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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公共会计师行业起源可以追溯到1880年。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些投资者将他们的钱财用于购买美国公司的股票，主要是啤酒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在英国被视为蓝筹股。大量购买美国啤酒厂股票的投资者派出了自己的审计公司，以检查这些投资的健康状况。 [1] 一些富有远见的英国特许会计师追随资本的脚步，率先在美国设立了会计公司，把公共会计师业务带到了美国。 [2] 这些来自英国的先驱包括埃德温·格思里（Edwin Guthrie）、阿瑟·扬（Arthur Young）、詹姆斯·T.安扬（James T.Anyon）、约翰·B.尼文（John B.Niven）、欧内斯特·雷基特（Ernest Reckitt）、乔治·威尔金森（George Wilkinson）、阿瑟·L.迪金森（Arthur L.Dickinson）和乔治·O.梅（George O.May）等人。 [3]
普华会计公司和毕马威会计公司就是因此而在美国起步的。塞缪尔·普莱斯（Samuel Price）先是于1849年在英国伦敦创业，创建后来的普华会计公司，后又于1890年在美国纽约设立了普华会计公司的美国成员公司——琼斯-西泽（Jones, Caesar & Co.）会计公司；詹姆斯·马威克（James Marwick）1887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创业，1897年在美国纽约设立了会计公司；律师出身的苏格兰人阿瑟·扬于1894年在美国芝加哥设立了会计公司，向英国的投资者提供服务。 [4]
1882年7月28日成立的纽约市会计师和簿记员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nd Book-keeper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是美国第一个职业会计师组织。1886年，该协会更名为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ants），该协会率先提出了纽约州注册会计师法的立法动议，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20年具有较大影响。 [5]
纽约会计协会的领军人物，是1895年成立的哈斯金斯-赛尔斯公司（Haskins & Sells）的合伙人查尔斯·W.哈斯金斯（Charles W.Haskins）。哈斯金斯-赛尔斯公司由哈斯金斯和以利亚·W.赛尔斯（Elijah W.Sells）二人创立（见图1-1）。哈斯金斯-赛尔斯公司是美国会计师（而不是英国会计师）创办的第一家大型会计公司，也是20世纪初美国本土最大的会计公司。
图1-1 哈斯金斯-赛尔斯公司的两位创始人
专栏1-1
查尔斯·W.哈斯金斯（Charles W.Haskins，1852—1903），被公认为美国注册会计师（CPA）行业的首位代言人（first statesman），美国第一部注册会计师法的倡导者，纽约大学商学院创始人。
哈斯金斯1852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由于家境殷实，他自幼在私立学校学习。1867年毕业于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他听从父母的建议，立志成为土木工程师。1869年他转往纽约一家贸易公司的会计部工作了5年。之后两年游历欧洲，在巴黎学习。回国后，哈斯金斯加入父亲的经纪公司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在承担纽约市政、西部海岸、布法罗铁路建造任务的北河建筑公司（North River Construction Company）的会计部工作。
当西部海岸项目完工时，他成为会计总管和付款审计师。1885年，哈斯金斯迎娶了纽约名门之秀亨丽埃塔·哈夫迈耶（Henrietta Havemeyer）。1886年，西部海岸被纳入范德比尔特纽约中央系统（Vanderbilt New York Central System），哈斯金斯开立了自己的公司，为美国最重要的银行、铁路和轮船公司提供建议、制定会计制度。1893年他和以利亚·W.赛尔斯（Elijah W.Sells）被任命为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设立的一个联合委员会（Dockery Commission，多克里委员会）的委员，负责调查政府的行政部门并提供改进建议。他们的报告促使政府的公共业务大为简化并得到显著改进。1895年该项目结束时，他俩以自己的名字合伙组建了哈斯金斯-赛尔斯会计公司（Haskins & Sells，德勤的前身之一）。
哈斯金斯发挥影响力，使得纽约州于1896年通过了全美各州第一部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法律（An Act to Regulate the Profess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被后来许多州的立法所效仿。纽约州也是全美第一个举办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州。哈斯金斯担任纽约州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首位主任和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New York State Society of CPAs）首位主席。哈斯金斯和赛尔斯是纽约大学商业、会计与金融学院的创始人，哈斯金斯亲自任教并担任首任院长。他采用的是与今天不同的宽基础的教学。
哈斯金斯-赛尔斯会计公司的早期客户包括葵花牛乳品公司（Borden Company）、桂格麦片（Quaker Oats）、芝加哥市政府、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Barnum & Bailey）。该公司是20世纪初美国本土最负盛名的会计公司。
资料来源：Gary J.Previts, Dale L.Flesher, Tonya K.Flesher,“Charles Waldo Haskins: The CPA Profession’s First Statesman,” The CPA Journal , 1997, 67（5）: 46-50.
哈斯金斯和赛尔斯商定，两人合伙开设的公司以姓氏字母排序。1903年，哈斯金斯-赛尔斯公司的纽约总部有140名会计师，该公司在伦敦、匹兹堡、芝加哥、圣路易斯设有分支机构。1904年，赛尔斯参与组织了首届世界会计师大会。
专栏1-2
以利亚·W.赛尔斯（Elijah W.Sells，1858—1924），1895年与哈斯金斯联合创办美国本土第一家会计公司哈斯金斯-赛尔斯公司。
赛尔斯1858年出生在艾奥瓦州马斯喀汀的一个公务员家庭。曾就读于贝克大学，但未完成学位要求。早年在铁路行业供职近20年。自1874年起，在堪萨斯州的一家铁路公司工作，任助理站长。自1879年起，在多个州的铁路公司任出纳、会计师、主计长、审计师等。1893年，他成为某铁路公司的首席审计师，美国铁路会计主管协会的名誉会员。
1893年6月，他离开铁路系统，与哈斯金斯一起按照多克里委员会的指示，研究改进和提升行政部门工作效率的方案。这是美国联邦历史上最广泛、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联邦政府首次雇用专业会计师从事如此重大的项目。他们关于重组美国政府会计系统的很多建议都被美国国会采纳，很多建议立即进入行政命令付诸实施。
1895年，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后，二人开设了哈斯金斯-赛尔斯公司。这是美国第一家由美国会计师而不是英国会计师成立的大型会计公司。1896年，赛尔斯获得纽约州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1900年，他协助创建了纽约大学商业、会计与金融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商业、会计与金融学院。
1903年，哈斯金斯去世。赛尔斯成为公司的主管，直至其1924年去世。1906年和1907年，赛尔斯连续两届兼任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会长。他被授予贝克大学的荣誉文学硕士学位（1909）和纽约大学的荣誉商业科学博士学位（1916）。1916年至1922年，他还在美国会计师协会理事会和行政委员会中兼任职务。他拥有纽约州、密苏里州、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伊利诺伊州、俄克拉何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赛尔斯发表有《会计职业：需求与未来》（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Its Demands and Its Future）等多篇富有卓见的论文。1923年，赛尔斯的朋友们建立了以利亚·W.赛尔斯奖学金基金，该基金向参加CPA考试并获得最高分的候选人提供美国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奖项。
1924年，赛尔斯辞世。其女婿阿瑟·卡特接任该公司主管。1933年4月1日，卡特作为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参与了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美国联邦证券法（即《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听证会。
资料来源： Haskins & Sells Bulletin , 1920, 3（3）: 20-22.
