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苏丹历史厚重，国家个性独特，社会发展曲折，古老而年轻。一方面，苏丹国家特色鲜明，兼具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三重属性。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苏丹”更多的是一个地域概念，指“黑人的土地”，是人类文明的早期诞生地之一。作为苏丹历史源头的努比亚文明，约从公元前7千纪持续到公元4世纪，是众多非洲古代文化的孕育母体，与埃及并列非洲两大文明源头。公元6世纪，苏丹进入基督教时期。13世纪，阿拉伯人进入苏丹，伊斯兰教得以迅速传播，在15世纪建立了丰吉（Funj）和富尔（Fur）素丹国。16世纪，苏丹被并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意义的国家实体，苏丹的政治版图直至19世纪中期才基本成型，1821年被埃及征服，1899年成为英埃共管国，1953年建立自治政府，1956年1月1日宣布独立，2011年南北分立。苏丹资源丰富，但各方面发展严重滞后，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系统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轨迹，资治通鉴，鉴古知今，既可以梳理苏丹历史发展的成败得失，又可以给其他国情类似国家提供借鉴。

相关概念和自然地理概貌

“苏丹”（Sudan/Soudan）是非洲历史上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名词，早在12世纪就由阿拉伯人开始使用，是“比拉德-苏丹”（Bilad al-Sudan）的简称，其本义为“黑人家园”或“黑皮肤的人”。 历史上的比拉德-苏丹地区指北纬8°—18°之间的热带半干旱稀树草原和半荒漠地带，即撒哈拉沙漠南缘东西向延伸的“撒赫勒”（Sahel）过渡地带，西起大西洋沿岸，东接埃塞俄比亚高原，北抵撒哈拉沙漠，南至赤道雨林地区，面积400万—500万平方千米，分东中西三部分，今天的苏丹属于东比拉德-苏丹。 换言之，“比拉德-苏丹”虽然可以简称作“苏丹”，但它在历史上包含的人群和地域范围要宽泛得多，并非仅指苏丹共和国，为了避免两个相同的简称之间出现混淆，“比拉德-苏丹”一般不使用简称。

近现代以来，“苏丹”概念先后指代过土-埃苏丹（Turco-Egyptian Sudan，1821—1885）、英-埃共管苏丹（Anglo-Egyptian Condominium Sudan，1898—1955）及苏丹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udan，1956—2011），范围涵盖今日苏丹和南苏丹在内的广袤区域。 ^[1] 这一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在翻译过程中用同一中文术语指代了若干个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概念，例如伊斯兰地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Sultan”等，“苏丹”因而成为一个关键却有些混乱的中文术语。Sultan这个称号开始于10世纪，意为“君主”或“统治者”，到11世纪时被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广泛使用，土耳其素丹（Sultan）即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者。为了避免混淆，本书一律用“素丹”指称伊斯兰国家/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用“素丹国”/“素丹王位”来指称伊斯兰教君主的领地或地位；单独使用的、无限定词的“苏丹”仅指苏丹共和国，单独使用的、无限定词的“苏丹人”（Sudanese）也仅指苏丹共和国国民。

“法老”（pharaoh），来自埃及语的希伯来文音译，本义是“大房屋”。在古王国时期（前2686—前2181），“法老”一词仅指王宫，并不涉及国王本身。从第18王朝的图特摩斯三世起，“法老”称谓开始用于国王自身，并逐渐演变成对国王的一种尊称。第22王朝（前945—前730）以后，“法老”成为了国王的正式头衔。现在习惯上把古埃及的国王通称为“法老”，掌握全国的军政、司法、宗教大权，其意志就是法律，是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本书对苏丹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除了建立第25王朝的几位称作“黑法老”外，其他的一概称作国王或素丹。

“努比亚”（Nubia）和“库施/库什”（Kush），是与“苏丹”一词基本对等但更流行更古老的两个概念。“努比亚”是古代希腊、罗马人对非洲的另一种称呼，也含有“黑人家园”的意思。在基督教王国时期，因为诺巴/努巴人（Noba/Nuba）占领了苏丹北部地区，努比亚一词因之就专指苏丹北部的大部分区域。 ^[2] “库施”是古埃及人对努比亚的另一种称呼，意为“苦难之地”，二者的外延所指相似，后来的埃及编年史与《圣经》都采取了库施这个称谓。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把努比亚/库施人叫做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意即“晒黑了脸庞的人”。本书同时使用了努比亚和库施两个概念，努比亚一词在外延上指代整个古代苏丹，库施的外延则具体指公元前16世纪—公元3世纪的苏丹，即库施王国，分凯尔迈（Kerma）、纳帕塔（Napata）和麦罗埃（Meroe）三个时期，其中有碑文可考的国王共67位，持续时间长达千年（前760—公元320）。 库施王国是第一个有史可考的非洲黑人文明，库施王国历史构成了苏丹古代史的重要内容。

“部落/部族”和“部落/部族主义”。非洲学者很早就批评tribe（部落/部族）一词概念不明、含义不清，失去了描述人类社会组织的原有含义，很多时候反而被赋予生物学上落后、低级和原始的含义，不适宜形容非洲的民众共同体。 但鉴于国际和国内学界仍一直沿用“部落/部族/部落主义/部落性/部族主义”（tribalism）等词语，本书也使用“部落/部族”词汇，但仅仅指代文化单位或政治单位。

“达尔”（Dar/Dur）和“达尔富尔”（Darfur）。“达尔”本义为“故土、家园”，后来逐渐有了其他含义，例如特定的区域或管理单位（Dar Masalit，马撒利特素丹管辖的地区）、特定部族的领土（Dar al-Nuba，努巴人的领地）、素丹王国（Dar Fur，富尔素丹国）、“达尔费尔蒂特”（Dar Fertit，南方人区域）等。但是自1920年代英埃政府赋予部落酋长司法管理权后，“达尔”就主要指由某个或某些优势部落掌控司法裁决权的统辖领地，即特定族群民众居住的特定区域。“达尔富尔”（Darfur）的含义有点模糊，虽然字面意思仅指富尔人的领地，然而由于富尔人的凯拉家族（Keira）对达尔富尔高原近300年的统治，其实际所指就包括了达尔富尔高原辽阔的多民族聚居区。

长时段理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将历史学的时间概念大致分为三种，分别是短时段（事件或政治时间）、中时段（情态或社会时间）和长时段（结构或自然时间）三种；历史事件相应地也就由表而里划分为“事件历史”、“情态历史”和“结构历史”三个层次。大致说来，短时段是适用于个体的时间量度，发生在短时段的“事件历史”基本对应于传统史学的编年史和政治史，这类历史在特定时空内变化迅猛并短暂影响着人类社会，但实际上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对整个历史进程并不起重要作用。发生在中时段的“情态历史”基本等同于经济社会史，适用于研究历史的“情态”，主要涉及对历史进程起重要作用的人类生活的周期性波动，如一定时期内的人口消长、物价升降和生产增减等，具体波动周期可能是数十、数百年。由地理、生物等因素组成的“结构历史”，主要包括几个世纪内不变化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制度、社会组织、思想传统和民众心态等。布罗代尔认为，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的长时段现象构成了历史的深层结构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的根本作用；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长时段理论是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所有将来，皆有可能。漫长多彩曲折的苏丹历史需要长时段理论的多角度宏观审视，也只有长时段的多视角宏观审视才能更清晰地看出苏丹历史各个时段的成就和问题，明晰苏丹未来的发展需求和方向。

国家治理是人类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其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家治理仅指国家政权系统对政治领域的治理，也即政治治理或政府治理，外延上仅指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施政。广义的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规范、组织、协调等活动，是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和多领域治理。广义的国家治理外延有多种类型，从治理主体上讲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企业治理、个人自治及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的共同治理等；在治理类别上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治理等；从治理层级上分基层治理、地方治理、政府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

本书认同广义的国家治理概念，并将之区分为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和国家善治三种类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国家治理从统治、管理到善治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升级。国家统治亦即政治统治，是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机器、运用专政方式来维护公共秩序的国家治理类型。国家统治的基础是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本质上是阶级统治，体现了国家的阶级性。国家管理又称公共管理，是国家政权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对各种投入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高效利用，从而实现国家利益、国民利益等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管理的专业性和职业化程度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增加。国家善治是指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为体在全国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国家善治继承了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概念的某些要素，同样以国家对暴力机器的合法垄断为后盾并将之作为最后手段，强调合作管理中的专业性和职业化等；但同时又有其独特性，凸显管理者向所有者负责并被后者问责的重要性，强调国家治理过程中多元行为体的合作管理，把增进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秩序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苏丹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udan，简称苏丹）， 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红海西岸、尼罗河上游，2011年之前的国土面积是250.58万平方公里，之后因为南北分立而缩小至188万平方公里。苏丹北邻埃及，西接利比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南毗刚果（金）、乌干达、肯尼亚，东接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苏丹东北濒临红海，海岸线长约720公里；向南伸入到非洲大陆腹地，是南北交通要道和内陆出海口之一，地理位置重要。首都喀土穆（Khartoum）属东3时区，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苏丹的东、西、南三面地势较高，多丘陵、高原和山地。西部地区是海拔500米以上的科尔多凡（Kordofan）高原和达尔富尔高原，著名的迈拉山（Marra）海拔3088米，是苏丹的第二高峰。东北部的红海山区是东非高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延伸部分，地势较高。南部边境地区是中非山脉的一些支脉和丘陵地带，是刚果河和尼罗河的分水岭，其中海拔3187米的基涅提山（Kinyeti）是苏丹的最高山峰。

