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三、埃及化的努比亚文明:纳帕塔王国

博尔戈尔圣山与努比亚的崛起

新王国后期,无论是衣着服饰、宗教信仰还是殡葬礼仪等,努比亚的上层社会都已经完全地埃及化了。他们与埃及人一样,说科普特语,戴假发,穿亚麻衣服,信奉相同的神祇,虽然从未涉足埃及腹地,却保留了埃及的宗教传统,“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事实上,努比亚精英们对埃及文化是如此推崇,以至于在埃及影响衰落或者屈服于外国统治时仍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埃及文化和宗教价值的守护者。 [1] 相应地,在埃及文明的影响和带动下,努比亚一直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渐进发展,最终迎来了自身文化的巅峰时刻——纳帕塔与麦罗埃王国时期,当之无愧地成为非洲文明的重要代表。

公元前11世纪早期,埃及进入了混乱不堪的第三中间期,对努比亚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努比亚兴起了几个地方政权,并且都基本保持了埃及在此建立的行政和宗教模式,迄今留存一些用象形文字刻写的铭文和带有典型的埃及传统风格的浮雕遗迹。其中一些相对重要的政权兴起于尼罗河第四瀑布下游地区,统治中心在艾尔库如(El Kurru),遗址中发现了带有围墙的定居地。这些早期统治者大多埋葬于艾尔库如,其墓葬顺序一直没有被理清(或者有争议),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和继承趋势。公元前8世纪中叶(前750年),纳帕塔的统治者成为了整个努比亚的统治者,努比亚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此后就转移到了纳帕塔。

纳帕塔有阿蒙神庙,有众多皇陵和博尔戈尔圣山,在努比亚历史上位置重要。博尔戈尔是一个黄褐色的独立山丘,高90多米,长200米,山体的一端形似昂首挺立的眼镜蛇,头戴高大的上埃及球形王冠,面向前方。从西边看,山丘尤其能让人产生深刻的美丽印象和持久的敬畏感。这种独特情状,恰当地诠释了埃及人的宗教认知和想象:阿蒙神盘踞在纯洁的圣山之上,像一条眼镜蛇向前吐信。彻底征服努比亚后,第18王朝的图特摩斯三世在博尔戈尔建造了气势宏伟的阿蒙神庙,将这里变成了努比亚人的宗教中心。库施统治阶层完全接受了以阿蒙为代表的埃及宗教体系。

博尔戈尔圣山中的阿蒙神庙,虽然以埃及主神公羊头形象的阿蒙神为依据,但也吸收了努比亚人自身的文化和传统,例如在神庙前面多出两列以公羊卧倒形象出现的“公羊大道”等。大概也正因为如此,阿拉亚(Alara)统一了努比亚各部落后,将博尔戈尔山丘视为努比亚人的“圣山”和权力中心,将博尔戈尔的阿蒙神庙看作是努比亚王权合法性的来源。此外,纳帕塔王国的君主们还通过与埃及王室女性的联姻来增强统治的合法性,这一时期的“阿蒙神之妻”因而变得十分重要。可以说,博尔戈尔圣山的形成,标志着被埃及语文献称为“可怜人”的努比亚人的真正崛起。

阿拉亚是目前确知的努比亚王国的首位君主。阿拉亚统一了上努比亚的纳帕塔和更南部的麦罗埃地区,是努比亚王朝的奠基者和杰出统治者,引领努比亚人在以纳帕塔为中心的区域内快速崛起。阿拉亚迈开了库施王国崛起的第一步,初步建立了能够管理整个库施国家的官僚体系,成员包括他的家族成员和其他社会精英,并且可能形成了一个不超过总人口1%的有文化的僧侣阶层。作为统治者,阿拉亚用宏伟的建筑彰显自己王国的宏伟规模,大的建筑项目包括在卡瓦(Kawa)地区修建的砖瓦结构的B神庙,在博尔戈尔修筑的专门供奉太阳神的阿蒙神庙等。根据卡瓦地区阿蒙神庙内的记录,阿拉亚没有像埃及法老那样称呼自己是“国王”(nesu),而是采用了第三中间期埃及小王子们普遍拥有的皇室头衔(wer,意思是伟大的人)称呼自己。事实上,在目前发现的所有阿拉亚的图像中,他的头饰中确实没有出现过法老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双条眼镜蛇装饰。艾尔库如的9号墓葬包括埋葬墓穴和金字塔形的地面建筑,墓葬拱顶的青铜铸装饰物含有独特的努比亚含义,墓主人被认定就是阿拉亚。 [2]