来自英国的特许会计师提升了公共会计师行业在美国的威望，但也引起了强烈的敌视。因为美国本土公共会计师迅速意识到，银行家和最赚钱的客户更喜欢他们的“堂兄”英国特许会计师。两方都认识到，公共会计师行业必须与纯粹的簿记员区分开来，才能真正获得职业地位。英国移民于是以英国皇家特许的公共会计师行业协会为榜样，推动在美国成立全国性的公共会计师行业协会。 [6]
1887年8月20日，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AAPA）正式成立（见图1–2），主要是受英国公共会计师的鼓动。其创始成员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特许会计师（Chartered Accountant，CA）为主。1886年12月22日召开筹备会议时，该协会只有10位会员。
图1-2 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会徽
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并不是美国唯一的公共会计师协会，因为还有很多州一级的协会。该协会在成立之后的五年里基本上没有做多少工作 [7] ，实际上，当时在纽约州以外的地方人们还很少听说有专业会计师（professional accountant）这么一个职业。该协会名义上覆盖整个美国联邦，但当时实际上只是覆盖了纽约州。1889年5月，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举行首次年度集会，此时仅有正式会员（fellows）25人，准会员（associates）7人。 [8] 该协会会员人数1899年为70人，1905年缓慢增长至214人。 [9] 1905年，该协会创办了会刊《会计杂志》（ Journal of Accountancy ），至今该刊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专栏1-3
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于1899年合并了1897年成立的全美注册会计师协会（National Society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NSCPA），1905年合并了1902年成立的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Public Account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16年改称美利坚合众国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当时有会员1150人。1917年又将名称简化为美国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AIA），此时不再要求会员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
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合并了1921年成立的美国注册公共会计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ASCPA），后者的显著特点是要求会员必须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合并后的美国会计师协会也采用了这一标准。
1940年，美国会计师协会合并了1882年成立的纽约市会计师和簿记员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nd Book-keeper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1886年更名为Institute of Accounts）。
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改用现名“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AICPA）。
图1-3展示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发展历程。
图1-3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会计史资料绘制。参考了以下文献：James Don Edwards, History of Public Accoun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0; Stephen E.Loeb and Paul J.Miranti, Jr., The Institute of Accounts: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Richard Brown, A History of Accounting and Accountants （Edinburgh, T.C.& E.C.Jack, 1905）（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 1968）, published in 2013 by Routledge（New York）。
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上述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美国会计师协会、美利坚合众国会计师协会可统称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是一个自发性的行业团体，它不是联邦法律规定的机构，对各州依据该州注册会计师法注册的公共会计师没有强制力。各州或司法管辖区域独立管理各自的注册会计师事务。 [10] 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加入执业资格所在州的注册会计师协会，或者加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可以选择既加入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又加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换言之，注册会计师可以自愿（且没有义务）加入行业协会。
截至2020年初，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4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29000多位会员，遍布工商业、公共会计师行业、政府部门、教育和咨询机构等。
纽约会计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s）促成了美国第一部注册会计师法的出台。在哈斯金斯、查尔斯·E.斯普拉格（Charles E.Sprague）、亨利·哈尼（Henry Harney）等纽约会计协会成员的努力下，纽约州于1896年通过美国第一部关于注册会计师资格认定的法律——纽约州《公共会计师职业规范法》。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发展从此拥有了组织上和法律上的保障。
1894年至1895年的冬季，纽约会计协会会长亨利·哈尼起草了一个规范会计师的专业教育标准及其资格认定的法律草案，并派银行家斯普拉格去申请立法程序。 [11] 斯普拉格富有实践经验且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其1880年所著的《账户代数》（ The Algebra of Accounts ）一书成功地运用简单的数学知识对会计知识进行了理论梳理，对于帮助会计知识融入主流大学课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12]
专栏1-4
查尔斯·E.斯普拉格（Charles E.Sprague，1842—1912），纽约州注册会计师法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代表作《账户代数》（1888年）、《账户的哲学》（1907年第1版）。
斯普拉格1842年生于纽约，1860年在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获学士学位，1862年获得硕士学位，1893年获得名誉博士学位。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曾参加葛底斯堡战役，获上校军衔。1870年加入纽约市联合小额储蓄银行（Union Dime Savings Bank），1877年任秘书长、司库，1892年任董事会主席直至其1912年逝世。1904—1905年任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ABA）储蓄银行部主管。
斯普拉格在1896年纽约州注册会计师法的起草中担任主要角色，并且是纽约州三位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委员之一，当年即成为该州的注册会计师。他担任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同时是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前身）会员和美国银行家协会会员。1900年，他参与创建了纽约大学的商业、会计与金融学院，并从当年开始担任其会计教师，直至去世。
斯普拉格接到会长亨利·哈尼交代的任务后，转而请求好友、著名图书馆学家梅尔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提供帮助。这位大名鼎鼎的杜威是杜威图书分类法的发明人，时任纽约州教育部教育督导理事会（Regents Board）秘书长，他建议由纽约州教育部教育督导理事会来执行日后通过的该项法律并组织考试事宜。杜威的支持保证了注册会计师法的通过。
1895年2月，该法律草案提交纽约州参议院，经过修改完善，先后于次年4月3日和7日得到纽约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1896年4月17日，纽约州州长签发了这部法律。该法律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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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众议院1896年4月3日通过，纽约州参议院1896年4月7日通过州长签发于1896年4月17日
公共会计师职业规范法
（An Act to Regulate the Profess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
纽约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制定如下规定：
第1条 任何在纽约州居住或者拥有经营场所的美国公民或者公开宣布有意放弃本国国籍并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若年满21岁、道德品质良好且拥有由大学校董会出具的能够证明其具备公共会计师职业能力的证书，则可使用“注册会计师”（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的称号，该称号可简称为“CPA”。不符合上述条件者不得使用上述头衔（或“CPA”字样）。
第2条 大学校董会应当为依照本法申请职业资格者制定考试规则，指定由三位考官组成的考试委员会。自1897年起，该考试委员会成员均应为注册会计师。大学校董会可以根据实际开支情况向申请人收取考试费、注册费等必要的费用，并依照本法向纽约州审计长报告年度收支情况，收支相抵如有结余，则应上交至纽约州财政部。在以书面通知告知证书持有者并且经过相应的听证程序之后，大学校董会有权撤销持证人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3条 大学校董会可以酌情允许在本法通过以前已经以公共会计师身份独立在纽约州执业满一年的专业人士免予考试。申请免试者应在本法通过后一年内递交书面免试申请。
第4条 违反本法的行为将被交付轻罪审判庭追究法律责任。
第5条 本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完）
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州《公共会计师职业规范法》为美国的公共会计师行业选择的头衔是“注册会计师”（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CPA），有别于英国的特许会计师（Chartered Accountant，CA）。 [13] 而且，公共会计师行业协会无权控制行业的准入资格和退出机制，这与英国的公共会计师行业存在较大差异。 [14]
1897年，伊利诺伊州公共会计师协会、宾夕法尼亚州公共会计师协会和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相继成立。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是第一个明确仅限注册会计师加入的协会。
1899年3月，宾夕法尼亚州颁布了美国第二部注册会计师法，该州的公共会计师协会随之更名为注册会计师协会，这种更名的做法被其他州争相效仿。随后，马里兰州（1900年）、加利福尼亚州（1901年）、伊利诺伊州（1903年）、华盛顿州（1903年）、新泽西州（1904年）、佛罗里达州（1905年）和密歇根州（1905年）陆续颁布注册会计师法。
到了1905年底，纽约州已签发332份注册会计师证书，其中155份是通过考试后颁发的，其余的则是免试签发的。 [15]
纽约会计协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推动这项立法，部分原因是该协会所提议的法律草案更接近纽约州比较成熟的若干行业监管模式。另外，还得益于该协会的领袖之一——哈斯金斯较大的政治影响。哈斯金斯的妻子亨丽埃塔·哈夫迈耶的家族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她的叔叔威廉·F.哈夫迈耶（William F.Havemeyer）曾任纽约市市长，并在19世纪70年代领导了驱逐特威德同党（Tweed Ring）的政治行动。哈斯金斯通过这种关系，结识了纽约州教育部教育督导理事会理事及其秘书长梅尔维尔·杜威。 [16]
这部号称美国第一部注册会计师法的纽约州《公共会计师职业规范法》，其单薄程度简直超乎想象。但它毕竟还是为公共会计师行业制定了起码的从业标准，建立了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这部法律实际上也表明美国本土的公共会计师不甘臣服于英国的特许会计师，属于分庭抗礼之举。 [17] 该法发布以后，不愿放弃英国国籍的特许会计师不得不离开纽约州，奔赴其他各州继续开展公共会计师业务。 [18]
