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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00年左右，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潮湿时期，整个努比亚地区有着共同的物质文明形态。努比亚文明与埃及文明并行发展，A族群文化的全盛时期同埃及第一王朝基本同步。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尼罗河下游的埃及部分和上游的努比亚部分开始有了明显区别。努比亚文明长期被掠夺，笼罩在埃及文明的阴影里，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衰落和经济贫困。
另一方面，虽然过程有点残忍和不平等，发达的埃及文明深刻地影响和带动了努比亚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双方思想和技术的交流。人们对努比亚的了解完全依靠埃及的资料，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因为埃及文书没有记录而迄今不为人知。也就是说，法老时代埃及对苏丹的同化式掠夺和征服，同时兼具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使命”；两种使命相互包含和融合，都包含有阻碍和促进两种作用因素，客观上以外来的破坏性力量引发了努比亚社会内部的自我变革，“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进入王朝时期的埃及日益强大，对努比亚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为了保卫第一瀑布附近的南部边境，埃及第1王朝的阿哈（Aha）法老对努比亚发动了军事远征，并刻制乌檀纪念碑庆祝胜利。第2王朝末期，法老哈赛海姆威（Khasekhemwy）在努比亚建立了埃里芬提尼（Elephantine）定居点。古王国时期（前2686—前2160），埃及经常性派遣军队抵达第二瀑布，从人口稠密的下努比亚掠夺黄金、奴隶和木材等，将昔日的贸易伙伴变成了被掠夺对象。埃及第4王朝奠基人斯尼弗鲁（Sneferu，前2613—前2589）曾经派遣军队入侵下努比亚地区，劫掠了7000个奴隶和20万头大小牲畜。这个数字可能有埃及人夸大战功的成分，但此次军事行动应该基本上摧毁了努比亚A族群人的家园。在随后的数百年间，埃及军队多次入侵努比亚，疯狂劫掠，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破坏。在第二瀑布瓦迪哈勒法（Wadi Halfa）南边苏莱曼（Sulayman）山顶的岩石上，一幅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浮雕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变化。浮雕记述了埃及法老杰尔（Djer）战胜A族群的两个村庄的故事。在图上，一位努比亚酋长被缚在埃及战船的船头，许多战死的努比亚人尸体漂浮在水面上。
这是埃及征服努比亚的最早记录，埃及法老是第1王朝的杰尔国王，图画现存于苏丹喀土穆的国家博物馆。在此后的传统中，埃及法老所穿便鞋的鞋底上就刻意饰有努比亚人和叙利亚人的形象，要以此来告诉自己和世人，他已经将努比亚人踩在脚下。
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军事远征，尤其是后期地方长官们的军事远征，多少都带有贸易性质，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尼罗河上下游间联系的不断扩大。第一，埃及人在阿斯旺附近的第一瀑布湍滩处开掘了可以通航的水道，开辟了水陆两条贸易通道，把谷物和其他埃及货物运往努比亚的凯尔迈（Kerma）等地，返回时又把贵重金属、象牙、紫水晶、黑檀木、薰香、兽皮和玛瑙等带回阿斯旺，然后用船运到尼罗河下游地区。香料、树胶、象牙、乌木和豹子等第二瀑布以南地区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流入埃及。埃及商人尤其喜欢黄金和奴隶，奴隶被用作家奴、婢妾和法老军队的士兵。神秘而不可抗拒的香精成为了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埃及的万神殿甚至开始供奉新的非洲神——舍兹姆（Shezmu）香料神。
