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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经济增长如火如荼的讨论，正深受其不幸的“起飞”的影响，这里用的“起飞”是罗斯托教授最喜欢的一个词。受所谓苏联挑战观念的启发，人们对“起飞”这一在报刊社论和某些专家的言论中广泛使用的意义模糊的词语的一个特定解释已经把它推入了死胡同。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挑战”一词看作是“威胁”的一个同义词，因而也习以为常地将其看作是冷战这首挽歌的一个新副歌。鉴于苏联挑战的存在，美国经济必须加速增长，这意味着美国经济重中之重就是要大力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甚至只是大力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军工产业的占比。
在我看来，这是对“挑战”这个词的曲解和偏见，我们亟需理解这个词语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含义。因为“挑战”不仅仅意味着威胁，甚至不主要是威胁。它首先是一份开展行动的倡议，一个承担任务的呼吁，一声达成目标的召唤。我在此争论的不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无论谁想挑战我对于“挑战”这个词的理解，我都举双手欢迎。如果美国想向美利坚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具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是体现在“杀伤力”上，而是体现在有能力为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上——那么为证明这种优越性所需要采取的行动的本质恰恰就是我们争论的焦点所在。只有确立起这种优越性（而不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其存在），我们才有可能赞同费尔纳（Fellner）教授的观点：“相当普遍的社会利益”是维护“分散型市场经济及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
然而，如果依据这一标准来评判资本主义制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可被看做一个相关的衡量标准。这是因为，考虑到美国国民产出的绝对总量，其缓慢而不均衡的增长可能还不如经济和社会条件背后的可靠指数那么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也远远不及最近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所描述的那般丰裕。1959年3月20日，现在已故的萨姆纳·斯里克特（Sumner Slichter）教授在联合经济委员会上的陈述中曾指出：在1958年，整个美国有1/5的家庭税前收入不足1 890美元，3/5的家庭税前收入少于5 139美元，仅有1/5的家庭税前收入达到或高于7 910美元。即使这些数据反映出该国的整体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遍水平，也并非意味着在这个国家仅存在“少量的贫困”或者已经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国内的这种情况和大多数生活在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一直忍受的饥饿和病痛的惨状让我们看清了认为关于进一步增加产出毫不重要和管理生产资源中的“传统智慧”已经过时等这种时髦言论的冷酷无情。
因此毫无疑问，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当务之急都是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出，然而，我们的经济却一直将生产维持在明显低于利用可支配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所能达到的水平。在战后异常繁荣的近一半时间里，该国的失业人口高达600万，在某些地区，对于某些年龄段、某些族群和某些受教育群体来说已经达到了灾难性比例。无需赘言，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可以坐视不理的“摩擦性失业”的程度，甚至始终伴随着更大比例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现象。据莱昂·凯瑟林（Leon Keyserling）估计（1959年3月24日，他在联合经济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在1953年到1958年的6年中，若以1957年的美元市值计算，总产出的损失超过了1 500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损失数额很有可能还不到整个战后损失总额的一半。应该认识到，先前的这一产出，如果已经生产了且得到了合理利用，将不仅足以解决国内的燃眉之急，而且还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渡过难关，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问题，我们深表关切。我们的农产品总量据估计足以消除全世界不发达国家的食物缺乏和营养不良现象，然而，由于我们实行的生产控制、管理条例及补助政策，使其无法成为现实。
然而，在普遍匮乏中，这种对生产资源的严重利用不足只是这个国家面对苏联挑战所展现的姿态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这种经济所产生的产出结构和利用模式。甚至在提到1935年的英国时，凯恩斯（Keynes）就曾写道：“在我看来，认为现有体系严重滥用了正在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是没有理由的……现有体系之所以崩溃，原因是在决定实际就业的数量上，而不是方向上。” [1] 他的说法是否正确，完全可以质疑。但无论如何，这一说法不适用于1959年的美国是毋庸置疑的。相关的事实众所周知，无需赘述。在此只需要回顾一些更加惊人的数据即可。1956年，汽车运输业吸收了270亿美元，而教育部门（私立和公立）获得了150亿美元；价值30亿美元的资源被用于各种娱乐目的，而6亿美元被投入图书行业；基础科研投入5亿美元，而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顾问的服务价值高达9亿美元；高等院校的总预算占广告支出的一小部分。该国的文化、道德、知识生活越来越多地反映出这种状况，这难道不让人惊讶和费解吗？我们怎能希望对着暴露在铺天盖地的推销一种治疗“贫血”的药物——这种药物让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名声大噪——广告下的人群宣扬真理、诚实和国家意识呢？我们又怎能期盼一个由文盲教导的、看着电视屏幕上和报纸标题或漫画书里的暴力和谋杀以及犯罪内容长大的、遭受着现有经济和社会秩序各个方面的不合理性和破坏性的青年，发展成长而变得理智、聪慧和正直呢？依靠这种文化、道德和知识成就的力量来建立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应对苏联挑战确实很难。
