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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加之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努比亚文明长期被古典时代的西方世界忽视。许多西方学者固执地认为人类文明的足迹应该止步于阿斯旺，濒临地中海的埃及只是地理位置上属于非洲而已，非洲整体上是没有历史的大陆。
受此影响，19世纪被逐步发现的努比亚文明最初被看作是古代埃及文明的附属品，后来又被看作是“非洲与地中海文明的走廊”。20世纪中叶后，因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和探究，人们才对古老的努比亚文明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将之看作是非洲文明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古代地理概念，努比亚主要指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上游地区，即北起阿斯旺附近的第一瀑布，向南至第六瀑布、喀土穆并一直延伸到青、白尼罗河之间，东及红海之滨，西接利比亚沙漠的广大地区。
习惯上，历史学家将努比亚分为下努比亚（埃及努比亚）和上努比亚（苏丹努比亚）两部分。下努比亚指第一瀑布到第二瀑布之间的地区，相当于今日埃及南部和苏丹北部，这是世界上最早形成国家的地区之一。上努比亚的地理范围一般指第三瀑布到青、白尼罗河之间的地区，相当于今日苏丹的中部与南部，有时候把从库赖迈（Karima）到喀土穆之间的地区称作南努比亚。
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是埃及的南大门，古代曾为驿站、兵营，是埃及和努比亚贸易的枢纽重镇，其名称据说就来自古埃及语“贸易”一词。第二瀑布波涛汹涌，附近地区巨石嶙峋，地形险恶，不宜人居，是很难逾越的天然屏障，在造成尼罗河上下游之间封闭和阻隔的同时，也长期阻滞了埃及古王国时期法老大军的南进步伐。第三瀑布和第四瀑布之间的栋古拉（Dongola）地区是广阔平原，水量充沛，耕地遍布，曾经是库施纳帕塔王国的中心地带。喀土穆以北的第六瀑布是努比亚的南部边界，往北到第五瀑布之间是宽广的尚迪（Shandi）平原，也就是库施麦罗埃王国所在地。
苏丹从古迄今的历史都与尼罗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本上具有努比亚的面貌和特质，但也与尼罗河下游的埃及有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
滚滚流淌的尼罗河是当时非洲南部内陆居民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天然通道，更是他们唯一的进出口贸易通道。这条通道从发达的西亚开始，经过地中海和埃及，一直延伸到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整体上看，努比亚地区的居民不仅与尼罗河下游地区开展贸易，还充当了非洲文化同埃及和地中海文化交往的通道和媒介；既是非洲的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之间的文化汇合场所，也是中东、远东和地中海欧洲文化的汇合场所。“努比亚走廊”的称谓即由此而来。
下努比亚的居民，虽然不时有新的族群移入，但主体人群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就定居在第一瀑布和第三瀑布之间的原始部落的后裔，而且可能与第四瀑布和第六瀑布之间的上游地区居民有关。这些居民有的住在尼罗河两岸，主要从事原始农业；有的居住在远离尼罗河的大草原地区，以畜牧为生，甚至还可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努比亚走廊”的范围涵盖了尼罗河两岸相当宽广的地区，实际上并不限于狭窄的尼罗河流域，当地居民如果愿意，就能够截击通过陆路或沿河而上的埃及南向商队。另外，努比亚地区确实在各种文明间充当了桥梁和走廊作用，但不能将努比亚文明本身排除在非洲整体文明之外，努比亚文明本身代表着公元前辉煌的苏丹古代文明。
从地中海到非洲内陆，狭长的努比亚走廊蕴藏着人类所走过、所创造出的6000年文明史，其历史跨度从史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露天博物馆”。
创造努比亚文明的努比亚人（Nubians），是苏丹最古老的土著族裔，由居住于此的尼罗特人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含米特人（Hamites）长期融合而成。考古获得的骨骼残骸表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前8000—前3000），尼罗河上游地区的黑人各种族同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就一直有着复杂的融合交往与持久的杂居生活。努比亚和埃及的早期文化接触就是因为尼罗河流域的人口迁移与融合。从人种学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努比亚人，是以黑人为主体同时融合了周边各种族的一个非洲族群集团。
在古埃及存留的王室铭文和各类文学作品中，对努比亚人的记载多为丑化性描写，总在其前面冠以“可怜的、卑鄙的、被打败的”等类似的称谓，有时甚至把他们描绘成“野蛮人”和“懦夫”。 [1] 即使是在古埃及对努比亚完全控制的新王国时期，担任努比亚总督的埃及官吏也常常居住在埃及中部的底比斯城（Thebes），并没有生活在他所掌管的努比亚地区。在新王国时期流传下来的法庭记录中，埃及人常用来强调供词真实性的话现在已经演变成了谚语：“如果我撒谎，就割掉我的鼻子和耳朵，或者把我送到努比亚去。” [2]
现实中的努比亚人并不可怜。他们在古代是尼罗河流域强大埃及的唯一对手，在公元前8世纪的鼎盛时期曾经征服埃及建立了黑人法老王朝（第25王朝），成为整个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甚至还跨出非洲大陆，远征过地中海周边的叙利亚和希腊地区，在与北方埃及法老帝国，西亚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地中海的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中几起几落。
库施人给地中海的许多文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至公元前5世纪，从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到意大利半岛的伊达拉里亚，都有与之相似的器皿、壁画和雕像，对库施人有运动员、舞蹈家、宫廷侍从以及武士等各种称呼。