第二，埃及的文化和生产技术逐渐传入努比亚。在靠近尼罗河第二瀑布的布亨（Buhen）地区发现了埃及第5王朝时期的村落和炼铜炉遗址，表明这一时期的埃及人已经在努比亚勘探和提炼金属矿藏，主动或者被迫把冶炼技术引入尼罗河上游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努比亚人即使没有积极参与炼铜，但通过接触到的一系列工序，他们至少也获得了炼铜的基本知识。事实上，正是得益于埃及文明的直接影响，努比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才逐步加速，在库施王国时期达到了自己的极盛时代。
第4王朝之前，古王国时期的法老们往往亲自带领军队深入努比亚，以粗暴的劫掠方式获取奴隶和牲畜。此后，法老们开始派遣高级官吏进入阿斯旺地区，负责监管与努比亚及其南方的贸易，在武力威胁的基础上与努比亚人开展贸易，寻求奴隶、石材和铜等资源。根据一些地方长官墓室的自传体铭文，埃及与努比亚在这一时期的贸易模式已经摒弃了早期的敲诈勒索与巧取豪夺，有时为了获取家畜、木材以及所需的雇佣兵还不得不向C族群的酋长们赠送厚礼。第6王朝大臣乌尼（Uni）奉命前往努比亚寻求建造金字塔所用的石材，因为得到了当地部落首领的协助，他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任务，整个过程并不像此前记录的那样充满了杀戮与劫掠。 [1] 哈库夫（Harkuf）是阿斯旺贵族中最成功的远征商队首领，他在佩皮二世（Pepi II）统治早期至少4次率商队进入努比亚，组建了一支亚姆人（Yam）雇佣军保护商队安全，每次远征历时8个月左右，有可能深入到科尔多凡或者达尔富尔。哈库夫的商队选取陆路以避过第二瀑布，用毛驴作为运输工具，不仅带回了豹皮、象牙、乌木、香料和油料等努比亚和更南方地区的物资，在最后一次远征中还带回一个会跳舞的黑人侏儒取悦年轻的法老佩皮二世。 [2]
从古王国中期开始，许多努比亚人就被掳掠到埃及，也有部分人是主动迁徙到埃及谋求新生。在埃及的努比亚人很多被编入军队，不仅受命保护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的商队，还可能充当了埃及同努比亚进行贸易往来的特殊使者，推动了努比亚总督行政机构的确立和有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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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努比亚人，有的被派往尼罗河以东沙漠地区的采石场开采各种宝石，有的在神庙土地和王宫手工作坊中劳作，还有部分人在埃及高级官吏家里当仆人。在第一中间期，埃及的社会治安逐渐恶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且忠厚老实的努比亚人逐渐充当起地方权贵们的私人保安。
大概是由于埃及早期王国时期法老军队的频繁入侵和劫掠，也可能是出于安全考量主动退向了尼罗河两岸的大草原或更南的地方，甚或是由于新石器时代潮湿期的结束带来了尼罗河流域的严重干旱，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努比亚人似乎突然抛弃了他们的土地，除了零星的几个游牧部落外，下努比亚似乎无人居住。A族群文化的所有痕迹几乎从考古记录中消失殆尽，形成了长达6个世纪的历史空档。
公元前2300年左右，由于气候条件或其他尚不明确的因素，原来离开尼罗河谷的A族群重新回到了第一与第二瀑布之间的尼罗河谷。这就是美国考古学家赖斯纳（George A. Reisner）发现的C族群。C族群居民在尼罗河流域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6世纪的努比亚完全埃及化时期，其文化的北部界线在埃及的北库巴尼耶村（Kubanieh North），南部边界大概在巴滕哈杰尔（Batn-el-Hagar）地区。
根据考古发现，C族群居民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大多数人居住在帐篷里，少数人在村庄里定居。C族群民众虽然分裂成几个氏族，拥有各自的物质文化和埋葬仪式，但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广泛使用带黑边的赤陶器，拥有牛、羊、狗等家畜。死者被埋葬在椭圆形墓坑里面，穿着打扮与A族群相同，地面上有“土丘”式坟墓和用以纪念死者的祠堂等。牛在C族群人的文化中地位突出，富有的死者的整个墓室都装饰有牛的头骨。