斯普拉格还在会计教育领域立下汗马功劳。亨利·哈尼带领纽约会计协会积极与大学开展合作，但并不受欢迎——纽约大学担心商业、会计与金融学院很难得到捐助，由此会给学校带来亏损。这时斯普拉格出了个妙招。他趁着大学暑假在华盛顿广场附近离纽约大学校长亨利·M.麦克拉肯（Henry M.MacCracken）家不远的地方，租了纽约大学一位教师的房子。他设法时常“偶遇”麦克拉肯并陪他一起散步，让他相信会计学院不会产生赤字。其结果是，1900年10月，纽约大学同意在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担保下建立一所商业、会计与金融学院。 [19] 纽约大学任命了美国第一批会计专业教授，均为兼职。这种由公共会计师行业出资开办大学的做法后来变得更为普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是在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的资助下于1881年设立的，该学院于1883年开设“会计理论与实务”课程，是第一个开设会计系列课程的商学院。1904年，沃顿商学院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供的会计教育项目。
20世纪初，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不足100人，且以侨居纽约的英国人为主。1900年，还没有一所大学授予会计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到1930年，有超过300所大学授予会计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会计教师通常来自公共会计师行业。 [20] 如此，通过资助大学的会计教育项目，公共会计师行业既成功地把一些高校教师延揽为行业利益的卫道士，又把大批青年才俊培植为该行业的生力军，可谓一箭双雕。一个社会中介行业的做大做强之路，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索。
19世纪末，美国涌现了一批公共会计师行业的本土先驱。罗伯特·H.蒙哥马利（Robert H.Montgomery）1898年与他人合伙成立了会计公司，即后来的永道会计公司。在迪金森的鼓励和支持下，蒙哥马利1905年编辑出版了迪克西的《审计：审计师实用手册》美国版第1版，书中展示了迪克西为该书撰写的授权书。蒙哥马利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著有《审计理论与实践》等颇具影响的专业教材。
蒙哥马利堪称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先哲。他提出了恪守事实底线等重要观点。1937年10月，蒙哥马利作为会长，在合并后的美国会计师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他提出，公共会计师必须找到事实（public accountants must find facts），并运用他们的智慧，以清晰、简洁的方式帮助忙碌的人们高效率地了解真相。蒙哥马利指出，公共会计师的职业角色与律师比较接近。他希望，公共会计师能够以单纯的心灵和不屈不挠的勇气（simple minds and indomitable courage）去寻求并告诉人们真相（to seek and tell the truth）。
1947年，蒙哥马利呼吁，“不要强求会计师们预测未来”。他指出：“今天的会计师们必须尽力避免遭到一种四五十年前我们从未遭遇过的伤害。以前，我们这个行业从未自负到承揽像今天这么多的社会责任。有些人要求我们去解决一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好像我们就是全能的上帝一样。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热情、职业目标和工作内容与四五十年前并无区别。这个行当还是老样子。我们之所以需要会计，是因为我们需要事实，过去交易的事实。我们从来没有、也未曾试图去了解未来的价格水平、美元走势、货物需求量，更无法了解这些因素对未来的销售情况、资产使用情况的影响。”“当我们要求美国会计师协会（AIA）附属的会计程序委员会（CAP）的21位委员制定那些涉及对未来的估计的规则时，请记住这一点。需要预测未来的，是客户自己，而不是我们公共会计师。因此，当他们处理存货或者资产减值问题时，我们的测试应当是：客户是在为业主或债权人的利益而行事吗？我们不能推广那些只有上帝才能理解的规则给客户们。我们没有能力处理关于未来的信息。我愿意在此重申10年前曾说过的话，‘如果公共会计师行业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政府官员或私人部门，客户或朋友）有权胁迫我们从而影响我们的立场，那么从那一刻起，公共会计师行业就行将就木了。今天还没有出现那种情况。’除了陈述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并不能做得更多。今天的我们，还应当是四五十年前的我们。” [21]
专栏1-6
罗伯特·H.蒙哥马利（Robert H.Montgo-mery，1872—1953）精通律师和注册会计师业务，是美国本土公共会计师行业的杰出代表。多年担任美国会计师协会会长。在他任内，美国会计师协会与美国注册公共会计师协会完成了合并。
蒙哥马利1872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由于父亲病重，他14岁就参加工作，没有读完中学。1889年成为一家会计公司的职员，1896年成为合伙人。1898年在费城创立含有自己名字的会计公司——“莱布兰德，罗斯兄弟和蒙哥马利”公司（永道会计公司的前身），1899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州注册会计师证书。1902年在纽约开办成员公司，担任主管。
蒙哥马利还曾在律师行业从业多年。1900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1904年加入纽约州律师协会。他多年从事律师和会计行业，但最终选择以会计为业。1897年参与创建宾夕法尼亚州公共会计师协会，之后担任协会会长。1904年参与筹办在圣路易斯召开的首届世界会计师大会。1905年参与创办《会计杂志》。191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系讲师，1915年任助理教授，1919年任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任命为上校（1918），供职于陆军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供职至1931年。编辑出版了迪克西的《审计：审计师实用手册》美国版（1905），著有《审计理论与实践》（1912）等许多权威书籍。1922—1923年任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1912—1914年、1935—1937年任美国会计师协会会长。1949年获美国会计师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帮助投资者，蒙哥马利却出了个昏着。他提出，会计师要想对投资者有所帮助，就需要推广使用每股收益这个指标。蒙哥马利也不主张对会计实务或程序进行标准化，因为他认为那就意味着会计师们的意见和自由裁量权将会被固定的规则所取代，而表达专业意见以及拥有自由裁量权恰恰是会计师们值得珍惜的财富。 [22]
阿瑟·E.安达信（Arthur E.Andersen）在供职于普华会计公司多年之后，于1913年开设了自己的会计公司——安达信会计公司。安达信会计公司曾长期是美国本土公共会计师行业的标杆，安达信本人及其后继者伦纳德·P.斯派塞克（Leonard P.Spacek）等人在会计审计行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 [23]
专栏1-7
阿瑟·E.安达信（Arthur E.Andersen，1885—1947），精通税务与会计业务，诚实与正直的代言人，美国本土公共会计师的杰出代表。
安达信1885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十几岁时成了孤儿，1903年高中毕业，1901—1907年供职于一家公司（Fraser & Chalmers，后来合并进入Allis-Chalmers公司）。1907—1911年任普华会计公司高级审计师。1908年获得伊利诺伊州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时年23岁），是该州最年轻的注册会计师。安达信通过夜校学习，于1917年获西北大学商学专业学士学位。历任西北大学讲师（1909—1912）、助理教授（1912—1915）、教授（1915—1922），1912—1922年担任会计系主任。自1922年起专心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
安达信1911年任喜力兹啤酒公司（Jos.Schlitz）主计长。1913年与原普华会计公司同事克拉伦斯·德拉尼（Clarence Delany）购买了一家小会计公司，创建了安达信-德拉尼公司（Andersen, Delany & Co.）。1914年，一家芝加哥铁路公司要求安达信认可其一笔有争议的交易，年轻的安达信拒绝让步，导致其失去了该客户，然而数月后该客户的破产却为安达信赢得了声望。1915年，安达信要求一家轮船公司在公布其资产负债表时，披露资产负债表日后一艘货轮沉没的事实。这是历史上首次有会计公司要求用这样的标准进行披露，此举为安达信公司赢得了公众的信赖。因德拉尼退出，该公司于1918年更名为阿瑟·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 &Co.）并迅速在美国扩张，其中包括自1921年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开展业务。安达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业务概念——管理信息咨询，但这并不是其后来的咨询业务内容。在以后的20年中，安达信用“一家公司”的理念把所有办公室联系在一起。这家公司为其员工和合伙人开设了有创新意识的培训课程并树立了从业标准。
安达信曾任伊利诺伊州注册会计师协会主席（1918—1919），是美国会计学会和美国经济学会会员，曾在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多个委员会任职。
安达信曾撰写许多论文和著作，并身兼数职，如曾任美国商会税收与金融委员会（Taxation and Finance Committees, U.S.Chamber of Commerce）委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追求公平、正义、效率、秩序等的社会思潮，史学界称之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等所采取的开明政策属于“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的一部分。
1898年6月19日，美国国会设立了工业委员会（Industrial Commission），以期处理托拉斯所带来的垄断和竞争等问题。
1900年，工业委员会的初步报告提出，应当防止公司通过隐瞒重要事实或作出误导性陈述来欺骗投资者和公众，可以由独立的公共会计师职业来抑制公司滥用掺水股票（watered stock）等手段掠夺投资者的行为。参与其听证会的企业大多支持推行信息公开的制度。
1902年，工业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提出，应当要求大型公司（即所谓的托拉斯）公布经过审计的年度报告，合理详细地说明其资产负债以及损益。年度报告和审计应当经过宣誓，并应接受政府监管。
该最终报告中收录的一份少数派报告提出，应当在财政部设立一个局，负责对所有从事州际贸易的公司进行登记，并对公司账目进行检验和审查。 [25]
1903年2月14日，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时期的美国国会立法设立了商务和劳工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 [26] 。该部下设企业局（Bureau of Corporations），负责搜集和公布企业信息，并进行调查和监管。企业局推行高效率披露政策，并开展了大量的调查活动。《纽约时报》评论道，“企业局既能迎合社会公众的口味，又不至于对托拉斯造成伤害”。这真是一个两面讨好的做法。
企业局请求国会立法授权其直接审查公司账目，以期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这类立法动议在1903—1914年间每年都会提出，在1919—1930年间也偶尔出现，但从未最终形成联邦法律。
直到1900年末，大多数美国制造业公众公司向股东提供的财务信息还很少，这与公用事业、保险公司、银行和铁路等企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1897年至1905年，西屋电气制造公司既没有向股东公布年度财务报告，也没有召开年度会议。1901年2月20日，西屋电气制造公司董事会向股东特别会议提交了一份两页的报告。该报告不包含财务报表，但提供了公司1898—1900年的销售额、总股利、利息等信息。1890年以后，一些新成立的企业偶尔会公布较为详细的财务报表。
早在186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委员会就要求上市公司公布年度财务报告。然而，很少有公司遵守这一规定。事实上，直到1897年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天然气公司上市，纽约证券交易所才开始获得上市公司关于遵守最低报告要求的实质性承诺。
美国缺乏成熟的公共会计师行业和会计理论体系。很多企业披露的信息是可疑的，折旧概念鲜为人知，许多公司从未对折旧作出规定。会计之所以五花八门，主要是因为美国很少关注会计的逻辑。在1900年之前，教科书主要关注簿记规则。自殖民时代以来，会计教育一直是那些教授商业算术、书法和商业信函写作等基础科目的人的专利。会计通常不被列入大学课程。
美国的股东人数从1900年约50万增加到1920年约200万，到1930年估计增加到1000万。在这种背景下，呼吁扩大信息披露、加强会计监管的舆论环境逐渐形成。
美国的公共会计师行业最初以协助客户执行法律为业。后来曾试图谋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等联邦机构的支持，但未能成功。在普华会计公司的阿瑟·迪金森和乔治·梅的领导下，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领先机构最终走向了与金融资本结盟、在证券市场谋生存的道路。