阿拉亚的继承者是喀什塔(Kashta),他通过军事和联姻等手段重新征服了努比亚地区的各个部落,再次统一努比亚地区,首都在尼罗河第四瀑布附近的纳帕塔。喀什塔在王国内部采取埃及式行政管理体制,从而迅速将努比亚的力量扩张到了上埃及和底比斯地区,为以后的努比亚国王继续在埃及进行领土扩张和统治奠定了基础,是第25王朝的开创者。喀什塔在他的有生之年可能采用了法老的称号,他曾经头戴圣蛇王冠,将自己的名字镶刻在博尔戈尔圣山上,以圣山的眼镜蛇形象彰显努比亚国王统治的权威,也曾经站在瀑布之神克努姆的面前以埃及皇室的方式献祭。

佩耶(Piankhy,也译作皮亚、皮安基等)继承了喀什塔的王位。佩耶是第一位面目和个性都很清晰的库施王国君主,他成功地将纳帕塔的阿蒙神与埃及底比斯地区的阿蒙神联系起来。这种宗教上的融合和创新不仅使尼罗河流域的阿蒙神宗教传播得更远,更具地方特色,也减少了不同地域间宗教上的排斥性,使得埃及人和努比亚人都可以接受他的统治,给戴着圣蛇王冠的“黑色法老”的统治增加了合法性。佩耶对埃及的征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却始终将王国的统治中心放在纳帕塔地区而不是埃及的底比斯。佩耶认为长着公羊头颅的阿蒙神是他的神祇,自称是“阿蒙神之子”,因而大规模修复阿蒙神庙,通过增加主厅中的廊柱使之更加气势恢宏,在廊柱上刻画了他同利比亚人战斗的场面,在神庙的外墙上展示了佩耶高大威武的形象。在献祭给博尔戈尔阿蒙神庙的石碑铭文中,佩耶豪情万丈,“底比斯的阿蒙神使我成为埃及人的国王;纳帕塔的阿蒙神使我成为所有土地上的国王。” [3]

在征服和统治埃及的过程中,佩耶数度更改王位名称,可能是希望借此证明他统治埃及的合法性,当然也反映了库施国家在埃及势力的扩张进展。佩耶最早的王位名“荷鲁斯”(Horus)来自图特摩斯三世的石碑,意思是在纳帕塔升起的强壮公牛;他成为上下埃及之王时的王位名是“门克希皮尔瑞”(Menkheperre),显然也采用了图特摩斯三世的王位名。在博尔戈尔阿蒙神庙的多柱厅中,佩耶采用了“乌瑟尔马里特瑞”(Usermaetre)这个王位名,这与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名相同。佩耶最后采取的王位名是“辛菲尔雷”(Senferre)。

佩耶在其统治的第24或25年去世,被安葬在了艾尔库如一座埃及风格的金字塔坟墓中(Ku.17),他的妻子们和4匹骏马随葬在侧。佩耶是500多年来第一位以这种方式下葬的国君,其墓葬具有浓厚的埃及文化色彩,地面建筑形式为金字塔,通过台阶可以到达下面的墓室,随葬品中既有埃及传统的物品陶俑或木俑,也有努比亚特色鲜明的车马冢。佩耶的墓葬设计是此后千余年努比亚皇室墓葬的典型形式,继承者们的坟墓旁边也都有这样的车马冢,单个墓葬陪葬的骏马数量最多的有8匹。可惜的是,由于那些精致雕刻在花岗岩石碑上的佩耶肖像早已被人凿去,在纳帕塔神庙浮雕上的佩耶画像仅剩下了腿部,关于佩耶的体貌特征,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有着黑色的皮肤。