随着埃及古王国的整体衰落和努比亚自身的发展壮大，埃及与努比亚之间贸易关系逐渐恢复。在埃及第6王朝时期，努比亚地区虽然也有过局势动荡时期，例如佩比纳赫特（Pepi-Nakht）就曾经先后两次奉命远征努比亚，大肆杀戮并劫掠了许多俘虏，甚至把两个努比亚酋长带回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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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体上处于和平状态。迈伦雷（Merenre Nemtyemzaf）国王曾经到第一瀑布地区，接受梅杰（Medjay）、伊尔泰特（Iltete）和瓦瓦特（Wawat，今瓦迪哈勒法）三个努比亚部落酋长的朝拜。当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III）确定塞姆纳（Semna）为埃及边界的时候，他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防御工事而不是军事进攻，同时指示这些防御工事不得妨碍埃及人和努比亚人都能获益的商业往来。
在佩皮二世统治晚期，一名叫赛布尼（Sebni）的地方长官，因为父亲在军事远征中死在了努比亚，他带着军队进入努比亚寻回了其父的尸身，但同时也用1000头毛驴驮载着油料、蜂蜜、亚麻布等礼物送给了当地的部落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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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布尼赎买性质的行为在此前的埃及与努比亚关系发展记录中从未出现，这可能是由于埃及古王国的整体衰落，但总体上显示了埃及与努比亚交往方式的改变。此后，埃及逐渐进入了地方割据、互相争斗的第一中间期（第7—10王朝，前2181—前2040），中央政府机构孱弱，无力控制努比亚地区，下努比亚的C族群居民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其独立地位保持到埃及中王国兴起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
C族群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的陶器。这种陶器呈碗形，外层装饰有压印或雕刻的几何图案，常以白色颜料充填。典型的C族群石器是用绿岩（软宝石）磨制的小马。在C族群的墓葬中，发现了大批密封的埃及古王国时期的葡萄酒和埃及人用来盛食物的圆底陶制器皿，这说明努比亚与埃及已经重新恢复了贸易关系。事实上，从古王国时期到新王国时期的两千年间，埃及的远征军中始终有来自努比亚的雇佣军。这个特殊的群体成分复杂，部分是埃及南部边境靠近努比亚地区的居民，部分是努比亚人或者是埃及化的努比亚人，他们充当了埃及同努比亚交流和贸易的中间人，配合埃及法老对努比亚的探索和征服。 [6]
从公元前2200年起，南撒哈拉地区的生态条件开始恶化，当地处于新石器文化阶段的人群开始迁徙到非洲其他地区。辗转迁移到尼罗河流域的人群，一部分同地中海和亚洲起源的其他民族一起建立了所谓埃及新王国，另一部分则继续向南流徙到尼罗河上游，即埃及人称为“库施”的上努比亚地区。
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内乱平息，国家统一，法老们不断对努比亚地区进行军事征服，将埃及的疆土第一次拓展到第二瀑布以外，逐渐恢复了古王国时期在埃及南部的影响力。第11王朝的孟图霍特普三世（Mentuhotep III）曾乘船远征至瓦瓦特地区。第12王朝的国王赛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III），在其统治的第10、12、16和19年四次发动对努比亚的军事征服，把努比亚南部的塞姆纳（Semna）变成了埃及的边疆地带。
为了巩固新开拓的领土，保护尼罗河商路的安全和顺畅，埃及人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岛屿和尼罗河西岸要地修建了一系列堡垒式军事要塞，其中知道名称的大约有17个。最南端的要塞在塞姆纳地区，此处河道狭窄，建有塞姆纳和库玛（Kumma）两个堡垒，二者之间用大范围的城墙连接。赛索斯特里斯三世巩固了此前对努比亚的征服，他在塞姆纳地区竖立石碑，明文规定不准任何努比亚人“经陆路或乘船到下游去，也不准努比亚的任何畜群到下游去，除非是去伊肯（Iken）做生意或是许可他们办理的正当事务”。 [7] 伊肯就是塞姆纳以北大约60多公里处的米尔吉萨（Mirgissa），这是当时最大的军事堡垒，位于第二瀑布附近，修建有大型的泥制船坞滑台，可以使船只绕过急流，实现水陆联运。最北边的布亨要塞位于第二瀑布的下游，连接着平坦的下努比亚地区，是唯一不傍河流的要塞，也是埃及与努比亚贸易往来的中心，此处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建筑石块，充分显示其重要性和坚固程度。
