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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巴兰因撰写《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与保罗·M.斯威齐（Paul M. Sweezy）合著《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社会经济秩序》（ Monopoly Capital: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而闻名于世。这两部重要著作之间相隔近十年之久，尽管此间巴兰曾经遭遇挫折、失意、惆怅和孤独，但这段时间仍不失为其学术生涯之高光时刻。他为世界各地那些正在以建立理性和人道的社会秩序为己任而不惜冒险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巴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活经历、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拷问及通过其智慧和魅力所阐明的乐观主义和绝望情绪广为流传，也赢得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朋友们的信赖。 [1] 在此，我提议大家关注巴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所做出的那些最具原创性、最独特的贡献。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主题是在众多篇幅更短的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成，这些精短的论文保留了巴兰日常思考中的绝大部分活力和个人风格。这些在此首次以论文集面世的论文涵盖了巴兰全部的才华卓识和广泛的研究兴趣，从对经济计划问题的技术分析到他在“古巴革命的反思”中的大胆言论。这些文章展现了巴兰社会学分析和经济分析的宽度，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心灵征服，能够使其置身于让很多社会思想家可能陷入迷失和选择放弃的环境中。但如果认为巴兰的成就只是他个人非同一般的奇思妙想，那便是对他独特的自我理解之肆意歪曲，因为在巴兰身上最为罕见的是知识分子的传统，他思考着，为了这种传统，即使忍受再多苦难也心甘情愿。在巴兰身上，马克思主义以及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运用既是一种迫切需要也是一份可以融入人类环境的礼物。 [2] 他把马克思主义遗产当做诸多问题最为恰当的一个源头，旨在通过系统且清晰地认识个人经历和社会历史的含义来阐述其实证研究结果。在这个观点中，社会学想象力的运用与技巧之间不可能存在机械性的关联。此外，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也屡经考验。同时，正如巴兰所说，社会分析的任务要求具有“可以透过眼前可即刻观察到的事实和从眼前几乎无法察觉的小嫩芽看到未来的参天大树的能力和意愿。正是这种眼光和成为一个乌托邦者的勇气的结合才使乌托邦有望得以实现——这种眼光受到当前可辨识的趋势分析的严格约束，这种乌托邦通过认清社会的种种力量而变得更加具体”。在这种社会学理性或者想象力的概念中，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宽泛的信念（说它宽泛是因为它源自启蒙传统，现已发展成为一股世界革命力量），相信人类理性是历史和社会的一股力量，负责建立一种让个人与群体皆能释放其潜能的社会秩序。在这项任务中没有历史的保证。合理社会秩序的这一愿景可以是人心所向的一种选择，也可以是人心所背的一种选择——并不是说它是诸多社会价值中的唯一选项（因为它是所有价值的集合），而是说它有可能为了捍卫正在沦为腐朽的部分真理而反对真理的诞生。
在与保罗·M.斯威齐一起合作撰写《垄断资本》一书时，巴兰发现有必要对他们的哲学与方法论的假设核心进行审视，因为这些假设无疑是他们的合作基础。结果就是他们撰写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背景下发展现状的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既不是政治宣言，亦不是抽象的方法论论文，而是意识形态视角下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这种意识形态既没有归于乌托邦主义，也没有屈服于悲观主义。巴兰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提出质疑而开始自己的研究。
也就是说，在活跃的工人阶级意识尚未在先进工业社会里形成的情况下，他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相关性问题。尽管巴兰并不关注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计划潜力的争论，但他认为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重新进行评估。社会现实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远比被“虚假意识”的批判所预设的关系更加复杂。因此，尽管竞争思想在客观上是对垄断资本主义商业规范的一种曲解，但它仍然是个人社会化的一个强有力的规范，表现为一种“激进个人主义”。这种规范带来的后果就是源自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成功和失败的客观机会被主观化了。依据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规范，个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是隐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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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被人为地定位在个人心里抑或被诊断为一个“家庭问题”。