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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史记》写作艺术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史记》艺术表现手法研究方面，刘金文《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齐鲁学刊》2017年第1期）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俊杰《“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五种表现形式》（《理论月刊》2017年第4期）认为，史家除了尽可能地去秉笔直书以“实录”历史真相，还行使对历史的裁决权，评断历史的是非曲直以抑恶而扬善，而“春秋笔法”则是史家实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司马迁在继承“春秋笔法”精神本质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上远远超越了“以一字为褒贬”的传统手段，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展了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如体制破例寓褒贬，编排次序蕴微义，互见法里辨人事，委婉曲笔明是非，只言片字别战绩。“春秋笔法”除了包含劝善抑恶的道德功利目的，还能使文章达到含蓄蕴藉、回味悠长的审美效果。
史常力《论〈史记〉的叙事者》（《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认为，《史记》与前代史书相比，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作者身份十分明确，司马迁拥有毫无争议的著作权。西方叙事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叙事者”。叙事者一般指的是叙事作品中叙述行为的具体承担者，也就是在作品中向读者交代事件发展过程、描述人物经历、进行或明或暗评论的声音。有时候一篇作品的叙事者非常明显，比如第一人称叙事中的“我”；有时候叙事者又隐藏在作品当中，比如史书叙事，通读全书也好像找不到一个引领读者的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无论现身或隐身，叙事者在每一篇叙事作品中都存在，叙事者与叙事本身同等重要。平实典重的史官、常持批判态度的士人以及“司马迁”，就是整部《史记》出现最多的三种叙事者身份。典重的史官是司马迁最为认同的同时也努力向其靠拢的叙事者身份，这从若干篇“太史公曰”中有意识地回归史官正统论调即能明显看出。张为、颜全毅《试论〈史记〉人物叙事的三个特点——以项羽、刘邦两阵营人物为例》（《中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认为，《史记》在人物叙事方面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寓意弘富的细节描述，二是凸显个性的人物语言，三是繁简得当的“互见”方法。这三个特点使得《史记》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立体丰满。
张学成《〈史记〉“空白法”写心艺术论》（《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认为，《史记》的心理描写分为直写法和曲写法两种。“直写法”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直接描写，“曲写法”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不给予直接揭示，而是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予以巧妙地表现。“空白法”这种曲写手法极为高妙，有时能收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绝佳效果。历史人物的写心是作者发挥丰富的想象而进行的合情合理的虚构和加工。《史记》中的写心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大大强化了《史记》的文学性，不但表现了历史人物的心理，而且还借历史人物、事件写出了司马迁的“心史”，所以《史记》是一部抒情之书，还有助于“成一家之言”。
程苏东《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认为，根据文本生成的不同方式，《史记》可分为司马迁独立创作的原生型文本和他根据既有文本编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对于后者而言，司马迁通过各种形式的“钞撮”，将来源驳杂、功能迥异的各类经传、诸子及谱牒文献“重写”为语体风格、叙事体例、价值立场大体一致的有序文本。在钞撮的过程中，难免在其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这些失控的文本展现了编钞者试图构建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成为我们进入文本深层结构、了解编钞者文本编纂意图和方式的有效途径，也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文本展开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发现并对这些个案进行类型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也是我们认识这类衍生型文本文学价值的基础。
李裕好《论〈史记〉对后宫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教育》2017年第2期）认为，《史记》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后宫女性人物形象，这一类人物的塑造主要集中在《吕太后本纪》和《外戚世家》中。这两篇传记在塑造后宫女性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上，以广阔复杂的环境展现人物命运，以形象生动的细节突出个性，以深入典型的事件凸显人格，具有独到之处，并且对后代的《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关于后宫女性人物传记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炳社《〈史记·五帝本纪〉主旨隐喻论》（《理论导刊》2017年第12期）认为，《史记·五帝本纪》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主旨隐喻观。《五帝本纪》的主旨隐喻主要表现为“德”和“礼”两个方面。为达此目的，司马迁专门采取了叙述和描写的方式，而非历史学著作常用的记事方式，这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一大发明。对五帝的描述，司马迁突出了其“德”与“礼”两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五帝立天下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