由于第一中间期有大量西亚人迁徙到尼罗河三角洲定居，东部沙漠的梅杰等游牧部落也季节性地侵扰尼罗河流域，埃及人对努比亚地区的控制有点力不从心。公元前1500年，库施人在文化上已接近前王朝晚期的埃及，他们统一了上努比亚地区，仿效埃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库施王国。库施王国是非洲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本土黑人文明。
库施王国的统治者住在栋古拉平原上的凯尔迈城，这个时期的王国因而也称作凯尔迈王国。凯尔迈位于第三瀑布南面，远离埃及人的势力范围，土壤肥沃，是西部绿洲商路的终点。库施也许就是曾经的亚姆王国，但后者似乎与埃及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而库施则与埃及互相敌视。埃及中王国时期在第二瀑布附近修筑的一系列要塞，最初可能是监控臣服的努比亚C族群人并垄断尼罗河流域的贸易，但到了中王国晚期就变成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堡垒，主要的防御对象就是努比亚人及其东边的游牧部落。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堡垒要塞的军事性名称上，例如“镇压努比亚”（Subduer of Nubia）、“防御弓箭”（Warding off the Bows）、“打击外国”（Curbing the Foreign Countries）、“击退梅杰”（Repulse of the Medjay）等。其次，从这些堡垒要塞中发掘出的泥制碑匾残片可知，当时的埃及人把刻有“库施/库施国王”等字眼的泥制碑匾故意打碎，以此来诅咒库施王国。
但这种变化本身就反证了当时努比亚地区的发展壮大，“库施”从中王国时期才被人知晓的范围有限的地名演变成令人敬畏的南方敌国名称，努比亚人从被蔑视的掠夺对象成长为被诅咒、被防范的敌国对手。
前17世纪晚期，来自巴勒斯坦的希克索斯（Hyksos）王朝军队横扫尼罗河三角洲，埃及法老被迫向南逃往中部的底比斯，同时放弃在第二瀑布附近的军事堡垒，向北收缩到阿斯旺，失去了三百年来对下努比亚的领主统治。埃及人内外交困的第二中间期（前1786—前1567年）是努比亚人的发展机遇期和黄金期，时间持续大约200年。库施王国大举扩张，沿尼罗河谷不断向北推进，从科尔（Kor）、塞姆纳到米尔吉萨，几乎所有的堡垒要塞都遭到过库施军队的劫掠与焚烧。由于在整个下努比亚地区发现了大量凯尔迈风格墓葬，其中大多位于埃及的堡垒要塞附近，例如在米尔吉萨堡垒的城墙附近发现了22位库施武士的墓葬群，其历史可追溯至希克索斯王朝征服埃及北部之时，在米尔吉萨和布亨等地发现了大量凯尔迈风格的陶罐，可以推断库施王国大概曾经在原埃及堡垒要塞派驻过军队。库施国王成为下努比亚地区的统治者，书吏等埃及政府官员效忠来自南方的新君主，在库施政府机构中任职。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努比亚人同埃及人通婚的现象，库施王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埃及化”趋势，与希克索斯人的信件等政府文书开始使用埃及语书写。
占领了下努比亚后，库施王国就牢固掌握了尼罗河沿线的南方贸易通道。这不仅使它在与北方的埃及人做生意时获利丰厚，而且还能通过沙漠地带的商路与三角洲地带的希克索斯人直接贸易。在凯尔迈城发现了大量刻写着希克索斯国王名字的石质印章。作为库施王国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中心，凯尔迈在公元前16世纪初达到全盛时期，是一个面积1万平方米、居民约2000人的城镇。工匠、祭司、官吏、商人和农夫定居其间，有庭院，住土坯或者木制房屋，饲养家畜。城池周边是土坯围墙，有沟渠排水系统。
在整个的第二中间期，底比斯的上埃及和凯尔迈的库施人之间的关系既彼此敌对，又相互补充。为库施国王服务的底比斯人把他们的技术专长带到了上努比亚，许多埃及人生活在下努比亚的堡垒里。埃及人和努比亚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使得努比亚走廊变成了一座熔炉，在非洲文化和地中海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
凯尔迈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它的殡葬方式。根据不完全的考古发掘，凯尔迈城附近有成千上万座坟墓，其中有8座大墓，最大的墓葬规模堪比足球场大小。坟墓是用土堆成的圆丘，周围砌着一圈掺杂有白卵石的黑石块。其中一个大墓，墓室呈圆形，直径足有90米。墓主人的尸体蜷卧于四条腿的木床上，床屉由绳子或者棕榈树筋编织而成，床上撒满了黄金，床边和墓室四周的墙角下摆放着青铜器、象牙雕刻和彩绘陶器等手工艺品。库施王国最惊人的埋葬习惯是用活人殉葬。这座最大墓葬的墓室旁边是由砖坯砌成的坑道，坑道内散布着322具扭曲变形的尸体，这是迄今发掘的陪葬人数最多的单一墓穴遗迹。
