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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莫尔（Baumol，1990）曾指出，企业家关于生产性行为、非生产性行为和破坏性行为的理性选择取决于社会对这些行为的回报规则。基于上述综合分析模式，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家的产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组合对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有决定作用。在第1章中，我们曾详细地区分了“企业家”行为模式和“保管者”行为模式，指出建立有效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的目的在于诱导和迫使职业企业家的行为趋向于“企业家”行为模式。虽然我们曾说明“保管者”行为不能归为渎职，但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还没有涉及对企业家的另一类行为——渎职行为，或者说破坏性行为的制约问题，我们所论述的四类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也并没有包含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如果我们全面考虑企业家的三种行为模式——“保管者”“渎职者”和“企业家”，假设企业家的行为是理性的，图2-3的决策树示意图清楚地说明了在给定的企业家产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条件下，理性企业家的行为模式的选择逻辑。这种逻辑分析进一步拓展了综合分析模式的外延。
图2-3 企业家行为模式选择的决策树示意图
对于一个理性的职业企业家而言，是否选择渎职行为取决于其渎职行为的期望效用或收益是否大于非渎职行为的期望效用。首先我们分析其渎职的期望效用，假设企业家渎职被查处的概率为P，不被查处的概率为1-P，其渎职的收益为A，渎职行为的直接成本（如处心积虑、道德代价等）为B，渎职被查处的损失或惩罚是C，则企业家渎职的期望效用EU=U［B+P（A-C）+（1-P）A］=U［B+A-PC］。显然，在A、B、C不变的情况下，查处概率P增大，企业家渎职的期望效用将减小，这体现了建立完善法律监督约束机制的重要性。但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此，而且在于如果企业家不渎职，选择“保管者”行为模式或“企业家”行为模式，其期望的效用将是多少。当不渎职的期望效用EU′大于渎职的期望效用EU=U［B+A-PC］时，企业家将放弃渎职行为，用决策树的语言来说，“剪”去渎职方案“分枝”。同样，在“企业家”行为模式和“保管者”行为模式的选择中，当选择“企业家”行为的期望效用EU 1 大于“保管者”行为的期望效用EU 2 时，企业家就会“剪”去“保管者”行为方案“分枝”，而选择“企业家”行为模式。而EU′> EU，EU 1 > EU 2 （此时EU′=EU 1 ）的实现则决定于有效的企业家的产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可以说这是有效的企业家的产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组合的目标。
显然，进一步用准确的数学语言全面描述由企业家产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组合决定的企业家各种行为的期望效用是十分困难的，但上述决策树所示意的企业家行为模式选择逻辑，对解释不同企业制度下企业家行为是十分有意义的。王珺（1998）对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企业家的风险爱好行为的解释，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图2−4所示，
横轴OW表示包括非货币收益在内的企业家的收益，或认为是企业家行为的期望效用，纵轴上方OP为企业所有者收益或企业利润，下方OR表示风险程度。在WOP区中，PP表示可能性曲线，d
1
和d
2
为无差异曲线，则PP可能性曲线与无差异曲线d
1
的切点e
1
表明企业家期望效用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结合点，只有在职业企业家选择“企业家”行为模式，存在完善有效的企业家产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一点，其对应企业家的期望效用为OW
1
，企业利润为OP
1
。但如果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组合并不十分完善有效，企业家的行为就可能偏离标准的“企业家”行为模式，追求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而损失企业股东的利益，如d
2
线的e
2
点，企业家的效用仍为OW
1
，但企业利润降为OP
2
。在WOR区中，OM线表示企业家效用和企业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ON为在不同的企业家产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条件下企业家行为的期望效用和企业风险的关系，对比OM和ON，在Om
1
段，企业家是“风险厌恶”的，企业家行为属于“保管者”行为模式，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及得到相应的期望收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m
1
N段，企业家是“风险爱好”的，
盲目投资扩张，通过扩大企业规模增加自己的效用，图2-4所示从e
2
到e
4
点，表明通过项目扩张企业家的效用增加了W
1
W
3
，但企业的利润没有增加，承担的风险增加了R
1
R
2
；从e
2
到e
3
，表明通过企业规模扩张，企业家的效用增加了W
1
W
2
，利润虽然也增加了，但增加幅度P
2
P
3
小于W
1
W
2
，而因扩张给企业带来的风险R
1
R
3
大于W
1
W
2
。
图2-4 解释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企业家的风险爱好行为
企业家的行为是在Om 1 还是在m 1 N段，取决于企业家的产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组合。如果机制组合使得企业家的职位有随时被替代的巨大风险，而且只要企业家保留职位，就可得到较高的期望效用，那么企业家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及得到相应的期望收益，会选择Om 1 段“风险厌恶”行为模式，放弃任何增加其职位风险的经营行为，企业将会失去很多存在风险但高盈利的市场机会。如果机制组合锁定了企业家的职位，企业家职位不会因为投资失误受到影响，那么企业家会在确保职位收益的基础上进行盲目投资扩张，增大自己的期望效用，选择m 1 N段“风险爱好”行为模式。基于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企业家行为比所有者所希望的更为厌恶风险，而过渡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行为是爱好风险的。如表2-1所描述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存在竞争选聘机制，企业家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随时对企业家的职位构成威胁，为了降低职位风险，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企业家倾向于选择“风险厌恶”行为模式；对于转轨经济中的我国国有企业而言，企业家的竞争选聘机制不存在，企业家职位被取代的可能性很小，其控制权又较少受到约束，控制权机制对企业家的激励作用很大，因此，盲目投资扩张，扩大规模，增加自己的期望效用，选择m 1 N段“风险爱好”行为模式也就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