公共会计师行业是在政府加强会计管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自1831年起的100年间，其职业角色类似于执行破产法、公司法和税法的律师。公共会计师行业的不少领袖人物出身于法律行业，如蒙哥马利先后于1900年、1904年加入了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和纽约州律师协会，一度同时从事法律和会计服务，后来放弃法律职业而专门从事会计事业；阿瑟·扬在英国时就是高等律师（barrister），后来（因为听力下降）放弃法律职业赴美从事会计事业；阿瑟·安达信还被授予了法学博士名誉学位。
协助企业执行民商法、经济法，正是公共会计师行业安身立命之本。在英国，公共会计师行业早期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审计教材是1892年迪克西所著的《审计：审计师实用手册》。该书侧重于讲解公司法及相关判例，与现代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流行的审计著作内容完全不同。 [28]
联邦政府于1909年开始以消费税（excise tax）之名征收企业所得税。 [29] 这是一个仓促的政治动作，并以关税法案的修正案的形式出现在参议院。该法案由资深律师起草，通过符合法律思维惯性的收入收支表来贯彻落实。公共会计师行业提出不应以收入支出的收付实现制来征收所得税，但司法部长（Attorney General）嗤之以鼻。财政部在执法过程中很快就意识到，公共会计师行业的观点是对的。财政部咨询了美国钢铁公司主计长W.J.菲尔伯特（W.J.Filbert）和著名会计师迪金森之后，发布了一项规定，称税法中使用的“实际支付的”（actually paid）一词并不限于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实际支付，还包括应付而未付的情形。这实际上是采用了权责发生制的理念。会计人员的权威和威望随着税法的公布而迅速提升。 [30]
1913年，应怀俄明州成为美国的第36个州而出台的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所得征税，而不需在各州之间按比例课税，也不必考虑人口普查或调查的数据”。这就意味着，美国国会从此有权对各类所得设置税种和征税，企业所得税从此获得宪法上的合法地位。 [31] 国会颁布的个人所得税法，针对宽泛定义的所得（income）征收普通税率为1%的个人所得税。当时大约有1%的美国人能够达到起征点。“莱布兰德，罗斯兄弟和蒙哥马利”公司参与了《1913年税法》（Revenue Act of 1913）这部划时代的法律的制定工作。 [32] 该法要求采用收付实现制来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第二部联邦所得税法（即《1917年税法》）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该法不得不在补充法规的支持下运行。公共会计师行业在这些补充法规以及《1918年税法》（Revenue Act of 1918）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法律法规中添加了“所得额应根据纳税人采用的会计方法确定”等规定，这与美国联邦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以往的做法有所不同。
《1918年税法》设定了所得税的征收标准，首次承认了会计程序对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积极作用。 [33] 该法第212节规定，净利润（net income）应根据纳税人的年度会计期间（会计年度或日历年度，视情况而定），采用该纳税人账簿中经常采用的会计方法计算；纳税人如果没有如此计算，或者如果其采用的计算方法不能清楚地反映其所得（income），则应按照税务机关认为可以反映纳税人所得的方法进行计算。易言之，除非纳税人的账簿不能清楚地反映收入，否则应以纳税人的账簿为基础进行纳税申报。第45号监管条例（Regulation 45）相应地增加第24条：“纳税人应当采用其认为最适合其目的的会计形式和制度。” [34]
联邦税法的实施不仅让公司管理层认识到了折旧的重要性，使企业成倍地聘用外部审计人员开展审计业务，还促使政府关心企业的财务报告信息。
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精神领袖、普华会计公司合伙人乔治·梅指出，《1918年税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鼎盛时代，联邦所得税法堪称“法制的高大纪念碑”，它是一个杰出范例，证明了汇集不同的思维方式来协调法律规则的意义。 [35]
1920年，美国联邦税务局颁布了《折旧与资产核销》（Depreciation and Obsolescence）等重视会计工作的法规，这进一步加强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会计人员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会计服务的社会需求随之高涨。在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公共会计师与律师共同提供税收服务的制度安排。
《1924年税法》（Revenue Act of 1924）第九章设立了独立于财政部的税收上诉委员会（Board of Tax Appeals），该法案只允许律师和公共会计师依法开展税收上诉业务，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给予公共会计师行业的官方认可，极大地提升了该行业的职业声望。会计审计业务和税收业务是会计公司早期的核心业务，管理咨询服务通常只是附属业务。 [36]
至于业界常常提及的会计要为证券投资者服务的观点，其实明智的证券投资者并不见得就希望会计偏离法律。
专栏1-8
在工业革命以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是靠征收所得税形成的。所得税的征收比产品税和财产税更为困难，它要求建立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依赖于企业诚实的会计记录。1793年，法国采用了战时综合所得税。直到1842年，长期有效的所得税法才在英国付诸实施。
1892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凭借以关税作为收入的竞选纲领当选美国总统，他倡导征收所得税。1894年，国会比照南北战争时期的战时所得税制定了所得税法，适用于公司和个人，但这种做法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在等待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认可期间，国会于1909年通过了“特别交易税”（公司所得税）法案，对5000美元以上的利润征收1%的税。当年7月，12家知名会计公司公开谴责法案中存在“错误”，“绝对不宜采用”，“违背了所有正确的会计原则”。12月，财政部发文宣布允许采用权责发生制确定收益，允许企业估算期末库存。会计人员成功地动摇了所得税法。从此，税法用语和会计词汇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混乱延续至今。
1913年10月3日，宪法第十六修正案通过。其基本思想大部分沿用至今。该项修正案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必须以会计记录为基础，这大大提高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1916年，联邦税法允许采用权责发生制记账的纳税人采用同样的办法编制纳税申报表，这改善了收益的计量。经过会计师、律师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1918年的联邦税法首次以企业会计实践为基础，确立了纳税准则，一直保持至今。法院的判决也开始倾向于支持确定收入的会计方法。
会计技术对于税法的完善具有积极作用。在1913年以前，会计技术领先于早期的税法，税法不断吸收会计实践中的方法和概念。1921年，联邦税法允许采用坏账准备，允许合并收益，推广了收益实现原则。人们萌发了收益实现必须发生在收益获得之前的思想。以销售时点作为衡量利润实现和收入确认的时点的做法取代了以往通过年末盘存确定收入的做法。其结果是，会计的重点由资产负债表转向利润表。
税法对会计规则的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20年代，税法与商业会计是并行发展的。30年代，税法在加速折旧和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方面推动了会计变革。这与30年代的通货膨胀有关。税法是推动会计重心由资产盘存转向计算收入的主要动因。
税法坚持历史成本原则，不考虑货币价值的变动，不允许按物价水平调整会计数据，它和会计原则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收益实现的时间和费用的可扣减性。
资料来源：［美］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第306—319页。
1912年10月，芝加哥皮博迪公司（摩根财团前身之一）的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在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会刊《会计杂志》中发表文章《证券发行中的审计滥用》，倡导会计要依照法律成为一门科学。 [37] 这也是史密斯在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1912年年会上的演讲主题。文章提出，会计是一门科学，或者说，会计应该是一门科学。会计并非宽泛的道德体系，而是一门精确的科学（an exact science）。会计要遵循确定的法律，以确定的公理（definite axioms）为基础，并且在适当的实践中能够产生确定且准确的结果（definite and exact results）。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言论。
史密斯并非会计专业人士，他是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结合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在实践中的乱象展开评论的。他之所以强调“会计是一门科学”，是因为他注意到，审计的滥用（尤其是与证券销售有关的滥用），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他认为，公共会计师正在以冷漠的态度，对证券市场上的欺诈行为保持缄默，甚至积极参与欺诈。净收益（net earnings）、速动现金资产（quick cash assets）、营运资本（working capital）等含义不明的词汇，就是这一事态的真实写照。史密斯认为，导致这种乱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科学的会计方法，也缺乏统一的会计原理和表达方式。二是，公共会计师不诚实或无能，尤其是公共会计师对其他方滥用审计师证书的做法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三是，投资银行家效率低下，且不诚实地故意曲解审计的作用。不诚实的银行家和不诚实的证券发行人往往借助公共会计师来掩盖其欺诈行为。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史密斯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首先，要建立精确统一的会计原则，以便找到会计的通用基础。然后，要不惜一切代价纠正滥用审计师证书的行为，对欺诈行为提起刑事诉讼。最后，必须小心地以最不会引起误解的形式提供审计师证书。
史密斯提出，会计应该是与化学一样精确的科学。为使会计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应当在实践中建立起清晰、明确的基本原则体系，以期避免会计师在解释时出现重大偏离，将其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个人偏见带到会计工作中。这样，会计师只需关注事实的确定，而不必关注事实的解释。如此，便不会再有掺入预期的利润（anticipated profits）和可疑的利润（doubtful profits），净利润（net profit）就是最终的利润（final profit）。会计师要知道，他的客户之间存在很大的理念分歧。面对这种情况，会计师公平对待所有客户的办法，就是严格按照一套合理的规则行事，不要试图取悦某一类客户。
史密斯所指出的，其实就是公共会计师行业发展的一条正道。公共会计师行业要想真正对社会有益（而不是迎合部分用户的私利），就必须在法律框架内确立自己的基本原则，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利害关系人，确保会计信息的公益性和公信力。会计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提高法律遵从效率，也就是提高合规效率、管理效率。对企业会计师来说，就是协助管理层加强管控能力，敦促企业更好地生产优质商品、提供优质服务。美国和英国的公共会计师行业长期未能认识到会计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这是其职业声誉一再面临极大争议的根源。在美国，直到1957年，安达信会计公司掌门人斯派塞克还在痛陈注册会计师行业缺乏基本原则。在英国，直到1969年，时任爱丁堡大学教授斯坦普还在抨击英国所谓的“会计原则”其实根本称不上原则，只不过就是业界默许的糟糕做法。总体来看，公共会计师行业仍然是一个缺乏理论体系、缺乏令社会敬重的价值观的行业。正因如此，直至今日，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合法性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对于史密斯在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1912年年会上发表的上述演讲，迪金森持不同看法。迪金森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会计师根本就没有可用作标准范本的教科书……你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你能够制定出统一的规则，你也会遇到规则不适用的情况。你必须利用自己的经验……这也正是我们要成为专业会计师的原因——因为我们必须积累处理账务和选取最佳方案的经验、判断力和技巧……你无法给出明确无疑的原则，但你可以提炼出适用于大多数情形的总体原则（broad principles）。在你解释这些总体原则的时候，你需要在保守的基础上将其适用于具体个案。” [38]
迪金森的上述言论代表了公共会计师行业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职业理念。他的爱徒乔治·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理论主张——会计艺术论。
