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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论述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的产生、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时，与该问题相关的一些理论方法已被提及。本节我们将对企业家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激励理论等与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相关的众多理论进行评述。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对这些理论文献的述评是方法导向的，旨在为本篇后面的分析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因而这里的述评是实用主义的而非系统全面的。
自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Cantillon）1755年将“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一术语首次引入经济学理论，在200多年的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中，“企业家”历经角色变迁、地位沉浮。在古典经济理论体系中，萨伊（Say）最早强调企业家的重要地位，并赋予企业家以企业组织“协调者”（coordinator）的角色，穆勒（Mill）则在英国推广了这一术语。在早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中，集大成者马歇尔（Marshall）折中地认为企业家可以具有“协调者”、“中间商”（arbitrageur）、“创新者”（innovator）和“不确定性承担者”（uncertainty-bearer）的作用，企业家可以在诸角色之间权变选择。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关于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步入了两条不同的轨道，一条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他们把企业家完全排除在经济理论体系和研究之外。在主流经济学的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由于强调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这种市场会进行一切的必要协调，不需要企业家的干预，管理和决策变得无足轻重，企业家这一角色从理论著作中消失了。正如鲍莫尔（Baumol，1968）所指出：“近年来，尽管企业家作用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并不断被人们所认识，但事实上，企业家的形象却从经济理论文献中消失了。”
另一条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他们赋予企业家不同的角色，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最先发起了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挑战。如熊彼特（Schumpeter，1934）把企业家作为“实现新的组合”的创新者、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构建了其经济理论体系，以及奈特（Knight，1921）赋予企业家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决策者角色，柯兹纳（Kirzner，1973）基于市场程序（market process）理论发展了企业家作为中间商角色的理论，利本斯坦（Leibenstein，1968）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在于克服组织中的X低效率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卡森（Casson，1982）引入了“企业家判断”这一概念，抛弃了天真的新古典主义厂商理论的观点，赋予了企业家“判断性决策者”的角色，对上述各种企业家理论进行了综合，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企业家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代表了西方企业家理论的新发展。
通过赋予企业家一定的角色研究将企业家纳入标准的经济模型中的可能性及如何纳入，这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或经济体系从均衡向非均衡恢复对企业家的“需求”问题；另一类研究则是社会中的企业家的“供给”问题，即对企业家的形成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这又可分为四种研究角度或方向，即心理分析或天赋素质分析角度、人力资本角度、社会性分析角度和制度分析角度（何涌，1994）。心理分析角度的研究把企业家作为具有异常特质、优于一般人的“英雄”或“超人”。熊彼特（1934）的观点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他认为，企业家具有天生的追求个人成功的巨大动力，这种个人成功的动力超过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积极性，企业家具有目光敏锐、创新意识强、坚忍不拔、独立自主等特质。他尤其强调以创新精神为主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1988）那里得到了发展，但这种观点得到的批评似乎多于支持。人力资本角度的研究源于舒尔茨（1990）对其人力资本理论的扩展，他认为企业家的能力是一种通过正规教育和培训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利本斯坦（Leibenstein，1968）也确信训练和教育可以增加和促进企业家要素的增长。一些研究者（Lentz and Laband，1990）则强调“干中学”对企业家能力形成的作用。上面提及的德鲁克尝试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系统的知识来阐述其内在规律，以指导企业家，也可归为人力资本的研究角度。社会性分析角度的研究趋向于注重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对企业家阶层形成的作用。马克斯·韦伯曾把欧洲企业家的形成归因于新教精神的发扬。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信任：社会价值和创造经济繁荣》一书曾论证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态和社会传统对一个国家经济是以现代化大企业为主还是以家族企业为主具有决定性作用。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企业家的产生与诸如经济增长率、市场结构和规模等经济环境要素的相关性（Highfield and Smiley，1987）。制度分析角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制度经济学对企业家供给的解释。基于“泛制度的分析方法”，企业家的供给决定于国家制定的制度（包括激励制度、产权界定等）能否保证企业家活动的收益（Baumol，1968，1990）。