公元前16世纪末，底比斯的埃及法老东山再起，埃及随即进入了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的首位国王阿赫摩斯（Ahmose，前1550—前1525），首先将希克索斯王朝赶出了尼罗河三角洲，随后率军征服南方的库施王国。埃及军队对库施王国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庄稼与粮仓被烧光，住所被夷为平地。在凯尔迈，埃及士兵翻过城墙，烧杀掠夺，凯尔迈城墙上的焚毁与破坏痕迹迄今犹存。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和库施王国一起袭扰下努比亚地区的梅杰人，现在又和埃及人一起积极进攻希克索斯人和库施人，帮助埃及第17王朝法老们结束内战并恢复了对努比亚地区的统治。因为作战勇敢和善于使用弓箭，梅杰人得到了埃及法老的重视，他们在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政府机构中充当警察的角色。梅杰人其实是长期在尼罗河东部沙漠地带游牧和半游牧的努比亚人，与沿尼罗河定居的涅赫苏人（Nehesyu）属于同一种族，实际上也具有同一种文化。
虽然努比亚人也一度反抗埃及对他们国家的征服和占领，但似乎更多地选择放弃土地逃往南方，因为这一时期努比亚地区的坟墓愈来愈少，表明当地的人口在逐渐减少。努比亚人的南逃诱使新王国的埃及法老们进一步向南推进，新王国的每一个法老都曾经对努比亚发动过战争，要彻底打破库施人和希克索斯人的联盟。第18王朝的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前1504—前1492）从底比斯逆流而上，率领舰队成功穿越第四瀑布，将埃及的疆域向南推进到阿布哈迈德平原（Abu Hamed plain），直接控制了通向达尔富尔、科尔多凡和乍得的沙漠道路。胜利的图特摩斯一世效仿古王国时期旧事，将库施国王的头颅高挂船头，胜利返回了底比斯。 [8] 库施王国的残余势力先是向东进入凯尔迈后面的沙漠地区，之后进一步退缩至尼罗河第四瀑布地区。到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前1479—前1425）时期，埃及人通过不断的征服正式吞并了第四瀑布以北所有努比亚人的土地，在控制下努比亚的同时把上努比亚地区也纳入直接控制范围内。努比亚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就此开始，并给它以后几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新王国时期，努比亚总督是埃及在努比亚地区的行政首脑和宗教领袖，直接对法老负责。努比亚总督的具体称谓是“南方总督”，同时享有“王子”的封号。前一个封号是真正确定其职务的头衔，后一个称谓只是彰显努比亚总督职位的重要性以及巨大权力，并不意味着历任努比亚总督就一定是王室成员。图特摩斯四世时代，因为与王储同名，时任努比亚总督被称为“库施王子”。此后的历任努比亚总督也都延续了这个新称谓。
新王国时期的努比亚被划分为两大块。从伊肯（在上埃及）到第二瀑布是瓦瓦特，从第二瀑布到第四瀑布之间的整个地区是库施。努比亚总督之下设有许多行政部门，协助总督开展工作。努比亚总督下设两名副总督，分管瓦瓦特和库施。努比亚总督下辖的武装部队有弓箭队、负责内部治安的警察部队、各个城镇的驻军和一支保护金矿开发的小部队。努比亚的各个城镇设镇长，镇长对总督负责。为了赢取效忠，努比亚各个部落的酋长也被允许参加当地的行政管理工作。
新王国后期，埃及王权趋于衰弱，阿蒙（Amon）神庙祭司的地位上升。努比亚总督因为同时拥有财富和军队而成为各派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开始在埃及本土事务中发挥作用，不再被轻易更换。第19王朝的首位国王是拉美西斯一世（Ramesses I），他在登基头一年亲自去努比亚任命努比亚总督，此后还时常派使者给努比亚总督赠送礼物。第19王朝的末代国王西普塔（Siptah）待遇更惨，甚至被迫派官员向努比亚总督索取贡赋。在第20王朝时期，努比亚弓箭队队长的妹妹曾经策划了拉美西斯三世时期的一起阴谋废立大案；帕奈赫西（Panehesy）总督帮助拉美西斯十一世平息了叛乱，但却使埃及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第20王朝之后，埃及进入了动荡混乱的第三中间期（第21—24王朝），法老对努比亚地区的控制仅仅维持在布亨地区和神庙。在此背景下，作为新王国时期最重要的行政职位之一，努比亚总督在人选上越来越局限于真正的王室成员，甚至出现了目前已知的唯一女性“努比亚总督”尼希克洪（Nesikhons）。更重要的是，努比亚总督此后逐渐蜕变成一种虚职，成为授予特定官员的一种荣誉称号。“努比亚总督”职务的虚化乃至最终消亡标志着埃及对努比亚殖民统治的正式结束。