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面临着律师行业的排挤。这与英国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精神领袖、普华会计公司合伙人乔治·梅对此进行了对比分析。 [39]
20世纪40年代初，英国执业律师仅有不足4000人。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美国和英国企业实践方面的区别。毫无疑问，这种差异源于两国的历史。英国的律师行业形成于由地主阶层（landholders）主导的社会绝对分层的经济制度，它从未成为商业性的行业。英国的公共会计师行业很快介入税务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少（甚至没有）遇到来自律师协会的阻力。此外，他们还担任商业顾问（business advisers）。这种职业的发展具有社会价值。它的存在，加上英国公务员制度的较高威望和权威，使得英国解决商业问题的方法便利得多，与美国相比，英国企业较少用到法律服务。
在美国，法律职业界的影响深度和影响程度通常会给外国访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律师行业很早就在商业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且其地位趋于永久化。律师行业吸引了很多青年才俊。而公共会计师行业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吸引到相当数量的会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自1924年以来，税收业务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法律从业者手中。此外，律师协会一直在努力限制会计师在税务领域的活动。
除了遵照法律开展业务之外，另一个行业发展方向是与金融行业结盟。普华会计公司的美国公司是这条道路的领路人。其领军人物是阿瑟·迪金森和乔治·梅，这两位都是英国普华会计公司派往美国的高级合伙人。
普华会计公司发源于英国，从破产清算业务起家，后来逐步发展到商事仲裁、财务审计、管理咨询（如会计制度设计等）等领域。1849年，塞缪尔·普莱斯结束其与威廉·爱德华兹合伙创办的会计公司，开始独立创业。二人的合伙企业的结业公告刊载于12月24日的《伦敦公报》（ London Gazette ），这一天后来被视为普华会计公司的创立日。1865年5月1日，普莱斯与好友威廉·霍利兰德以及埃德温·华特豪斯签订合伙协议，组建了“普莱斯，霍利兰德和华特豪斯”公司。1874年，该公司更名为普华会计公司。在普莱斯的栽培下，华特豪斯和他一起成为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的创始成员，华特豪斯于1892年至1894年担任该协会主席一职。华特豪斯积极参与立法，1887年，他与弗雷德里克·威尼（Frederick Whinney）一道，就政府部门会计改革问题担任政府顾问，后来他还作为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的代表，参与起草英国《1900年公司法》和《1907年公司法》。
普华会计公司在英国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信誉。随着客户在美投资的增长，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该公司渐渐感到有必要在美国设立代表处。刘易斯·D.琼斯（Lewis D.Jones）自1877年起就在普华公司的伦敦总部供职，并数次赴美执行业务，遂被选中作为普华公司的美国代理人。1890年9月11日，刘易斯·琼斯与普华公司签约。代表处设在纽约的百老汇大街45号，创业的艰辛由琼斯一人尝尽。普华公司伦敦总部甚至没有批准关于他招聘美国本土会计师的请示，而是在1891年将威廉·J.西泽（William J.Caesar）派驻美国代表处，由于二人秉性不合，普华公司伦敦总部遂于1893年派遣西泽到芝加哥创办新的代表处。
1895年，普华公司伦敦总部同意其两位在美代言人改用琼斯-西泽会计公司（Jones, Caesar & Co.）的名号继续代理普华的业务，但应同时注明“英国伦敦普华会计公司代理人”（Agents for Price, Waterhouse & Co.London）字样。 [41]
1897年，J.P.摩根（老摩根）给琼斯-西泽会计公司介绍了近30家钢铁企业的审计业务（这些企业后来都被合并进美国钢铁公司），仅这一单业务的审计收费就超过了此前普华在美创业的五六年收入的总和。普华的美国业务蒸蒸日上。7月28日上午，乔治·梅赶到琼斯-西泽公司报到。西泽告诉乔治·梅，短期内按照年薪400英镑计薪，后面很快就会翻几番。
1899年，新增加的来自铁路、电车、石油、乳制品等行业的业务订单使得人手紧缺的问题更为突出，伦敦总部遂接连派遣业务骨干赴美支援。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ey）、乔治·R.韦伯斯特（George R.Webster）和亨利·W.威尔莫特（Henry W.Wilmot）就是这样先后被派驻美国的，他们后来也是普华在美发展的领军人物。
1899年2月，琼斯因糖尿病综合征去世，终年40岁。忙碌的西泽在同年底拟定了新的合伙协议，其中包含优厚的退休待遇。西泽有权随时退休，只需提前一年向合伙人发出通知。
1900年6月，西泽通知普华公司伦敦总部，其将于一年内退休。西泽虽然只有41岁，但他决定退休并在法国度过余生。
普华公司伦敦总部派遣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并在特许会计师高阶考试中获得最高荣誉的阿瑟·迪金森出任美国普华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迪金森于1901年4月启程前往纽约，7月1日出任美国普华公司高级合伙人，10月底与西泽完成交接。之后，西泽前往法国安度余生。
迪金森接替西泽担任美国普华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之后不久，就从该公司所擅长的合并报表业务入手，为普华公司赢得了美国金融巨头的青睐。 [42]
1901年3月，老摩根并购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众多钢铁企业，组建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一举占据美国钢铁行业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三，其中涉及的很多公司都是美国普华公司（即琼斯-西泽会计公司）的客户。从会计的角度看，美国钢铁公司的估值显然过高了。该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7亿美元，而发行额是14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基本翻了一番。这7亿美元的溢价被认为是纯粹的水分，意味着该证券在发行之际就已经被稀释了。但从另一个角度即估值角度来看，其发行价约为第一年合并利润的14倍，说明14亿美元的估值并不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老摩根在多年以后告诉卡内基说，即使卡内基多要1亿美元老摩根也会痛快答应的缘故。听了这番话以后，卡内基这个足智多谋的苏格兰人一连几个星期都闷闷不乐。 [43] 实际上，此后100年里人们的想象力已经远远赶不上以金融估值手法来造梦的速度了，美国钢铁公司发行掺水股票的技术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1902年2月，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东直接聘请纽约的普华公司（而不是普华的代理机构琼斯-西泽会计公司）担任公司的审计师。此举不仅大幅提升了普华公司的市场美誉度，更重要的是，还巩固了它与摩根银行（J.P.Morgan）的关系。
美国钢铁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过10亿（billion）美元级别的公司，该公司第一份经审计的年报（即1903年公布的1902年年度报告）成为财务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次无与伦比的大并购使得先前数量众多的并购相形见绌。作为对比，1899年美国资本市场共进行了1200次并购，交易总额仅为22.63亿美元，平均每次并购不到200万美元。美国钢铁公司的长期资产达13.25亿美元，流动资产为2.148亿美元，股本为10.18亿美元，优先股和普通股几乎各占一半。优先股股东达25000人，普通股股东达17000人。第一年的营运净收益为1.08亿美元，其中5600万美元用于派发红利。整个公司共有雇员168000人，拥有170家子公司，不仅有炼钢厂、铁矿，而且有100余艘轮船。1905年，美国司法部开始对美国钢铁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经过近15年的审判、再审，最高法院在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和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James C.McReynolds）回避的情况下，最后以4∶3的票数表决通过了该公司未曾滥用其市场地位且不应解体的判决。如果这两位法官参与投票，其结果会对该公司不利。该判决为下一个十年更大规模的并购铺平了道路。 [44]
摩根银行的赫赫声名给普华公司带来的商业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迪金森的率领下，普华基于其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积累的合并报表的编报经验，按照美国钢铁公司的要求，给这样一个巨型公司编制了合并报表。 [45] 美国钢铁公司自1901年成立以来，其律师和证券公司一直主张仅向其股东提供母公司的账目。迪金森成为其审计师之后则主张编制合并报表。就这样，美国钢铁公司率先于1903年公开披露了第一份经审计的完整报告（该报告截止于1902年12月31日），这是会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虽然美国钢铁并不是美国第一个公布合并报表的公司（此前两年就有其他公司公布合并资产负债表），但它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司，这使得其合并报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该公司主计长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迪金森的宝贵经验的确价值连城，我们从中获利颇丰。” [46]
摩根银行带领普华公司迎来大好形势，该财团仅在1902年一年就给普华带来了五家农业机械制造公司的业务委托。普华公司声名大噪，颇有赶超哈斯金斯-赛尔斯会计公司的势头。迪金森积极主张普华在报刊上做广告，并就有关合并报表以及公共会计师的角色等问题频频发表演讲。 [47]
普华公司乘胜前进，积极拓展业务：1903年，开始开发市政会计业务，为政府机关提供改进公共财政核算体系的专业服务；1905年，与哈斯金斯-赛尔斯会计公司一起接受委托，核查美国公平人寿保险协会（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财务状况，为纽约州的保险监管提供支持；1907年，接受国会参众两院联合组成的邮政委员会的委托，参与美国邮政的重组。普华公司由此积累了为客户设计会计制度的经验。迪金森关于合并报表的演说和文章在1904—1905年间频频刊发于英美行业刊物中，普华公司的知名度大增。
1907年，迪金森说服其他合伙人，邀请费城约翰·弗朗西斯会计公司的约瑟夫·E.斯特雷特（Joseph E.Sterrett）与普华公司合并。就这样，斯特雷特在继承老前辈约翰·弗朗西斯的名号执业多年后，变成普华公司第一位来自美国本土的合伙人。斯特雷特在很多行业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为普华公司增添了诸多荣耀。他曾于190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创办提供注册会计师考试培训的夜校（后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还在1905年与迪金森一起创办了《会计杂志》。
专栏1-9
阿瑟·L.迪金森（Arthur L.Dickinson，1859—1935），普华会计公司在美业务的奠基人之一，推广合并报表业务的先锋人物。
迪金森1859年生于伦敦，1882年获剑桥大学学士学位（数学专业），1883年进入一家会计公司工作，1887年取得英国特许会计师执业资格，1888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893年成为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会员。
1901年，迪金森奔赴美国，担任普华会计公司美国代理机构琼斯-西泽公司高级合伙人。1902年，迪金森带领普华公司为美国钢铁公司编制合并报表，引起举世关注。这是他为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所做的首份贡献。
1903年，迪金森获得伊利诺伊州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迪金森1904—1906年任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Public Account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会长，1905—1906年任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AAPA）会长。1904年，他牵头组织了首届世界会计师大会，提交了论文《公司的利润》（Profits of a Corporation）。1906年，迪金森加入美国国籍。1911年，他决意从琼斯-西泽公司高级合伙人的职位上退下来。1913年，迪金森回到英国普华会计公司，直至1923年退休，其中，1914—1928年兼任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理事。
图片来源：Edgar Jones, True And Fair: A History of Price Waterhous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Ltd., 1995）, 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Copyright © 1995 by Price Waterhouse.