何涌（1994）认为，制度分析角度的研究对发展中经济的意义重大，为鼓励企业家的产生和引导他们的才能配置向生产性而非再分配性的活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制度的改善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企业家理论所研究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的需求和供给问题，几乎不涉及现代企业高层管理者，似乎与本篇主题——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没有相关性。问题并非如此；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规模日益扩大，股东日趋分散，企业家职能分解的最终结果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承担了绝大部分一般意义的企业家职能，这使得企业家理论所探讨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角色、企业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等一般意义的企业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基本对应到现代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身上。企业家理论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有助于我们对主题的分析研究。第一，企业家理论对企业家角色、功能和作用的研究，为理解激励约束对象的性质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背景支持。第二，企业家理论关于企业家精神和特质的研究，为选择职业企业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影响到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的选择和建立。第三，企业家理论关于企业家的形成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企业家生成机制宏观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而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的选择空间。
如果说，企业家理论把企业作为企业家人格化的装置而对新古典主义厂商理论最早提出挑战，那么，由科斯（Coase，1937）开拓、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等人发展的交易费用理论则构成了对把企业看作一种生产函数的古典厂商理论最彻底的批判。科斯首先打破了市场机制无成本的古典经济思想，提出了只要管理费用小于交易费用，
企业就会取代市场来进行交易的科斯命题。威廉姆森进一步研究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少数交易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环境因素，再加之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为因素，使人们在拟定、履行和强制执行市场契约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最终导致了交易在企业内部而不是在市场上进行。威廉姆森全面阐释了企业组织的原理和市场失灵的原因，指出纵向一体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的源泉，从交易成本角度说明了企业采用纵向结构的必要性。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其贡献基础上形成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在一定的人的行为假设下，以节省交易费用为分析出发点，研究经济组织的存在目的、形式、内部结构和行为等问题。
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内容丰富、体系庞大，大致包括的内容有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的来源及发展阶段；契约人的行为假设和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契约关系治理和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理论、政策和依据；企业为何不会无限扩大；非标准契约的应用和可信的承诺；层级制；有效的劳动组织；现代公司与M型结构；公司治理与董事会；管制和放松管制；反托拉斯等（费方域，1997）。出于后面研究的需要，我们更为关注威廉姆森关于把企业作为治理结构以及有关现代公司层级组织的研究。例如，威廉姆森（1981）将现代公司理解为许许多多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目的和效应的组织创新的结果，归纳了出于节约交易费用目的的有效组织结构设计三原则，即资产专用性原则、外部性原则和层级分解原则，从组织理论角度阐释了现代企业的产生，这与钱德勒的企业史角度的考察形成理论和实证的相互支持。而我们正是从钱德勒的现代企业是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的观点引申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的。因而，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纵向组织结构的理论，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说明。又如，威廉姆森（1975）提出了所谓U型和M型结构假说，论证了现代公司由U型向M型发展的过程，认为M型结构比U型结构在公司目标和行为方面更符合公司所有者即股东的偏好，也就是说，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M型结构比U型结构提供了更好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基本研究方法，本书抛弃威廉姆森承袭的康芒斯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做法，更倾向于采用代理理论把人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做法。在有关企业家人性假设上，也将在威廉姆森的“契约人”的假设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的产权理论，
是关于产权的功能、产权的起源、产权的类型、产权的属性及产权与经济效率的理论。本书所关注的是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影响。1972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开创了从所有权角度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的先河。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看来，企业的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即一种产品是由若干个成员协同生产、共同努力的结果。由于每个团队成员的个人贡献不可能精确地进行分解和观测，因而会导致偷懒问题的产生，进而专门监督团队其他成员工作的监督者就十分必要。为了使监督者有监督的积极性和使监督有效率，监督者必须既是企业所有者，占有剩余权益，又是企业管理者，具有指挥其他成员的权力，古典企业也就应运而生，监督者也就是古典意义的企业家。对于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而言，团队理论揭示了所有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时的重要性，尤其是说明了所有权应该与那些边际贡献最难度量的投入要素相联系。
