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代表作。该书包揽了普利策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众多奖项，也是斯坦贝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因素。该书还入选“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榜单。

斯坦贝克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1919—1925年，斯坦贝克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了许多社会实践和劳动，尽管斯坦贝克未曾拿到斯坦福大学毕业证，但求学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文学创作知识和创作体验。斯坦贝克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一生发表了约30部作品，含小说、戏剧、电影剧本和散文，其中以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居多。除代表作《愤怒的葡萄》外，他的小说代表作还有《托蒂亚平地》（ Tortilla Flat ，1935）、《胜负未决的战斗》（ In Dubious Battle ，1936）、《人鼠之间》（ Of Mice and Men ，1937）等。斯坦贝克一生多次获奖：1940年获普利策奖，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4年又因“和平时期对美国的贡献”而获“总统自由奖章”。

《愤怒的葡萄》成书于1939年。小说在美国一经面世，即创下无人可及的销售记录。事实上，斯坦贝克从未想过要创作一部流行小说，也未曾期待过这部小说取得商业成功。然而出乎作者预料的是，该书于1939年4月14日正式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短短几个月就在报纸、杂志、文学刊物上出现了近150篇评论。1939年该书长期占据图书销售榜首，精装版本销售了428,900册。因此该书也被斯坦贝克研究专家彼得·李斯卡（Peter Lisca）誉为“文学天才之作”，美国文学经典中“销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作品之一。

然而这部作品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美国小说之一，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毁誉参半。争议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该书触及社会敏感问题，因此一经出版就引起美国政界的恐慌，西部各州将该书列为禁书。俄克拉何马州政府甚至阻止电影公司到那儿拍摄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还有人针对该书撰写了一部《快乐的葡萄》（ The Grapes of Gladness ），编造迁徙人民的幸福神话，想以此削弱《愤怒的葡萄》造成的“负面”的社会影响。另一个争议来自于对该书的艺术性定位。事实上，这一争论贯穿于对《愤怒的葡萄》的研究始终。多数研究肯定了小说题材的历史意义以及主题思想的进步性，但对小说的艺术性却褒贬不一。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该书的政治色彩过于强烈，政治宣传目的过于明显，人物性格单一、类型化、扁平化；缺乏艺术想象力，叙事技巧机械、呆板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何评价对该书的争论，并以时代精神对该书进行重新定位是文学研究界面临的新挑战。不过幸运的是，尽管《愤怒的葡萄》长期处于争论旋涡之中，却并没有影响读者对该作品的阅读热情和喜爱。该作品不仅进入了美国中学和大学的阅读书单，而且还被拍成了电影，成为跨媒介改编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该作品走出了美国，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中的代表作品，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彰显了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小说被先后翻译成丹麦文、荷兰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波兰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瑞典文、俄文、中文等多种语言出版。

《愤怒的葡萄》的成书背景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是现代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之一，当时不仅导致了美国和西方社会长期的大规模失业，经济状况迅速恶化也改变了社会关系，影响了整个世界局势，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所以以美国经济大萧条为创作背景，和斯坦贝克对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有着密切关系。斯坦贝克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个人生活和命运具有不可抗的影响。在《愤怒的葡萄》开篇，具体人物并没有出场，而是首先呈现了人们生活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农场破产、银行逼债、生存环境恶化等。作者用这种方式精心营造了一个序曲，以外部环境烘托出主人公的境遇，为整个故事和结局做了铺垫：

俄克拉何马的红色原野和一部分灰色原野上，最近不紧不慢地下了几场雨，雨水并未冲裂结了一层硬壳的土地。耕犁在雨水流过的印迹上来回地划了一列列的犁沟。最近这几场雨很快就催起了玉米，并使大路两边到处长出了野草，于是灰色原野和深红色原野开始呈现了一片绿色。五月下旬，天空渐渐变成灰白，入春以来，长久悬在高空的一团团浮云消散了。太阳天天逼射着成长中的玉米，使每一片绿色托叶的边缘上都出现了棕色线条，并逐渐扩展。天上的云出现后又飘散了，有一段时间再也不见影踪。野草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存，变成了深绿色，再也不蔓延了。地面结了壳，一层薄薄的硬壳。天空变成灰白，大地也跟着变成了灰白，红色的原野变成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变成了白色。