整体上看，“努比亚总督”职位的出现是埃及从地区性帝国向洲际大帝国转变的产物，它有利于埃及对努比亚地区的控制和常态化管理，推动了埃及帝国对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和管理。努比亚总督实际上就是努比亚地区的国王和宗教领袖，同时担任上埃及的重要职务，在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政府机构中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庞大而独立的权力架构在埃及中央王权强大时当然没有问题，一旦王权衰弱或异族入侵，权力不断膨胀的努比亚总督就不再满足于“库施王子”的称谓，对王室的贡赋由准时主动地上交转变为被温言索取，进而积极地介入埃及帝国的宫廷权力斗争，在法老、阿蒙神庙祭司、高级权贵和军事将领等各派势力间玩权力游戏。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是一个洲际大帝国，统治努比亚的时间长达5个世纪。努比亚人在被占领初期曾屡屡发生叛乱，但强大的埃及始终对努比亚保持着有效控制，不时对努比亚发动惩罚性战争，镇压叛乱时残忍杀死所有参与者，经常掳掠努比亚人到埃及，其中一些人被编入国王卫队和戍边军队，还有一些人沦为采矿奴隶和官吏家仆，少数努比亚王子被作为人质带回埃及王宫接受教育。新王国时期的努比亚地区基本平稳，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努比亚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埃及在努比亚全境大肆修建阿蒙神庙，引进以阿蒙神为核心的宗教体系，实施以阿蒙神庙为中心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全面控制。这也是埃及在努比亚地区实现宗教和意识形态埃及化的核心内容。博尔戈尔（Gebel Barkal）圣山下的阿蒙神庙，是埃及第18王朝时仿照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建造，在6世纪基督教传入前一直是库施人的官方宗教中心。第19王朝修建的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 Temple）修建在阿马拉（Amara）地区尼罗河西岸的悬崖峭壁上，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岩窟神庙建筑之一。拉美西斯二世（Ramseses II）被作为神祇供奉在庙宇尽头，太阳光每年两次穿过61米深的庙廊赐福他和阿蒙神，时间分别是他的生日（2月21日）和登基日（10月21日）。
与此同时，各个神庙都在当地拥有庞大的不动产和其他利益，涉及农业、渔业、养蜂、造船、水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努比亚总督作为阿蒙神在努比亚地区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当地阿蒙神庙的最高祭司，他严厉惩处那些干扰寺庙人员和财产的行为，渐进地推动努比亚宗教文化的埃及化。
其次，埃及人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引进努比亚社会，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制度化水平。在此背景下，大批的埃及书吏、军人和工匠来到了努比亚，不仅引进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建立了有效的行政体系，还引进沙杜夫（shaduf）等取水工具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9] 在当地开采黄金、玛瑙、赤铁矿、天河石、绿松石、孔雀石、花岗岩、紫水晶等矿藏。大量的埃及化城镇，便围绕着这些神庙发展起来，成为了当地的宗教、商业和行政中心，如库班（Kubban）、阿克沙（Aksha）、法拉斯、塞拉（Serra）和布亨等。 [10] 生产方式的改变带动更多努比亚人放弃原来的游牧半游牧生活方式而从事农业生产，吸收埃及元素改进自身的饮食文化和烹饪方法，来自埃及的面包、啤酒和植物油占据了努比亚食物进口的很大份额，当地总人口在新王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11]
