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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知识分子？或许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一个靠知识工作的人，即一个依靠脑力而不是体力谋生的人（或许此人衣食无忧，工作也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虽然这个定义既简洁又直白，但人们普遍认为它不够充分。尽管这个定义适用于所有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但它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的普遍理解。实际上，诸如“长发教授”和“书呆子”这类词语的出现，表明在公共意识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概念：“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群体在社会上构成了一个比“脑力劳动者”范围更小的阶层。
这不仅是一个术语性的诡辩。这两种不同概念的存在，在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状况。理解这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第一个定义尽管宽泛，却准确地适用于社会中的一大重要群体：用脑子而不是膀子工作的人，靠智力而不是体力谋生的人。我们不妨将这类人称为脑力劳动者。他们是企业家、内科医生、企业高管、“文化”传播者、股票经纪人和大学教授。如此列举这一群体并无恶意，就像说“所有美国人”或“所有叼烟斗的人”一样平常。脑力劳动者这一群体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反映了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始于专职神职人员在早期的形成，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达到顶点——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相区分，白领和蓝领相区分。
造成这种区分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结果是错综复杂的，而且遍及社会各个层面。这种社会分工不仅源于生产率的持续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同时，这种区分也随之成为个体逐步分化的一个主要方面，马克思称之为“人与自身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表现在这一区分对于个体和谐发展与成长所产生的畸形与扭曲的影响上——由于脑力劳动者也参加“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也偶尔从事“文化活动”，这种影响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而且也体现为社会在彻底的两极分化中形成了两个互相排斥且互不相关的极端阵营。这种两极分化掀开了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情绪，催生了一层浓重的意识形态迷雾，遮蔽了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制造了像种族歧视或宗教迷信一样极具破坏性的虚假和分裂问题。因为所有的脑力劳动者都怀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利益诉求：不能屈尊去干繁重且收入微薄的工作。既然他们就是为体面制定标准的人，当然不能屈尊去干不体面的体力活。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地位看成是一个具体存在，夸大其工作之困难和所需技术之复杂，吹捧正规教育及文凭学位是何等重要等。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们还会把自己定位在体力劳动的对立面，把自己等同于那些构成统治阶级的脑力劳动者，并竭力维护赋予了他们极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创造并捍卫着给予他们特权的社会秩序。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者通常是资本主义制度忠实的仆人、代理人、公职人员和代言人。通常情况下，他将事物的现存秩序视为理所当然，也只会在当下的有限范围内对自己眼前之事给予关心，这个眼前之事就是他手头的工作。他可能会对一家工厂的成本水平产生不满，不管他是这家工厂的老板、经理还是雇员，他都会设法去降低成本。他可能会被分配这样一项任务，向公众推销一新款肥皂或者推荐一位新政治候选人，然后他会小心谨慎、科学合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可能不满足于原子结构的现有知识，因此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能力探索扩展这方面知识的方式方法。有人可能会忍不住称他为“技术员”，但这很容易产生误解。作为一名公司总裁，他所做的重大决定可能会影响国家经济，或者成千上万人的工作和生活；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他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事务的进程；作为一名大型基金会或者科学组织的负责人，他可能决定着一大批科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所有这些职业明显不全是“技术员”这个词语所涵盖的意思。“技术员”通常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不是制定政策而是执行政策，不是制定目标而是找出实现目标的方法，不是提供伟大的设计而是着眼于细枝末节。不过这里所说的“技术员”，本质上更接近我所说的“脑力劳动者”，而不是这个词语惯常所涵盖的意思。