1910年6月，迪金森基于对家庭和健康状况的考虑，宣布其即将于一年后退休。回顾其任期，迪金森成功地把美国普华会计公司打造成为美国商业社会的新贵。在其卸任时，普华公司的客户名单已经囊括了各个行业的标杆企业，其中包括石油行业的标准石油、德士古，橡胶行业的美国橡胶、固特异，冶金行业的美国钢铁、伯利恒，电气行业的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食品行业的美国糖业、纳贝斯克、联合果品，以及美国烟草、杜邦、国际收割机公司（IHC）和柯达等众多知名企业。
迪金森退休后，乔治·梅掌舵美国普华会计公司，直至1926年辞去管理职务。他辞去管理职务的目的，是腾出时间思考公共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大计。其结果是，乔治·梅通过与证券行业结盟，成功地把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带进独家垄断的证券市场审计领域。
专栏1-10
乔治·O.梅（George O.May，1875—1961），迪金森培养出来的美国普华会计公司的早期掌门人，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精神领袖，自1926年起带领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建立合作关系，深刻地影响了美国证券市场上的会计审计制度安排。其广为人知的会计理念是：会计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
乔治·梅1875年生于英格兰的一个盛产律师和会计师的家族。在父亲的指导下，乔治·梅于1892年涉足会计师行业，从学徒干起。1897年获得特许会计师证书（他在中级考试和终考中名列第一）。同年，5年学徒期满，正式加入普华会计公司。数月之后（同年，22岁），作为业务骨干被派往美国，加入普华会计公司设在纽约的代理机构——琼斯-西泽会计公司。
1902年乔治·梅被迪金森提拔为合伙人，1909年加入美国国籍，1911年成为高级合伙人，直至1940年退休。1917—1918年兼任美国会计师协会副会长，1916—1919年兼任该协会审核委员会（board of examiners）委员，1923—1924年任美国会计师协会基金会副会长。
1926年，乔治·梅将美国普华会计公司的行政管理职责转交给他培养的接班人，专心从事更广泛的经济研究，思考事关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前途的发展战略问题。
1930—1935年，乔治·梅担任美国会计师协会“与证券交易所合作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with Stock Exchanges）主席，一举促成该行业与证券行业的合作，揽得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乔治·梅提出了公司审计报告和会计原则建议稿，从而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接受独立审计提供了决策基础。1934年出版的《公司账目的审计》（ Audits of Corporate Accounts ）一书，记载了特别委员会与纽约证券交易所达成合作的沟通文件。该文件对于说服刚刚成立的美国证监会让会计职业界担纲制定会计原则而不是由政府机构负责，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3—1936年，乔治·梅担任“制定会计原则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Principles）主席，率先提出“会计原则”的概念，并提炼出五条会计原则作为会计的总体原则。乔治·梅于1937—1945年担任会计程序委员会（Committee on Accounting Procedure，CAP）副主席、1939—1945年担任术语委员会（Committee on Terminology）主席。
1947年，乔治·梅成为美国会计师协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联合设立的“企业收益研究组”的成员，参与撰写了《与时俱进的企业收益概念》（ Changing Concepts of Business Income ）一书（195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乔治·梅曾是美国财政部和战争贸易委员会的官员。此后，他经常担任美国财政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顾问（1917—1932）。他还多次担任美国参议院听证会的专家证人。
乔治·梅还曾担任1920年成立的私立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的局长（1926—1927）和董事长（1928—1929），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1885年成立）的副会长（1930），美国统计学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ASA，1839年成立）的理事（1937—1940）。此外，他还曾担任1921年成立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的理事，1923年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的一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乔治·梅为专业期刊撰写了106篇文章，代表性著作有《二十五年的会计职责1911—1936：文章和讨论》（ Twenty-Five Years of Accounting Responsibility 1911-1936: Essays and Discussions ）《财务会计：经验的精粹》（ Financial Accounting: A Distillation of Experience ）等。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设有George O.May会计学讲席教授职位，现任讲席教授为斯蒂芬·彭曼（Stephen Penman）教授。
图片来源：Edgar Jones, True And Fair: A History of Price Waterhous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Ltd., 1995）, 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Copyright © 1995 by Price Waterhouse.
资料来源：“George O.May: 1875-1961,” Journal of Accountancy , 1961, 112（1）: 12-13.
乔治·梅1897年作为业务骨干被派驻纽约琼斯-西泽会计公司，很快就开始负责重要业务，1900年即被萌生退意的西泽擢升为公司负责人。柯达公司曾以高出五倍的薪水邀请乔治·梅出任主计长，但他不为所动，决意从事他认定即将兴起的会计行业。迪金森1901年主政琼斯-西泽会计公司后，乔治·梅更是笃志从事公共会计师行业。1902年，乔治·梅把自己的新娘从英国带到美国，这时他已经是美国普华会计公司的合伙人。迪金森认为乔治·梅年轻气盛，需要锻炼得更加成熟稳重，因此，特地把他派往圣路易斯成员公司。感到被“放逐”的乔治·梅在这里锻炼了文笔，增长了专业才干，他还参与组织了首届世界会计师大会（1904年在圣路易斯召开）。两年后，待到乔治·梅回到纽约时，已经是发表过两篇论文的专业人士了。
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就此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乔治·梅应邀加入财政部，参与处理外国政府的战争贷款事宜。不久，他又与其他志愿者一道，担任财政部的顾问。在华盛顿的工作经历给乔治·梅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他与国会、政界的联系从此建立起来。他还顺应联邦所得税法的立法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税收服务经验。普华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也都积极参与了政府机关的公共管理活动。
20世纪20年代中叶，乔治·梅萌生退居二线的念头，同事斯特雷特也极力劝说乔治·梅抽身去做更重要的事。1926年11月，威廉·B.坎贝尔（William B.Campbell）被推举为美国普华会计公司高级合伙人。乔治·梅保留普华公司主席的职位，得以从繁忙的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此后，乔治·梅作为整个行业的精神领袖，果然对美国的公共会计师行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02年7月，伊利诺伊州会计师协会通过会议决议，决定发起组建一个全国性的行业联合会。该协会委托哈斯金斯、迪金森等人牵头起草制定计划。10月28日，各发起单位的代表汇聚华盛顿，成立了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联合会 [48]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Public Account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03年，该联合会在举办于华盛顿的首次大会上，提出了下一年在圣路易斯举办大会的想法，因为那里恰好即将承办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该联合会向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同行发出了邀请。
英国的《会计师》（ The Accountant ）杂志多次提及圣路易斯首届世界会计师大会。1904年2月6日，该杂志刊登了会议公告，并作如下评论：“这次雄心勃勃的会议如果成功举办，将有助于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获得社会公众和企业界更广泛的认可。”
9月26—28日，在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联合会的赞助和组织下，首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在美国圣路易斯召开。大会有91名注册参与者，其中7名来自加拿大，2名来自英国，1名来自荷兰，其余的81名为美国代表，其中两名与英国有密切的联系。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虽然为数不多，但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49] 这是美国第一次真正的全国性公共会计师行业大会。有理由相信，这次大会的主要目标是借助主办国际会议的名义提高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联合会以及公共会计师行业在美国的地位。 [50]
弗朗西斯·W.皮克斯利（Francis W.Pixley）、蒙哥马利、迪金森等在大会上宣读论文。迪金森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建议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和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联合会合并。被迪金森派驻圣路易斯开发业务的乔治·梅参与组织了这次大会。在美国执业的约翰·B.尼文（John B.Niven）以爱丁堡会计师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大会。赛尔斯主持会议论文环节，论题多与市政会计有关。哈斯金斯不幸于此前一年（1903年）去世。
刚刚卸任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会长职务的皮克斯利应邀在会上做报告《专业会计师在投资前和投资后与投资资本有关的职责》（The Duties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in Connection with Invested Capital Both Prior to and Subsequent to the Investment）。他本人还是大律师（barrister-at-law）。他表示，英国公共会计师行业曾试图合并组建统一的行业协会，但尚未成功。
专栏1-11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尚未制定其会员从事专业工作的规则。
□ 最初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由股东审计师（shareholder auditor）实施审计，后来专业会计师（professional accountant）开始参与和主导审计业务 。大约在1866年，伦敦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导致严重的商业萧条，给投资者造成了广泛的苦难，于是开始实行由专业会计师替代股东审计师的做法。非专业审计师退出的过程相当缓慢，在1880年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成立时，很大一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拥有了由专业会计师出任的审计师。尽管如此，目前仍有一些股份制银行、保险公司年复一年地选举股东担任审计师，而没有聘请专业会计师担任审计师。
□我认为所谓的 “秘密准备”（secret reserves）是正确和妥当的 。事实上，考虑到金融和贸易运营的波动， 如果没有这些秘密准备，企业就很难撑到较长的年份。 公司必须诚实地预拨这些储备金，并确保其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关于商誉如何在账目中列报，存在很大分歧。有人主张应当减记商誉，但英国公司法并无这种要求。1895年，英国有法院裁定一家贸易公司的商誉为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
迪金森报告论文《公司的利润》（The Profits of A Corporation），将英国与美国的立场进行了对比。此时，迪金森是“琼斯，西泽，迪金森和威尔莫特”会计公司（Jones，Caesar，Dickinson，Wilmot & Co.）和普华会计公司合伙人。
专栏1-12
【关于商誉】专利和特许经营权与商誉非常相似。商誉代表公司业务的商标、业务联系和组织的价值。只要业务收入不低于购买之日的水平，就不必记录任何价值贬值或为此提供任何准备。反之，如果商誉发生了严重的价值减损，那么，企业的利润可能会减少很多，以至于无法计提此笔准备金。 商誉实际上是一种固定资产（fixed asset） ，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赚取的利润。
【关于秘密准备】人们普遍意识到，故意高估利润是不恰当的。很少有人注意到与之相反的主张，即关于低估利润的主张，但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合理的政策是积累足够的准备金，以便能够在不明显干扰正常条件的情况下弥补损失；就大多数公司和企业而言，毫无疑问，在此类事务上进行宣传是很有必要的。秘密准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将有价值的资产减记至一个相对较小的数字，超额计提折旧，为坏账或突发事件预留储备等。
【合并利润表中的权益法】近年来，通过控制股票而不是吸收合并来进行企业合并的做法很受欢迎。控股公司拥有子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分股份，任命其董事，决定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一张报表中反映整个企业集团（the whole group of companies）的损益，而无论子公司是否宣告分派股利。原因在于，如果不这么编制合并利润表，控股公司的董事便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根据事实）来调节其利润。他们如果想要做大利润，就安排子公司多发股利；反之亦然。他们还可以通过控制对亏损子公司计提的准备金，来进行操纵。因此，母公司应当编制合并报表，按照持股比例分享子公司的利润。
从皮克斯利和迪金森的发言可见，英美公共会计师行业在20世纪初基本上都算是可以率性而为的新兴行业。二人都来自英国，都是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高级会员，他们不约而同地宣传了英国会计界奉为天经地义的秘密准备。迪金森1893年成为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会员，1903年获得伊利诺伊州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其布道行为表现得那么自然。 [51]
会议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迪金森对公共会计师行业的期许，“公共会计师不应仅仅是簿记员、统计师，也不应仅仅是好的生意人。成功的公共会计师必须把这些资格结合起来，还要对实业经营及其适用的会计形式，及其需遵循的法律和经济原则等方面有总体把握”。