必须指出,古代世界里没有种族歧视。在佩耶征服埃及的历史性时刻,他的黑皮肤根本不算障碍。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作品清楚呈现出种族特征与皮肤色调,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深色皮肤在当时被视为卑贱的象征。直到欧洲列强于19世纪在非洲殖民时,西方学者才注意到努比亚人的肤色,且抱持一种负面的态度。事实上,对努比亚历史的忽视,例如认定库施王国诸位国王是白人、努比亚文化不过是正统埃及文化衍生出来的一个分支等,不仅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妄自尊大的世界观,也体现出他们对古埃及辉煌成就近乎迷信的崇拜以及对非洲整体历史的无知。

库施人征服埃及

进入第三中间期后,埃及国家南北对峙,王权衰弱,地方割据,政局动荡,建造了伟大金字塔的灿烂文明荣光不再。阿蒙神庙的祭司长不仅拥有宗教权力,还拥有军队和行政机构,伺机寻求取代法老的王权统治。下埃及由利比亚酋长统治,他们采用埃及法老的种种传统服饰典章,形成了数个半自治性质的小型诸侯国,都标榜自己才是合法的国王,却不尊崇埃及的阿蒙神。感受到危机的底比斯僧侣们转而求助南方的纳帕塔王国。 [4]

虽然可能从未真正去过下埃及,但佩耶国王却认定自己才是埃及真正的统治者。为了使埃及免于分崩离析,恢复埃及在拉美西斯二世和图特摩斯三世等伟大法老时代的威严和神圣,佩耶先是通过各种手段与当时的第23王朝统治者达成了库施在底比斯地区享有统治权的协议,确认了库施在底比斯地区的政治地位和驻军权利,同时把他的姐妹过继给底比斯阿蒙神庙的高级女祭司,以期将来继承这个重要的职位。

虽然库施军队在尼罗河两次击败了北方联军,围困了叛变的尼穆楼特,缓解了底比斯的危机,但因为北方联军的一部分逃回了下努比亚并重新集结,佩耶对自己军队取得的胜利并不满意,“愤怒的像一头黑豹”。公元前730年,佩耶决心发动对埃及的全面军事征服。根据1862年从纳帕塔阿蒙神庙遗址中发现、现收藏于开罗博物馆的佩耶“凯旋碑”的记述,佩耶传令众将“备好马厩里最好的战马”,要让下埃及尝尝他指尖的味道。 [5]

沿河北上的库施军队进展顺利,几乎没遭遇多大阻力就抵达上埃及首都底比斯,弃船登岸,做短暂停留。为了增加库施军队的神圣感与战争的合法性,佩耶号令全军在尼罗河中沐浴净身,换上细麻衣衫,将取自底比斯东城凯尔奈克神庙(Kernek Temple)的圣水洒在身上,郑重向凯尔奈克神庙的阿蒙神供奉牺牲。礼成之后,佩耶率领大军沿尼罗河继续北上。在主要宗教城市赫尔摩波利斯(Hermopolis),库施军队遭到了顽强抵抗,久攻不下,佩耶最后下令在城外修筑高塔,弓箭手从高塔上向城中万箭齐发,埃及军队死伤惨重,被迫投降。此后,佩耶继续北进,占领了上下埃及交界处的孟斐斯(Memphis),在普塔神庙(Ptah Temple)宣布自己为上下埃及的“两地之王”,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25王朝(前730—前656年),即埃及历史上著名的黑人王朝。

佩耶对埃及恩威并用,在展开战事的同时积极用和平谈判来代替武力冲突,他甚至派出自己的王后与敌人之妻进行谈判。即使在交战时期,佩耶也决不嗜杀成性,愿意宽恕任何宣誓效忠库施的敌人,劝告拒不投降的抵抗者,“不要关闭你的生命之门,你们要劈开这些障碍!不要热爱死亡,就如同不要憎恨生命!” 出于对埃及宗教传统的尊重,佩耶对于所征服城镇的神庙采取了保护措施,确保它们没有受到损坏和掠夺。在向孟斐斯和赫里奥坡里斯的众神献祭后,埃及各地皆归顺佩耶,承认他在埃及以及库施的统治地位。努比亚人肤色呈黑色,埃及人是棕色,传统上把在埃及进行统治的努比亚法老称为“黑法老”。

