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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雨水足必然导致春笋盛长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段时期的持续繁荣和高就业率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掀起一波强烈的困惑和质疑：对社会主义事业正确性的困惑，对社会主义运动基本原理的质疑。实际上，目前这一趋势不仅已席卷一大批对社会主义同情程度不一的人，甚至让许多一直认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也开始背弃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些人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支持“新政主义”的某种变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人则宣称他们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必要进行大幅修改。由此引发了两个极其复杂且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一，（总体来说，以及在某些特定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足以令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变得多此一举且无人希求了吗？第二，在向社会主义转变已迫在眉睫且是民心所向的形势下，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发展到足以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的程度？是否能够使向社会主义转变变得不可能或者高度不确定了吗？本文接下来将尝试以“特别简洁”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目的不在于提供一些明确的答案，而是提出一些或许有用的观点以供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进一步的探讨。
要考察第一个问题必须依据美国经验，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考量通常都是参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的确，在美国——当代资本主义的首要大本营——资本主义秩序的结构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一书中以及马克思在更后期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结构，在许多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当今美国资本主义与通常所认为的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开端（1875年左右）之间，最明显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差异便是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一些估算数据显示，在美国整体经济中，现今人均每小时的生产率是1880年的6倍多。由于这些统计计入了企业雇佣的全部劳动力，因此显然严重低估了生产性工人人均每小时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些生产性工人指的是参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等过程的劳动力，而不包括从事销售和广告等过程的那部分劳动力。实际上，相当比例的生产性工人都在从事“销售”工作：给汽车镀铬或安装散热翼、为了人为地制造“过时”车型而肆意破坏并淘汰功能完好的汽车配件等，由此看来，低估的程度相当之甚，再怎么夸大生产性工人生产效率之增长的重要性也不为过。首先，大量证据表明——如果还未经过系统的查验和分析——生产性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远低于他们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社会产生的经济剩余增长量已经相当可观，不仅体现在绝对值上，还体现在唯一的相对值，即在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上。
以下内容或许同样不可忽视：尽管每小时人均产出的惊人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工人群体身体状况的显著改善和工作效率的大幅提升，但主要归因于生产设备数量的大幅增加。如果考虑到相较于1879年的人均1.25马力，如今制造企业雇佣的生产性工人的人均产能可达约10马力，那么据此，扩大的规模起码可见一斑。机械化得以如此大规模地推进，得益于大量的资本积累、“规模经济”的广泛利用以及随之普遍向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些反过来又导致了大型工业企业的出现和成长，同时也致使大量的工业产出集中到相对较少的巨型企业手中。
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的首要目标或者说唯一目标就是“有投资必回报”，所以这些控制着大量（以及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出份额的企业巨头，无论是相较于先前还是同时代的小型竞争企业，都明显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他们能够判断其商业政策对他们市场上主导价格的影响，所以无需仅仅满足于以往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行业中所赚得的利润率。相较于过去的资本家，现代垄断寡头企业家早已不再一心追逐利润——尽管当今那些如此时髦的大型企业辩护者们持不同见解——他们发现自己身处的客观环境极利于利润最大化，所以在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的过程中，他们将过去赚大钱的艺术快速发展为一门能够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科学。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其所依赖的机制）与生产性工人的工资及资本家的利润之间的成果分配方式相结合——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造成了双重效应：这种经济产生的经济剩余在总产出中的占比趋于不断增加，这些经济剩余倾向于不断被再分配给数量稳定减少的巨型资本主义企业。倘若一切到此结束，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将在经济剩余的洪流中溺亡，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消费还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双管齐下，都无法吸收不断上涨的经济剩余浪潮。前者不仅受物理条件限制——特别是由于大量剩余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和大股东手中——而且还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基本冲动背道而驰；后者则受制于垄断寡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都可能远少于预期的资本积累总量。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的经济萧条将是资本主义的永久状态，持续攀高的失业率将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而，正如大多数有机生命患病时会主动求医一样，经济趋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抵消之法，即反发展。过剩的经济剩余和上升的垄断寡头企业彻底改变了现代企业的性质和战略。在资本主义更早期的竞争阶段，降价是私人企业维持和扩大销售的主要方式，而现在却沦为激烈竞争中的低级策略，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扩张（且花费高昂）的销售组织、推广活动、公关项目、游说方案、在产品差异化和型号多样化上付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对于更漂亮、更精致、更奢华和更昂贵的消费品的制造和推销。