这场游戏的规则禁止从社会经济因素的角度探究这些冲突——这一行动被贬为“投射”而不予考虑——因此它们损害了为个体痼疾提供政治治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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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于社会进程从心理学减化为个人行为的批判以及对人类本性的恒定性的解释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主性的永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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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当前，心理主义常常吸收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并以“社会心理主义”的形式出现，这种“社会心理主义”就是弗洛伊德主义与一些准社会学概念的混合体。社会心理主义的倡导者被迫承认个人自主性形成于社会进程，他们转而回归用过度简单化的眼光去看待“环境”因素与个人自主性或个人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心理主义和社会心理主义都揭露了在心态绝望、文化贫瘠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境况的一些重要特点，但它们都没能阐明我们对历史上人性在与社会组织变化的相互作用中自我转变的潜力的理解。“由此看来，对人类动机和行为的正确分析必须参考一个恰当的时间跨度，这个时间跨度要短于心理主义的时间跨度，但要长于社会心理主义的时间跨度；不仅要避免前者非历史的僵化不变，同时还要逃脱后者新闻头条式的导向；另外还必须在真实的社会背景下考虑人类的发展问题：经济与社会秩序决定相关历史时期的内容，并塑造相关历史时期的轮廓。”
社会心理学的观察指出必须对社会秩序的结构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因为其自我理解、自我维持和自我转变的模式使人们对马克思社会科学的相关性提出质疑。资本主义工业秩序的首要特征是社会生产资源的规模空前扩大，是通过对建立在一个阶级的人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进行社会变革而实现的自然力量对社会力量的逆转。但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相互作用才是理解资本主义秩序的结构与起源的关键。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特点的生产资料和无休止的合理化和将同一合理化标准应用于人类社会关系而导致的不合理的道德与政治恶果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尽管通常看起来无比节俭，但其实是对人类资源最彻底的浪费，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秩序通过商业渠道和竞争方式分配产品也是对物质资料的极大浪费，并且它会为了个别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惜给整个社会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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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低下与普遍匮乏的状况交织在一起为高度差异化参与决定社会产品的总体流通量的消费和投资过程提供了理由。的确，有人可能会如此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竞争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是工业增长的一个必经阶段，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极不人道的表现形式。然而，一旦资本主义工业秩序的科技基础达到今天能够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不公的持续存在及其本国和附庸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化就会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任何基本原理都面临缺失的问题。“在更早期社会匮乏依旧不可避免之时，人们对于制度整体的运行模式与其各个部分的运行模式之间的差异的批判反应，实际上也只是对资本主义不公的一种愤怒。只是到了近期，社会财富富裕充足，唾手可得，可财富的获得明显受到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断阻挠，正因如此，这种体制的不合理性问题才到达批判思想的前沿。”
不管历史对现实本质和理性方式的定义如何特殊，“现实与理性的冲突”
总是一切思想的基本规范，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就是以这个前提为起点。在实践中，通过实证研究的调节，理性与现实之间总会存在一种密切关系，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进行的经典分析。在马克思的分析过程中必须保留下来的不仅仅是他的分析与描述技巧，这些技巧可能会随着整体科学知识的增长而变化，也会随着几乎连马克思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具体要求而变化。真正不能放弃的是“批判理性”的原则，它要求人们必须批判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或是阻碍人类福利的发展，并严密审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弄清或是混淆了人们对于个人与社会发展含义的理解。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理性自身是分裂的。因此，企业经济一面促进最高合理化的生产过程、企业管理以及市场管控的实现，另一面却破坏了它声称为其服务的社会秩序的文化与人文精神。只有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秩序完全非辩证地分离开来，才有可能对这一批判的相关性产生质疑。乍一看，垄断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解决了其“生产问题”，从而打破了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会纯粹因经济冲突与效率低下而自行溃败的期望。当然，这一观点已说服普通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些特殊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转变策略，以期在一个能够挑战的经济秩序内获得“政治”利益。然而，当垄断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效率由其建设人道社会所必需的诸如普遍最低标准的医疗、住房、教育、公共设施等基本要素的能力来衡量时，它的表现就明显失衡。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优势”就是它有权在私营生产领域过度生产来满足特定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公共生产领域的生产不足或生产不当是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企业利益所决定。