苏丹中部是大平原，由南向北凹陷，称为“苏丹盆地”。整个盆地以科尔多凡高原和努巴（Nuba）山脉为界分作南北两大块，分别是2011年后的南苏丹和苏丹。盆地北部比较平坦，由北向南分别是拜尤达（Bayuda）荒漠、杰济拉（Gezira）平原和尼罗河上游盆地，是苏丹的主要农业区。盆地南部是位于北纬10°至4°之间的热带区域，由冲积平原、铁矿石高原和南方丘陵地带三大自然板块组成，整个地形呈水槽型，东部、南部、西部边境地区多丘陵山地，盆地中部为平原。 ^[3] 铁矿石高原山峦交错，高低起伏，从西到东分别是加扎勒河（Ghazal）西部地区、尼罗河-刚果河的分水岭和南苏丹与乌干达交界山区。东部的丘陵地带是高原地区的延伸部分，低矮起伏，矿石资源丰富。冲积平原也称黏土平原，从西部的乌韦勒（Aweil）向东一直延伸至与肯尼亚交界的图尔卡纳湖（Turkana），向北延伸至伦克（Renk），有大面积的草原和湿地，是非洲的生态保护基地。白尼罗河贯穿苏丹南部，将冲积平原一切为二，并因地势低平而形成了一连串的湖泊沼泽。

努巴山区相传有99座山峰，有的山峰海拔高度接近1500米。群山之间的平原地带是肥沃的黑色黏土，其中一半左右是适合种植的“棉花土”。努巴山区属于稀树草原气候，每年的6—10月为雨季，年降雨400—600毫米。充沛的降雨滋润了当地的众多河流、湖泊、泉眼和水井，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蓄水洼地，既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沛水源，也促进了努巴山区农业的发展。高粱是努巴山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棉花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阿拉伯树胶的经济价值很高。此外，努巴山区还出产玉米、小米、烟草、芝麻、花生、西瓜等作物，有芒果、番石榴、番荔枝等果树。

苏丹位于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全境受太阳直射，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地处生态过渡带，年均降雨量不足100毫米，干旱炎热是基本气候特点，易遭旱灾、水灾和沙漠化等气候灾害。全国大致可分为三个气候区。南部是狭长的热带雨林区，闷热潮湿。中部是热带草原区，夏季炎热，降雨集中，冬季温暖，降雨稀少。北部是热带沙漠区，高温少雨，气候干燥，多风沙。首都喀土穆有“世界火炉”之称，年平均气温30℃左右，年降雨量161毫米，4—7月为最热的季节，一般日间气温40℃，酷热季节在50℃左右，地表温度最高可达70℃。从全国来说，每年11月至次年3月的平均气温是22℃，是苏丹气候较适宜的时期。

尼罗河（Nile River）流程6670公里，是世界上流程最长的河流。总体上看，尼罗河自南向北纵贯苏丹全境，并以喀土穆为界分成了南北两段。在南方，白尼罗河发源于赤道多雨区，水量丰富稳定，但流域内地势平坦，流速缓慢，大约一半的水量被蒸发。著名的苏德（Sudd）沼泽位于阿拉伯河、白尼罗河和杰贝勒河（al-Jabal）交汇处，地势低平，河网密集，水流迟缓，沼泽广布。雨季时河水漫溢，流域面积最大时超过13万平方公里；旱季时降水减少，水域面积最小时不到3万平方公里。苏德沼泽布满了水生植物（当地称“苏德”），形成可以移动的巨大障碍，严重妨碍航行，是阻断苏丹南北的天堑。

尼罗河喀土穆段的年平均流量为每秒890立方米，不到全部水量的1/3。尼罗河下游水量主要来自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索巴特河（Soboct）、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Atbara），其中青尼罗河的水量占到了尼罗河全部水量的60%。索巴特河是白尼罗河支流，每年5月开始涨水，最高水位出现在11月。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上游处于热带山地多雨区，春季水量有限，6月开始持续上涨，至9月初达到高峰，11—12月后进入枯水期。青尼罗河枯水期的最小流量不到每秒100立方米，约为洪水期最大流量的1/60。阿特巴拉河也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由于位置偏北，雨量更为集中，加上其流域面积小，流量变化更大，冬季断流后的河床形成了一连串的小湖泊。

青、白尼罗河在喀土穆合流。在两河交汇的上游地带，林草广布，植被茂盛，土地肥沃，孕育了南方黑人的尼格罗文明。从喀土穆开始，青、白尼罗河合而为一，逶迤北向，在山谷、高地和沙漠间盘旋，起伏崎岖，蜿蜒行走，形成了“S”形大曲弯走势的宽广谷地。因为流经交替出现的砂石河床与花岗岩河床，河水时而平缓宽阔，时而湍急收窄，由北向南形成了六大瀑布群，各瀑布群间形成的众多冲积平原地带哺育了灿烂的努比亚文明。尼罗河是苏丹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南北交通大动脉，河流两岸人口最密集，集中了多个重要城市。也正是因为尼罗河在苏丹境内的复杂走势与结构，才造成了苏丹南北地域的多样性分割，造成了苏丹国家历史、文化、民族的丰富多样性形态。

苏丹自然资源丰富，主要有铁、银、铬、铜、锰、金、铝、铅、铀、锌、钨、石棉、石膏、云母、滑石、钻石、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截至2010年，已发现金矿矿床150多个，探明黄金储量970吨，铁矿储量12.5亿吨，铬矿储量1亿多吨。石油的地质储量是132亿桶，可采储量约45亿桶。森林面积约6400万公顷，占全国面积23.3%，阿拉伯树胶在林业资源中占重要地位。水力资源丰富，有200万公顷淡水水域。全国可耕地为8400万公顷，已耕地700万公顷。主要农作物有高粱、谷子、玉米和小麦等。经济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占农产品出口额的66%，主要有棉花、花生、芝麻和阿拉伯胶等。长绒棉产量仅次于埃及，居世界第二位。花生产量居阿拉伯国家首位，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印度和阿根廷。芝麻产量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占第一位，出口量占世界的1/2左右。阿拉伯胶种植面积504万公顷，年均产量约3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60%—80％左右。苏丹的宜牧面积高达1.67亿公顷，主要畜类为牛、绵羊、山羊和骆驼，有大量的野生动物，畜产品资源在阿拉伯国家中名列第一，在非洲国家中名列第二。

虽然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但苏丹长期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对自然环境及外援依赖性强。农业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80%，农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大多数农民靠天吃饭，易受干旱影响，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主要是纺织、制糖、制革、食品加工、制麻、烟草和水泥等。矿产资源开发是21世纪以来苏丹经济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金矿的勘查和开发上。1999年，苏丹石油开发成功，成为石油出口国。2009年，苏丹原油生产能力是3000万吨，石油炼化能力超过500万吨。

苏丹全国有19个种族，597个部落。黑人占52%，阿拉伯人占39%，原住居民贝贾人（Beja）占6%，其他人种占3%。在北方，阿拉伯人约占总人口的80%，肤黑鼻阔，头发卷曲，有着当地黑人的某些特征。贝贾人、努比亚人和富尔人共占10%—15%，其余为少数族裔。人口分布相对集中于喀土穆及周边地区，2017年时达到700万人，其他人口较多的城市有瓦德迈达尼（Wad Medari）、苏丹港、阿特巴拉（Atbara）、达马津（Damazin）等。在南方，土著黑人按照语言、体形特征和历史传统大致分为尼罗特人（Nilotes）、尼罗哈姆人（Njlo-Hamites）和努巴人（Nuba）。 尼罗特人主要分布于南苏丹的沼泽地区，主要是丁卡人（Dinka）、努尔人（Nuer）和希卢克人（Shilluk），以游牧为生，蓄养的牲畜主要是牛。紧邻尼罗特人以南的是尼罗哈姆人，按生产方式可划分为农耕和游牧两支。以游牧为生的主要是拉图卡人（Latuka）、曼达里人（Mandari）、穆尔勒人（Murle）和迪丁加人（Didinga）；以农耕为生的主要是巴里人（Bari）。在南苏丹的西南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部落是赞德人（Azande），主事农耕，构成混杂，在历史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语言和文化，曾在18世纪建立过强大的部落国家。 ^[4] 努巴山区历史上就是不同族群人口迁移交融的重地，种族结构复杂，族群和部落众多。大概有50个部落将努巴山区视为家乡，几乎每一座山峰或丘陵都有部落居住，部落名称与居住地名称关系复杂。卡杜格里部落（Kadugli）就居住在卡杜格里山一带，迪灵山（Dilling）一带的部落则自称是迪灵部落。