公元4世纪，库施国家被来自南方的阿克苏姆（Axum）王国所灭，沦落为历史迷雾中的非洲古代王国。8世纪，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及大批阿拉伯人移入，努比亚文明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传统，日益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融合在一起。
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早在6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尼罗河谷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努比亚地区逐渐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喀土穆一带的进入时间是公元前3900年左右。努比亚人在尼罗河两岸过着定居生活，采集谷物，饲养家畜，辅之以打猎和在尼罗河上捕鱼，住在用坚固的泥砖围成的村子里。到新石器时代后期，苏丹人开始饲养某些牲畜。 [3] 从喀土穆到上埃及中部的艾斯尤特（Assiut），整个努比亚地区的丧葬习俗，陶器、石器和以后出现的金属工具都非常相似，各个地区拥有大致相同的狩猎、捕鱼、畜牧等原始农业，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丧葬仪式以及一般的生活方式基本类似。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公元前4万—1万年间，努比亚人和埃及人的体质和脑容量不相上下，努比亚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与埃及文明也几无二致。 [4]
8世纪之前，跨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还未形成，沿尼罗河流域的河谷间小型贸易通道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在埃及与非洲热带内陆之间的贸易往来中，一代代的努比亚人充当着中间商的角色，推动了上尼罗河和下尼罗河流域之间的密切接触，促进思想和技术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传播。也正是通过这条贸易通道，非洲内陆的黄金、香料、象牙、珍贵木材、牛羊、兽皮等，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埃及和中东等地，埃及的谷物以及花瓶、珍珠、护身符等工艺品也借之传入了努比亚地区。在同一时期的埃及和努比亚墓葬中都发现了从对方传来的东西。一些技术，例如珠子和护身符的涂釉技术，就似乎在两个社会中同时出现。古代尼罗河地区的陶艺代表是带有一条黑边的赤色陶器，这似乎首先出现在第四和第六瀑布之间的尼罗河上游。埃及生产的“基纳”（Qena）陶器用浅黄色矿物黏土做成，在前3000年左右已经大量输入下努比亚。在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遗址中经常发现“基纳”陶器，这表明埃及底比斯地区和下努比亚之间曾经有过兴旺的贸易。
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也没有其他物品可以佐证，20世纪初期发掘的下努比亚墓葬群和随葬品，被简单地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依次称之为A、B和C族群（Group A, B, C），分别对应埃及的各个王朝时期。
A族群属于半游牧民族，生活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处在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时代，放牧绵羊、山羊和牛。民众居住在小的帐篷里，逐水草而居，已经有财产、等级观念与宗教信仰。在一个显然为富人特别设计的坟墓里，随葬有数柄大型铜斧、一个紫水晶刻制的狮头雕像和一个云母镜，此外还有两根权杖，其手柄镀金且环绕一排动物浮雕。这些产自埃及的随葬品有可能是埃及商人赠送A族群酋长等显赫要人的礼物，但由于在许多级别稍低的人物墓中也发现有埃及产的铜斧、酒坛等器物，就充分说明努比亚与埃及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A族群作为中间商向埃及阿斯旺运输象牙等热带货物，通过交换带回了埃及的奢侈品。
前32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文字。前2800年，埃及实现了全国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灌溉农业逐渐代替了狩猎、捕鱼和畜牧业，普及了文字。尼罗河流域因此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人虽然肯定知道文字的存在，因为他们与法老世界有接触，有时还相互厮杀，然而似乎并没有感到文字的重要性，仍旧保持着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口头文化，保持着一种小单位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也有一些农业生产，但以畜牧为主，最多是半游牧社会。法老时代的埃及则致力于土地的精耕细作，建筑和维修与河流平行的堤防，平整盆地，挖掘渠道，建造水坝，尽可能地有效利用尼罗河水，是一个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国家。
在A族群的晚期墓葬中，尤其是埃及早期王朝开始的前3100年之后，发掘出的随葬器物，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明显下降。这表明A族群拥有的财富开始减少。曾经认为的B族群人，实际上应该是处于文化衰落和经济贫困时期的A族群的后裔。究其原因，其一是有着强大中央集权的埃及一再地侵略和掠夺努比亚，其二是努比亚依靠尼罗河维系与埃及的贸易和交往，其规模远不及埃及通过地中海和中东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来的贸易和交往。
[1] M. Liche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 Vol. I,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119.
[2] Robert Steven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 2004, p. 115.
[3] LaVerle Berry, ed., Sudan: a country study ,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2015, pp.3-4.
[4] Robert Steven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 2004, pp. 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