但是，甚至连由此产生的大量损耗增额和制度内非生产性部门的疯狂扩张也未能充分吸收溢出的经济剩余。用于销售、推广和型号改变等方面的支出中的一大部分成为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运营必不可少的成本，并被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由此降低了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却未能够吸收经济剩余。与此同时，这笔可观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到企业高管、销售人员、广告职员、公关专家、市场调查员和时尚设计师手中，这些人并未将这笔收入用于消费，而是将其存储起来，由此引发了人们常说的二次资本积累，构成了经济剩余的另一类统计数据。
其他不同程度上自动吸收经济剩余的运行机制——资本输出和企业研发支出等类似活动，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若要把溢出的经济剩余保持在可容忍范围之内，且要防止经济萧条和失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就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利用经济剩余。但这一有意识的行动只能由政府实施。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却没有能力将经济剩余有目的地用于提高社会福祉。政府被强大的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所控制，加之其社会和意识形态，使得这一政策无法落实。由于既无法投资生产性企业——这显然与垄断寡头企业的主导利益相冲突——又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而无法在（国内外）福利目标上大规模地进行支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自由政府甚至只能将军事开支作为唯一的救助渠道，因而把政府部门刻意组织的浪费增加到企业部门自动扩大的浪费上。
然而，浪费并不能一帆风顺地迅速扩张。尽管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存变得越来越依赖滥用资源和加速备战，但对于个体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浪费意味着经济剩余的大量减少，这简直糟糕至极，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抵制。因此，任何一家企业，即便是规模最大的企业，所挥霍的资源也不能大于惯常的商业行为所需，以至于浪费现象只能缓慢又循序渐进地增长，只能发生在所有重要企业扩大了它们的非生产性支出、并因此为整个经济建立新标准之后。同理，政府组织的滚雪球式浪费和激增的军事预算，尽管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来说必不可少，但对于众议员和参议员个人来说却仅仅意味着缴纳更加高额的税款或是承担更加沉重的国家债务，因此只会在面临（实际存在的或假想的）外来威胁时才有可能被通过，即便如此，议员们也不情不愿。
除了战时和战争带来的创伤，所有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造成了经济剩余可能出现大量溢出，这便意味着生产不足、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或是与其大同小异的就业不足、生产潜能利用不足以及经济萧条等。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来说，治愈这种长期存在的顽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成倍扩大经济体系中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浪费。显而易见，这种“疗法”极不合理，而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社会计划。然而，在既无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也未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里，这种社会计划便是空中楼阁。由于社会潜力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差距从未像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现阶段这样巨大，因此对社会变革的需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程度。见证这一需要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数百万家庭所居住的贫民窟、所面临的贫困和所缺失的教育；是紧紧钳制着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腐败、文化腐败和知识腐败；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发达国家里亿万人民的悲惨命运。只要美国持续浪费的资源里有一小部分能被用于改善这些国家的落后状况，他们的命运就会得到彻底改变。
社会主义取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紧迫性毋庸置疑。的确，每延迟一年都意味着在全世界将有数百万人夭折或是面临无法估量的苦难，每延缓一年都会增加人类所面临的生命威胁：资本主义可能会跳入其辩证戏剧的最后一幕，并在热核大屠杀中寻求救赎。
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未曾发生过，这股力量在多数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当微弱，鉴于此，在垄断资本主义世界里，社会主义变革仅仅作为理性主义的演练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这难道会没有历史意义？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会加剧人民的痛苦，而一旦民不聊生，被激怒的人民便会奋起反抗，并决心用一个更美好的新社会取而代之。到那时，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将引发危机并最终崩塌。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一个真知灼见。也许正是这一真知灼见比其他洞见更有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最大限度地区分开来——对非理性社会秩序的本质和存在的认识（在历史进程的早期阶段，某些独立思想者可能已经获得了这种认识）仅仅是社会秩序危机的一个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而且只要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不合理社会秩序下的生活，并被迫通过实际行动将自己的批评融入知识分子的理论批判中，使两者同时上升到革命运动的水平，这种认识才会转化为一股历史动力。
因此，我们必须要问：如果这种最明显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没有给底层人民带来难以忍受的苦难，如果社会的统治阶级成功地使人民无法意识到其自身所处的困境，或者阻止人们了解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成因，由此转移了人民反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注意力，又该如何？总的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尽管偶尔有相反言论出现——都倾向于排除这两种可能性。既然正是一个社会组织的不合理性的本质才使得它将不必要的痛苦与穷困强加于社会底层被剥削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是城市及农村的无产阶级）的身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仅劳动群众用于柴米油盐的实际收入有所减少，而且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他们的社会存在感也每况愈下，生活将变得令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与此同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特点在于：技术进步与资产阶级对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力的需求，自然会为工人运动——以工人阶级既认识到他们痛苦的根源，又意识到了创建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必要——的出现和发展创造条件。