重申一下，脑力劳动者的工作和思想的目的就是做好手头的具体工作，因此无论实际从事何种行业，他眼下最关心的只有当前工作安排的合理性、工作本身所需的熟练程度和操作水平。就这一点而言，他几乎无异于制造金属板或装配引擎零件的工人，或砌墙的泥瓦匠等体力劳动者。说得消极一点，此类脑力劳动者并未将精力投放在其所做工作的意义上或重要性上，也没有投放在该工作在整个社会活动框架中所处的位置上。再换句话说，他并不关心他碰巧从事的那一部分工作和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和历史进程整体之间的联系。他的“天生”格言就是管好自己的事，而且，若是他认真勤恳且胸怀壮志的话，就会尽可能高质且高效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其他事，无论什么，就让别人各司其职去吧。脑力劳动者惯于依据训练、经验和能力进行思考，他会把处理那种整体性问题看作是众多专长中的一个。对他来说，这就像哲学家、宗教人士或者政治家们所专长的“领域”，正如“文化”或者“价值观”属于诗人、艺术家和圣贤的职责范围一样。
并非每个脑力劳动者都能明确表达且自觉地秉持这个观点。然而，人们几乎可以说，脑力劳动者的确天生就对理论情有独钟，并长于使其具体化及合理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久负盛名的“世界”概念：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花园，每个人耕耘自己的小花园就是对这个大花园的繁荣所做的最大贡献。依据这种哲学，对整体的关注，如果有的话，也不再是个人所关注的焦点，对他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公民，能力有限。这种哲学的力量和影响源自其所传递的一个重要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体之于个人，如同一个无法抗拒的客观过程，被一种“不为所知”的力量肆意地推动着，而他既无法理解这种力量，就更别提对其施加什么影响了。
此外，另一个既反映脑力劳动者的工作现状又满足其工作需求的概念就是手段与目的分离理论：一方面是科学与技术的分离，另一方面是目标和价值的制定。这个观点的源起最起码和亚当·斯密观点的源起一样引人注目，后来它被C.P.斯诺（C. P. Snow）恰如其分地称为“有约在先”。用斯诺的话说，就是那些“想把工作承包出去的人说，我们生产了这些工具，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这些工具怎么使用，便要由世界上其他人，比如你们这些政客去告知怎么使用了。这些工具可能会被用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坏的事情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深表遗憾。但作为科学家，这不关我们的事”。适用于科学家们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脑力劳动者，程度上也不差分毫。
毋庸置疑，“有约在先”在实际中导致了和斯密主义“各人自扫门前雪”一样的态度；实际上，它的确是同一种观点的不同表述而已。虽然如今人们普遍更倾向于相信政府而不相信自由放任的原则，用“看得见的手”代替上帝“看不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未必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那只更为仁慈的手），但是这种态度基本上未受到多少影响。结果是相同的：对整体的关切变得与个人无关。他把这种关注留给他人，自己则把现存的整体结构视为基准，认可合理性的现行标准和主流价值观，并遵循社会强制的有关效率、成就和成功的准绳。
我现在主张，正是考虑到整个历史进程中涌现的种种问题，我们才必须找出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决定性分水岭。
知识分子的标志是什么？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以及所有其他人又有何区别？答案就是：知识分子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关注并不是出于其无关紧要的兴趣，这种关注已经渗透到他的思想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工作。诚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要整日忙于研究整个历史发展，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些知识分子正在有条不紊地探索着将自己可能工作的任何具体领域和人类存在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实际上，对于正在资本主义机构的框架下工作的、耳濡目染于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脑力劳动者而言，恰恰是他们让事物互联的努力才导致了社会知识和社会劳动的严格区分，恰恰是这种让事物互联的努力才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样，也是这种努力才明确了知识分子所具备的一个主要社会功能：知识分子是一种象征，提醒人们关注以下的基本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看起来独立的、不相干的、互相分离的社会存在——如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秩序、科学以及人们的文化状况和心理状态等。只有当它们明确地被视为历史进程这个复杂整体的一部分时，才能够被人们理解（及被影响）。
借用黑格尔（Hegal）的话，“真理即全部”这个原则反过来说，具有一种无法避免的必要性，即必须拒绝将整体的任一单个部分当做基准或者不被纳入分析范围。无论这一调查涉及一个国家的失业率，另一个国家的落后肮脏及教育现状，还是涉及其他某个时期的科学发展，社会上的任何一套普遍条件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能被认为是“孤立存在”的。毫无疑问，历史进程的核心就是社会秩序本身的动力和演化。不去揭示当前这种偶然存在的现象与历史进程核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完全行不通的。