苏丹人口结构非常年轻，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2/5，南方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5，人口增长率5.53%，人均寿命57.73岁。 ^[5] 整体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6人左右，但因为大部分国土不适宜居住，人口分布很不均匀。首都喀土穆和重要农业区杰济拉只占全国面积的7%，却集中了全国大约33%的人口。苏丹的城市化程度比较低，生活在城镇的人不到1/3，超过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南苏丹的农村人口占比高达80.7%（截至2011年）。

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

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到国家善治的理论演进可以看出，国家善治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向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开放重新配置公共权力，借此提高国家管理的弹性与韧性，走出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的稳定、民生和民权改善三大目标，实现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在内的多元治理良性互动。以此观之，苏丹在1821年前的国家治理基本就是国家统治，例如丰吉和富尔素丹国的国家权力就体现为直接利用军事力量限制和垄断对外贸易并从中获利，维持了最低限度的公共秩序。在1821—1956年间，苏丹国家治理中的统治色彩依旧，国家权力就是通过税收和劫掠获取财富的能力，但具体施政中公共管理的因素逐渐增多，开始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英国式的现代社会理念和管理体制被逐步引进，例如土-埃政府在1870年代委任欧洲人士推进苏丹的禁奴运动，英-埃政府设立税务机关的目的就是“造成一种政府权威的印象”。 ^[6] 独立后的苏丹，因为有来自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宪法与议会政体，有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与文官制度，就政治文化而言可以视作“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民主国家”， ^[7] 骨子里存有英国式民主政治的基因，在国家治理上的进步主要体现为以全民选举为代表的政治问责制度、以专业工会组织为代表的专业化管理模式等。然而由于深受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政治的影响，加之欠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制约和漫长内战的强烈冲击，独立后的苏丹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具有混合与过渡的特点，国家治理的整体效果比较失败，英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往往沦为了原生态政治斗争的外壳或形式，军人政权与个人集权始终是苏丹政治生活的基础与核心。

独立之初，苏丹全国划分为9个行政区，行政区以下又陆续划分了18个州（亦称省）。9个行政区中有6个是北方地区，分别是喀土穆区、北方区、中部区、东方区、科尔多凡区和达尔富尔区。另外3个行政区传统上是南方地区，即上尼罗区、加扎勒河区和赤道区（东赤道州、西赤道州）。喀土穆首都区直属中央政府管辖，设有国家首都委员会和首都市长。其他各行政地区设地区专员，各州设州长。 1972—1974年间，尼迈里（Gaafar Mohamed Nimeri）政府根据《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对全国行政区划做了大规模调整，基本奠定了今天苏丹的主要行政版图，同时成立南方自治政府管辖3个南方行政区。1983年，尼迈里政府再次规划全国行政版图，苏丹行政版图重新回到1973年之前的9个大行政区，南方自治政府被撤销，加扎勒河、赤道和上尼罗3区直属中央政府。1989年，原来的9个大行政区被设定为9个州。1994年，苏丹政府将全国划分为26个州，辖132县，其中南方州10个，北方州16个。州是最高地方行政区域，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分为县（County）、乡（Payam）和村（Boma）。

独立初期的苏丹政体是议会内阁制，总理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后的历届文官政府也都大体如此。政府机构设置沿用了英埃共管时期的政治体制。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为内阁，下设若干部门，包括财政部、能矿部、投资部、外贸部、农业部、水利灌溉部、中央银行等主要经济部门。1969年，尼迈里政变成功，将国家体制从议会内阁制转变为总统议会制，苏丹成为了一个军人独裁统治的国家。在1989—2019年的巴希尔军事强人时代，苏丹的国家机构与政府体制经历了数次复杂的变化，国家的政治体制逐渐从议会内阁总理制向联邦总统制过渡。 1999年1月，《政治结社组织法》生效，约30个党派注册成为合法政党。全国大会党是苏丹的执政党，前身是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人民大会党、乌玛党和民主联盟党是苏丹主要的反对派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是南方的主要政治和军事组织，在2005年后的过渡期内曾与全国大会党共同执政，2011年后成为南苏丹执政党。

苏丹南北在1956年联合建国，但历届中央政府对南方都采取高压和歧视政策。南方人在政治上受到了严重歧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中很少有南方人任职，南方各州的重要官职也多由北方人担任，主要的工商业企业部门领导权均由北方人掌握。 2011年7月，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统一实践后，苏丹南北最终选择分立，1956年开始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戛然而止。黑人为主的南方10个州选择独立建国，以朱巴为首都，国土面积约62万平方公里，人口826万，国号是“南苏丹共和国”。16个北方州沿袭原来的“苏丹共和国”国号，继续定都喀土穆，但国土面积减少至188万平方公里，人口3089万，是继阿尔及利亚和刚果（金）之后非洲面积第三大的国家。南苏丹独立后的行政区划基本没有科学性，完全沦为了政治斗争工具，2015年10月将10个州划分为28个州，2017年再划分为32个州， 2020年2月又回归到反对派认同的10个州。

整体上看，独立后的苏丹政坛陷入了派系政治泥沼，国家发展迟滞，先后经历了三轮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的交替执政。在1956—2019年间，苏丹的议会制文官政府时期不过10年（1956—1958、1964—1969、1986—1989），而军政府时期长达53年，阿布德（1958—1964）、尼迈里（1969—1985）和巴希尔（1989—2019），都是发展相对有成效的军事强人时代。也就是说，从1958年推翻第一届议会制文官政府开始，苏丹的每一波政治发展，无论是推翻旧政权还是建立新政府，几乎都是军队干政和居中运作的结果。

苏丹的行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较多，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工会组织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苏丹主要的工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有苏丹工人协会、苏丹银行家协会、苏丹商人协会、苏丹妇女联盟等。这些行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步调与苏丹政府保持一致，但也为各自代表的群体出谋划策，在争取工人权益、提供法律和信息支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宪法很大程度上是苏丹政治发展的风向标。1955年临时宪法是苏丹的第一部宪法，具有明显的英国式政治制度色彩，确定了当代苏丹的基本政治框架，明确了言论、结社自由和政治协商等原则，承认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确立了独立、开放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虽然临时宪法在实施3年后就被第一届军政府废止，但却是苏丹宪法的基础，基本条款在1956年后的历部宪法中都有体现，实际上是苏丹最长命的宪法。1973年通过的“永久宪法”改国名为苏丹民主共和国，规定苏丹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共和国”，是“阿拉伯和非洲两个实体的一部分”，但1985年4月随着尼迈里总统的下台而被废止。1985年颁布的过渡宪法在4年后的1989年被冻结。1998年宪法体现了巴希尔政府的意志，是苏丹现阶段政治运行的制度基础，却遭遇了南北内战的新考验。1998年宪法规定苏丹是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国家，实行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非中央集权制（联邦共和制）；国家政治权力分别由总统、议会（一院制）、最高司法委员会行使，总统是国家主权的最高代表和军队最高统帅，拥有立法、司法、行政最高裁决权，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5年，最初规定可连选连任一届，但在2002年取消了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可连选连任。国民议会是苏丹的国家立法机构，议员的75%由直选产生，25%由社团、组织间接选举产生，议长由第一次议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议会任期4年。苏丹实行司法独立，全国设高级司法委员会，下设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分由首席法官和总检察长负责。