因此我们面对的局面是，生产领域日益增长的微观合理性受到决定生产构成的诸多社会因素的不断膨胀的不合理性的胁迫。“如果剥削、浪费、特权继续存在——总而言之——如果资本主义继续存活，那么整个社会的不合理性就会延续下去，但这样一来，社会局部合理性就要服从于资本主义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和对竞争的需要。”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一直被归因于多种心理和制度因素，从“传统智慧”到追逐地位，再到工业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使浪费都变得“无关紧要”。这些描述从未形成普遍理论，甚至在不涉及典型的巨型企业的结构与行为时，它们更具有误导性。这些巨型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以及随之出现的生产与销售技巧奠定了经济生活的基调，反过来经济生活又成为大众普遍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强大的决定因素。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运行原则，巴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剩余概念及其变体——潜在剩余与计划剩余。 [7]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巴兰对实际经济剩余与潜在经济剩余进行了区分：实际经济剩余指的是社会当前产出与消费之间的差额，潜在经济剩余是“在一定的自然与技术环境下，利用可调动生产资源所能达到的产出与可能被当做基本消费之间的差额”。 [8] 实际剩余是一个源自经济统计学的传统概念，而潜在剩余代表的是对比经济效率的传统指数更加宽泛的经济绩效的批判。“潜在剩余实现的前提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进行彻底重组，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将发生深远变化。” [9] 当然，对潜在剩余概念进行定义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它具有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但比这些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概念有助于让分析者与社会规划者对制度化过程更加敏感，因为该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体制运行的成功与否。但如果把市场行为作为判断资本主义体制运行是否合理的唯一指标时，它们只是一堆数据罢了。潜在剩余概念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过度消费的结构、非生产性工作所导致的产出损失、生产设备的不合理和浪费性组织，以及因工厂及劳动力利用不充分和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产出损失等问题。以上每一种情况都隐含着对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源进行充分、基本以及适当使用的某种标准，利用这个标准，基本消费与非基本消费、生产性就业与非生产性就业在本质上的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遇到了价值相对论与价值不可知论的结合，由此才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与那些视现存社会和经济秩序为理所当然的资本主义社会学家区分开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陷入了接受消费者主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两难和首选社会主义专政的幻象的境地，他们忽视了模式化选择的事实，也忽视了塑造个人偏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本质这一基本问题。
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并非其在“不经意间”将大部分资源挥霍在了杀伤性武器的生产方面，也不在于它“恰好”让大企业有意无意地进行广告宣传、兜售假冒商品，让低俗的娱乐、商业化的宗教和劣质的“文化”充斥着大众生活。这种体制的不治之症在于上述的一切并不是资本主义秩序偶然出现的各种特征，而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这种体制的不治之症也使该体制成为人类发展过程中阻碍人类进步的巨大障碍。也正因如此，即使是规模更大、管理更完善的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或是网络覆盖更全面的杰出公民委员会等类似机构也只能掩盖现存的混乱而不能正本清源。再用一次之前做过的比较：为战争死难者打造奢华的墓地以及树立昂贵的纪念碑并不会减少他们的死亡人数，这种看似人道的努力，最好的结果不过是钝化了人们对野蛮和暴行的感知，最坏的结果就是弱化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罢了。 [10]
资本主义体制的积累之需所要求的“微观理性”与为了实现预期投资水平而扩大必需品所诱发的“宏观疯狂”之间的冲突表现在个体同时作为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断裂体验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心理学预设忽略了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定义个人的客观与主观处境的社会经济过程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不管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对人类感性情感的压抑出于何种历史必要性，当代工业体系的潜在生产率在现在都使其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在缺乏任何其他新教伦理替代品的情况下，大量的欲望伦理侵蚀着个人的非工作时间（很难称之为闲暇时间），并引诱个人在工作时与其意识感知产生异化合作，以满足在家庭“隐私”中浮现的欲望幻想。因此，个人被其在工作时间起主导作用的合理性和责任的思想意识与非工作时间表现出来的自发性和无忧无虑的主观意识之间的冲突撕裂了。 [11] 无论在哪里，个人都发现自己坐在一辆欲望号车上，任凭它载着自己离人类的基本需求越来越远。在以“服务业”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中，对自我认同和自发性的寻求，在根本上受到旨在控制生产者与消费者接触点的人格塑造过程的损害。当个人努力将自己的各个方面奉为“卖点”，使其整个人格屈服于这个“卖点”直到其萎缩，或者屈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均衡发展所需的各种止痛药中的任一种止痛药时，自我异化便立刻露出其狰狞面目。