更重要的是，既要认识到由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苦心孤诣发展而来的实践内涵，也要认识到人们所秉持的、存在于科学考察范围之外的所谓价值内涵。因为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这些“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是触不可及的数据，它们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这些数据本身构成了历史进程的重要方面和结果。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它们，还必须探究它们的源起以及它们在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对“价值观”“道德判断”之类东西的去迷恋化，对其出现、变化和消失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原因的认识，以及对它们在所有特定时间所服务的具体利益的揭露，都代表着知识分子为人类进步事业所做出的独一无二的伟大贡献。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脑力劳动者把他们的作用解读为使用最有效方法达到一些预定目的，但他们自己却对这些目的一无所知。以其作为专家、管理者和技术员的能力，他们会认为目标的制定和他们毫无关系，还会感觉自己没有资格表达对某一目标的偏好。综上所述，他们承认，作为公民，他们可能会和其他公民一样有所偏好，这些偏好和其他公民的偏好相比也没有什么两样，无所谓孰轻孰重。但是作为科学家、专家和学者，他们不希望支持这样或那样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明白，在现实中，如此退让等同于支持现状，等同于向那些试图阻挠现有秩序变得更好的人施以援手。正是这种“道德中立”使得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宣称：作为科学家，在不发达国家人民走上经济发展道路是好是坏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发表任何观点。并且同样也是在“道德中立”的名义下，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一直在将精力和才华投入到细菌武器的发明和完善中。
我在此提出的这个问题也许会招致反对意见。之所以出现争论，恰恰是因为仅凭证据和逻辑来推断关于什么有利于人类福祉，什么不利于人类福祉，什么能推动人类福祉，而什么会妨碍人类福祉的任何言论，是行不通的。无论这些论点说服力有多大，实际上都偏离了主题。显然，抛开时间和空间，试图绝对有效地判断什么有利于人类进步或者什么有损于人类进步是不可能的。这种绝对的、普遍适用的判断模式就是我们可能所称的“假目标”。坚持这种“假目标”的不可或缺性就是反动思想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什么能为推动人类进步和改善人类命运提供机遇，什么能促进或阻碍目标的实现，都在历史的进程中因时而异、因地而异。需要判断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猜测性的“好”或“坏”等笼统问题，而是那些由于历史进程中的紧张、冲突和起伏变化被列入社会议程的具体问题。在任何时候，针对该问题，都不可能有或无需有一个绝对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任何时候，运用人类积累的智慧、知识和经验在现有条件下找出尽可能接近最佳的解决方案，都不失为一项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遵循“有约在先”的理念，像“道德中立者”一样“自扫门前雪”，那么我们恰恰就妨碍了拥有（或者理应拥有）最广泛的知识、最全面的教育、最可能探索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的阶层，使他们无法在历史进程的各个路口为人类社会提供人文导向和智力引导。正如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最近所言，如果“所有可能的看法都与我的观点具有同等价值”，那么的确，各类科学家和脑力劳动者乐意并且能够为社会福祉做出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不管社会选择的目标如何，不尽如人意的正是我们实现这种目标的“方法路径”。显然，社会的“选择”不是天赐的良机，而是受所有特定时期现存的社会秩序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引导，或被有权力诱惑、威胁、强迫的人，出于利益而诱惑、威胁、强迫着进行“选择”。脑力劳动者抽身以避免影响这些“选择”结果，但他们的抽身并未给“价值观”的形成留下一片真空，而仅仅是把这一重要阵地拱手让给了江湖骗子、恶棍以及那些满腹心计却唯独缺少人道主义情怀的人。
最好再谈一个由一些矢志不渝的“道德中立主义者”提出来的更深层次的论点。尽管这些中立者有时既犹豫又羞愧，但他们观察到，终究是没有任何证据和逻辑表明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是合乎美德的。如果一部分人的挨饿可以给他人带来富裕、自由和幸福，那么让这部分人忍受一点痛苦又有何不可呢？为什么一个人应该为了大众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呢？一个人明知对众所周知的“霍屯督人的牛奶（不可或缺的食物）”
的忧虑会令其不适，还会给他带来麻烦，他为什么还去担心呢？人道主义立场本身不就是一个缺少逻辑基础的“价值判断”吗？大约在三十年前的一次公共会议上，一个纳粹学生头目（最后成了一名党卫军“小头目”和盖世太保军官）问过我这些问题，当时我能想出的最佳答案，现在依然是我能想到的最佳答案：对人类事务有意义的探讨只有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和畜生探讨人类事务纯属对牛弹琴，浪费时间。