2005年7月，巴希尔总统签署了成立苏丹民族团结政府的过渡期宪法，规定苏丹在6年过渡期内保持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建立南北两套立法系统。南方10个州成立自治政府，北方保持建立在伊斯兰法基础上的政府机构，南北双方内部相对独立，对外统一，总统由北方现任总统巴希尔担任，直接主持政府事务，南方政府主席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担任国家第一副总统，南方在过渡期结束后可行使民族自决权。南苏丹2011年独立建国后，虽然2005年的过渡期宪法已不再适用，制订新宪法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迟迟没有进展。2019年4月巴希尔总统被废黜，4个月后，苏丹军事过渡委员会与主要反对派“自由与变革力量”签署了《宪法宣言》，组建过渡最高权力机构“主权委员会”领导未来39个月的苏丹事务，双方分别在前21个月和后18个月担任主权委员会主席。2020年2月，苏丹过渡政府同意将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被通缉的多名前政府要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认为对苏丹的和平与正义至关重要；同时与美国就“科尔”号爆炸案等多起暴恐事件开展谈判，积极寻求将苏丹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纵观苏丹1820年以来近二百年的政治发展，尤其是1956年以来的民族和国家建构实践，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和土-埃统治时期直接而残暴的殖民权力架构相比，英-埃政府时期逐步确立的间接统治方式在实践中显然更适合苏丹复杂多元的现实国情，多途径保证各方势力的政治参予。苏丹的政治精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学会了英国式议会政治的基本技能，独立后的苏丹也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国家治理框架，然而由于缺乏成熟包容的制度执行者，无论是政治精英们还是普通民众，都还不能够有效娴熟地运转这套体制，都不适应通过遵守和运用这套规则实现权力和平转移，政治变革翻烙饼般剧烈。政治精英们渴望名垂青史，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不够理性，不愿妥协，不给对手机会，追求不受制约的权力，铁腕对阵异见，罔顾个体局限，以舍我其谁的雄心大手笔实施变革，愿赌却不服输，放任仇恨和愤怒，随时准备否定对手和推翻于己不利的政治结果。普通民众则以高昂的革命思维对待烦琐的建设议题，以叶公好龙的态度追求民主，要求权利，拒绝责任，不愿忍受社会转型的艰难和阵痛，不给理想时间。民众的短视决定了政治家的狭隘，政治家的狭隘强化了民众的短视和对立，二者互为因果，整体上恶化了苏丹的政治环境。缺乏妥协、包容和契约精神的政治权争，在自以为是的正确里一再地浪费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寻求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能苛求和期待他国完全无私的利他政策和行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对在反殖民化浪潮中取得独立地位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味地归咎历史欠账和外部因素干扰既不客观也没必要。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大凡长时间归咎历史原因和外部干扰因素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社会治理上踟蹰不前甚或倒退的国家，目的是强化权力合法性或者掩饰内政失误，长远看阻滞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对苏丹而言，如果忽略1821年以来埃及和英国的自身变化，忽略整个国际大环境在二百年间的重大变化，忽略那些冷血充当帮凶的当地人根深蒂固的狭隘和短视，忽略人性中复杂的善恶因素，本质上就是将复杂的国家成长和社会治理问题简单化，最多也只是指出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应该怎样”，而对现实和未来发展中的“应该怎样”的探究和思考远未达到应有深度。鉴于苏丹的民族、部族和宗教国情高度复杂，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任何单一的权力架构和执政理念似乎都难以建立持久有效的社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苏丹的国家治理体系架构必须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弹性张力，切实地解决好国家发展过程中各族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实现国家转型和各族体平等共同发展。

苏丹是非洲文明史上较早开始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区，境内的尼罗河流域在前8000年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前四五千年就开始了渔猎和采集经济生活。在前3000—前800年间，古代努比亚人开始使用金属和石器工具并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前800—前300年间纳帕塔王国时期，努比亚人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不仅全面对标埃及文明，还冲出苏丹在埃及建立了黑人王朝，与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前300—公元350年的非洲化努比亚文明时期，麦罗埃王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因为铁器的使用而有了重大发展，在1—3世纪进入全盛时期。首都麦罗埃不仅是当时的重要贸易中心和交通要冲，与北方埃及和西非内陆的黑人部族都有经济往来；还是当时地中海以南最大的炼铁中心，被西方考古学家称为“古代非洲的伯明翰”。在6—12世纪的基督教努比亚时期，苏丹与周边邻国的经贸往来进一步发展。8世纪后，阿拉伯商人的商贸活动一方面将苏丹的木材、黄金和香料销往西亚北非地区，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在苏丹的强有力传播，并最终促成了努比亚文明的伊斯兰化。16世纪，苏丹出现了丰吉和富尔两个伊斯兰素丹国，二者都拥有发达的灌溉农业和手工业，发展长途贸易，文化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土地是苏丹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其土地制度在南北方表现不同，对土地的占有长期体现为对土地上相关产品的占有。在北方阿拉伯人或信奉伊斯兰教的部落地区，土地名义上归真主所有，不允许买卖。在南方黑人部落地区，土地一般归部落集体所有，定期分配给部落成员使用。在1821—1885年的土-埃统治时期，苏丹不仅与北方埃及和整个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联系有所增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土疆界也逐步形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丹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定义逐渐从占有土地上的产品转变为直接占有土地，税收由粮食实物支付转变为货币支付，基于伊斯兰教法的财产继承制度催生了活跃的土地市场。 ^[8] 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机构，都可以通过土地登记制度拥有一块土地。但所有经过登记注册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国家所有，国家可以依据惯例和习俗将其所有权委托给使用人。独立后历届政府也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1970年的《未注册土地法》规定所有荒地、森林和未注册土地归政府所有。1973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和继承。1985年后，苏丹的土地在名义上都属国家所有。在农业社区，开垦者拥有荒地的耕种权，可以传承子孙但不能出售和转让。在游牧地区，政府在法律上拥有牧场、林地和水源，但依照惯例为部落集体所有，不同部落对这些资源的争夺是引发众多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达尔富尔危机等。

在马赫迪运动期间，粮食是各方势力进行社会控制和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英-埃政府和马赫迪王国都借机控制了许多重要的土地资源。1899年马赫迪王国被颠覆后，英-埃政府先是把掌控的大片土地交给有意扩大棉花种植的英国公司，随后又有选择地将之移交给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地方权贵，例如安萨尔教派的拉赫曼·马赫迪（Abd al-Rahman al-Mahdi）、哈特米亚教派的阿里·米尔加尼（Ali al-Mirghani）等。土地私有化获得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经营性农业企业，土地买卖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土地制度的这种改变客观上剥夺了当地民众对重要生产资源的共同拥有，让许多土著社区更加贫穷；但因为出现了更有组织能力的政府和地方领袖/权贵，苏丹的农业生产技术出现了重大提升：原来主要依靠人工操作的水车灌溉系统逐渐被放弃，机械水泵灌溉越来越多；更有效益的棉花种植被引进并得到了大面积推广，苏丹在1914年后成为全球原棉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与英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英-埃政府开始修建现代铁路系统，利用政府投资兴建了作为灌溉工程附加项目的轧棉和油籽加工厂，发展了数量有限的旱地机械化耕作农业，“二战”后实施了1946—1950年、1951—1955年两个经济计划，杰济拉灌溉工程和铁路系统是英-埃政府最主要的殖民经济遗产。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埃政府统治的1949—1952年间，苏丹的私营经济初步形成，主要集中在肉类加工、水泥和酿酒等三个领域。英-埃政府时期逐渐兴起的本土权贵和私营业者是苏丹现代民族经济起步的标志，他们争取苏丹独立的重要因素就是担心与埃及合并会让后者完全控制苏丹经济。

1956年独立后，因为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的交替执政，也因为糟糕的国家治理实践和惨烈的南北内战等因素，苏丹的经济发展迟滞曲折，虽然断续实施了数个经济发展计划，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每一阶段的些许进展最终都以社会和政治动荡收场，整个国家的成就乏善可陈，始终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不仅如此，北方穆斯林精英凭借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实行有利于北方群体的利益分配，维护阿拉伯人的特权，导致南方产生被抛弃感和被剥夺感，最终危害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南北方在历经55年的战乱和统一实践后最终选择南北分立。

196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计划”完成了数个成效显著的灌溉工程和工厂项目，民众平均收入从1960年的86美元增至计划末期的104美元。1959年，苏丹与埃及达成了《尼罗河水分配协定》，苏丹每年可以获得的水份额提升至185亿立方，虽然实际上苏丹一直没有获得这样的份额，但在理论上确保了苏丹农业生产有足够的灌溉用水。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原定1960年底开始实施，但直到1962年9月才被正式批准，不仅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年多，其后的贯彻执行实际上演变成了政府每年制订的投资计划，所需投资基本依靠政府的发展预算，具体的计划项目也随意增减，资金短缺成为经济计划难以为继的普遍原因。苏丹政府的经常性支出远超收入，始终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外债压力。

尼迈里政府的“临时行动纲要”始于1973年，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重点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工农业生产项目，有着明显的向“左”转和集权式倾向。“临时行动纲要”试图通过加速国有化等手段实现“五月革命”的主要目标，即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推动文化、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根据这一计划，尼迈里政府启动了数个灌溉工程，建立了许多工厂，修建了从喀土穆到苏丹港的柏油公路。提前实施的琼莱（Al Junayd）运河项目不仅计划给北苏丹和埃及供水，借此改善运河区内尼罗特人的生活，还前所未有地在南方地区实施基纳纳（Kinana）食糖和拉哈德（Rahad）棉花等大农业项目。1970年代初，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在苏丹科尔多凡州和加扎勒河州交界处发现了石油，为苏丹经济带来了希望。至少在当时，尼迈里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开端良好，有着丰富农牧业资源的苏丹一度被期待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面包篮子”，南方民众也开始对国家经济发展充满希望。

