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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和米恩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命题只是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的理论渊源，实际上对该问题最早提及的是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有一段著名的关于资本所有者与企业最高决策者的关系的论述：“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斯密，1992，第303页）。如上所述，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变得日益普遍和重要是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同步的。在现代公司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当今经济中，围绕该问题的相关理论文献促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构成了现代企业理论中激励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体现出其深刻的理论价值；而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则构成了转轨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更多地体现出该问题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形成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待企业，企业在标准的阿罗（Arrow）和德布罗（Debreu）的竞争-均衡范式中被作为生产函数。企业在无私的管理者经营下对投入产出水平进行选择，旨在使利润最大化，这同时也意味着成本实现最小化。这种理论在一般意义上强调技术的作用，在特定意义上强调规模收益对企业规模的决定作用，无疑都是正确的。而且，该理论在分析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最优生产决策方面、在理解一个产业的整体行为及一个产业中企业间战略变化方面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但该理论存在致命的、明显的缺陷，“它完全忽略了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企业被看作一个完全有效的‘黑匣子’，在它的内部，任何东西都十分顺利地运行着，每个人都在做着指定给他的工作。对任何企业即使只瞥上一眼，就能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哈特，1998，第19页）。然而，存在严重缺陷的新古典主义厂商理论却一直在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伯利和米恩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命题终于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从激励角度对新古典主义厂商理论进行挑战，这无疑是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的。在伯利和米恩斯的管理者主导企业假说提出五年后，科斯（Coase，1937）发表了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首创交易费用学说，阐释了企业存在及扩张的意义，对古典主义厂商理论进行了正面挑战。在之后的30多年中，无论是伯利和米恩斯的管理者主导企业假说，还是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都被经济学界束之高阁。进入7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威廉姆森等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被冠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激励理论（theory of incentives）、契约理论（theory of contracts）或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等名称的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
始于科斯、伯利和米恩斯的现代企业理论才取得了迅速发展。现代企业理论在近一二十年得到了迅速发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和热门领域。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伯利和米恩斯的管理者主导企业假说和随后发展的各种管理者模型提供给经济学家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企业偏离最大化行为应该被解释而不是被假定。从某种意义说，对管理者模型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或对企业偏离最大化行为的解释，构成了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和任何新兴学科一样，现代企业理论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体系，但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企业的本质和界限。具体包括企业如何定义，企业的所有权含义是什么，企业与市场的界限在哪里，决定企业合并和最终规模的因素是什么等问题。第二，企业的内部层级制度。解释企业组织的内部结构设计、组织中信息和人员行为等问题。第三，企业的资本结构或财务结构。涉及企业债权和股权的最优比例，债权人、股东和经营者的相关权力分配，破产的目的和经济涵义等问题。第四，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解决所有者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不同类型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经营者的激励和风险负担问题等（钱颖一，1989，第2页）。由于企业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上述四方面内容是紧密关联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从表面上看，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只是第四方面的内容，但该问题和前三方面内容也是密不可分的，显然，企业的性质和类型、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的资本结构等都是和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密切相关的。威斯通等（1998，第25-49页）曾把企业理论的内容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行为，他们对这三方面的企业理论重要文献的简要回顾表明，企业理论的三部分内容都与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密切相关。
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始于1979年的我国企业改革，虽经历了1979-1982年的放权让利，1983-1986年的利改税，1986-1991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92-1993年试行股份制和1994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等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国有企业效率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人们认识到，缺乏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即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是国有企业效率难以得到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迄今为止，在激励机制方面，国有企业高层经理人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企业家利益阶层，其收入与企业业绩相关性不大；强调精神激励，忽视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物质利益；收入构成不合理，名誉工资偏低，灰色收入多；更是缺少激励企业经理人员追求企业长远利益的经营者股权分配或股票期权的制度。这极大地影响了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约束机制方面，没有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所有者约束机制空缺；由于经理市场不存在、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善等原因，市场对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竞争约束也难以实现。这导致了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的形成，经理人员的“职位消费”和“个人支出账户”无限制扩张，出现了“59岁现象”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产生国有企业企业家激励不足、约束不够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渐进式改革的实践没有摸索出建立国有企业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的有效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在理论界关于如何建立有效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
关于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进入80年代中期后就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90年代以后，随着对现代企业理论和我国企业改革实践认识的深入，围绕我国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理论界形成了“产权论”和“外部环境论”两派观点。
“产权论”者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对企业效率是重要的。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这会给产权人以强激励动机去改善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原因就在于产权不明晰而缺乏足够的激励。因而，国有企业改革应明晰产权，通过产权改革来改善激励机制，进而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产权论”非常强调通过产权改革建立一套使真正有才能的人成为职业企业家的企业家选择机制，甚至认为，我国十几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解决激励机制方面是相对成功的，而在解决企业家的选择机制方面是不成功的。基于现代企业理论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相对应的原理，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况，“产权论”者提出将国家资产变成债权而不是股权，让非国家、真正承担风险的股东去选择、激励约束企业家的改革政策建议（张维迎，1995）。“外部环境论”则认为产权不是效率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强调目前国有企业的首要问题是不公平竞争条件下的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外部环境论”者看来，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民所有是一清二楚，无所谓产权界定不清。国外大型股份公司的股东同样成千上万，和国有企业一样，都要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委托给职业企业家具体经营管理企业。我国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关键在于我国缺乏一个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家市场和资本市场，不能产生充分的信息去监督约束和激励职业企业家。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由市场机制去激励约束企业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而目前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职工养老负担过重，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仍严重扭曲，一些国有企业还承担政策功能，这决定了现在的竞争是不公平的，也为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提供了借口。因而，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林毅夫等，1997）。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派都利用现代企业理论，都认可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企业效率的决定意义，只是在如何建立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产生了分歧。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最新进展是“超产权论”的观点（刘芍佳、李骥，1998）。“超产权论”通过建立“产权、竞争、治理机制与绩效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式”说明，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是企业治理机制，竞争是企业治理机制向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产权变化并不是企业治理机制改善、效益提高的必然保证条件。“产权论”阐明了收益机制对提高企业效益的作用，而“超产权论”却进一步阐明了激励机制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驱动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超产权论”发展的政策建议是，必须进行企业目标利润化、主人行为规范化、激励机制市场化、经理选聘竞争化与资产管理商业化的国有企业商业化改革，给企业注入商业利益导向的治理机制。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超产权论”在接收了“产权论”对产权作用的分析的同时，更加强调“外部环境论”的竞争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由于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构成了“超产权论”中的企业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因而，在“超产权论”的理论模式中，也同样强调了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企业效率、进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意义。
回顾本节对企业家激励约束问题重要性的两方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我们所关注的都是企业家激励约束问题的微观方面的意义。从宏观角度分析，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和动力问题，经济体制作为人类解决两大经济问题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机制、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张春霖，1991，第26-33页）。四种机制相互组合完成经济体制的配置和动力两大功能，其中配置功能旨在使资源配置尽可能达到一种最符合人们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状态，而动力功能则使个人之间相互以某种方式影响他人的经济行为以求达到一种最符合他们的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状态。基于上述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企业效率的决定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引申出它作为经济体制中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对经济体制效率的重要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构成了经济体制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核心部分。正因为这个原因，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优劣是比较、评价经济体制的重要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