这段著名的经典散文体景物描写时常被收录到各种选集中，作者以精湛的笔法构筑了该书宏大的历史背景，赋予了小说史诗般的历史厚重感。这段文字不仅勾勒了小说人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还深刻揭示了与自然灾害紧密相连的经济危机，形成了美国经济大萧条中特有的环境史和经济史相互作用形成的巨大的内在破坏力。

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将许多美国人从故土连根拔起。他们被迫从一个州辗转到另一个州，寻找工作，也寻找生存的契机。据统计，仅在1933年，就有大约一百万至两百万美国人辗转在路上，开着汽车，带着全部家当，加入了流民行列。主人公汤姆·乔德一家就是其中的缩影。乔德一家是美国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下层——佃农——的代表。一家人因为沙尘暴和银行资本的逼迫流离失所，不得不踏上了六十六号公路，涌向人们认为的“希望之乡”——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州。

小说人物众多，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乔德一家共十二口人，包括祖父、祖母、伯伯、父亲、母亲、汤姆（小说主人公）、哥哥诺亚、弟弟奥尔、怀孕的妹妹罗莎夏、妹夫康尼、未成年的露西妹妹和温菲尔德弟弟，还有牧师吉姆·凯西，十三个人一起挤上旧卡车，加入了通往加利福尼亚的漫漫征途的车流之中。由于卡车破烂不堪，旅程异常缓慢、艰辛。祖父经不起颠沛生活的折磨，中风而死，一贫如洗的乔德一家只得将他葬在路边。母亲在旅途中，意志坚定，极具行动力，慢慢取代父亲的地位，成为凝聚全家的核心力量。一家人继续前行，克服重重困难，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然而来自西部的消息逐渐让他们意识到，加利福尼亚也并非福地。历经重重磨难，乔德一家终于进入加利福尼亚，却看见许多因失望而东归的人沮丧的面容。弟弟诺亚宣布自己不再和全家一起前行，而是要留在当地钓鱼。乔德一家穿过沙漠，终于看见了肥沃的、生长着果树的谷地，但祖母却在贫病中去世了。在停宿场，乔德一家结识了小伙子弗洛依德。一天，一个承包商来招人摘果子，弗洛依德因抗议工钱太低而与警察发生争执，一向沉默的凯西也加入冲突之中，最后，凯西被警察带走。乔德一家连夜逃离停宿场，那里警察正放火烧屋，以报复流民们白天的抗议行为。

乔德一家在加州青草镇的收容所度过了一段艰苦却快乐的时光。在营地内，流民们合作分工，自主管理，氛围民主和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由于工作机会少，除汤姆外，家人都没找到工作，一家人只得继续北上。他们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摘桃子的工作，全家奋力劳动一天，却只挣到可怜的一元半钱。而且，汤姆还发现他们之所以被雇用，是因为原来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而罢工的领袖正是牧师凯西。两位好友畅谈起来，但他们的谈话被治安维持会向罢工队员发起的进攻所打断。凯西在混战中死去，愤怒至极的汤姆打死了一个攻击者。乔德一家趁黑夜离开了那里，在更北边的地方找到了摘棉花的工作。而汤姆为躲避通缉，藏身附近的丛林中，他最终认为自己应继承凯西开创的反抗事业，遂告别了家人。母亲尽管努力让全家人待在一起，但家中只剩下父亲、母亲、奥尔、露西、温菲尔德和罗莎夏。奥尔订婚后也离开了这个家庭。雨季到来，大部分移民不得不靠乞讨与偷盗活命。罗莎夏产前患了热病，产下了死婴。连续几天的大雨淹没了临时露营地。乔德一家来到一个仓棚避雨，发现仓棚中已有一个男孩和他饿得奄奄一息的父亲。罗莎夏决定用自己的乳汁喂他。小说以罗莎夏脸上露出的“神秘”的“微笑”结束。