苏丹经济在1970年代实现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得到了海湾产油国、欧美国家的大量援助，来自世界银行的贷款也是推动苏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实施“临时行动纲要”的1973—1977年间，尼迈里政府的年度支出高达10亿苏丹镑，政府公共投资从原计划2.15亿苏丹镑增至4.63亿苏丹镑。然而和1960年代的阿布德政府一样，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成效并不理想。庞大的发展计划引发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加之国有化运动导致的私人投资减少，尼迈里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外债剧增。从1977年开始，苏丹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通货膨胀不断攀升，已经无力支付到期债务和利息，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77—1982）”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

在1980年代，苏丹经历了急剧的政治和经济动荡。1985年4月，尼迈里政府被推翻，苏丹经济陷入徘徊状态。其后的过渡军政府和民选产生的萨迪克政府在解决苏丹经济问题方面进展不大。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萨迪克政府制定了数个经济复兴计划，采取了改革贸易政策、调整汇率、减少预算赤字和津贴、鼓励出口和私有化等诸多措施，但因为管理不善、自然灾害和内战等因素，复兴计划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内战再燃带来的惨烈破坏和高昂费用泯灭了一度出现的和平与发展希望，曾经的农牧业高产地萨赫勒地区和南部地区连年旱灾，雪佛龙公司停止了石油勘探和生产，琼莱运河工程停顿。1984—1985年的饥荒摧毁了苏丹的西部和东部，苏丹的粮食安全状况一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 ^[9] 与此同时，来自南方和周边国家的难民确实加重了苏丹的危机程度和财政负担，但苏丹政府出于各种因素考量否认危机状况并拒绝国际社会援助，不仅将经济困难变成经济灾难，也让苏丹国家形象一落千丈。

1989年“救国革命”后，巴希尔政府实施了“挽救经济三年计划（1990—1992）”，但经济状况持续恶化。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苏丹列为无力偿债和不宜提供贷款的国家，停止其会员国投票权。此后，巴希尔政府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发布新经济法规，实施新的改革措施和发展计划，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市场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大力推进私有化进程。1997年，苏丹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财经紧缩政策，严格控制公共开支，限制依赖银行借贷开支比例，减少货币发行量，重点扶持优先发展的战略项目，利用石油出口带动经济复苏，通胀率和赤字均明显下降，经济状况趋向好转。1998年和1999年，苏丹按期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恢复了会员国投票权。1999年，苏丹在中国等国的帮助下跻身石油出口国行列，建立了上下游完整的石化行业体系。石油行业的开发不仅提升了工业产值和出口额，还带动了麦罗维大坝、杰伊利电站等一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因为国际油价持续高企，苏丹凭借石油出口一度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3年以后，苏丹财政状况好转，国家的经济信誉度提升，汇率逐渐稳定。这样的经济发展虽然整体上还有点畸形，例如国家财政严重依赖石油出口，但相对于此前近乎赤贫的欠发达状况而言，仍然是具有突破性的发展成就。

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苏丹损失了70%的石油储量和80%的石油产量，加之国际油价步入了动荡调整的下行周期，作为其核心财政来源的石油出口收入损失殆尽，财政收入锐减，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高达80%，美元与苏丹镑的汇率在2008—2019年间从1:2.05暴跌至1:47。为消除消极影响，苏丹政府一方面逐步加大对水利、道路、铁路、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等民生项目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努力改变财政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情况，积极调整工业结构，重点发展石油、纺织、制糖等工业，将发展农业作为长期战略。但实际上，依靠高科技支撑的现代化农业比依靠资源开发的初级工业化难度更大，失去了石油资源的苏丹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2019年4月发生军事政变的重要诱因，就是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价格暴涨导致民众的生存压力剧增。南苏丹获得了独立并拥有石油资源，但受制于几近于无的国家认同和治理能力，发展前景同样不乐观，战乱频仍，超半数人口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

传统社会的缓慢转型

苏丹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无论是语言、建筑还是绘画、雕刻，都有着非洲黑人与北非阿拉伯双重属性，曾出现过的古代努比亚文化、黑人各传统部族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复杂的传承关系。整体上看，北方地区长期是文明走廊，文化形式多样，发展轨迹多变。古代努比亚时期是苏丹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大量的神庙、宫殿等建筑既受古埃及艺术风格的影响，又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在从尼罗河第一瀑布到喀土穆的广袤区域，分布着大量罗马帝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历史建筑。许多村落中心和市镇的希腊-罗马式长方形建筑，既有着优美的罗马式浮雕和柱廊等建筑，又结合了麦罗埃人的传统艺术特色。在基督教努比亚时期，苏丹境内出现了大量具有基督教形态的教堂建筑。栋古拉附近的基督教堂和皇宫建筑有哥特式、科林斯式等多种风格。法拉斯（Faras）大教堂遗址残留的壁画作品，色彩呈紫色调，线条流畅清晰，有着浓厚的原始基督教风格。10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努比亚人的传统艺术与阿拉伯伊斯兰艺术逐渐融合，传统的古兰经学校把艺术传授看作是一种生活实践，稳定地形成了苏丹现代艺术的基础。

在中世纪逐渐阿拉伯化后，阿拉伯文学成为了苏丹文学的主体，阿拉伯新古典主义诗歌长期占统治地位。苏丹的古典诗歌，就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两支，一是反映当时日常生活的民间口头诗歌，二是主要赞颂战功、哀哭和清教徒式忏悔的书面诗歌，专供上流社会欣赏。就形式而言，除了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外，南方黑人部族社会中保存下来的口头民间文学也是苏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在埃及、黎巴嫩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苏丹现代文学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开始复兴，但远落后于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诗歌继续是最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直接反映英埃殖民统治这一主题，但从内容到形式均无重大变化，许多诗歌充满悲哀失望的情绪，感叹伊斯兰精神的减退，留恋阿拉伯统治的黄金时代。

苏丹的现代艺术，大致分为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艺术与南方的尼罗特黑人部族艺术两大部分，大城镇的现代艺术有明显的受西方影响痕迹。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艺术包括建筑、民居、音乐、舞蹈等。清真寺是苏丹建筑艺术的主要体现者，总体上承袭了伊斯兰建筑的特点与风格，又因为当地建筑材料、气候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本土化特点，例如法克鲁清真寺和马赫迪宫等。近现代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西式建筑，也是当代苏丹建筑艺术的重要内容，尼罗河畔的总统府是首都喀土穆最好的旧式建筑。苏丹的音乐舞蹈具有浓郁的东方与非洲风情，其节奏与旋律既有阿拉伯音乐舞蹈的歌唱性与舞蹈性，又混合了非洲黑人音乐舞蹈的强烈节奏与动感。

在南方地区，黑人部落的传统艺术始终与传统生活与游牧经济共生，无论是复杂神圣的祭祀与礼仪活动还是日常的婚丧嫁娶的求雨问卜，往往都伴随热烈欢快的歌舞，鼓点和节奏多变，配合以组合复杂的击掌声、歌声和呐喊声，气氛或舒缓、或粗犷、或激昂、或悲伤，将音乐、舞蹈、面具和服饰艺术天然混合，全方位表达他们的情感期待及其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敬畏，也因之形成了另一种的艺术传统与风格。例如南苏丹的丁卡人身体魁梧，性格剽悍，有奇特的人体装饰艺术，因为自由迁移于尼罗河上游的大草原或南方荒漠而被称为“非洲骑士”。丁卡部落舞蹈的形式与风格具有浓厚的南方黑人特点，内容也多与征战有关，或号召人们准备迎击敌人，或赞美部落首领和公牛的力量，或模仿各种动物的敏捷动作，尤其是飞越高空的非洲鹰的优美身姿，被赞誉为“最具尼罗特游牧民族精神”。 ^[12]

因为始终处于周边强大文明传播和影响的边缘地带，无论是埃及化时期、基督教化时期还是阿拉伯-伊斯兰化时期，苏丹的文明发展都始终保持或者具有比来源地更鲜明的特征。纳帕塔王国的佩耶国王就认定自己是埃及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建立了同时统辖埃及和努比亚的黑人王朝（埃及第25王朝）。苏丹的基督教努比亚文明，不仅保存了更多早期基督教的色彩遗迹，而且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仍然顽强地存续了八个多世纪。进入阿拉伯-伊斯兰化时期后，尤其是现代阿拉伯国家民族体系逐渐形成后，苏丹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重要性都处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边缘位置，因而总是更多地突出自身的文化特点来强化归属和认同，典型的就是在1980和1990年代的两度全面伊斯兰化。也就是说，因为受宗教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苏丹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更虔诚，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履行功课要求，在饮食上尽可能符合沙里亚法的相关规定，更长期把向国内的非穆斯林地区推广沙里亚法作为文化国策，即便引发绵延半个多世纪的两次南北内战也在所不惜。