努比亚总督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把来自努比亚的“税收、贡品”准时送交底比斯，具体物品的种类和范围随着埃及对努比亚控制范围和力度的变化而有所差异。根据各个寺院墙上刻写的贡品清单、努比亚总督的自传铭文和法老针对努比亚的王室铭文，大致可以推断出埃及和努比亚经济联系的主要内容，也可以间接推断出努比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概况。从图特摩斯三世的年鉴可知，来自努比亚的“税收、贡品”很多，主要有奴隶、牲畜、黄金、乌木、象牙等物品。在整个埃及同努比亚地区的关系中，奴隶和牲畜是埃及法老首要获取的物资，黄金是占比重最大的贡品，仅来自瓦瓦特的黄金每年就接近250公斤。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统治时期，来自努比亚的黄金成为埃及与西亚国家外交博弈的重要筹码。埃及从努比亚获取的其他物品还有香料、油类、牛、豹子、鸵鸟、长颈鹿、猎犬、狒狒和粮食等。值得一提的是，到第18王朝末期，来自努比亚的贡品中已经有一部分是制成品。在第18王朝图坦卡蒙（Tutankhamun）统治时期，努比亚总督胡伊的陵墓中已经有来自南方的制成贡品，例如盾牌、工具、床和扶手椅等物品。
第三，积极推动努比亚精英阶层埃及化，并以此带动普通民众的埃及化。当地的努比亚部落酋长被吸纳参与地方行政管理，其子弟被送往埃及宫廷实地感受和学习埃及文化，迁徙到埃及境内的努比亚人则被收编参与维护所在地区的秩序与安全，多渠道确保了努比亚上层对埃及和埃及文化的忠诚，让他们成为努比亚甚至是埃及政府机构中的精英阶层。在孟斐斯霍连姆海布（Horemheb）总督的墓室墙壁上，所有的努比亚男性不仅都穿着同埃及人相同的皮裙，腰带垂落于两腿之间，佩戴护腕和耳环；而且身材形象普遍比埃及护卫高大，应该是努比亚或者埃及政府机构中的精英阶层。
[12]
在下努比亚地区，努比亚人提赫马乌（Tjehemau）显然得到了埃及法老的重用，其墓室铭文称赞他在西亚人逼近时使得陷入逃散状态的底比斯重整旗鼓。
[13]
另一名努比亚人则在其自传铭文中很自豪地宣称他是埃及的“好公民”。
[14]
埃及第12王朝的创建者是阿蒙尼赫特一世（Amennemhet I，前1991—前1962），他的母亲很可能具有努比亚血统。
受上层人物迅速埃及化的带动，越来越多的努比亚民众开始接受埃及宗教，崇奉埃及神祇。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有些努比亚人已经融入到埃及社会中。从保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努比亚人墓碑可知，有努比亚男子娶了埃及女子为妻，也有努比亚人拥有埃及仆人。
努比亚埃及化的集中体现，就是其古老的丧葬习俗在这一时期被埃及的丧葬习俗取代，努比亚地区数量众多的金字塔就是该地区文化埃及化的重要象征。努比亚人与埃及人通婚，按照埃及人的习俗建造坟墓，制作墓碑并在墓碑上刻写自传。死者不再以半蜷曲的姿势侧身放在墓穴里，而是面朝上平躺在地面或者棺材里。坟墓中的随葬品是当时典型的埃及物品。一些墓葬，单就墓室墙壁上的象形文字、图画和装饰风格，几乎分不清楚墓主人究竟是埃及人还是努比亚人。到新王朝晚期，金字塔形制的墓葬仪式已经被埃及王室弃用，但库施王国的国王们却继续建造这一经典形制的墓葬建筑，担负起维护埃及传统文明的责任。
杰胡蒂-霍特普（Djehuty-hotep）是瓦迪哈勒法以北塞拉（Serra）的部落首领，他在继承其父“泰海特”（Teh-Khet）大公封号前在布亨当书吏，是新王国时期同埃及人一起参与努比亚地区行政管理工作的典型。他的坟墓在瓦迪哈勒法以北大约20公里的尼罗河东岸，其墓穴从一座砂岩小山上开凿出来，墓室的设计和装饰完全按照埃及上层社会的宗教观念和仪式风格，墓中浮雕甚至故意描绘他有着与努比亚人黑皮肤不同的红皮肤，展示的墓主人生活场景有以埃及官员的身份监督农业生产和工程进度，在农场接受农奴的埃及式敬礼，乘坐马拉的战车开弓狩猎，同客人进餐时让努比亚舞者和弹唱者助兴。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墓主人把自己的努比亚姓名和埃及姓名刻在一起，人们几乎可以认定墓主人就是一位埃及新王国的贵族。
同时期另一位努比亚王子阿蒙尼姆赫特（Amenemhet）的墓室更全面地展示了努比亚地区的埃及化场景。他的坟墓按照埃及人的宗教传统安葬在尼罗河西岸，墓室中的器物、面具、圣甲虫、护身符、石棺、陶罐等都按照埃及人的宗教形式陈列，墓室中留下的雕塑和石碑，其中一块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铭文祈求的神祇有“荷鲁斯，布亨之主，上埃及之主，哈托尔女神，埃及南部女神”等，显示墓主人与布亨地区的荷鲁斯神庙（Horus Temple）有极大关联。 [15]