在此之后，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以及哈特和莫尔（Hart and Moore，1990）在威廉姆森（1975，1979）和克莱因等（Klein et al.，1978）对纵向一体化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最优所有权结构的模型。如果将格罗斯曼-哈特-莫尔的观点和德姆塞茨（1992）等人对产权的基本认识综合起来，就可形成经济学家公认的关于企业产权分析的一个基本框架。①产权等同于财产所有权，是指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可划分为特定收益权、特定控制权、剩余收益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②企业所有权由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定义，或由剩余控制权定义更为明确，从动态角度看，企业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即在什么状态下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③效率最大化的企业产权安排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④企业是不同财产所有者的契约的组合，财产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企业所有权是交易的方式和结果。⑤企业契约是不完全的，由契约所界定的收益权和控制权不可能穷尽全部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的所有责任和义务，由剩余控制权定义的企业所有权对激励问题进而对企业效率具有决定意义。这种产权分析框架对我们理解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有重要意义，而在本书中法人治理结构体现了所有者对企业家行为制约的组织安排。哈特以不完全契约为基础的产权理论的进一步推广是有关企业资本结构的理论，阿洪和博尔腾（Aghion and Bolton，1992）的模型是这方面的代表。有关企业资本结构的理论是我们理解来自资本市场的债务、破产和接管等机制对企业家的约束作用的理论基础。本书承认产权安排对企业家激励约束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强调竞争是这种作用发挥的前提。
代理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经典论文《厂商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开拓的“实证代理理论”或“代理成本理论”；另一类是这里的完全以正式的数学模型表述的“委托-代理理论”，由威尔森（Wilson，1969）、斯宾塞和泽克豪森（Spence and Zeckhauser，1971）、罗斯（Ross，1973）等人最早做出开拓性的贡献。詹森和麦克林在其经典论文中，由企业内部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契约安排所产生的企业管理人员不是企业完全所有者的事实引申出“代理成本”，并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在詹森和麦克林看来，当管理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时，不可能具有充分的积极性，企业的价值就小于他是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代理成本”。一般而言，代理关系引起的代理成本包括订约成本、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成本、确保代理人做出最优决策或保证委托人由于遭受次优决策的后果而得到补偿的保证成本、不能完全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剩余损失等。让管理者成为完全的剩余权益拥有者，可以消除代理成本，但这会受到管理者自身财富大小的约束。虽然通过举债筹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有限责任制度下，管理者可能把失败的损失转给债权人承担，因而，也会有代理成本。詹森和麦克林的结论是，最优的资本结构应权衡两种筹资方式的利弊，使代理成本最小。尽管詹森和麦克林的初衷只是用资本结构作为减小代理成本的工具，但其委托代理框架是广义的，我们不难推广，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不一致，双方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不可能无成本地拟定和执行，信息对于委托人和代理人是不对称的，必然会产生代理成本问题。降低由代理关系产生的这些成本，必须建立完善的代理人激励约束机制。对于本书的主题而言，降低代理成本问题可以看作是企业家激励约束问题的翻版。实证代理理论对于本书的研究方法意义的贡献在于代理成本的概念以及建立在代理成本基础上的证券设计模型。
另一派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如第2节所提及，又称为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被认为是由于引入不完全信息而在70年代产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研究革命，是“最近十年来一直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理论领域”（Varian，1992，第440页）。
信息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研究分支，一是在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条件下的经济分析，研究信息成本和最优信息搜寻问题；另一个是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条件下的经济分析（张培刚，1997，第465-466页）。
后者是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看作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其许多理论都是从研究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发展起来的。非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结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针对这两类问题发展出来的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构成了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张维迎，1996，第398-403页），而所有的这些模型又都是置于委托人-代理人框架中分析的。但习惯上委托-代理模型是对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的别称，常把信息经济学的模型简化为委托-代理模型和逆向选择模型两类。由于“委托人-代理人的文献涉及一个人——委托人（比如说雇主）如何设计一个补偿系统（一个契约）来驱动另一个人（他的代理人，比如说雇员）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第1035页），所以，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或信息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实质是激励问题，因而，有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也被称为激励理论（钱颖一，1996）。人类社会的激励问题无疑是重要的、普遍的和复杂的，信息经济学或委托代理理论是经济学家迄今为止所具有的分析激励问题最有效也最通用的工具。本书的主题——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可以用委托人−代理人分析框架描述为：