苏丹有着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文明，努比亚是众多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但这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形成的共识。古希腊和罗马人称赞苏丹是居住着伟大武士和美丽女王的地方，称赞非洲大陆魅力无穷且充满奇迹，但在“欧洲中心论”主导的大部分近代世界，地理上属于非洲的埃及被看作是地中海文明，非洲被定义是“没有历史的大陆”，人类社会的文明足迹止步于阿斯旺（Aswan），数千年来生活在强大邻国埃及阴影里的苏丹基本被忽略。 而得益于20世纪前半叶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努比亚文明为代表的苏丹历史碎片逐渐被拼缀，成为日益同质的全球化时代的一朵瑰丽浪花。这确实丰富了人类社会的世界谱系，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给现代人展示了不同于自身的自然图景和人文奇观，借助普遍而潜在的“猎奇意识”帮助后者认识和理解异域文化。 在1821—1956年间，埃及和英国殖民者按照自身的理解人为移植了他们的政治框架和权力架构，太多的西方探险家在发现南苏丹的过程中按照自身的理解重构了当地的尼罗文化，例如对当地的母系氏族文化等更感兴趣，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地的落后现实。这不可避免，也无法苛求，但对苏丹而言，它既不能总是以列强的殖民掠夺解释严重迟滞的发展现状，也不能总是以张扬“旧日风情”来满足他人对“落后文化”的猎奇趣味，必须正视自身在教科文卫等领域的发展差距和严峻现实，必须切实解决发展难题满足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1824年后，随着哈尔瓦（Khalwa）和库塔布（Kuttabs）等教育形式的引入，苏丹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开始缓慢发展。在北方，政府开始扩大宗教学校哈尔瓦的数量，课程包括熟记《古兰经》等，费用由教授世俗课程的公立学校库塔布支付。在苏丹南部，教育由基督教传教士提供，英语被作为通用语言和英-埃政府南方政策的组成部分，英语语言能力是在南方政府部门就业及升迁的必要条件，阿拉伯语甚至口语体的阿拉伯俚语被禁止使用。1936年，教育开支仅占英-埃政府预算的2.1%，南方地区没有一所公办学校。 独立后，苏丹长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88年后才取消了中等和高等免费教育。2010年，苏丹全国有中小学校1.3万所，综合大学5所，公立大学共27所，私立大学约50所，主要的高等学院均集中在喀土穆。全国在校学生约500万人，其中大学生约16万人，教师约13万。整体上看，苏丹的教育发展有两个特点。其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义务教育普及率很低，文盲率高达64%，25%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二，教育发展很不均衡。南方地区的教育水平本就落后，苏丹政府在内战爆发后驱逐了所有西方传教士，南苏丹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大为减少，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匮乏，2011年的文盲率高达85%。具体而言，即便在相对较好的尼迈里时期，南方的小学、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数量也分别只占了全国总数的10.08%、 6%和8%，喀土穆大学每年录取的南方学生从来没有超过100人，朱巴大学录取的南方学生最多时也只有41%（1977年）。

和滞后的教育发展类似，独立后的历届政府甚至一直未曾认真考虑过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1970年，苏丹出台了第一部关于科技组织的法律，同时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负责制定科技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1970—1980年代，苏丹相继建立了一些具有现代特征的专业科研协会，如生物学会、传统医学会等。1989年，苏丹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部，国家自然研究中心也重组成功，科技投入随着此后石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有所增加，一些基础性研究开始起步，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研究机构，但由于研究经费少，人才流失严重，这些机构的成果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苏丹几乎没有全国性的研究协会和组织，仅部分高校建有一些研究机构，如喀土穆大学的伊斯兰研究所、阿拉伯文化研究所等。

苏丹气候炎热，干旱少雨，热带疾病肆虐，加之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缺乏基本的医疗条件，45%的人口营养不良，45%的儿童患有腹泻，疫苗接种率很低。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是5岁以下婴幼儿的主要死因，生殖健康问题导致育龄妇女死亡，肺结核是成年人的最大杀手。1980—1990年代的饥荒和疾病流行曾导致大约150万—700万苏丹人丧命，1990年代中期的居民平均寿命仅为50岁左右。 ^[13] 1970年代的初级医疗保健和地方病预防项目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持续的内战和经济萧条严重地制约了这些项目的实施，苏丹的各项卫生指标远低于中东和北非平均水平，2008年的卫生部门预算仅为政府预算的3.6％。苏丹在1918年就建立了第一所医学院，到2005年时已经有25所医学院为医生提供培训，每年毕业1400名医生，苏丹籍的医师人数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增长很快，2005年的注册医师达到了2.1万人，但其中的60%在沙特、英国和其他国家工作。正因为如此，苏丹国内的医师人数长期偏少，在1982、1998和2006年分别是2200人、4500人和8800人，每10万人拥有的医师数量从11.3人增长到28.6人，但也仅仅达到邻国埃及和尼日利亚的水准，而且多达1/3的医疗设施没有达到公认的医学实践标准。另外，这些医疗设施大多集中在北方的城市地区，广袤农村地区的医疗甚至达不到平均水准的一半，患病民众经常不得不走很远的距离才能到达最近的医疗机构。南方的公共卫生系统因为战乱基本瘫痪，80%的基本医疗由NGO和宗教组织提供，民众覆盖率不到25%。 ^[14]

横亘南北之间的文化边界

因为与古埃及王国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也因为非洲黑人文明、北方埃及文明、古代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程度不等的影响，苏丹的种族与文化形态多元并生，历史演进错综复杂。其一是人种差异，苏丹全国共有19个种族，597个部落，根据人种不同而大致分为黑人部落（52%）和阿拉伯人部落（39%），各个部落彼此独立，整体的语言、体系和文明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构成南方社会主体的黑人约占苏丹总人口的20%（截至2010年）。其二是语言差异，苏丹全国约有115种主要的部落语言，其中近30种部落语言使用的人数在10万以上。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使用者占总人口的60%（主要在北方），南部地区民众操各种苏丹土语，自近代以来通用英语。其三是宗教信仰差异。伊斯兰教是苏丹国教，全国超过70%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多属逊尼派，主要居住在北方。南方居民多信奉原始部落宗教及拜物教，约占全国人口的25%。另有大约5%的人信奉基督教，多居住在南方和首都喀土穆。也正是因为在社会形态、语言和宗教三方面的巨大差异，苏丹的南北方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条明显的文化边界，讲阿拉伯语且信奉伊斯兰教的北方人（包括阿拉伯人与黑人），与讲英语或土著语且信奉原始宗教或基督教的南方人（主要是黑人）的矛盾，是苏丹国家独立后数十年间的基本矛盾。

在法老时代的苏丹和埃及交往中，双方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较小，文明交往的主导方向是发达的埃及文明对努比亚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当时的埃及和努比亚边界被看作是秩序与混乱之间的过渡带，任何人离开埃及就意味着抛弃了原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进入苏丹的埃及人主要是负责管理征服地区事务的官员和寻找财富的商人，他们死后一定要归葬埃及的习俗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人为了找回其死亡在努比亚的父亲的尸体不惜发动战争。努比亚人整体上处于被动地接受影响和依附式学习状态，很多努比亚人被作为奴隶掳往埃及，充当士兵和家奴。库施人虽然曾一度改变了努比亚与埃及的文明交往格局，在第25王朝由“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缔造了南起喀土穆、北达地中海的大帝国。黑法老们自诩是埃及历史上伟大法老们的后继者，也确实让埃及恢复了古典传统的模样和气度，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埃及法老。 ^[15]

从3世纪初期开始，基督教经北方的埃及、南方的阿克苏姆（今埃塞俄比亚）及红海沿岸传入了努比亚地区，大致有民间和官方两个渠道。截至6世纪下半叶，苏丹北方的3个主要王国，诺巴德、马库里亚和阿勒瓦先后改宗基督教。由于这一过程中并未有太多的基督教徒迁入，所谓的“基督教化”很多时候仅只是王国统治阶层的改宗，中下层民众大多仍然信奉原始的部落宗教（拜物教/泛神论），基督教在当地根基不深。641年后，阿拉伯人控制了埃及，努比亚地区基督教会与地中海文化的联系被隔断，孤悬边陲，保留了基督教的原初或古典形态。 12世纪后，在汹涌而来的阿拉伯-伊斯兰化浪潮冲击下，苏丹的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黯然失色，越来越多的教堂或修道院被改造成了清真寺。在最后一个基督教王国阿勒瓦消亡的1504年前后，苏丹北方的教堂数量已经从13世纪初的400多座减少至150座。 ^[16] 在随后的丰吉素丹国时期，基督教在苏丹北方的影响被完全清除和覆盖。