知识分子不能为之妥协的，恰恰是这一问题。分歧、争论甚至是激烈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对于确定实现人类健康、发展和快乐的必要条件的本质及其途径，那些分歧、争论和激烈的斗争就更是不可或缺。坚持人道主义，坚持探求人类进步无需科学和逻辑证明的原则。这两个坚持构成了一切有意义的智力活动不证自明的基石。不接受这一点，就不能自称为知识分子，也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虽然从C.P.斯诺的著作中可以确定，他完全接受这一观点。但他似乎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寻求真相的义务（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真相必须要先于谎言的观点既无证据，也无逻辑基础）。实际上，他仰慕科学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真相的热爱。他在前不久的一次演说中提到，科学家一定要对未知怀有好奇。没有好奇，就没有科学，这是整个科学活动的驱动力。它驱使着科学家在前进的每一步中都对事实真相赋予无比的献身精神。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寻求事实真相，就绝不能自欺，更不能欺人。不可欺骗自己，最最基本的，绝不能在实验中造假。（演讲原文为斜体。）然而，虽然这个劝诫对表述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大有帮助，但它没能考虑到问题的全部。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在于是不是讲了真话，而更在于特定情形下真相是什么、公开的是什么，以及隐瞒的又是什么。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些问题也极其重要。有一些强大的力量会分散科学家在某些方面的精力和能力，或阻碍、扼杀他们在其他方面有所建树。当涉及有关社会结构及社会动力的事务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如果一个关于社会事实的真实陈述离开了它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社会整体，或者脱离了它赖以存在的历史进程，这个真实陈述就可能（并且很大程度上将会）变成谎言。因此，随着对这种真相的不懈寻求和不断宣扬逐渐成为捍卫现状者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在这个范围内，构成真相的因素经常（而且安全地）被找到，也经常被用来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实事求是，寻求整体的真相，揭示社会整体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和历史成因，却会被谴责为缺少科学依据和投机取巧，进而遭受专业歧视、社会排斥和公然恐吓的惩罚。
因此，愿意讲真话仅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备条件之一。另一个必备条件则是勇气，是时刻准备着进行合理探索而不求止境，是勇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无情批判的意义在于：一不因本身所得出的结论而退缩；二不畏惧挑战权威”。（马克思）因此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社会批评家。他所关心的就是辨别和分析，并运用这些方法去帮助人们扫除横亘在实现更美好、更人道、更合理的社会秩序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社会良知，成为了任何特定历史时期进步力量的代言人。这样一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企图维持现状的统治阶级视为“捣乱分子”和“讨厌的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也会纷纷指责知识分子，好听一点，说他们是空想家或者玄学家，难听一点，就把他们说成了颠覆者或者煽动者。
统治阶级越反动，其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就越加明显地阻碍人类解放，其思想就越会被反智主义、反理性主义和迷信观念所取代。同理，知识分子就越是难以承受自己身上的社会压力，越容易屈服于统治思想，并和脑力劳动者一样追求舒适和追逐名利。在这些情形下，坚持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强调其使命就变得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正是在这些情况下，确保构成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珍贵遗产的人道主义、理性和进步的传统免遭灭绝的重担就成为了落在知识分子肩膀上的一份责任和一种特权。
有人可能会说我把知识分子和英雄等同起来了，说要求人们为了人类进步去承受所有既得利益者所施加的压力，要求人们英勇地将个人幸福置之度外，这是不合理的。我承认要求人们这样做的确不合理，我也不会强求。但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人，即使处在最黑暗的时期和最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始终如一地战胜自己的私心杂念，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这总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极强的正义和极高的能力。我们现在能够希望的，就是我们国家也能够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具有这种品质的人才，无论男女，去抵抗来自统治阶级的所有怒火，抵抗来自不可知论、蒙昧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所有攻击，坚决捍卫知识分子的荣誉。
[1] 本文最初发表在《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1961年5月刊上，1961年每月评论公司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