历史没有按照这些期望来演进，反映了这个属于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时代进步的坚定信念。在诸如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出现了上述两大“难题”。在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普遍大幅提高，且相较于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前劳动人民的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实际上迈入富裕阶层。路漫漫其修远兮！他们的工资充其量仅够为自己及家人提供不到一半的体面生活；他们的文化程度低得可怜；他们的休闲时光空虚又无趣。持续时起时落的失业率大幅降低了他们本就单薄的平均收入，使其陷入永久的债务危机中，并时时刻刻担心着失业问题。此外，战争频频爆发，流血的主要是劳动人民，伤亡的也主要是劳动人民。
即便如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工人的生活及工作条件确实得到了极大改善。人们通常对隐藏在一定情况下的将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却对过往的更加糟糕的处境记忆犹新。正是这种和已发生的事情而非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对比才决定了他们对当下处境的态度。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遭遇对于不同个人的影响程度不等。失业，甚至是有害于身体的辛勤劳作和战争造成的死亡和残疾，都是个人所面对的灾难，是个人不幸的不同表现，而无法代表一个恶性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中被剥削阶级的共同命运。
底层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现有的社会与经济体系，决定性因素还是与刚刚提到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过程，当然也有其自身活力及重要性等原因。正是这种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统治阶级思想，正是这种系统培养的认为资本主义理所当然，并将资本主义看做是明显的、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态度，才不仅仅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对社会的渗透是前所未有的或意料之外的。恰恰相反，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多次强调过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虽然如此，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观点需要得到扩展，以便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一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
在其古典概念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上作为全面的世界观出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却阻碍了全社会尤其是被剥削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的了解，并且通过为现存社会关系正名，来保护这些关系不受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民群众的愿望的影响。显而易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层概念与以下观点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只能给底层人民带来持续（且不断加重）的痛苦与贫困。更具体而言，当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满足人类基本需求这一特点被视为反资本主义运动强大迅猛且潜能无限的主要原因时，宗教思想、私有财产观念、法律制度、平等概念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等神圣化的思想皆被视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挡箭牌，也被当作是各种强大的禁忌，阻碍着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去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去建立一个有益于满足人类需求的社会组织。
过去一百年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大幅扩展，正因如此，才使得这一基本正确的理论无法彻底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问题。实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能够胜任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并分析的那些功能，而且还能更进一步地承担前所未有的，甚至更为艰巨的任务。它不再仅仅是人民追求更美好社会的绊脚石，也不仅仅是限制人民满足基本需求和发挥各种潜能的铁丝网——它已经到达了它所谓的终极目标：它破坏人民的努力，强行地分离了人类需求和人类欲望。这一“进步”导致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了意义深远的质变。只要资产阶级仍是一个进步的阶级，其意识形态正确反映其阶级利益，那么这些利益就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具有“真假参半”的特点。它呈现真相却又叫人管中窥豹，它包括了资产阶级崛起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却又无视其他方面，如资本主义秩序的历史局限性与过渡性。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统治阶级，随着其利益开始与国内外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此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从“真假参半”“毕业”，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目前，它仅能代表反动寡头统治集团及其附属集团的利益，但甚至连这些利益它也不再能够充分表达了。在其统治下，即便是现存社会秩序的直接受益人也毫无安全感、满足感与舒适感。若要了解个中缘由，需对以下问题进行具体研究：资产阶级家庭和资产阶级教育的衰败，甚至是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崩塌，以及普遍认为的自由竞争以及自由贸易及平等机会等原则的丧失。
尽管在更早些时候人们认为，人民会被不公正、不平等及剥削行为激怒，但出于对神权、舆论谴责和刑罚的惧怕，暂时不会揭竿而起。但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他们实际上不明白也感受不到如此不公正、不平等及剥削的行为。无法感知就不会反抗，也就会认为这一切都是万物的自然秩序的一些方面而已。尽管过去人们常常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会保卫现有社会秩序，从而使人民无法努力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生活体面、学识渊博、团结一致、互助合作、从工作中获得满足及免于劳苦。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的实际欲望受攻击，被冲动所支配，目的在于获得个人特权和剥削他人，在于肆意消费和无用消遣。随着资产阶级禁忌及道德教条的内化，深陷于垄断资本主义文化的人民群众不再求其所需，也不再需其所求。
