城堡有数座供奉生命女神伊西斯的大型神庙，这是埃及与努比亚古老异教信仰最后幸存下来的残迹，一直坚持到6世纪才寿终正寝。由于基督教已经在此时进入了努比亚地区，当地的居民们已经开始零星接受基督教，他们在两种信仰之间骑墙观望，在坟墓上画十字架以图来世得到耶稣的超度。由此开始，整个努比亚先后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完全征服。
[1] LaVerle Berry, ed., Sudan: a country study , pp.5-7.
[2] LaVerle Berry, ed., Sudan: A Country Study , p.7.
[3] David N. Edwards, The Nubian Past: An archaeology of the Sudan , London: Routledge, 2004, p.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