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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艺术:《启功丛稿》

旧版《启功丛稿》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距今近二十年。钱锺书先生抱怨,无奈的读者买不到书,就向同样无奈的作者求援。现在的读者聪明了,他们也向出版社申诉。蒙作者对中华书局的信任,不仅最终应允重版,还将二十年来的大部分新稿一并交给书局,这样,我们就得以看到三册一套的新版《启功丛稿》,分别是“论文卷”“题跋卷”和“诗词卷”。

相对说来,学术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拒绝大众进入的,而艺术尤其是流行艺术则易为更多人喜爱。启功先生更为众所感兴趣的形象似乎是书法家,当然有自身的原因——谁让他的书法精警劲拔,太招人爱呢?但仍不妨碍其成为上面这个观点的一个佐证。

说启功先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不算风马牛不相及的“误读”,但至少是见木不见林的“偏见”。我们不必拿现在已不甚“值钱”的“教授”“博导”等专业头衔和永远都会很“值钱”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学术官衔来慑服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皇皇三册新著,就能最有力地说明不流行的学术是如何敌不过流行的艺术,当然同时说明我们的偏见有多么严重。

一位读者表达他的感受:“读完由‘论文卷’‘题跋卷’‘诗词卷’组成的《启功丛稿》,我更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头衔来称呼启先生。称他为学者固可。因为他的‘论文卷’和‘题跋卷’中有那么多深奥的学术论文,涉及的门类包括书法、绘画、碑帖、文物、文学、语言、艺术、历史、宗教,涉及的学问包括鉴定学、考古学、训诂学、音韵学、民俗学、文献学、校勘学、佛学,真可谓博学多闻。” (赵仁珪《艺术的学术化和学术的艺术化——读〈启功丛稿〉》,《书品》2000年第1期) 我想这不会是哪一个人的阿私之言。

启功先生著述手稿

固然不必要求也不能期望学者与艺术家在大众影响上相抗衡,但对于集艺术家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由于我们的无知而执于一隅,漏掉很多本可以不漏掉的精彩景致,不免有些可惜。何况就启功先生来说,他的学术中完全贯穿着他的艺术中所体现的那种气质与性灵,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艺术创作的一种延伸,甚或可以说,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创作,我因而愿意武断地下一个预言:喜爱启功先生艺术的人,也一定会喜爱他的学术呢!

《丛稿》中当然不乏上引文章所提到的种种丰富的知识,它对许多学术史上的悬案所作的穷尽式研究,初发表时就产生过广泛影响。但同样值得珍重的除了对于学术之真的追求外,还有从中透露出来的作者本人的性情之美。我们读启功先生的文章,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为文之乐”,作者的智慧、才情,乃至写到得意处那种破颜偷乐的声气、表情都宛然可见。同博大深邃的内容相比,这些当然只算是小焉者。但岂不闻孔夫子有“不贤识小”之论,最让“不贤”如我者怦然心动的正在这些地方。

举两例以明之吧。

《〈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末有这么一段话:

般若的译义是智慧,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心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也有简称“般若心经”的。此碑《心经》的尾题作《般若多心经》。如从全称,他少了“波罗蜜”;如从简称,又多了一“多”。可见怀仁这个和尚对于佛教所谓“外学”之一的书法虽那么精通,而对于佛教所谓“内学”的经典,却如此疏忽,恰可说是外学内行而内学外行了。

又《跋〈艺舟双辑〉》:

包慎伯云:“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今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又云:“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人共见矣。”充此说也,则板凳、门闩、房梁、枝干,无不胜于古帖之横直画,若铁轨绵延,累千万里而不见两端,惜慎伯之不及见也。

这种顺手牵来的讽刺以幽默的语句出之,正可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在书中比比可见。夜阑人静,灯下每读至此,使人不禁拊髀而笑。

可这些又岂仅仅是博人一粲的玩笑?其中蕴含的学识人所共见,会心的读者难道不能从中体味到一种诗人的气质,一种哲人的眼识,一种通人的胸襟?在这里,学识固然是重要的,光有它又远远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讲,学识可以日积月累,“取之有道”,气质、眼识、胸襟更多的却是关乎人的心性与禀赋,“求之无方”。

《丛稿》中的文章从结构到措辞都经过精心磨炼而又臻于自然,并不觉其磨炼的痕迹,正当得起刘熙载评古乐府的话:“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 (《艺概·词曲概》) 因而其篇幅可长可短,体裁或文或白,却无不像一件件艺术品,珠圆玉润,灵光四射,令人欢喜赞叹,爱不释手。读者诸君,试读其书,必当以愚所言为不虚也。

启功先生数十年来创作大量旧体诗词,这次是最集中的一次刊布。以愚之浅见拙识,他的诗风与聂翁绀弩最相仿佛,其成就亦正堪与其相比肩,而环顾当代旧体诗坛,亦正以此二公为最富特色、引人入胜也。程千帆先生评聂翁诗:“作者是诗国中的教外别传,正由于他能屈刀为镜,点铁成金,大胆从事离经叛道的创造,焕发出新异的光彩,才使得一些陈陈相因的作品黯然失色。” (《读〈倾盖集〉所见》) 我以为完全可以移评《启功丛稿·诗词卷》。当然,二公的不同处也在在皆是,限于篇幅,不遑多喙了。

(《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5日) ihRS2aoGYC84N1US9MzZ7BMxJw8XyKbxosnCRi2YGwmXQEuq4YaqqUsFpTzeir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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