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算来已近古稀之年。他们身经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学术道路与生活道路一样，大多坎
不平。但在漫长的艰难时世中，他们不曾放弃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以特有的不屈精神和顽强毅力坚持学术研究。回顾过去的五十年历程，祸不单行的“五七”“六六”两大劫厄终未能尽革文化之命，当代学术之链终不曾被彻底斩断，很大程度上正依赖于这一代学者的存亡续绝。中华书局编审、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先生称得上这代学者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傅璇琮先生的著述很多，著述的类型也多，有资料书《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工具书《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合作）、年谱《李德裕年谱》、校笺《唐才子传校笺》（主编）、汇编《全宋诗》（主编）、考辨《唐代诗人丛考》、论著《唐代科举与文学》和编年《唐五代文学编年》（主编）等，单篇文章散见各时期的各种报刊，并收进《唐诗论学丛稿》和《濡沫集》二书。199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又专辟“傅璇琮卷”，收入文章34篇。从文章性质看，有代表性的单篇论著、专著中节选的部分章节、数部专著的学术性序跋及相关的述学性文章等，既体现他的学术成就，也反映他的学术思想，说明他在当代古典文学学术史中的作用和贡献。该书出版后荣获安徽省优秀图书一等奖，不是偶然的。
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中文献整理和史料考证占了很大成分。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不久轻视资料的倾向就出现了，考据学受到排斥，有些学校不算作升等晋职的依据，甚至文献专业的学生也非得写所谓论文不可。而傅先生的两部资料汇编都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本书中收有其中一种的“重印后记”。有人认为资料汇编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其实任何一种类型的学术工作水平都会有高低，价值有大小，而不同类型的学术工作之间，地位却不应分高下。资料汇编也许简单，却同样可以做得很不简单。傅先生几种资料书的不简单，这里没有篇幅供细说，那就拉张大旗来作为证明我的观点的虎皮吧。钱锺书先生的皇皇巨著《谈艺录》，引及的中外文献无虑数百千种，但今人著述只有两种，一是行辈长于他的吕思勉先生的考辨性著作《读史札记》，另一就是算他后学的傅璇琮先生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钱先生当然知道自己的分量，所以特地在信中告诉他，书中“道及时贤，惟此两处”。以一资料汇编而能得如许殊誉，这是不是能为那些轻视文献整理的人下一针砭呢？
在今天，古典文学研究中这种偏向明显得到扭转，资料的重要越来越成为共识，这与唐代文学界的示范作用有关，其中起榜样和领袖作用的，正是傅璇琮先生等一批学者。他的力作《唐代诗人丛考》出版于1980年，虽然距“文革”结束已有数年，但学术产品的产生有一定周期，学术风气的转换尚需假以时日，学术界的状况是空疏浅陋兼萧条索漠。此书以不同凡响的学术厚度问世，在他自己固是“十年磨一剑”的甘苦辛酸，而对当时的研究界来说，似乎跳高运动员在刹那间越过了那根高高的横杆，把学术的水平和层次顷刻间提高了一大截。书中收入《〈唐代诗人丛考〉余论》一文，详细阐述了此书的写作背景、思路和特点，情理相兼，是一篇很好的学述性文章，对古代文史研究者的治学有很大的启发指导意义。该文在多年前由中华书局《书品》杂志发表，前不久又作为该刊的“旧文新赏”重新刊出，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它长久的价值。
钱锺书先生致傅璇琮先生手札，中有“道及时贤，惟此两处”语
考察傅先生数十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总体目标，就是有层次、分步骤地完成整个唐代文学基本资料库的建设。在他个人的努力下，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这个目标已经接近实现。考据往往是很琐细的，而计划则要求整体性和前瞻性。从当代古典文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优秀学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像他这样对一个时代的一个学科规划和建设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似乎并不多见。本书中收录的好些篇序跋，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努力。
钱锺书先生手札
更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傅先生的文献考据远绍乾嘉学派的传统，又有自己的贡献，向旧形式中灌入了新精神与新特色。傅先生考据的新精神与新特色表现在，他在一篇篇具体的考证中尽可能地勾稽爬梳，精雕细刻，注重每个局部的细致与结论的准确；总而察之，他的考据中却贯穿着一种宏远的意识，那就是梳理唐代文学与文化这个大目标。年谱本来是纯资料性而非观点性的著述，我们读了本书中《〈李德裕年谱〉自序》，再去读全书，就不会不同意罗宗强先生的评价：“在对纷纭繁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辩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从文化角度入手的文献考据，对文献的文化关注，是20世纪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钱锺书以来对旧考据学的一种超越。傅璇琮先生继承了前辈的这种超越，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加以运用和发挥，昭示更多的人加入到行列中来，这是他对当代古典文史研究的又一贡献。
（《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