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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其他史可能也一样）是很难写的。它要将几千年的内容写进限制较严的篇幅中，孰取孰舍，其难一也；为便教学（教师之教与学生之学），纲目须清楚，章节要划然，与文学史发展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势必不容，其难二也；文学史是理论，论述的对象却是文学，用枯燥的文笔论述动人的文学，容易使文学不再动人，其难三也。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或通史，或断代史，或文体史，或专题史，或编年史等，据学者统计近六百种（用作教材的当然不多），所寓目者在这三点上互有得失。
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系列中的一种，袁行霈先生任总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去年8月出版。本书不负众望，以前人的工作为基础，较好解决上述三方面问题，使文学史编写工作向前跨进了一步。至今年6月，不足一年的时间中已增印三次，可以说明其受使用者欢迎的程度。
袁行霈先生书赠寒斋名
内容宏富与重点突出。与同类型教材相较，本书添进不少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问题，内容堪称宏富。仅就第一、二编为例，如上古神话思维特征、神话原型的影响、用诗和传诗、李斯的刻石文、董仲舒的策对、刘向的叙录等均为他书所罕述及。同时全书面目并不凌乱，条理颇为清楚。这缘于全书的体例设计，一是将大量相关知识用章后注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做法此前教材已有），一是在论述每个专题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抓若干关键点，取舍得法。如《西厢记》一节仅就禁毁与模仿两点谈作品的影响，《桃花扇》一节仅从人物形象和戏剧结构谈剧作的艺术等。通过前一点做到了基本知识与学术深度的结合，通过后一点做到了点与面、粗与细的结合。
章节割裂与史的贯通。林语堂批评英国剑桥大学翟理士的《中国文学史》（1901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之一）只是作家作品的系列介绍，不是历史发展的描述。这个问题到今天仍未解决。独立章节的安排天生容易造成史的割裂，但通读本书，可以看出编写者力求在这种格局下突破其固有局限的努力，尽量加强史的意味。如杜甫这章，不仅拿一些篇幅来论述天宝间的社会动乱，尤其好的是还拿一些篇幅论述杜甫同时诗人群的活动，并准确总结其与杜甫的异同：“元结与《箧中集》的诗人们，一变盛唐诗人诗中的理想色彩，而转向写人生悲苦（笔者按：这是与杜甫相同处）。他们的诗，有思想深度而乏艺术力量，杜甫才把写实倾向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按：这是异处）。”检阅手边的若干种文学史，《箧中集》中的七位诗人除社科院通史系列中的《唐代文学史》外均未提及。社科院本是花了力气的，篇幅大，材料细，多少有点长编的味道（当然也不乏观点），所以这七人是用专节的篇幅来专论的。而本书让这群与杜甫大致同时的诗人与杜甫同章出现，让我们具体地感到杜甫时代的文坛不是他一个人的文坛，但确实又是他“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文坛。史的意识加强了，杜甫的高处出来了。
理论著作与文学语言。从性质说，文学史也属于理论著作，理论著作讲究文采本是一条传统的要求，但理论著作的文笔现今值得恭维的却不太多。文学史的描述对象是文学，较之其他学科，理应更加讲究语言风格和行文风格。我们有胡适、郑振铎、罗根泽、刘大杰等典型在前，近数十年来文学史的研究前进了，文学史的写作至少在这点上却倒退了。本书在这方面有所提高，语言清新简练，富有感情，但尚难言尽善尽美。这既是教材体例所限，也属于集体著书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
（《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