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具保存完好的木乃伊，二十岁左右。因为这具木乃伊的黑棕色皮肤和非埃及人的名字梅赫佩里（Mehperi，战场雄狮），加之随葬的《死者之书》等佐证材料，梅赫佩里应该是一位努比亚王子，年纪轻轻客死异乡，可能是被作为人质从小就带到埃及并在宫廷之中抚养长大，实际上是埃及王室的人质，是埃及在努比亚推行文化霸权的牺牲品之一。
[1]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5, Vol. I, pp. 149-150.
[2]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Vol. I, pp. 159-161.
[3] M. Liche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 Vol. I,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19-20.
[4]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Vol. I, p. 163.
[5]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Vol. I, p. 167.
[6] Lanny D. Bell, Interpreters and Egyptianized Nubians in Ancient Egyptian Foreign Policy: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Egypt and Nub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D., 1976, pp. 91-92.
[7]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Vol. I, pp. 293-294.
[8]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 Vol. II, pp.33-35.
[9] Karl W. Butzer & Carl L. Hansen, Desert and river in Nubia: Geomorphology and Prehistoric Environment at the Aswan Reservoir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p.197.
[10] A. J. Arkell, A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21 ,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5, p.104.
[11] Robert Steven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 2004, pp.129-130.
[12] Robert Steven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 pp.128-129.
[13] J. C. Darnell, C. Manassa, Tutankhamun’s Armies: Battle and Conquest during Ancient Egypt’s Late 18th Dynasty ,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p.132.
[14] Mu-chou Poo, 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 Egypt , and China , New York: 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 95.
[15] László Törö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 BC - 500 AD ,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9, p.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