从小说所反映的故事情节可以看出，《愤怒的葡萄》揭示的是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揭露了美国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弊端，因此这部小说时常被冠以革命小说、社会抗议小说、左翼文学、地域性小说的标签，通常被解读为一部描绘美国现代农业工人命运的史诗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定位都是准确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双重灾难，并以此为背景再现了千千万万个如乔德一家的底层人民，尤其是佃农的悲惨遭遇，暗示社会革命必然发生，新型社会体制必将建立。对此斯坦贝克曾坦言，这一新制度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体制。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斯坦贝克预言的这场革命并非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只是一种他幻想中的思想革命和信仰革命。

对《愤怒的葡萄》的抗议主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对小说艺术性质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优秀作家笔下，小说的抗议主题与艺术性从来都不是矛盾的。与通常意义上的抗议小说、革命小说不同，《愤怒的葡萄》不仅思想内涵丰富，而且人物性格丰满，并在小说中经历了成长和变化。比如母亲、汤姆和罗莎夏等人都经历了从“我”到“我们”，从“小我”到“大我”的意识转变过程。汤姆是小说中历经思想意识转变这一心路历程的中心人物。小说开篇，服刑四年归家的汤姆还只是关心自己和家庭的利益，然而在漫长的西进旅途中，在凯西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相信一个人不能只考虑自己，而应该以友爱之心帮助、关心他人。小说结尾处，汤姆由于杀死了残害凯西的凶手而再次成为被通缉的逃犯。从开篇到结尾，相同的逃犯身份却反映出他思想境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小说结尾处，他已然成为为社会改良而奋斗的勇士和道义上的英雄。罗莎夏在小说中也经历了明显的成长和变化。旅途中罗莎夏的出现大部分是以未出世的孩子为中心的。小说最后，孩子不幸夭折。失去了自己的婴儿的罗莎夏却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当她把饿得奄奄一息的陌生男子抱入怀中时，那个曾经只关心自己和她未出世的孩子的少妇，在经历了苦难的磨砺之后，终于抛弃了狭隘的“小我”，将自己融入超越自身和家庭界限的“大我”之中。

尽管关于《愤怒的葡萄》一书是艺术还是宣传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被提及，但该书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得到越来越多评论家的肯定。而该书的艺术性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其独特的结构和叙事风格。

《愤怒的葡萄》以“记叙章节”（narrative chapters）和“插入章节”（intercalary chapters）相互交错，形成了独特的复合、对位结构（contrapuntal structure）。小说共分为三十章，其中十三章是“记叙章节”，即第二、四、六、八、十、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三十章。“记叙章节”讲述的是乔德一家的苦难经历，将读者带入了大萧条时代的特殊历史事件之中，以乔德一家的经历再现特定的历史时刻。而“插入章节”描述的是俄克拉何马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难和经济大萧条的社会灾难，充当着乔德一家苦难历程的大背景。其中十五个章节是“插入章节”，即第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二、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章，长达一百余页，占小说篇幅的约五分之一。小说的第十五章带有过渡性质，兼具两种模式。“插入章节”常常以抒情笔法，将读者的注意力从乔德一家的个体命运转移到关于社会历史大背景及作家的哲学思想探讨之中。“插入章节”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将小说的主题、象征和故事统一起来，形成斯坦贝克理想中的“交响乐”效果。比如前文提到的小说第一章就是典型的“插入章节”。另一个经典的“插入章节”是第三章，记录了对陆龟爬行进行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路边的草上有一只陆龟在爬行，不知怎的转向一边，拖着它那隆起的甲壳在草上走着。它那粗硬的腿和长着黄爪的脚吃力地从草丛中缓缓穿过，并不是真正在走，而是一路在推着和拖着它的甲壳前进。