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的传统理解根本无法解释此类深刻改变，原因有二：首先，即便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意识到人类本质的柔弱性与可塑性，还是严重低估了人类欲望受身处其中的社会秩序影响和塑造的程度。其次，由于资本主义诞生的时间相对不长，他们也无法预测在数个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习惯形成的广度及深度。
如以上想法属实，那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皆为病态。正如长期酗酒或吸毒迟早会带来疾病一样，人类需求和欲望之间的长期断裂也必将引发巨大灾难。如果组织不合理的社会无法产生内在前进动力，这些动力无法导致这个社会使其被一个更合理、更人性化的社会关系所废除并被取代，那必将导致经济停滞、文化衰退以及消沉意志的四处蔓延。这样的一个社会——即使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只会丧失领导地位，陷入历史发展的一潭死水之中，并沦为反动、残暴及蒙昧主义的温床。
然而，仅根据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状就判断全球社会主义的前景既是思想狭隘又是目光短浅的做法。纵观世界历史，在那些引领过进步的国家，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引发过数次激烈的反抗运动。正是列宁（Lenin）凭借其才华才认识到：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国家、附庸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将接管领导权。这些国家承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他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未受到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文化”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带来的令人衰退且丧失斗志的负面影响。这些国家中的一些已经揭竿而起，而另一些正在反抗着资本主义秩序的不合理性，现在正在历史前进运动中充当着排头兵。在一段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正是在这些国家里，未来世界发展的基调将被奠定，而那些垄断资本国家将首次落后于其他国家，最终将被榜样的力量所影响，被不可抗拒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所动摇。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上文概述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符，但若就此定论，认为它们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套过时或是具有误导性的思想学说，那也绝对是荒谬至极。恰恰相反，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人们才能够充分研究并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重大事件。然而，它所要求的不是脱离时代和现实背景、不加思索地重复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特定话语，而是坚持不懈地运用马克思强大的分析方法。
与普遍观点截然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也从未打算成为一门“实证科学”：一组对于过去和现在事实的陈述杂汇，或是一套对未来事件发生状况和发生时间的预测。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知性态度或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立场，其基本原理就是现实与理性之间持续、系统、全面的冲突。这个原则并非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是苏格拉底的至理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启发了进步思想，并确定了一项伟大的以理性批判现实为中心的哲学传统，其目标与目的都在于寻找并建立人类成长与发展的前提及条件。然而，数百年来，在用理性对抗现实的不懈努力中，这决定性的一步留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从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和理想主义主张出发——它们的表现形式在多数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将现实和理性解读为关于现实、持续运动、不断变化的人类存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类型。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毫不妥协地致力于理性对抗现实的原则，尽管坚信这种对抗代表着所有人文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基础，也代表着有意义的人类活动唯一有效的航标，但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教条式地发现了在某个特定时间理性的定义和现实的内容。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理性的意义和现实的本质是历史发展中既紧密交织又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整个长远历史进程来看，理性内容与其禁令是相对的，随着生产力不断变化而改变，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展而丰富自己。凭借着艺术家的直觉，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把握住了事物的这一本质。大约两百年前，他就曾写下“理性或所有我们已知事物所占的比例，在我们知道更多后会有所不同”。这句话可以通过恩格斯提到的一个历史事件来解释清楚。当谈及奴隶制的起源时，恩格斯说：“我们不得不说，无论它听起来多么自相矛盾、多么异端，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引入奴隶制是人类前进的一大步……即便对于奴隶来说也是一个进步。因为这些从战俘中招募的奴隶现在至少可以保全性命，而非像以前那样丢掉性命，或如更早期那样，被火炙烤。”换言之，参考之前同类相食的背景，奴隶制的建立是一个合理的安排，是理性进化发展的一步。
而认识到理性内容的这种相对性只存在于最长远的时间内是至关重要的。就短期而言，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理性构成大体上是清晰可辨的，其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上已经取得的丰富的科学洞察力的储备以及人类不断积累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对于“大体上”这个条件，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因为理性与不断变化的现实本质之间关系密切，必然要求人们在任何特定的历史阶段，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解读，或用一个单纯的定义来涵盖构成理性的内容。
在任一特定时期，“理性的内容具体由何构成”这一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一点被当代资产阶级视作自身相对主义与不可知主义的借口。然而，这个借口就像必须等药物调配至完美状态后方可进行治疗一样，同样令人无法接受。有关理性意义的绝对有效陈述的缺失（和必然不可能性）实际指的是哲学思想的长期、首要义务：在一个动态理性框架内，对人类知识及经验进行不断融合和再融合、解读和重新解读。当今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不在于它否认永恒真理的概念或否认存在永远有效的理性定义的可能性。这一错误之所以升级成了大灾难，在于给孩子洗完澡后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出去，在于将无法得到一个关于理性的永远适用的定义这一事实作为在任何具体历史情境下放弃寻求可归因于理性的任何意义及内容的借口。这不仅导致了哲学的完全“退位”，把机会留给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而且还导致了蒙昧主义以及对理性本身的背叛。