库施人统治埃及

库施是一个军事帝国,征服埃及后,为了避免重蹈埃及王权衰弱的覆辙,佩耶不仅继续严密地控制军队,还将政府的重要职位基本都授予了皇室成员。在地方管理中,佩耶虽然沿袭了此前埃及君主的统治模式,将埃及按照区域进行划分,但同时安插努比亚人和埃及人共同管理。对于埃及事务,佩耶仿效新王国时期的埃及设立了努比亚总督一职,但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彻底换位。纳帕塔王国时期的“努比亚总督”是真正的努比亚人,而管理对象是埃及和埃及人。 [6] 努比亚人由“被统治者”的身份变成了“统治者”,开启了埃及历史上奇特崭新的“努比亚王朝”时代。

佩耶很顺利地征服并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埃及,是长达75年的埃及第25王朝的首位法老,新登基的“两地之王”,却在统一埃及后不久出人意料带着战利品和军队南下返回努比亚,而且似乎再也没有回到埃及。在埃及底比斯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佩耶在埃及本土的记录比较模糊,目前还没有找到专属于他的纪念器物。库施军队的突然回撤不仅葬送了已经到手的胜利成果,还使埃及北方重回割据内斗的小邦林立局面。大约在公元前716年,继位刚满一年的库施国王沙巴卡(Shabaqo)再次率军北上,重新征服了埃及北方各小邦,巩固了第25王朝,有效控制了远至三角洲地带的尼罗河流域,将统治中心从上埃及的底比斯移至下埃及的孟斐斯,缔造了一个南起喀土穆、北达地中海的大帝国,让埃及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和气度,是真正意义上的埃及法老。

沙巴卡是佩耶的弟弟,信奉古老的法老作风,采用第6王朝统治者佩皮二世的王位名号“尼菲尔卡拉”(Neferkare)。沙巴卡为人宽和,虽然曾把抵抗他的第24王朝法老活活烧死,但并不总是残忍处决他的敌人,而是发配他们去建造堤坝防范尼罗河洪水。沙巴卡任命臣服的利比亚王子担任埃及阿蒙神庙中的高级祭司,与利比亚的贵族家庭联姻,但坚持由努比亚王室成员掌控“阿蒙神之妻”的神职,极力保持自身统治的纯洁性。沙巴卡在苏丹和埃及大兴土木,修建气势恢宏的纪念建筑,宣示努比亚人要在埃及长住下来的决心。他在凯尔奈克神庙为自己树立了一尊巨大的粉红花岗岩雕像,头戴镶有成双眼镜圣蛇像的库施王冠,代表了他身为埃及和努比亚两地之君的合法性。

公元前706年,沙巴卡移居孟斐斯,佩耶的儿子舍比特库(Shabataqo)成为努比亚的最高统治者。沙巴卡去世后,舍比特库不仅在孟斐斯加冕登基,成了埃及努比亚王朝的第4位法老,而且在将沙巴卡的尸体运回努比亚安葬时还在纳帕塔再次加冕。舍比特库是一位神秘的法老,他的形象极度扭曲,甚至连他的名字都被从努比亚的王表中删除。

舍比特库的继任者是他的弟弟塔哈卡(Taharqa)。塔哈卡英勇善战,抗击了嗜血成性的亚述人,或许还曾以西亚地区保护者形象拯救过耶路撒冷,其名字被犹太人载入《圣经》(其名译为特哈加)。塔哈卡即位后不久便挥师北上,夺回孟斐斯,镇压忠于亚述人的埃及小王公,首都由纳帕塔迁到了上埃及的锡布兹(Sibuz,今卢克索)。前667年,亚述人夺取了埃及,库施大败,塔哈卡受伤五次,侥幸逃生,从三角洲地区仓皇南逃,先是退守孟斐斯,在皇后和孩子被俘虏后退逃至底比斯,底比斯城沦陷后最终撤回了纳帕塔。库施人在埃及建立的第25王朝到此结束,但塔哈卡还算是有能力的法老,在收复埃及惨败后依然能够保住王位,继续执政一直到死。