合并报表是金融资本家在证券市场上发行掺水股票的工具，公共会计师行业恰好参与这一过程并开发了一整套账务处理技术。这套技术应该算是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的“功劳”。19世纪末，美国兴起了企业并购的浪潮。新泽西州1889年的公司法允许控股公司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这为公司并购提供了便利。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仅仅具有政治安抚的效果，并未对公司并购产生多大约束力。根据历史学家托马斯·K.麦克劳（Thomas K.McCraw）的研究，“1897—1904年，4227家美国公司合并成257家。到1904年，大约318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制造业资产的2/5。” [52] 公共会计师行业配合客户的要求，开发出创新业务——编制合并报表。“在此之前，美国会计职业界采用英国的模式——类似于今天的权益法。在美国，像美国棉油信托（American Cotton Oil Trust）等公司早在1886年便开始利用混合账户将联营公司作为被合并的企业进行报告。” [53] 这一动态表明，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在从英国同行那里习得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根据客户的需要动了不少脑筋。
1908年，美国著名金融家亨利·克卢斯（Henry Clews，1834—1923）在其著作《华尔街50年》（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中揭露了金融资本家赤裸裸地发行掺水股票掠夺散户的手法。克卢斯在金融界具有广泛影响，曾担任美国总统乌里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1869—1877年在任）的经济顾问。克卢斯指出，证券市场中有太多的欺诈、误导性信息和掺水股票，招股说明书和会计账簿往往是这种骗局的组成部分。 [54]
专栏1-13
在美国金融史中，190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华尔街像一个战区，它的表现不仅震惊了整个美国，而且震惊了整个世界。它的表现前无古人，甚至在南北战争期间亦未曾见。那一段时间，股票交易市场不断成为狂热振奋、鲁莽操纵和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交融的场合，要试图详尽地描述和反省那段特殊时期的重要事件，需要花费大量篇幅。
新的一年来临，它以资本数量的极度膨胀著称，其资本总量远远超过了前一年，甚至超过了1899年（当时组建了很多大型的信托联合公司）。最大、最严重的掺水合并是在美国钢铁公司发生的，它有508478000美元普通股，510277300美元优先股，304000000美元债券。重组新公司和在资本膨胀的基础上合并旧公司的热潮在美国各州流行，尤其是工业企业，它们似乎想象在奥萨山上再堆一座培里翁峰一样，竞相在资本上一决高下。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目标显然是想把它们的证券销售给股民，让可怜的股民上当受骗，从而遭受损失，因为无论是抵押品市场还是股票市场，很多新发行的股票几乎完全是一文不值的，其他原有的股票也遭受了非常惨重的贬值，形象地说，就像这些股票所代表的摇摇欲坠的公司一样，它步履蹒跚，一副粗陋褴褛的样子，让人想起世道艰难。
在每一个州都涌现了很多新公司。仅在新泽西州，1901年就新设了2346家公司，股本4773702000美元，与之相对照的是1900年新设2181家公司，股本1350208400美元。在纽约州、俄亥俄州和得克萨斯州，公司制造厂同样热衷于用虚拟的大股本机械地制造出很多新公司。
资料来源：［美］亨利·克卢斯：《华尔街50年》，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第103—105页；Henry Clews,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6）,pp.158-163.
20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对待企业合并的态度有过反复。1896年，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当选美国总统（任期为1897—1901年），他对大型企业的合并持支持态度。这时正值美国垄断资本形成并快速扩张，他实行了提高关税从而扶持国内产业、建立金本位从而稳定货币等政策，使得美国经济走向繁荣。但麦金莱1901年9月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随后，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继任美国总统并于1904年获得连任。西奥多·罗斯福推行了反垄断政策，其政策被后来的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1909—1913年在任）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3—1921年在任）效仿。麦金莱曾开展对托拉斯的调查，但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个与托拉斯正面较量的总统。1902年，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宣布起诉J.P.摩根家族控制的北方证券公司（the 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该公司控制着两家大型铁路公司。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运用1890年出台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拆解巨型公司。1904年，联邦最高法院和罗斯福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判决北方证券公司应予解散。1911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构成垄断，应当分拆。
1912年，民主党掌权的众议院成立普若委员会（Pujo Committee），对金融垄断、“金钱托拉斯”（money trust） [55] 及其影响展开调查。该调查主要围绕票据清算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乃至美国经济的过度集中等问题展开，其结果推动了多部联邦立法。纽约证券交易所对证券投机、股价操纵和企业集团串通牟利等行为监督不力，被列为其调查结论之一。
1913年，波士顿著名平民大律师路易斯·D.布兰代斯向国会提交报告，认为投资银行是美国的金融寡头，在事实上掌控着工商业的前途命运，因此，应当遏制投资银行的贪婪。
布兰代斯是进步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1913—1914年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针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寡头的评论文章，旗帜鲜明地主张上市公司提供“真实的披露”（real disclosure）。这些文章于1914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别人的钱》（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 ）。
大律师布兰代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看似很简单、却很有启发价值的理念。他说，我们的确有权利要求企业管理人员稳健经营、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并且坚持实事求是的会计理念（straightforward accounting）。
该书指出，一只工业股票一旦上市，就很容易成为活跃的投机活动的对象。投机通过其他很多方式间接地培育着“金钱托拉斯”。而对小投资者来说，在这么多公司证券中做一个明智的选择——事实上，是对某一证券进行明智的判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们缺乏进行适当调查研究所需的基本能力、设施、训练和时间。
针对这种困境，布兰代斯在《别人的钱》第五章开篇第一段指出，“公开，是消除社会和工业弊病的补救方法。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 [56] 。必须使投资者真正地完全知道事实情况，这应当是强制性的、不可豁免的事项。布兰代斯的这种思想一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演讲中引用，也正是《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理念。《别人的钱》关于金融寡头垄断和信息公开的分析，至今仍对经济金融立法和会计监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认为，实事求是的会计，也就是简单、明确的会计，才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会计。
布兰代斯还是威尔逊总统的顾问。1913年，威尔逊总统敦促美国国会通过了折中的《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 [57] 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FTCA）出台。1916年，布兰代斯经威尔逊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专栏1-14
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1856—1941），著名律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最伟大的大法官之一，以其社会学法理学思想和隐私权等思想而著称。美国名校布兰代斯大学（1948年创立）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布兰代斯1856年出生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德裔犹太移民家庭。1875年9月（19岁）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876年（20岁）毕业，被哈佛大学法学院破例授予法律学士学位（当时的适格年龄为21岁）。随后在波士顿从事律师职业。他积极组建哈佛法学院协会（Harvard Law School Association），1891年被授予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彼时其年收入达到可观的5万美元。1907年布兰代斯成为百万富翁，十年后其个人财富超过200万美元。
布兰代斯长袖善舞，既是律师行业的领袖人物，又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在商事律师和公益律师之间游刃有余。他曾在火车票价、最长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妇女就业、保险收费等许多社会公益案件中发表具有广泛影响的专家意见，深受民众拥戴，被誉为“人民的律师”（people’s attorney）。他还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于1914—1921年间担任策动于美国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他积极地向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传播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后来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就是其追随者之一。
1916年（60岁），这样一位拥有30年丰富从业经验的著名律师经威尔逊总统提名四个多月后，终于通过参议院的确认，成功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是第一位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犹太人。1939年，布兰代斯退休，接替他的是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
《别人的钱》一书大量引用并呼应了美国国会普若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开篇直指投资银行家（investment banker）所主导的金融寡头（financial oligarchy）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危害（见表1-1）。该书所涉及的问题如今仍然值得重视，如金融控股公司、企业集团、关联方关系、高管薪酬、证券行业的高额佣金等。
表1-1《别人的钱》目录
《别人的钱》对金融寡头统治及其无效率性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揭示了金融垄断资本对工商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该书指出，“这个国家几乎所有铁路和工业的发展，最初都是通过大银行的协助产生的”这一言论毫无事实根据。与此相反，几乎每个使我们获得舒适和繁荣的贡献，都是在没有大银行帮助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些“大银行”开始与那些企业建立关系，要么是在已经获得成功之后，要么是在成功的可能性已经显现、需要“重组”时，那时候，那些已经将所有身家都押上、吃苦耐劳的开拓者的资金已经耗尽了。
该书提供的大量史实极大地增加了其立论的可信度。该书指出，对于早期的铁路、有轨电车、汽车；电报、电话和无线电；天然气和石油；收割机械，钢铁工业，纺织、造纸和制鞋产业；以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制造行业，事实都是如此。……不管是大投资银行家还是小投资银行家来充当这些企业初始融资的金融中介事例，都是极为罕见的。最初的融资通常都是由习惯于承担风险的普通商人完成的；或者由发明人或开拓者的有钱的朋友完成。这些朋友加入主要是基于赚钱以外的因素。时不时地，你也会看到银行提供援助；但是，通常情况下都是当地小银行，而不是“大银行”，来帮助“开始”这个企业。
该书对公司合并持警惕态度。作者指出，毫无疑问，在过去的15年中，主要银行家在发行或大或小规模的证券时，已经进行了合作。但是，几乎没有一笔大规模发行是基于推动巨大进步或工业发展的需要。那些银行家合作进行的“大规模”证券发行，除了较少的几个例外，要么是以实现合并为目标，要么是合并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合并使得大规模证券发行或承销，要么有悖于现行成文法，要么有悖于州际商务委员会建议的法律，要么有悖于商业效率法则。所以，银行家所帮助的金融集中和合并根本上是违背公共利益的。
资料来源：Milton R.Konvitz, Nine American Jewish Think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63-84；［美］路易斯·D.布兰代斯：《别人的钱》，胡凌斌译，法律出版社，2009，第77—91页。
但是，抑制大型银行权力的运动还是失败了，《联邦储备法》并没有约束银行，而是任由其从事高风险借贷，从而引发了政治手段难以控制的经济规模的扩大。该金融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20世纪20年代，金融投机十分猖獗。紧随其后的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与进步主义思潮不同，20世纪20年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再次风行，政府大幅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进步主义思潮悄然退却。“做生意”成为美国政坛上的新风气。
1921年出任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沃伦·G.哈丁（Warren G.Harding）提出了“美国的正经事就是做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的口号。他的内阁成员屡屡出现严重贪腐案件，舆论纷纷给予强烈谴责。1923年，哈丁在巡回演讲途中突然因病去世，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继任美国总统。柯立芝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美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做生意”（After all,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
1929年，哈丁政府和柯立芝政府的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柯立芝繁荣”的余温中顺利出任美国总统。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崩盘，由此开始了著名的“大萧条”，“柯立芝繁荣”成为明日黄花，胡佛束手无策，其声望一泻千里。
美国著名金融家、超级大富豪安德鲁·W.梅隆（Andrew W.Mellon）自1921年至1932年在哈丁、柯立芝和胡佛三任总统的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梅隆推出了有利于大企业家的减税政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其声望在“柯立芝繁荣”期间如日中天，“大萧条”开始后却一落千丈。有一首经典的美国民谣是这么刻画“大萧条”期间的大人物的：“梅隆拉响警笛，胡佛敲起警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58]
[1] T.A.Wise,“The Auditors Have Arrived（PartⅠ）,” Fortune , 1960, 62（5）: 151.