在没有充分认识这个国家大环境的情况下，费尔纳教授和罗斯托教授就着手在文章中探讨寻求一些补救措施以摆脱现有不可否认的困境。费尔纳教授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很好的代表了”真正紧要之事，因此他主要关注的是要找到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方法。而在我看来，他对于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过于简单，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信服。他建议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因为“这样做能够加大刺激力度，而且大多数结余税收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形成（主要通过再投资）”。但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企业真的会把这些结余税收用于再投资呢？我认为不能证明战后企业投资活动（住房除外）的停滞不前是由资金短缺造成的。而且，费尔纳教授希望企业增加投资以应对更大的企业流动性，这种希望与他自己发现的无所不在的经济“供给方面的非竞争性因素”毫无关系，也和他自己观察到的“回顾过去，普遍认为在当前这段时期，我们未能成功地打击市场权利集中这一有害现象的时期……”也毫不相干。但是，由于垄断企业的投资政策不仅仅也不主要受制于内部融资的可能性，有人可能会认为垄断的增长与扩大和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方向有关。然而，关于这个问题，费尔纳在他的文章中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可能更令人担忧的方面更是被他完全忽略：即便这种办法有效，即便一项合适的税收政策能够带来更大规模的企业投资，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笔投资将会被用到社会所期望的地方？难道我们不是更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相同的东西”吗？更多奢华的办公大楼、更多精巧的小物件、更多的鱼翅、更多治疗“贫血”（营养不良）和“酸胃”（消化不良）的良方妙策，还有更多的查尔斯·范·多伦们将这些东西推销给“被俘获”的普通大众？
众所周知，经济观点具有多样性。似乎为了证明这点，罗斯托教授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缓慢增长持平和态度，但却为其分配问题深感困扰。他感到，分配环节的问题是，私营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仍然太大，而相反，公共部门所占份额太小。这一观点被J. K. 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在他的著作中多次重点强调，也让我想到了诸多重要问题。
首先，采用二分法简单地将社会两分为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这能否解决错综复杂的资源分配问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我肯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任何以牺牲私营部门为代价来增加公共部门份额的做法绝不是一种可取的资源再分配的方式，这对于当下的美国来说更是如此。这不仅仅取决于完成资源再分配所采取的方法，关键还取决于公共部门对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私营部门普遍采用的资源利用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完全认同公共部门里任何一种可能对资源利用所采取的方式。因此，如果将私营部门的这种扩张用于建立一个更大的军事机关，或者用于给毫无责任心的外国政府提供原子武器——正如诸多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所强烈要求的那样——那么在私营部门内部所发生的一切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就是一个悲剧。但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打着对外援助的幌子在菲律宾、老挝、中国台湾、韩国、南越、巴基斯坦、伊朗和希腊等国家和地区所做的一切就好过美国私有部门的奢侈浪费。再举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显而易见的是，大幅增加对公共教育的拨款也绝不会利大于弊，除非同时对教育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这种改革是不能指望财政预算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能让人们相信这些资源将用于社会所期望的地方时，坚持将资源转向公共部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是合理的。
但是让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我刚刚提到的问题并不存在，那么这些在公共部门控制下的资源就可以得到合理利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诸多问题也会随即出现：是什么让公共部门削减到当前的规模？如何才能以牺牲私营经济为代价来扩大公共部门的利益？正是罗斯托教授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熟悉的术语不谈——不再谈论什么部门、资源配置、边际调整等——而是回到问题的本质，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当前占用私有产品的份额或多或少地有了明显增加。政府要想扩大占有的份额——除非有系统而周详的计划全力支持以便增加总产出——就只能通过没收更多的私人收入才能实现。总有人要为此买单，当有人期望可以将大部分成本相当成功地或者至少部分成功地转移到大多数人身上时，企业的利润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收入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公共部门的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与各种各样、或多或少强大的私人利益产生激烈冲突。然而，这些利益问题在罗斯托教授的论文中，根本没有被提到，就更不用说分析了。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重新构建价格体系，重新调整工资报酬，重新进行利润分配，重新树立企业家精神，重新调整资源分配，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像弹珠一样任人摆布。然而价格不仅是要支付的，也是要被接受的；利润不仅仅是一个会计概念，也是收入；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目前申请研究经费时十分管用的一个术语，也代表了企业业务的实际管理水平；生产资源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私有财产。所有这些构成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基础的具体要素及关系，在罗斯托教授的理论中，都被总结为一些遵循着神秘运动规律的空洞实体。尽管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经济体系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经济体系，但罗斯托教授发现了我们这些困难的“根源”：不在于我们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本质，而在于“某些美国式的思维定式”。因此，关于我们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解释在现行的所有制里找不到，在以市场和利润为主导的经济运行原理中也找不到，而要从我们的“观念”中寻找，反过来，这种观念也产生于“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和政治特性的相互作用”。由此，精神动力取代了趋利心理，“观念”的相互作用取代了市场竞争，思想习惯取代了历史过程中的常规惯例。这种将社会抽象化的社会科学以及这种经济利益不再有用武之地的经济史，是罗斯托教授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里所极力推荐的，并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替代。它的确是一种替代，却绝不可能诱使我背离马克思主义。
[1] 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 （New York，1936），p.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