当政期间,塔哈卡重振衰敝的埃及文化,修复和建立了多座阿蒙神庙,献祭豪华的餐具、礼拜用品、贵重物资和金钱,遍布尼罗河流域的许多建筑上都有塔哈卡的名字。在卡瓦地区(Kawa),塔哈卡建造一座新的阿蒙神庙,明确表达了王权统治的至高无上。在底比斯,塔哈卡在凯尔奈克寺院四周建立柱廊,柱廊间修建了大量小礼拜堂供奉阿蒙神。在博尔戈尔圣山山麓,塔哈卡为自己建筑了一座砂石结构的高台圣殿俯瞰宽阔肥沃的纳帕塔盆地,镶嵌黄金饰品的精美花岗岩雕像庄重坚毅果敢精美,尽显王者气度。塔哈卡法老热爱体育运动,曾经组织军队在沙漠进行长距离赛跑,他本人骑马相随,参赛者无论输赢都有奖赏。

塔哈卡放弃了艾尔库如的传统墓地,在努里(Nouri)建造了库施王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字塔。该金字塔迄今残高50米,内有1000多个精美的小型侍从石制雕像,均展现出生动的努比亚人面容与严格的埃及人装束。塔哈卡及其19位接班人和他们的53位王后都被埋葬在努里。

塔哈卡之后的努比亚王朝发生了王位继承危机。由于很多皇室成员在孟斐斯陷落时被亚述人掳走,没有成年的王位继承人,最终只能由姐姐的儿子坦塔玛尼(Tantamani)继承王位。根据关于坦塔玛尼的努比亚文献“梦想之碑”的描述,坦塔玛尼国王在纳帕塔加冕后曾经北征,攻占了孟斐斯,征服了埃及当地的诸王公。但实际上,当时的库施人已被亚述人击败退向南方,努比亚人对埃及的统治已经结束。坦塔玛尼确实在公元前 664 年一度收复了孟斐斯,宽大地接受了三角洲地区诸王的投降,但次年即被亚述人赶回了努比亚境内,无奈向南回撤,最终抱恨死于纳帕塔。 [7] 库施王国对埃及的统治至此终结。

圣城纳帕塔及其陷落

公元前591年,即阿斯佩尔塔(Aspelta)在位的第二年,埃及第26王朝的法老萨美提克二世(Psammetichus II)派遣军队远征努比亚。库施人兵败,损失惨重,纳帕塔的宫殿和神庙被摧毁,财物被劫掠。为了避免再被强邻劫掠,库施人沿着尼罗河上溯500公里,迁徙到了第六瀑布附近的麦罗埃(Meroe)。

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征服埃及,开启了埃及历史上的波斯王朝时代(第27—30王朝)。新法老冈比西斯(Cambyses)得陇望蜀,试图进一步南侵努比亚。库施国王阿马尼(Amani-nataki-lebte,前538—前519)得知消息后,派使者送去了一张大弓,警告波斯人如果不能轻易地拉开这张弓就不要来!冈比西斯不听警告,亲率大军出征,结果在巴滕哈杰尔遭遇了重大损失,退回埃及,仅占领库施王国北方的一条狭长地带。原来由埃及征收的来自努比亚地区的贡赋,如黄金、奴隶、乌木、象牙等,转而流入了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苏萨(Susa)。大流士时期的波斯军队有库施人组成的兵团。

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沙漠化日益严重,大量牧民迁入了努比亚北部地区,造成放牧过度,纳帕塔的农业、工商业和文化极度衰落。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Alexander)派遣军队进攻努比亚地区。大约公元前300年,库施王国的重要政治与经济中心随即完全转移到麦罗埃地区。 在阿斯旺南面菲莱岛(Philae island)神庙的墙壁上,有一位库施王子以神职体或者草书体的埃及文向生命女神伊西斯(Isis)祈祷,请求她保佑自己能够安全返回家乡:“我的女神,您将土地分配给诸神,请您保佑我返回麦罗埃,您的子民居住在那个美丽的城市。”