巴兰可以满怀同情地谈论遭受垄断资本主义错乱文化压迫的异化个体的命运。但是，当他开始考虑当代不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的不公与不合理性时，他的话语充满了理性批判的力量，字字句句都揭示出人人需要丰衣足食的质朴真理。正是因为巴兰始终关注全球局势，他才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垄断资本主义下个人的命运与笼罩在西方帝国主义阴影下的国家里个人的诞生之间的依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巴兰的大部分声望来自于他有能力理解资本主义在面对相对非工业国家时的历史与形态，以及它对于这些国家工业化选择的影响。
巴兰所有的远见卓识体现在其早期的一篇名为“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鉴于西方经济增长的历程以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巴兰对落后形态的分析越来越具有价值。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情形，在国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创造了一种从技术角度看似可行却与物质利益大众化不相容的社会秩序。遭受过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干预的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严重混乱与永久变形是其工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发达资本主义与不发达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未给农业和制造业带来互补性革命，而这正是欧洲传统“起飞”的特点。传统的经济仅仅为了世界市场之需就要将第一产业的部门进行并置，还要进口提炼和加工原材料所必需的技术和通信系统。本土资产阶级身陷封建或半封建的土地垄断与外国工业垄断的囹圄，他们只发展与垄断利益同等的商业资本主义，其特点是周转快、风险高但周期短，并且相应的利润率高。在这些情况下，资产阶级不会有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想法，这些投资形式由于在长期高增长率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农业和工业循环生产过程的存在极为必要，在创造能够提供导致企业投资必需的基本外部经济的社会间接资本的必要形式方面进行投资的机会甚至更少。然而在不发达国家，摆在本土的私人资助的工业化面前的这些障碍在某些方面仅仅是由于国内外有产者联合起来对抗无土地无技术的劳动人民而导致的普遍的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合理化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流向国外以寻求更为可靠的投资，而公共投资主要以军事和警务开支的形式出现，以便用于维持现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之间的差异在于，尽管前者的实际经济剩余在整体产出中所占比例不小，但是其绝对值依然很小。然而这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在不发达国家甚至也有大量潜在经济剩余因上层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资本外逃、维持政府官僚机构与军事机构而流失。“在那里，就像在发达国家，其差异并不在高水平的发展和低水平的发展程度之间，不在整个匮乏问题现在已有的最终解决方案和持续存在的单调乏味的工作、贫穷与文化退化之间；在那里，其差异存在于卑微的生存与体面的生活之间，存在于无望的痛苦与进步的欢欣之间，存在于数以亿计民众的生存与死亡之间。” [12] 资本主义过去的历史和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未来历史之间的差异是唯一保证：他们不会在受到跨国公司反动利益援助与煽动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压下停滞不前。 [13] 这当然不是低估社会主义计划的技术难度，更不是忽视革命与反革命共存的历史模糊性。这两者都不是忽略是什么为所有真正社会主义的努力提供了终极理由——人道的社会主义秩序的愿景，而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技术的唯科学主义幻想。
在下文中，读者将会发现，随着大量历史事实与社会事实的涌现，加之既受到批判性分析的约束，又受到个人经历与世界历史的磨炼，一个人的视野会逐渐变得具体，但从不会忽视人类可能性的全部，即人本身。巴兰向他的社会学家同行们所要求的不是认同，而是极其重要且非中立的观点。因为他感觉到，在非马克思社会科学的价值不可知论里，文化遭到了致命破坏，科学和人文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其他陈腐的文化一样死气沉沉，其内容之贫瘠很难被参与创造这种文化的努力与力量所遮盖。巴兰喜欢引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 das Wahre ist das Ganze ）里的一句话：“真理即全部。”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知识的进步来自于许多无限接近真理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说服的辩证，真理才能够浮现出来，每条真理既照亮了社会现实的某一方面，同时它的观点也在其他方面投下了阴影。但在任何时候，知识的进步都不能超出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即自由与异化的辩证交替。