陆龟的艰难爬行代表着生存和生命力，也象征着乔德一家在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的艰难困苦。陆龟在第四章中再次出现，并被汤姆捡了起来，从而与人物形成了有机联系。陆龟在第三和第四章的反复出现，也将“插入章节”和“记叙章节”有机编织在一起。通过两种章节交替出现，实现了斯坦贝克以“个别”表现“一般”，以“特殊”展现“永恒”的创作意图，把人与自然、个人和群体、人与社会辩证地联系起来。这种结构特点是圣经文学常用的手法，这一手法使得《愤怒的葡萄》获得了史诗般的规模和厚重感。

《愤怒的葡萄》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杀死一只知更鸟》（ To Kill a Mocking Bird ）的作者哈珀·李（Harper Lee）曾言：“斯坦贝克于美国文学文化意义深远，影响重大。众多当代作家的创作都受其恩泽。”此言不虚。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就曾表示，没有《愤怒的葡萄》，就不会有他的成名作《追风筝的人》（ The Kite Runner ）。每一代读者都能从这部作品中发现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和气质。2003年《图书杂志》的一份统计表明，英国和美国最畅销的经典作品中，该书名列第十一位，选票数比菲茨杰拉德（F. S.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低五个百分点，但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高七个百分点。在同一期《图书杂志》中，评论家杰罗姆·克雷默（Jerome Kramer）认为该书是改变了美国的二十部作品之一。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于1940年上演，同样引起巨大反响，共获得七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配角奖。美国当代作家、艺术家凯萨·查维斯（Casar Chavez），吉姆·哈里森（Jim Harrison），爱德华·R.莫罗（Edward R. Murrow），约翰·塞尔斯（John Sayles），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等人都曾以各种方式承认斯坦贝克是他们值得敬重的前辈作家。美国小说家肯·凯西（Ken Kesey）出版于1992年，以未来的阿拉斯加渔村为背景的小说《水手之歌》（ Sailor Song ）中的主人公艾克·萨拉斯（Ike Sallas）就珍藏了这部小说，并把它放在他收藏的美国经典小说之中。这种模式与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向富兰克林的《自传》的致敬如出一辙。2002年，斯坦贝克百年诞辰之际，著名斯坦贝克研究专家苏珊·席琳洛（Susan Shillinglaw）编辑出版了《约翰·斯坦贝克：美国作家的百年沉思》（ John Steinbeck: Centennial Reflections by American Writers ）一书，收录了四十多位美国现当代作家对斯坦贝克的回忆和致敬，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厄修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等人的文章。

当然，斯坦贝克留给后世作家最丰厚的遗产还是文学创作应忠实于社会生活，并真诚地反映现实问题。1938年6月18日，在斯坦贝克开始创作《愤怒的葡萄》后不久，他就反复强调，自己的创作要“秉持真诚”，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创作“一部真正的美国作品”。而具体到《愤怒的葡萄》这部小说，斯坦贝克更是强调，该书“从一开篇就楔入了美国情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坦贝克的本土哲学，左翼政治观、蓝领激进主义、工人阶级人物，多元的叙事形式等共同促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作品”的诞生。对此，加利福尼亚作家杰拉德·哈斯拉姆（Gerald Haslam）曾言：“约翰·斯坦贝克是教给我文学可以是关于真实地点的真实人们的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斯坦贝克和他的《愤怒的葡萄》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比如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跨学科研究视角、翻译和传播视角等批评方式的介入已经催生出一批优秀研究成果，而这位杰出作家和他的这部经典作品也越来越焕发出勃勃生机，呈现出新的艺术魅力。

王卓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