自651年《巴克特条约》（Baqt Treaty）签订以来，大批阿拉伯商人移居苏丹，与当地的母系氏族部落杂居通婚，迅速融入了当地社会。这是一个不同文明融合的双向进程，既有苏丹当地基督教徒和原始部落民众的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也有阿拉伯移民迁入苏丹后的地方化内容。伊斯兰教两世兼重，有着强烈的世俗参与性，苏丹的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不仅内容相当宽泛，影响上也远比曾经的基督教化深刻持久。到14世纪早期，无论是信众人数、活跃程度还是影响范围，伊斯兰教都已经远超苏丹的其他宗教。只是由于天堑阻隔，也由于南方尼罗特人的抵抗和向北扩张，苏丹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的向南扩张被迫止步，长期停滞在北纬10°附近的苏德沼泽、加扎勒河及阿拉伯河一带，形成了一条横亘苏丹东西的文化边界。

1800年前后，苏丹的人口格局演变基本定型。此后二百年间，除了来自西比拉德-苏丹的塔克鲁尔人和富尔贝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拉萨伊达人外，以文明走廊著称的苏丹再没有出现其他新的种族/部族。北方是阿拉伯人聚居区，讲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在当地是一个更具文化内涵而非种族意义的人类学名词。南方主要是尼罗特人的丁卡、努尔、希卢克、巴里等分支，他们在10世纪左右进入南苏丹，属尼罗-撒哈拉语系的沙里-尼罗语族，信奉原始部落文化和泛神论拜物教。基于人种和宗教方面的差异，南北方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大致的文化边界。

首先，南北间的文化边界是一条长期处于变动状态的宽阔地带。这种变动虽然整体上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向南和向西移动，但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单向移动，尤其是上尼罗河流域和边界西段地区。在1800年之前，在富尔素丹国的劫掠者和巴卡拉阿拉伯人眼中，苏丹南北的文化边界地域就是一片待占领、待掠夺和待开发的广阔领土。南方的希卢克人曾将控制区域从诺湖向北拓展到阿莱斯（Alays，现在称卡瓦），在1636—1861年间的二百多年间一直统治着长达500公里的白尼罗河流域，并以阿莱斯为基地袭击丰吉素丹国和努巴山区。当时的穆斯林民族将希卢克人统治的这一段白尼罗河称为“塞卢克河”，大致东西平行走向的南北方文化边界因之在上尼罗州向北凸出成三角形。努巴山区曾是历史上南北方变幻不定的边疆地区，当地的很多民间传说就是明证。

其次，南北间的文化边界是一条模糊的种族和宗教分界线。界线以北的“北方人”肤黑鼻阔，有着明显的黑人生理特征，但认同阿拉伯祖先，接受阿拉伯文化，信奉伊斯兰教，自视高贵，到20世纪中叶已经被稳定地看作是阿拉伯穆斯林。界线以南的“南方人”被认定是落后的非洲人，是信奉泛神论的“异教徒”，与北方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交往。这是一条被人为扩大的种族分界线，根深蒂固却脱离现实。悠久的奴隶贸易很早就将苏丹南北地区连接起来，将整个苏丹与世界连接起来，那些最终被同化了的黑人奴隶丰富了苏丹北方的社会和人种结构。而在宽阔的文化边界地带内部，由于战争、灾害和饥荒等原因，阿拉伯人、富尔人、丰吉人、希卢克人、努尔人和丁卡人都在这一区域内生活过。主体居民的频繁迁徙导致了文化边界内部高度复杂的社会变革及种族融合。

第三，南北间的文化边界是一条割裂整个社会的思想界线。在20世纪，有意制造的种族对立关系以及因之发展起来的种种偏见，往往把苏丹南北地区描绘成截然对立的种族和宗教实体。南方人眼中的南北关系就是北方人对南方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剥削，主要施暴者是上尼罗河的丰吉人和加扎勒河地区的富尔人。而在北方人看来，苏丹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都是信仰真主的、聪明的阿拉伯移民带来的，与黑人为主的当地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结构关系不大，苏丹的落后就是因为伊斯兰社会的衰落。在19世纪，苏丹北方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从南方劫掠了大约200万黑奴，其贪婪和暴戾程度远超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和之前的阿拉伯人，给南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仇恨记忆和情感隔阂。苏丹独立后，北南双方民众都以饱含贬义敌意的“奴隶”（abeed）和“掠奴者”（mudukuru）称呼对方，集中地折射了双方之间由来已久的悬殊地位和深刻敌意。 ^[17]

南北分立的多元思考

1839年后，阻断苏丹南北交往的苏德沼泽逐渐被疏通，封闭的南方开始直接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此后经过土-埃统治（1821—1881）、马赫迪国家（1881—1899）、英埃共管（1899—1955）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南方问题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成为了苏丹国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独立前夕的1955年开始，苏丹南北内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大致分1955—1972年和1983—2005年两个阶段，估计有 2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或因之发生的饥荒和疾病，约500万人流离失所，还有约50多万人逃往国外，是当代历时最漫长、原因最复杂、解决最棘手的内战之一。

19世纪是近代苏丹国家的形成时期，但这一转变并非源自苏丹本土的文明自觉，而是源于外部势力的强力塑造。从发展的视角看，苏丹北方穆斯林精英们的强迫同化政策，包括土-埃政府在苏丹的统治，在相互割裂的古代世界确实是不同文明间的一种交往方式。在强迫同化过程中，丧失了自我民族特征的一方别无选择，或者自此消亡、融合，或者在时间的长河里舔舐伤口自我调适。这是早期民族融合与文明进步的成长代价。但在联系日益紧密的现代世界，尤其是在即时通讯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任何有违人道精神的暴力行为都会被谴责和制止，不同民族和文明间的强迫同化政策基本没有实现可能。苏丹南北之所以在2011年分立，就是因为北方对南方的强迫同化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2011年7月9日，苏丹在历经55年的统一实践后最终选择南北分立，久已存在的南北方文化边界变成了两国间的现实政治边界。

苏丹北方以穆斯林为主，操阿拉伯语，占国土面积和人口的2/3，自认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南方2/3的民众信奉泛神论的原始部落宗教，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民众分别有18%和17%，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更具非洲属性，有一定程度的亲西方倾向。从表面上看，南北间的内战和分立也一直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是宗教冲突和对立的表现和结果。但实际上，苏丹南方的主导意识形态一直是原始部落文化和泛神论拜物教，其本质特点是血缘性和地缘小群体性，属于早期形态的自发宗教。 而这种早期形态的自发宗教，对较高形态的人为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客观上都有隔阂，但也都没有固定的预设态度，相互的接受与融合程度取决于彼此间消弭隔阂和影响民众的方式。在1956—2011年间，伊斯兰教一直被强力推广，基督教则被限制活动，二者现阶段在南苏丹的存在和影响都微不足道。

基督教在苏丹北方的历史早于伊斯兰教，但在16世纪初被后者成功根除并替代。1838年后，因为与在苏丹的欧洲商业集团结成了各取所需的联盟，也因为大量的欧洲基督徒被委任苏丹各地总督，不少耶稣会传教士们得以重新进入苏丹传播基督教。在1898年后的英埃共管时期，基督教开始有组织地传入苏丹南部地区，成为受欢迎的外来宗教。原因之一，基督教提供的普遍观念和宽泛认同契合南苏丹民众对人神关系的原始认知，从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过渡比较顺畅。原因之二，基督教在南苏丹的传播始终以和平方式进行，不同派系的传教士被限制在不同的区域，而且与信众个人的福祉和发展紧密联系，主要通过提供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传播基督福音。可以说，如果不是独立后以“铲除殖民遗产”名义限制基督教在南方的传播，不是借助1962年的《传教士社团法令》驱逐了全部的西方传教士，基督教在南方的影响肯定比现在大。

与基督教的和平传播、自然同化不同，伊斯兰教在进入南方时采取了暴力推进、强迫同化的方式。事实上，无论是殖民时代的土-埃政府还是独立后的历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北方的穆斯林精英们尽管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推动南方的伊斯兰化方面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粗暴地定位苏丹是阿拉伯国家，把伊斯兰教看作是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是北方慷慨提供给南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因而粗暴地借助国家机器强制在南方推广阿拉伯-伊斯兰化政策。与此同时，南方人则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包含种族、民族和文化内容的阿拉伯沙文主义，认为其本意就是排斥信奉泛神论原始宗教和基督教的南方人，因而从一开始就抵制北方的伊斯兰化政策，并在抵制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基本的国家认同。基督教和英语被当作抗击北方伊斯兰化政策、对抗伊斯兰压迫的最有效手段，政治精英们在1980年抗议重新划分南部地区的《团结书》就特意使用英语表达不满。

