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我想先打一个比方，虽然这个比方并不一定恰当。我常常在电视上看乒乓球比赛。同为世界冠军，同为顶级高手，今日的乒乓国手打起球来十八般技艺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而五六十年代的乒乓国手，不过是左推右攻，极显平常，看来很不过瘾。我想，这就是随时推移，乒乓技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最好证明。

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有这样一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部以“通论”名书的七卷本大书。以“通论”名书者从30年代起即不乏见，如《词学通论》（吴梅，1933）、《曲学通论》（吴梅，1935）、《宋词通论》（薛砺若，1937）、《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傅庚生，1947）、《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孙昌武，1984）、《唐诗通论》（刘开扬，1981）、《唐宋词通论》（吴熊和，1985）、《宋代诗学通论》（周裕锴，1997）等等。然细审其书，虽名曰通论，却是有限制的通论，即限制在所论对象的范围内，诗则论时代、作家、题材、体裁，词则论词体、词调、词派、词调，很少逸出所论对象之外。

这些书在专业领域内均是声名卓著的专著，它们的学术价值已经得到历史证明。我要着重声明，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它们的意思。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上面那个比方不一定恰当的原因。但循名而责实，如果从冠于书名上的“通论”二字来看，从“通”字之为义来看，我却以为这类著作实在不足以承当“通论”之名，若称“概论”，或许更为恰切。

那么什么才是通？从《周易·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开始，通就是一个哲学概念，不仅反映一个事物内部各方面的联系与沟通，更反映的是与其他事物间有机联系的一种状态。

就一个时代的文学史而言，它是那个时代一个侧面的反映，也受那个时代其他侧面的影响。早在唐人裴延翰为杜牧《樊川文集》作序时就说：“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明代的许学夷也在《诗源辨体》中说，“诗文与风俗相为盛衰” （卷十一） ，“诗文与国运同其盛衰” （卷三十四） 。但真正从政治、风俗乃至整个国运的大背景下来研治文学史的并不多见。

上个世纪末的1997年，王水照先生主编了一部《宋代文学通论》，绪论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又以“文体”“体派”“思想”“题材体裁”“学术史”等数编统摄全书，从不少新鲜的角度展开对宋代文学的论述，同时也初步涉及宋代文学与其他方面如宋学、佛道二教的关系问题。但那是一部断代文学研究著作。若论更加深入的通史性著作，则得未曾有。有之，自这套书始。

基于这种认识，我比较看重全书七卷中的中编，即论述各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的部分。各卷编者能够抓住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影响当期文学的特点和要点，勾勒其时文学生长的背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如先秦两汉时期分论其与哲学、史学、经学、原始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以及出土文献的关系。魏晋六朝时期分论其与世族、佛教、音乐、绘画等的关系，隋唐五代时期论其与政治、传统思想、宗教、科举、交通、幕府等的关系，两宋时期论其与政治、都市社会生活、民族关系、西夏文化、科举、理学等的关系。元明清各代亦复如此，恕不赘举。不仅角度的把握准确精到，具体的论述亦多胜义。窃以为，这一编是最能体现全书“通论”特色的地方。

但体现全书“通论”特色、构成全书学术价值的并不止于这一编，各卷中的上编、下编，分论各期文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文献，自然也是“通论”之“通”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本丛书延请的作者均是各领域有专攻的专家，所以在本难出新意的这两部分中，在做到准确、清晰、全面、精练的前提下，尽量引入近人、今人的研究成果。新意迭出的同时，使全书呈现出与此前同类著作多不相侔的知识体系与撰著结构。

学术研究的面目千差万别，概乎言之，可借《礼记·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间一句来表达。也就是说，学术研究有广博和精深两端。愈渐细密的分科是现代学术发展的一种标志，但不同学科的交叉和综合似乎也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势。这套七卷本皇皇巨著，可以说在广大和精微两方面都体现了自身的不同凡响，达到了该丛书两位总主编在“总序”中所提出的“立足于20世纪学术发展、面向21世纪学术趋向，具有学术总结、学术探索和学术展望的意义，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知识积累、学科建设各方面都力争有开创性和建设性的新型研究”的总目标。它所体现的视野、思路、方法，对古典文学研究必将起长久的良好的推动作用。

（《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5月上半月期） lYG9q3Q1hWGW33oZ7d06TWWTo2mDuxa7wZOQ0RM0kL8j2qpNQXVrNJQIrIgYg6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