纳帕塔王国的文化比较多元,有时向埃及文明全面看齐,显现了地中海文明特色;有时又坚守传统,体现自身的非洲特色。

一方面,因为新王国时期的全面埃及化,纳帕塔王国有着鲜明的埃及特色。第25王朝的黑法老们以埃及历史上伟大法老的继任者自居,全面沿袭以前的埃及法老做派。在纳帕塔的努里墓地,即便是坦塔玛尼之后的几位国王,其墓室也坚持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等诸多习俗,墓室和花岗岩石棺也采用埃及风格,四壁和碑铭也用埃及文撰写,相关的祭器、神像和塑像等也与埃及相同。但另一方面,纳帕塔王国的历代国君都有着明显的黑人血统,高颧骨,大下巴,厚嘴唇,佩戴典型的努比亚装饰,坚持努比亚传统习俗,例如殡葬礼仪在学习埃及习俗的同时坚持了典型的努比亚葬礼仪式,即每个墓室中央都有长条石凳支撑的传统床铺用来安放木乃伊,设立单独墓室礼遇那些拉过战车的骏马。从发展的视角看,库施对埃及的征服和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和被同化的过程,只是因为遭遇了已经处于铁器时代的亚述人,库施人统治埃及的时间并不长。从埃及撤回后,库施王国的发展越来越封闭,演变脉络更难以确定,历代君主的编年顺序也十分模糊。

纳帕塔王国信奉阿蒙神,建造埃及式阿蒙神庙,埃及人建成的纳帕塔阿蒙神庙成了库施人的宗教活动中心,主持人是来自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事实上,在第三中间期,正是由于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们的煽动与帮助,库施国王才成为了埃及法老君权的继承者。第25王朝时期,黑法老们加强了对阿蒙神庙最高祭司和阿蒙神之妻等重要神职的控制,使他们的姐妹或者女儿成为底比斯阿蒙神庙的高级女祭司,从宗教意识上巩固库施王国的统治。失去埃及后,库施王室的女性成员继续担任纳帕塔等地阿蒙神庙的祭司,依然把控着库施王国的宗教大权,其影响力渗透到库施王国的各个方面。

在第25王朝结束之后的大约400年里,纳帕塔一直是库施王国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阿蒙神庙的高级祭司因为在纳帕塔王国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势力强大,他们把持着前任国君的王冠与权杖,国王的加冕仪式要在这里举行,国王的遴选也要由纳帕塔阿蒙神庙的祭司批准,国王死后还继续埋葬在努里墓地,表示君权神授和国王对神的忠贞。

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格斯(Diodorus Siculus)在公元前60—前57年访问过埃及。根据其著作《历史笔记》的记述和推断,纳帕塔神庙的祭司将自己视为阿蒙神的人间信使,宣称阿蒙神通过一个会说话的雕像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他们,他们对任何一项国家事务的影响都是代神行事。一旦阿蒙神庙的祭司认定国王已经不得民心,只需派遣一名使者去见国王并说明这是神的意志,国王就必须服从命令自杀以谢天下。

神庙祭司可以处死国王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其他的佐证,在此只能存疑,但狄奥多罗斯同时记述的另一件事却似乎可信。在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时期,麦罗埃的埃加梅尼斯(Ergamenos)国王接受过希腊教育,学习过哲学,他不仅拒绝服从神庙祭司的命令,还公然反抗这种由来已久的迷信传统。埃加梅尼斯带领士兵闯入阿蒙神庙,杀死擅做指示的祭司,结束了神庙祭司决定麦罗埃国王命运的权力,开始以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家事务。

鉴于库施国王的墓地恰好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期间从纳帕塔的努里迁到了麦罗埃,虽然埃加梅尼斯国王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位,甚或他就是泛指这一时期的所有国王,从狄奥多罗斯关于麦罗埃国王杀死祭司的记载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纳帕塔城市的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它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为麦罗埃所取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纳帕塔阿蒙神庙祭司权力的结束,是库施国王与阿蒙神祭司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

[1] LaVerle Berry, ed., Sudan: a country study ,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2015, p.5.

[2] Robert Steven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 p.154.

[3] Robert Steven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 p.157.

[4]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IV, p. 421.

[5]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IV, p. 426.

[6] Robert Steven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 p.163.

[7]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Vol. IV, pp. 472-473. KDXtUx9bjyfoUd26HBI013ZQQPu95lMhMjLgi/I4Nt7fIhqCdJOBor9HwAy04j1X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