[2] Thomas A.L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ccountancy Profession: Scottish Chartered Accountants and the Early American Public Accountancy Profess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5.
[3] Stephen A.Zeff,“How the U.S.Accounting Profession Got Where It Is Today: Part 1,” Accounting Horizons , 2003, 17（3）: 189-205.
[4] Charles W.Wootton, Carel M.Wolk,“The Development of ‘ The Big Eight’ Accounting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to 1990,” The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 1992, 19（1）: 1-28；Stephen A.Zeff,“How the U.S.Accounting Profession Got Where It Is Today: Part 1,” Accounting Horizons , 2003, 17（3）: 189-205.
[5] James Don Edwards, History of Public Accoun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0, pp.32-67; Stephen E.Loeb and Paul J.Miranti, Jr., The Institute of Accounts: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59.
[6] John C.Coffee Jr., Gatekeepers: The Profession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14.
[7] 1892年，该协会试图在纽约大学创办一个会计学院，但未能成功。
[8] Richard Brown, A History of Accounting and Accountants （Edinburgh, T.C.&E.C.Jack, 1905）（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 1968）, published in 2013 by Routledge（New York）.
[9] Thomas A.L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ccountancy Profession: Scottish Chartered Accountants and the Early American Public Accountancy Profess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6.
[10] 目前，美国的50个州、1个特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领地波多黎各和北马里亚纳群岛，海外领地关岛、美属维尔京群岛等，均设有各自独立的注册会计师协会。某一司法管辖区域内的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认可，获得另一司法管辖区域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11] 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也起草了类似的法律草案。这两份草案都在1895年初被纳入立法程序，但未获通过。
[12] Stephen E.Loeb and Paul J.Miranti, Jr., The Institute of Accounts: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59.
[13] 1894年，来自纽约会计协会、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的代表以及未参加任何协会的公共会计师共计14人，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选择以CPA作为职业头衔，以期区别于CA。参见：Michael Chatfield, Richard Vangermeersch,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p.106。
[14] 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的公共会计师行业才形成受到各州认可的全国性的资格考试，大体实现了对准入资格的控制。
[15] John L.Carey, The Rise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From Technician to Professional 1896-1936 , Vol.1（New York: AICPA, 1969）, p.45.
[16] Michael Chatfield, Richard Vangermeersch,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p.36.
[17] 该法没有沿用英国特许会计师（Chartered Accountant，CA）的名号，而是自称注册会计师（CPA）。这种立场后来被其他各州的立法纷纷效仿。
[18] 特许会计师迄今在许多原英联邦国家仍然依照当地法律享有审计执业资格。
[19] Charles E.Sprague, The Philosophy of Accounts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22）, Introductory NotesⅠ.
[20] 加里·约翰·普雷维茨、巴巴拉·达比斯·莫里诺：《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杜兴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43—153、201—202、281—287页。
[21] Robert H.Montgomery,“Accountants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Forecast Future,” Journal of Accountancy , 1947, 84（6）: 460.
[22] Robert H.Montgomery,“What Have We Done, and How?”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1937.
[23] 安达信为我国会计界约定俗成的译名，Andersen作人名时一般译作“安德森”。安达信会计公司曾经以注重诚信而著称。遗憾的是，安然事件爆发后，安达信会计公司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于2002年未经审判即宣告倒闭。
[24] Gary J.Previts and Barbara D.Merino, A History of Accoun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ccounting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84-186.
[25] 应当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即由政府机关主导进行财会监督和审计监督。但在美国联邦层面上，这套方案很难获得联邦法律的支持。
[26] 1913年3月4日，塔夫脱（W.H.Taft）政府时期的联邦法律将该部分拆，分别组建了商务部和劳工部。
[27] David F.Hawkins,“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s amo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s,”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 1963, 37（3）: 135-168.
[28] ［美］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第168—184页。
[29] 当时，由于美国宪法不允许开征所得税，所以最初的公司所得税虽然是对公司的净所得征税，但仍然被称为消费税。参见：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美国税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第120页。
[30] George O.May, Financial Accounting: A Distill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p.68.
[31] 美国国会曾于1862年通过一部所得税法并付诸实施。该法于1872年被废止。
[32] Mike Brewster, Unaccountable: How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Forfeited A Public Trust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3）, p.55.
[33] Ahmed Riahi-Belkaoui, Accounting Theory , Fifth Edition（London: Thomson Learning, 2004）, p.7.
[34] George O.May, Financial Accounting: A Distill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p.41.
[35] 同1, 69.
[36] Stephen A.Zeff,“How the U.S.Accounting Profession Got Where It Is Today: Part 1,” Accounting Horizons , 2003, 17（3）: 189-205.
[37] Alexander Smith,“The Abuse of the Audit in Selling Securities,” Journal of Accountancy , 1912, 14（4）: 243-253.
[38] John L.Carey, The Rise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From Technician to Professional 1896-1936 , Vol.1（New York: AICPA, 1969）, p.79.
[39] George O.May, Financial Accounting: A Distill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pp.69-70.
[40] 除专栏及另有注明外，本部分资料来源：David G.Allen, Kathleen McDermott, Accounting for Success: A History of Price Waterhouse in America, 1890-1990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3）; George O.May, Memoirs and Accounting Thought of George O.May , edited by Paul Grady（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2）。
[41] 1898年末，琼斯和西泽与普华公司伦敦总部达成协议，决定同时使用“琼斯-西泽会计公司”和“普华会计公司”这两个名号延揽业务。从此，这两个名称长期并用。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琼斯-西泽会计公司”的名号淡出，“普华会计公司”的名号开始在美国独立应用。
[42] George O.May, Financial Accounting: A Distill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p.54.
[43] [美]查尔斯·盖斯特：《百年并购》，黄一义、成卓、谭晓青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第8一11 页。
[44] 同上书，第13、31—32页。
[45] Edgar Jones, True And Fair: A History of Price Waterhous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Ltd., 1995）, p.93, 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Copyright © 1995 by Price Waterhouse.
[46] David G.Allen, Kathleen McDermott, Accounting for Success: A History of Price Waterhouse in America, 1890-1990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3）, pp.32-33.
[47] Arthur L.Dickinson,“Some Special Points in Accountancy Practice,” The Accountant , April 22, 1905; Arthur L.Dickinson,“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ublic Accountant with Regard to New Issues of Stocks and Bonds,” Journal of Accountancy , 1905, 1（1）: 16-27.
[48] 该协会1905年并入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
[49] 待到第二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召开，则是22年以后的事情了。
[50] J.M.Samuels,“The 1904 Congress of Accountants: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 1985, 12（1）: 99-105.
[51] Official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gress of Accountants Held at The World’s Fair, Saint Louis, September 26-28, 1904, pp.122-141.
[52] ［美］西蒙·约翰逊、郭庾信：《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丁莹译，中信出版社，2010，第13页。
[53] ［美］加里·J.普雷维茨、［法］皮特·沃顿、［澳］皮特·沃尼泽编《世界会计史：财务报告与公共政策（美洲卷）》，陈秧秧译，立信会计出版社，2015，第108页。
[54] Henry Clews,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6）, p.168.
[55] “money trust”常被不大恰当地译作“金钱信托”，其实其含义更接近政治经济学上所称的“金融资本”以及“金融控股公司”。
[56] 英文原文为：“Publicity is justly commended as a remedy for social and industrial diseases.Sunlight is said to be the best of disinfectants; electric light the most efficient policeman.”参见：Louis D.Brandeis,“What Publicity Can Do,” Harper’s Weekly ，December 20, 1913, pp.10-13；Louis D.Brandeis,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 （New York: F.A.Stokes, 1914）, p.92。
[57] ［美］西蒙·约翰逊、郭庾信：《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丁莹译，中信出版社，2010，第13页。
[58] 该歌谣原文为：“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