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和古代汉语教学
——《汉语现象论丛》再读

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回忆启功先生的古典文学作品教学：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启功（元白）师在朗诵李白的《蜀道难》诗中的起始句。1954年，他为我们开设《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这门课。在讲授李白作品时，特别富于浪漫主义激情，对此诗起句之不同凡响、之覆盖全篇、之情绪高亢、之难字当头，剖析得精细入微，把学生思维之积极性、注意力之集中性推到最高点。（《怀念启功（元白）师》，见《王明居文集》第六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8月版）

读者于此不难想见启功先生教学时的卓越风采。

启功先生曾有自述：“我从二十一岁开始教中学语文，……后来我一直教书，所教的仍是语文方面的课程，有时教些美其名曰‘古典文学作品选’的课，其性质和目的，仍是使学生了解这些作品内容，首先是扫开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汉语现象论丛》5—6页，以下简称《论丛》），可见启先生毕生的主要本职工作，就是古代汉语教学。

重读《论丛》，进一步了解启功先生如何对待和进行古代汉语教学，从而对我们当下的中文教学有所启迪。

启先生的古代汉语教学，初步归纳有如下几点特色：

第一，深刻了解并准确归纳作为母语的汉语特点。例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具有共同点（3—7页），汉语词的特点（一字一音、一个词只用一字或两字、词义复杂并可复合变化、虚词无定性确解等，8—10页），汉语语句构造的特点（以偏代全以少代多、主谓宾成分体现在语境中、少有真正的倒装句句型和字数伸缩自如、句子排列具有规律等，9—12页）。此外，古汉语中经常运用典故（12—13页），修辞、语法密不可分（13—18页），声调、声律是从民间自然产生的（19—22页），诗歌、韵文的形象性更重于逻辑性（23页）等等。结论是：“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有它的特定规律”（3页）。这些对于汉语的认知与概括，都是非常准确和精辟的，这是启先生进行古代汉语教学的学术基础。

第二，重视古代诗歌、韵文等的教学。这是古代汉语中很重要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研究与描述古代汉语的《马氏文通》，却摒弃如敝屣，《马氏文通》说：“唯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马氏文通校注·例言》，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启先生却感受到：“再后教起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问题就来了。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2页）通过悉心的观察与研究，启先生认为：“古典诗歌、骈文的句式构造，联式排列，音调抑扬，词汇伸缩颠倒，句法繁简长短，主、动、宾语的具备或省略……等等，都不太难摸着一些来龙去脉。大致说来，诗歌、骈文的语言形式比口语程式化一些，但制作时，容易多加考虑修辞，细致安排章法……成了几种美术的文学形式。”（6—7页）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启先生发现：“有些诗歌、骈文的句、段、篇中的修辞作用占绝大的比重，甚至可以说这些部分的修辞即是它们的语法。”（18页）此外，启先生还郑重提醒我们：“研究古代汉语，尤其是诗歌、骈文的语言规律，须从两个方面注意：一是形象性，也可说形象思维的；二是逻辑性，也可说逻辑思维的。在古代的诗歌、骈文的语言特点中，形象性更重于逻辑性。”（23页）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启先生对于古代汉语研究的一得之秘，也是他据此能教好古代汉语，深受学生欢迎的根本原因。

第三，对于古代汉语教学中遇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强调首先教师自己要弄懂。启先生说：“要使人明白，必先要自己明白。我的经验是，凡我向人说不明白处，一定是自己还未明白。”（《前言》6页）为了要弄明白，就必须下深入观察、研究的功夫。例如，为了厘清古代诗文的格律（句调旋律），他曾从句式、篇式方面做过解剖和归纳，发现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这些基本句式的律调与非律调的区别所在及样式若干，同时证明了这种律调是通用于骈文、词、曲的，因而撰写了一部脍炙人口的重要成果——《诗文声律论稿》。

第四，在教学方法论方面，提倡“由繁到简，由深到浅”。启先生在教学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在顷刻之间，用语言传达一种立时能够使人了然的信号，却非易事。”（25—26页）其间有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启先生说：“我在讲解、注释工作中，所常考虑的，便是如何由繁到简、由深到浅的问题。”（26页）这就是先生所持的教学方法。对于古代汉语教学，就主要需解决、或者说是要让学生明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一个词的理解，包括一词多义、多词同义等，先生归纳为“词是一种多面功能的零件”（9页）；二是一个句的组成，归纳为“简短为主，伸缩自如”（11页）；三是句与句之间都有怎样的关系，主要用了两句话，一是“总是上管下”（31页）或者说是“上罩下”“下承上”（65页），二是“起承转合”（45页）。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古代汉语教学的核心问题，要是展开来谈，每个方面都可以做出一篇大文章。《汉语现象论丛》也分别做了专门论述，给予读者，尤其是古代汉语教学同行莫大的借鉴和启迪，同时，这些扼要的归纳和表述，正可以说是“由繁到简、由深到浅”的一个范例。

对于古代汉语文言词汇工具书的编纂，启先生也有“义项简化”的主张，例如“书”，一般工具书归纳的义项多达9个，先生认为除姓氏义以外，大可只要归纳为两个：“一是‘用笔写’的行动；二是‘写出来’的东西。”（39页）这样，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理解，都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记得先生对于语言所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有类似的批评：“‘是’字分列三个字头，一共16个义项，不是有些太繁琐了吗？”当然，对于词典辞书义项的设立，历来就有从“粗”（重在“概括”）、从“细”（重在“析分”）的不同处理和争议，见仁见智，所在多有，但是启先生“以简御繁”的主张，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lZmy0PpAEs4kNxmoUp35yxQ/TdOYoTaqnyVwtDr7qTW1fagpZ+L8FIydLqPKvGF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