经过一番改进后，适用于理性的看法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且效力同等强大。就长远而言，现实的内容同样处在永恒变化中，部分原因在于现实世界自身的不断变革，部分原因则来自人类实践活动、实证研究及理论水平的稳步提高。无论是在历史发展持续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方面，还是在有关科学发展及人类活动逐渐改变我们所面对的“本质”的本质方面，都不存在永恒的“现实”。另一方面，就短期而言，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现实受制于研究和分析，要想理解其结构，研究和分析就必须尽量准确，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这样的研究才算合理。
用理性对抗现实绝不仅是一项抽象的智力任务。在每一个以人剥削人关系为基础而划分不同阶段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极其热衷于维护现有的社会关系模式；在管理社会事务时，剥削阶级只容许不会危及这一关系模式的变化存在。因此，当理性的进步与我们现实知识的增长受到阻碍时，当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延续中，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牺牲社会进步所需以及其他所有社会成员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所需的现存和正在成熟的机遇时，换言之，即当统治阶级的某种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变革的时机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这样的历史节点，现实与理性的冲突揭示了现有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惧自己的结论，哪怕触犯到当权者也毫不退缩”。这种冲突是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受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实际生存需求的一种理智表达。正是在那个时候，现实与理性的冲突遭到了统治阶级的禁止，被当做反动势力受到警察的迫害，被神父谴责为亵渎神圣，同时也被其思想家贬斥为不切实际的、违背科学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些历史节点，借助理性光辉批判现实，揭露所谓的常识及实践智慧——即统治思想那些用来替代理性本身的对理性的笨拙模仿——立刻成为了当时最负责任的活动之一，并为人文主义及社会进步提供了最强大助力。
探索历史发展的这一规律，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智力活动揭示这一规律在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定义并不断重新定义理性的意义，评估并不断重复评估现实的结构——系统地呈现二元对立，并根据同样具体、同样确切的理性标准指出具体、确切的现实的缺陷。以上是马克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成就。坚持实事求是，是因为其参考框架来自于对历史发展已达到的阶段的研究和观察；保留空想的勇气，是因为它将目光聚焦在现在尚未实现但可预见的未来的可能性上。此类智力活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前进道路上下一步的航标。
但马克思并未止步于建立这一套普遍理论。他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制度当时最重要的现实案例中。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必须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本质和规律，与此同时逐步推演出一个具体的、与历史相关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概念。这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根源、机构以及运行原理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总而言之，需要全面研读经济学知识并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秩序。马克思将工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投入这项事业中，从而为人类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确，因其成就之伟大，能量之浩瀚，才有如此造诣，由此人们得出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学发展，以及如何创建一种新的经济理论，以便在经济事务领域内提供比前人更为详细的解释或更为准确的预测。
该观点也得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广泛传播，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马克思被视为一位“实证科学家”，一位致力于描述与分析经济过程的学者，使得人们能在马克思的个人言论中精挑细选，并根据其与评论者自己偏好的相符程度加以接受或予以否认，把他当作“众多经济学家中的一位”，用美国最杰出的一位理论学家的话来讲，的确就是一个“小后李嘉图主义者”。此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学术对手争辩时有意无意地试图求同存异，这实际上支持了对马克思的这种解读。然而，苏联却教条地坚持马克思著作中每个词语的正确性——虽然源自完全不同的原因，但产生了完全相同的结果，这足以自相矛盾了。
尽管对马克思的这种解读并非总与马克思所表达的字面含义背道而驰，但却与其所有著作的精神内涵存在着激烈的冲突。马克思在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方面功不可没，他最重要的心血是依据理性对资本主义秩序进行批判性评价，也就是说，看其是否具备满足人类需求和支持人类成长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除了要透彻地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模式以外，还要批判性地审查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思想，以便确定它阐明或掩盖现实与理性之间主要分歧的程度。马克思将其重要著作的第一稿（未出版）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述》（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将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巨著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以及最终，《资本论》也带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这一切绝非偶然。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的基本原则得到广泛陈述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基本上在其众多著作的每一本中都投入了大量的批判精力，那是理性与现实多方面的冲突，是对一切有意无意隐藏或淡化现存社会与一个更合理社会之间差异的意识形态活动的不懈冲击。