意欲摆脱知识的思想根源的困境标志着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失败。“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它还‘知之甚少’，这是很多经济领域从业者喜欢重复的一句话，它的致命弱点在于没有把对实现一个更美好、更合理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的理解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之中。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老人是一个捕鱼能手，如果说他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他没能意识到那群鲨鱼无比可怕的破坏力。” [14] 正如巴兰看到的，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的障碍不是因为我们无力设计出逻辑上完美无缺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不是因为我们缺少任何改进社会的道德意愿。他极力想指出的是创建更人道的社会秩序的客观能力与维持着自身作为社会不均衡和不合理体系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脱节。从短期来看，巴兰既反对自由主义改革派的乌托邦主义思想，也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因为他们允许自身对社会及世界政治采取行动的能力在拙劣地模仿合理性和自我谦逊中受到削弱。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巴兰选择为了那些在理性的社会秩序下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既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真诚奉献的力量而奋斗。
约翰·O.奥尼尔
于约克大学，多伦多
[1] Paul Baran A Collective Portrait ，Paul M. Sweezy and Leo Huberman，eds.（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1965）.
[2] “社会学想象力使其拥有者能够通过理解不同个体的内在生命和与外在事业的意义来理解更为宏大的历史场景，使得个体通过混乱如麻的生活经验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常常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探寻当代社会的框架，并从此框架中梳理出男男女女的各色心态。通过这种方法，个体会因各种明确的问题局促不安，而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态度也从冷漠无视转变成了积极参与。”参见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1961），p. 5。
[3] John O’Neill，“Public and Private Space，” in Agenda 1970: Proposals for a Creative Politics ，T. Lloyd and J. McLeod，ed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
[4]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科学范畴仅仅是马克思个人自我异化的投射。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性讨论，参见John O’Neill，“Marxism and Mythology，” Ethics ，Vol. 77，No. 1（October 1966），pp. 38-49。
[5] 即使像卡尔·R.波普尔教授这样极力反对马克思社会科学的批评家，也阐明了马克思驳斥心理主义的价值所在。参见“The Autonomy of Sociology，” in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New York，1963），Vol. II，Chapter 14。
[6] Capital ，Vol. III，Chapter 5.
[7] 对于经济剩余概念的系统研究，参见“Economic Progress and Economic Surplus，”“Planning Under Socialism，” and “Comment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 in this volum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Chapter 2; and Monopoly Capital ，Appendix by Joseph D. Phillips，“Estimating the Economic Surplus”。对巴兰经济剩余概念的阐述和批判性的解释，参见A. Nowicki，“Les contradictions de la croissance et le sous-dévéloppement d’aprés Paul A. Baran，” in Tiers Monde ，tome IV，Nos. 13-14（janvier-juin 1963），pp. 121-165。
[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1957），p. 23.
[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1957），pp. 23-24。Compar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ckwardness” in this volume.
[10]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的评论。
[11]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1966），Chapter 11.
[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pp. 249-250.
[13] Monopoly Capital ，pp. 193-202.
[14] Review of Joan Robinson， Economic Philosophy in Amer. Econ. Rev .，Vol. LIII，No. 3（June 1963），pp. 455-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