现代企业所有者（股东）作为委托人想使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经营者（职业企业家）按照所有者自己的利益目标选择行动。然而，所有者不能直接观测到经营者选择了什么样的行动，所能观测到的是另一些变量（企业的某些产出），这些变量或产出至少部分地由经营者的行为决定，也就是说是由经营者的行为和其他的外生随机变量决定。企业所有者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产出或变量，来奖惩经营者，以激励经营者选择对所有者最为有利的行动。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所设计的一种机制，通过给予职业企业家有激励性的报酬，诱导职业企业家采取在企业所有者看来是最好的行为。
激励问题的核心是在委托人-代理人框架下寻求最优的激励方案，或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经过莫里斯（Mirrlees）、斯蒂格利茨（Stiglitz）、赫尔维茨（Hurwicz）、维克里（Vickrey）、霍姆斯特姆（Holmstrom）等人的开拓性的贡献，这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进展。这为本书后面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分析设计奠定了数理方法论基础，支撑了本书对企业家各类激励约束机制的模型分析。然而，虽然“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对劳动、土地、信用和产品市场中不同经济关系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透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1992，第1040页），我们却很难、也不应该期望从中直接得出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或具体方案。正如泰勒尔（1997，第61页）所指出的，“对道德风险问题的一般性结论很少”。迄今为止，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只给出了两个通用性的观点：其一，在任何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而使委托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机制或契约中，代理人必须承当部分风险；其二，如果代理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可通过使代理人承受完全风险的方法达到最优激励结果（张维迎，1995a，第31页）。这两点结论对应到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上的通俗含义是，经营者的报酬中，必须含有风险收入，否则所有者的利益不可能达到最大；当经营者的报酬全部是风险收入时，即完全享有剩余索取权时（此时，经营者和所有者已合二为一），激励机制最优，所有者的利益能保证达到最大。显然，这两点结论对我们具体建立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大。造成该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激励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和经济学追求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相关。如上所述，信息经济学可以看作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各种委托代理模型都是用数学语言描述的。由于数学语言的精确性，借助数学可以降低经济学家之间的沟通成本，数学模型有助于经济学知识的积累。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使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内在逻辑统一，论证严密，知识可积累性强，更符合科学性原则。然而，经济学中完美的数学模型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牺牲了经济学的现实性。因为经济模型是基于理性人等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的抽象的假设前提建立的，这影响了经济模型对现实的复杂性的解释和相应结论的有效性。针对这一问题，本书下两章试图将问题导向的管理学方法和科学主义导向的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发挥两个学科方法的优势，构造一个综合分析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的模式。
对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激励问题，管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在几乎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上进行阐释。如上所述，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或信息经济学，作为继一般均衡论后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革命性的突破，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经济学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真正重视激励问题。然而，激励问题作为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自20世纪初泰勒（Taylor）开创管理科学开始，一直就是管理学的研究主题。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经历了由单一金钱刺激到满足多种需要、由激励条件泛化到激励因素明晰、由激励基础研究到激励过程探索的历史演进过程（吴云，1996）。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往往以人的需要为基础，对激励的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确定影响因素，寻找科学的激励方法，旨在提高激励结果的有效性，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具体包括马斯洛（A. H.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赫兹伯格（F.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弗鲁姆（V. H. Vroom）的期望理论、亚当斯（J. S. Adams）的公平理论、波特和劳勒（L. Porter and E. Lawler）的综合激励模式等。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侧重于对一般人性的分析，服务于管理者调动被管理者积极性的需要，并没有针对管理者自身的专门激励理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则要求解决管理者本身的积极性问题，实质是一个“管理高层管理者”的问题。企业家具有一般的人性特点，这是管理激励理论作用有效发挥的前提，但企业家角色有其独特性，这是该问题的特殊性所在，也正是本书建立企业家激励约束问题的综合分析模式必要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