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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史记》思想内容研究方面，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研讨中心，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
在思想文化方面，陈战峰《〈史记·五帝本纪〉与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认为，《五帝本纪》在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司马迁卓著的史学眼光与时代意识，为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史学与理论基础。其中的“五帝”及其关系清晰而鲜明，显示了史书编撰者的主动调整和自觉建构努力。“五帝”既反映了历史一脉相承，又有重人文、重理性的思想文化特征。在客观与逻辑意义上，《五帝本纪》通过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心理认同，反映并促进了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建立和巩固具有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的统一的新型国家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经验智慧，影响深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陈小红《试析〈史记〉王道政治追求及其现代价值》（《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1期）认为，在政治伦理化的古代中国，《史记》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体现出司马迁对孔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及其“王道”政治追求。王道即以仁、德等道德原则指导下的治理，其核心是仁政、礼治及民本，具体体现为修己齐家、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理路；重德治，行仁政，安天下的政治治理模式；君圣臣贤、人心向背定成败的统治思想；关注社会历史和现实民众利益的民本意识。其倡导的仁政、人性、民本等认识和对政治终极目标的追求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朱玉纯、张丹墀《〈史记〉对君权神授的质疑和讽刺》（《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认为，《史记》中反对君权神授，一方面是直接对君权神授理论发起冲击，正面质问和驳斥，或是就某一不合理的事件发出自己的疑问；另一方面，则是从侧面说明君权神授的滑稽和虚妄，揭露天命和异象的人为成分和统治者的阴暗面，并表现未受天命的小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从而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质疑。李宁宁《从〈史记·货殖列传〉看中国早期儒商文化》（《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认为，《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第一篇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文字，其记述的一大批早期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具备鲜明的儒家文化特质，成为早期儒商文化的代表。早期儒商在治生过程中展现出儒家以义取利、义利结合的商业价值观，节俭寡欲、智勇合一的人格追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经营理念以及乐善好施、胸怀天下的商业理想，体现了早期儒商精神的精髓。虽然早期的儒商文化尚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阶段，但是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蕴和时代价值。李笔浪《〈史记〉的历史思维》（《湘潭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认为，《史记》的历史思维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思想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就是天人关系的历史：天道与人道密切关联，天人之间存在感应关系，人类命运有无法解释的现象。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古代即以政治生活为主导的社会生活变动的历史：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盛衰取决于民心，与时俱进才能生生不息，华夏民族同源共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需要交流互鉴。人类思想的历史即人类理论化的社会思维发展变化的历史：思想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思想的历史关键在于辨析思想流派的源流和独到的见解，思想的价值在于社会实践效应。
此外，邹其昌、李青青《〈史记〉的工匠文化观——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研究系列之八》（《同济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考察了《史记》中的工匠文化，在梳理《史记》工匠文化的文献的基础上，从“工匠”意涵、“工匠”来源、“工匠”的重要发明以及“工匠”其他相关问题诸如工官的类别、工商业的赋税问题、民间雇工问题等几个方面，描绘出《史记》中的工匠文化。石中玉《〈史记·河渠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现实意义》（《南都学坛》2017年第3期）认为，《史记·河渠书》是研究我国秦汉时期水利的一部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不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设施、部分水系的基本情况，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凸显出了司马迁眼光长远的环保意识，要防患于未然；所采用的水利工程建设的某些方法先进，有不少经验和教训是很值得借鉴的，修补决口之重点是“以为楗”，水利建设之关键是分析论证。具有改造自然的朴素认识，人们逐渐开始具有主动改造自然的意识，对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定警示性。
在传记主题研究方面，张旭《再探〈史记·大宛列传〉的史学研究价值》（《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认为，《史记·大宛列传》主要记述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和李广利伐大宛这两个核心事件，并叙述了当时西汉、西域及匈奴三者关系的发展演进历程。《大宛列传》具有人物传、外国传和民族传等的特征，并且对后世史书的编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内容上的独特性决定了其具有特定的史学研究价值，《大宛列传》是研究西域史、民族史、战争史和中西交流史的重要史料。同时《大宛列传》中蕴含外国史的特点更是展现了司马迁创作世界通史的视野。张桂萍《论〈史记〉刺客、游侠传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认为，《史记》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涉及侠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及司马迁对侠的认识。从两传文本比较分析入手，可以窥见《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虽有不同的立传主旨，但共同传达了司马迁对布衣精神的理解和概括，具有在大一统时代总结民族精神的意义，并且表现出司马迁多维立体的历史视野，即从历史人物形象入手，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全面考察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思维特点。这对探讨民族精神中仁义思想的发展演变、史家的思想认识及考史方法等将有所帮助。王熠纳《〈史记〉中的女性观研究》（《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13期）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因地位低下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史记》之前的史书对于女性的描写比较少。《史记》开始为女性单独立传，其中有一部分文字是对女性的描写，主要是《外戚世家》和《吕后本纪》，其他篇章中也涉及对于女性的描写，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女性的尊重，《史记》认为女性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握，是控制在上天手中或者是他人手中。
在《史记》音乐研究方面，杨冬菊《〈史记〉所记各阶层人物的乐器演奏》（《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1期）认为，就《史记》所记音乐情况来看，乐器占了很大一部分，涉及的乐器大凡30余种。同时，《史记》记载了大量乐器演奏情况，其中包括各阶层人物多种形式的音乐演奏与娱乐欣赏活动，演奏者包括帝王、王侯将相、文人志士、音乐专业人士、民间艺人、平民百姓等。足见音乐乃至乐器演奏活动在古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向我们展现了音乐在当时人们各方面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应用的广泛性。但在古代社会等级划分中官民界限鲜明，对各阶层人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为官者位高权重，但居少数，平民百姓、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虽比较低下，但数量可观。从音乐文化的发展来看，只有从帝王到平民百姓的音乐喜好形成合力，才能促成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形式与风格的繁荣发展。吕畅《〈史记·律书〉“生黄钟”声数相配之谜》（《音乐艺术》2017年第3期）认为，《史记·律书》中“生黄钟”一节中的声数相配问题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的课题。文章首先梳理历代相关乐律学文献，对诸家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总结，然后通过对《史记·律书》的版本，“生黄钟”所用数据的特点、内在的数理逻辑关系及其历史语境，对“生黄钟”声数相配之谜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