1821年以来，由于土-埃政权的掠夺式国家治理引发了南方人的群体性恐惧和仇恨，1898年后英国人的间接殖民统治又带动基督教更有效地进入了苏丹南方，南北方由来已久的文化边界因为宗教和种族差异日益明显，因为血腥的奴隶贸易而被固化，进而先验地成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1956年赞同统一的南方在持续了55年的实践后选择分立，本质上还是因为不满自身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涉及宗教、种族、认同、国家权力调整、经济资源配置等多项内容。也就是说，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入南部地区的不同方式深刻影响了现代苏丹国家发展的历史走向和进程，但导致南北分立的根本原因还是独立后苏丹中央政府失败的南方政策。

纵观1956—2011年苏丹政府的南方政策，无论是文官政治精英还是军事强人集团，虽然也都承认南北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要消除英国殖民政策影响，却始终坚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在南方强推阿拉伯-伊斯兰化，要用北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取代南方的非洲主义，建立统一的全国文化认同。 ^[18] 1980和1990年代的两次全面伊斯兰化就是这一执政思路的典型和高潮。其中虽然也曾认识到南方政策的弊端并加以调整，例如在1970年代出现了短时间的关系缓和，但整体上缺乏新意和变革勇气，2011年的南北分立就是苏丹政府南方政策错误与失败的最终证明。

首先，南北方之间基于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历史宿怨在独立后基本没有得到缓解。苏丹北方民众本是哈姆人与黑人混血种，从16世纪初丰吉素丹国（1504—1821）开始阿拉伯化，信奉伊斯兰教。南方为黑人聚居地，属于尼罗特人和尼罗哈姆人，信奉原始的泛神拜物教，与北方差异很大。奴隶是早期努比亚与外部交往的主要商品之一，历史悠久，但规模不大。自1821年征服苏丹北方后，有组织的大规模猎奴活动随即开始，并在19世纪中叶达到高潮，其中猎捕和贩卖黑奴最积极的是埃及人和北苏丹的阿拉伯人。在1840—1870年间，贩奴、掠奴活动遍及整个南苏丹地区，对北方阿拉伯人的仇恨在南方黑人中代代相传，他们把埃及和马赫迪国家的入侵同他们整个社会的毁灭联系在一起，其口传历史称这一时期为“遭受蹂躏时期”。 ^[19] 在英埃共管时期（1899—1955），殖民当局政治上实行间接统治，对南方采取隔离与封闭政策，培植南方政治势力，文化上推行基督教化和去阿拉伯化政策，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整体上看，英-埃殖民政府对苏丹的治理探索，虽然有保护南苏丹的动机和初衷，但客观上阻碍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在唤醒南方民众自主意识的同时也强化了其分离意识，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苏丹南北民众的隔阂。在独立后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穆斯林精英们因为格局限制和历史惯性推动，推崇阿拉伯文化，认同阿拉伯世界，既不愿兑现独立前给南方民众的诺言，也对曾经的暴劣行为毫无愧疚，基本无视双方之间的历史恩怨，反而高傲地认为南方人“野蛮、落后、愚昧”，是需要用阿拉伯-伊斯兰化进行拯救的“异教徒”，南北方之间的情感鸿沟实际上从未被缩小。

其次，2011年的南北分立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南方贫穷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在独立前只有1所高中和1个棉油加工项目，需要国家投资来提升发展程度和强化民众认同。然而因为习惯性的歧视和长期战争的影响，南方三州从来都不是苏丹国家的发展重点。在政府发展水利和公共事业等基础建设的预算中，北方占比超过90%，而针对南方的投资占比不到10%。 即便在1972—1983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专为南方设置的特别发展预算也往往只能落实20%—40%，数个在独立之前就已经确定的发展项目，例如瓦乌的啤酒厂和制糖厂等，直到1986年都没有落实，中央政府的关注重点只有琼莱运河修建和本提乌石油开采。 1999年石油开发成功后，从南方开采的大量原油被通过长途管线运到北方加工和出口，很多南方人认为这是北方在有意掠夺南方的财富，和历史上的黑奴贸易和资源掠夺并无二致。2005 年《全面和平协议》签署后，苏丹政府同意将约半数石油收入划拨南方，但却时有拖欠，招致南方不满。南方的众多部落间虽然也有分歧，但在与北方争夺石油资源上却有着共同利益，南北方之间只有战争状态和非战争状态，发展从来都没有成为双方关系的主题，悬殊的南北方差距也从来没有缩小过。巨大的发展落差使南方人产生了深刻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强烈希望通过独立建国来掌控命运和实现发展。

第三，分立后的北南双方都面临着新的国家治理难题。允许南苏丹以公投的方式独立建国是苏丹政治精英们在21世纪初期做出的最大变革和让步，它超越了此前几乎不能碰触的思想禁区和政治正确，巴希尔执政团队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对苏丹政府而言，既然无力构建包容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北南双方共同发展，允许南苏丹独立也许就是个现实的理性选择。北方虽然丧失了重要的石油资源，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消弭了北南双方之间的持久血腥冲突，节省了庞大的军事开支，能够专注应对西部和东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与此同时，对于年轻的南苏丹共和国来说，艰巨的国家建设和治理进程才刚刚开始，起点远低于北方邻国。南苏丹2017年的总人口是1253万，部族众多，有60多个较大的部族，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认同、语言、文化及宗教习惯。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如果说南方的众多部族还曾经因为强大的北方敌人而勉强团结过，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在2011年建国后才真正地被放大和面临考验，难以弥合的派系分歧和斗争导致过渡联合政府的组建一再推迟，国家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丁卡人和努尔人是苏丹政坛最有势力的部族力量，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贯穿整个内战时期，而且在新国家建立后围绕着权力分配和资源整合一再发生武装冲突，是影响南苏丹民族建构和国家治理的关键。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简称苏人运）一党独大，有着“新苏丹”梦想的卓越领导人约翰·加朗（John Garang）在《全面和平协议》签署22天后因意外事故不幸罹难，新生的南苏丹共和国缺乏有能力、资历和格局的最高领导，无法弥补制度化建设不完善以及军队整合失败的缺憾，南苏丹国家结构脆弱，政治和解进程停滞，经济建设没有起色。因为每一派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部族基础，一旦政治精英们无法通过体制框架实现权力野心和欲望，南苏丹社会就必然出现“政治权争→军事冲突→族群间暴力”的系列恶性事件。鉴于南苏丹内战同时交织了政治权争、军事冲突与族群暴力，截至2019年4月已经导致40多万民众死亡，南苏丹的未来前景就取决于政治精英们能否切实推进民族构建和国家治理进程，实现主要族群的充分和解以及包容性的政治进程。

[1] A. J. Arkell, A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1821 , The Athlone Press, 1955, p.1.

[2] LaVerle Berry, ed., Sudan: a country study ,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2015, p.7.

[3] Deng D. Akol Ruay, The Politics of Two Suda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 1821 - 1969 , Sweden: Motala Grafiska AB, Motala, 1994, pp. 12-13.

[4] Deng D. Akol Ruay, The Politics of Two Sudans: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 1821 - 1969 , Sweden: Motala Grafiska AB, Motala , 1994, p.16.

[5] United Nations, World Statistics Pocketbook 2011 , New York, 2012, p.186.

[6] Robert O. Collins, Land Beyond the Rivers: The Southern Sudan , 1898 - 1918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34.

[7] John O. Voll, ed., Sudan: State and Society in Crisis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

[8] Steven Serels, Starvation and the State: Famine , Slavery , and Power in Sudan , 1883 - 1956 , Palgrave Maemillan, p.20.

[9] Steven Serels, Starvation and the State : Famine , Slavery , and Power in Sudan , 1883 - 1956 , 2013, p.1.

[10] John Ryle, Justin Willis, Suliman baldo, Jok madut Jok, The Sudan Handbook , Rift Valley Institute, 2012, p.144.

[11] John Ryle, Justin Willis, Suliman baldo, Jok madut Jok, The Sudan Handbook , Rift Valley Institute, 2012, p.137.

[12] Carob Beekwith & Angela Fisher: African Ceremoniey , New York, 2002, p.240.

[13] Helen Chapin Metz, Sudan: A Country Study , Library of Congress, 1991, p.118.

[14] LaVerle Berry, Sudan: A Country Study , Library of Congress, 2015, pp.132-137.

[15] Robert Steven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 The Greenwood Press, London, 2004, p.163.

[16] P. M. Holt, M. W. Daly, A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Coming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 London: Pearson, 2011, p.20.

[17] Oduho Joseph &William Deng, The Problem of the Southern Suda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53.

[18] Tim Niblock, Class and Power in the Sudan: The Dynamics of Sudanese Politics , 1898 - 1985 , Macmillan Press, 1987, p.216.

[19] Francis Mading Deng, Africas of Two Worlds : The Dinka in Afro-Arab Sudan , New Has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30-142. nkmks0ECwIoZZP1hGSdg7YfVge++T8ANoRZqJ/oJ7LpdeHZbFZT8xZSUg9/d51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