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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两个月前中华书局伯鸿书店正式开业，要我讲几句，就引了伯鸿先生的一段话：“要想国家社会的进步，就必须期待教育的进步；要想教育的进步，就必须期待书业的进步。”这句话现在也适用于这个场合，因为有出版这套丛书的凤凰出版社在。但我当时又将伯鸿先生的话延伸了一句，说“要想期待书业的进步，就必须期待书店的进步”，今天我则想将伯鸿先生的话作这样的延伸：“要想期待教育的进步，必须期待学者的进步。”
学者怎么进步？就是说学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情怀来对待自己从事的学术。现代学者很多，好像学术也很发达。但是身处其中的人才会知道，哪些是真正的学术与学者，哪些不是。这套书的组织者，我以为做的是真学者、真学术的事。这套书的意义，“总序”中说得很好：“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这就是说，从一些很琐细的、很芜杂的、不为人所知的史料入手，来体察当时的社会与文化。
说实话，这套书的作者和书名大部分我都不熟悉，这是正常的。如果大家都听说过，就不足以构成“稀见”这两个字。正是因为它的稀见，它的不为人知，才突出了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这些稀见文献的价值，得靠不同的学者去挖掘，但是首要任务是要把它整理出来，让人能够看得见，才谈得上挖掘其中可能具有的价值。这对当代学术来讲，就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
再难的事情不认真做都很容易，再容易的事情很认真做都很不容易。何况这套丛书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还要认真去做。这套书大致可以分作三类：一类是原生文献，就是现成的书，怎么去从茫茫书海里把原生文献挑选出来，这是要体现眼光的。二是次生文献，就是需要整理者去搜集编次，从此世界才有了、就有了这本书。三是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比如《翁同龢家书诠释》，把家书里面的时间、交游等等都做了注解，这就便于人们的阅读和使用。
这套书的价值，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达亭老人遗稿》里面有一则《唐太宗力取兰亭》，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他说是出自《太平广记》，其实《太平广记》可能是取自唐人何延之的《兰亭记》，何文里面很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怎么动用公权力让他的监察御史萧翼去赚取《兰亭》。但我一直怀疑，它是历史呢，还是小说？就像项羽唱给虞姬的《垓下歌》和两人死前的对话，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同样，唐太宗与监察御史密谋的细节，别人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我看到了达亭老人在引述这段故事后写的一段话，给大家念一下：
余谓唐太宗英明之主，慕《兰亭》而不以力取，不失君人之度，乃命萧翼诈取，致辨才殒命，非力取而何？揆诸仁义，当不如是。且《兰亭》墨宝，世间尤物，当与天下后世共之，乃必置诸元宫，永不出世，与枯骨并朽，诚何益哉？岂以幽冥有知，尚得耽玩自娱耶？蚩矣！贞观之治，号小尧舜，然政则真善，人则假仁。屈指惭德，此犹微眚。但推其好名之意，岂以此无所利益之为，遂不顾其假仁、假义之素乎？故披览之际，且信且疑。
特别是最后怀疑唐太宗不是这样赚《兰亭》的一段，近两百年前的人物与我的怀疑不谋而合，这就很令人高兴。但我想唐太宗又未必就不会赚取《兰亭》。前不久我得到一份十几年前出土的《李建成墓志》的拓片，很让人感慨，墓志很简陋，尺寸不大，只有几十个字，与一般皇亲国戚墓志的精美阔大完全不能比。墓志上李建成的谥号是一个含义模糊的“隐”字，而且这个字明显还是磨掉重刻的，据研究者的研究，之前定的谥号更难听，是“戾”字。连亲兄弟都可以杀掉，去赚取区区一幅《兰亭》算什么？所以说来说去还是真假莫辨，“且信且疑”吧。
另外，这段文字的表达非常好，吞吐回环，一两百个字运用了六层转折，比王安石的名篇《读孟尝君传》四个转折还多了两个，这样的文章要是被埋没的话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觉得，出版这套书一方面是对当代学术界的一种功德，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对一两百年前那些不求功名、功名不显的学者的一种功德。要知道这些人对自己的文章也一定是很得意的啊，就像我们今人一样。假设一两百年后，有人把我们的著作也这样收集起来，我想我们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所以我相信这些古人也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感激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三位主编。
（座谈会未刊稿，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