这些批判活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第一次伟大的资本主义庆典期间，胜利的资产阶级赢得了欢呼，在这些欢呼确立了“公共舆论”及政治经济学的基调之时，马克思就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自相矛盾、自我冲突的本质。他表示，尽管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标志着人类迈向更合理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但资本主义秩序的不合理性将歪曲、妨碍并最终阻止更大进步的到来。他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不合理性并非是短暂的或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同时，马克思能够为历史发展现阶段的合理性的概念赋予具体内容——利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为社会全体成员谋福利的社会主义计划社会。
但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远远超越了古典理性主义，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本质才产生了一个受这种不合理性折磨的社会阶级，他们遭受着这种社会秩序的缺陷、残暴及不公的冲击。在这个阶级身上，马克思看到了进步的希望，看到了将会废除这一不合理制度并以更好、更合理的社会取而代之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把这个阶级称为无产阶级，并见证无产阶级以扩大和培养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来行使其历史权力。马克思并不是将工人们理想化了，也不是相信他们的英雄气质、大公无私或对人类解放投入的热情及奉献精神。他曾写道：
如果社会主义的学者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消灭私有制）归于无产阶级，那么这决不是因为他们把无产阶级视作神。实际上恰恰相反，是由于经验上看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看起来合乎人性的东西；是由于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环境都在无产阶级的生活中达到了其违反人性程度的顶点；是由于人类在无产阶级的身上失去了自我，同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穷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抗这种完全违反人性的现象。因此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能消灭其生存环境，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能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状况，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存环境。
后续事件证明，马克思的结论至今还没有一条失效，更没有一条被驳倒。历史绝不会停滞不前，而资本主义显然也历经了数次重大变革。但正如一句法国谚语所言：“变化越多，本质就越恒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现在这种不合理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形形色色的社会改革家都在不断地为这种不合理性提供种种处方，但至今无一奏效。今天的这种不合理性，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不合理性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秩序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无论是理论推演还是大量的历史经验都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把人类带入了死胡同，合理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计划是历史的下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然而，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发展，状况一如既往地恶劣，有可能超越“不可避免的、赤裸裸的、亟待改善的悲惨状况”。马克思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点，他也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会变得更加严重。从本质上讲，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存在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存在一样缺少人性，但它完全没能“在理论上认识到这种损失”，并且趋于服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堕入资产阶级的腐化中。换言之，马克思所误判的是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强度竟如此之大，速度如此迅猛，足以促使一个社会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尽管马克思的这个失误无疑是严重的，但与另一些人所犯的错误相比，又实在不值一提。那些人认为，在有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缺陷甚至缺失是资本主义秩序合理性的证明，是资本主义秩序必要性的证据，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秩序进步性的标志。这种观点完全站不住脚，就好像是说人体如果不能抵御无论因何种原因引起的结核病，那就证明了结核病是无害的甚至是有利的。这两种错误在本质上都反映出愿望是思想之父。但是，一方面前者是源于对社会主义前进路上的障碍认识不足——即使有时造成严重的政治错误，却没有对理性的形成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另一方面，后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屈服，导致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导致放弃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斗争。
只要资本主义还未终结，只要人们还生活在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之下，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被抛弃，更不可能被驳倒。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一面高倍放大镜，能够凸显资本主义制度那以种种可怕的表现形式所呈现的不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只有到达了其历史进程的终点才算完成其使命：到那时，用理性对抗现实将是画蛇添足，因为现实将由理性支配。但在那之前，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将这一抗争继续下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务。这尤其表明必须要尽可能完全地理解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在当前的一个变体——的结构和运行模式。而且，它也号召人们去努力辨析并分析承受垄断资本主义不合理性冲击的社会（本国和国际社会）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迟早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废除提供动力。如前文所述，唯有列宁做到了完全吸取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质。在分析帝国主义以及掌握殖民地、附属国和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觉醒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方面时，列宁卓有成效地将这一方法应用于20世纪的社会现实之中。通过在这一传统下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危机终将会被化解。
[1] 本文由两篇文章构成，最初分别刊登在《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的10月和11月刊上，1958年每月评论公司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