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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1929—1933年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其学问贯通中西，淹博无涯，时人至以“文化昆仑”目之。“钱学”之称在其生前即已流行，传闻外国人来北京有三大心愿——登长城、吃烤鸭和见钱锺书，虽不知真伪，其在国际文坛和学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宋诗研究只是钱学参天大树上的一枝，却是重要的一枝。钱锺书的宋诗研究除散见于《谈艺录》《管锥编》等著述外，汇聚于《宋诗纪事补订》五巨册，另外集中体现的就是这册《宋诗选注》。
宋诗相较于唐诗虽不无偏爱者，总体来看受到轻视和冷落，至有认为“终宋之世无诗” （清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 者。钱锺书不然，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谈艺录》开篇即谓：“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即宋诗是与唐诗不同的一种美学类型。等量齐观的背后，是对宋诗特色和地位的体认和尊重。
本书之编成，固是作为文学研究所“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读本丛书之一种的领命之作，但时任所长郑振铎提议钱锺书亲操选政，想是出于对钱锺书宋诗研究的认可，而钱锺书此编目的，除提供适合于当时读者方便阅读的宋诗选本，以俾领略宋诗独特风貌外，也未必不是为了扭转学术史上对于宋诗由来已久的成见。
本书编成于1957年，选诗人80家，诗作377首。首先应当提及的是选目的不易。其时并无《全宋诗》可用（40年后收诗近25万首的72巨册《全宋诗》才面世），他此前30年间曾大量检阅各种宋人别集、总集，单《容安馆札记》中明确提及的就有近300家，编撰此书的两年间更遍读宋诗，杨绛先生曾感叹“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与理会到” （《我们仨》）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不能充分自主地决定作品的入选与否，留下了他人以及自己都耿耿于怀的遗憾，但识鉴精湛而又富于审美包容性的钱锺书既然在原始文献上下了如此大的功夫，则其所选择一定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选家心目中宋诗的精华、特色及诗史概貌。
其次要着重表而出之的是序，尤其是小传和注释的精彩。本书有一篇较长的序，又有80篇作者小传，同时有大量的注释文字。钱锺书著述的特点是，不落笔则已，落笔则思力深刻，学理缜栗，谛观审辨，洞幽烛微，妙喻迭出，语如贯珠，征引渊博，机趣横生。《宋诗选注》亦不例外，其序、小传和注释皆强烈地体现出这一鲜明的钱氏印记，与常见的程式化诗歌选本迥异。
从序中不吝篇幅地批评宋诗撇下了“人民生活”这一“唯一的源泉”，以及相应地过多选入《田家语》《煮海歌》《织妇怨》《河北民》《采凫茨》这类来自“唯一的源泉”的诗作，可以看出本书的时代痕迹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过总体上仍如词学家夏承焘先生的评价：“这个选本，确实冲破了选宋诗的重重难关，无论在材料的资取上，甄选的标准上，作家的评骘上，都足以使读者认识到宋诗的面貌、它的时代反映和艺术表达，它所能为我们今天欣赏的接受的东西。而钱先生在这个选本里，也充分地表露了他的一般对于诗的和特别对于宋诗的见解，而这也正是构成一个好的选本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何评价〈宋诗选注〉》）
钱锺书的每一种文字都值得细读。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水照教授曾与钱锺书先生共事多年并受其提命，对本书“丰富的内蕴，恢宏的气度，犀利的眼力和敏锐的艺术感觉”有透辟的理解，他曾提出有关《宋诗选注》的四种“读法” （见《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 ，其中第一、二种非常值得读此书者借鉴。一是全书作家评论八十篇，篇篇有新意，字字有分量，可从宋代诗歌演变史的角度去细读；二是注释突破了传统选本着重于语词名物训释、章句串讲的框架，将注释和鉴赏、评判结合起来，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可从比较鉴赏学的角度去阅读；至于第三、四种，即从版本学的角度研究钱氏对本书的多次修改，从全部钱著贯通互参的角度去阅读全书，也非常重要，但那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事了。
（《清华大学荐读书目》，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